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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南非破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那段历史，图图主教和曼德拉是最常被人们纪念的。但熟悉南非历史和社会处境的人，会添上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其中一位是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 1837-1920）。他之所以和南非相关，正是他著名的“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神学，被一些南非教会领袖扭曲，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神学支持。此时，凯波尔已经过世20多年了。我们假想，如果凯波尔本人有机会造访种族隔离下的南非，估计他会再次以这段名言来谴责这一体制的不平等：
“如果加尔文主义使得整个人类面对上帝，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
除了上帝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做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之上。
上帝赐给了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
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上帝。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
它提倡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
这段话摘自凯波尔于189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磐石讲座”。他在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座加尔文主义长老会传统的大本营时，举办了六场著名的演讲，也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讲座”，被广泛传播。
他全面阐释了基督教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生活体系，为人类提供了一套涉及宗教、政治、科学、艺术、生活、未来的世界观，并且正是加尔文主义成为了欧洲和人类自由，特别是良心自由的坚固堡垒。这位荷兰自由大学的创办者，不久就成为荷兰的首相，并且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石使得荷兰抵制住了当时在欧洲开始兴起的两种极权主义思潮。
凯波尔的代表性名言是：“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是基督不能说‘这是我的！’他在万物之上都掌管主权。”这就是凯波尔的“领域主权”神学的精意。
他高举上帝的主权，也以此信仰为根基，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等自由。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神学概念会被错误地、机械化地应用在社会秩序上，而且这样的隔离制度，造成了如此悲惨的一段历史。
还有一位亲手埋葬种族隔离制度的荷兰裔白人总统，也是人们极少纪念的。他就是同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然而，更被遗忘的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克勒克的信仰是属于荷兰归正宗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正是他这位荷兰归正宗教会的会友在1989年担任总统后，释放了囚禁多年的曼德拉，结束了南非多年的戒严，废止了种族隔离制度。
在南非，基督教信仰是社会的一个基石。在1991年7月的统计中，总人口3891万的南非，黑人占全国人口的74.8%，其中基督徒在黑人中的比例高达75.8%，在占总人口比率14.1%的白人中，有92.3%的人是基督徒，是荷兰归正宗教会会友的占了一半以上。
而信仰在一个社会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比外在的经济改善、制度变革更深远。
首先，因为信仰提供了人们心灵的秩序。其次，基督教信仰为民主议会制提供了种子和土壤。南非的荷兰归正宗教会这个宗派沿袭了长老会的教会制度，这种结构是在有投票权的本地教会之上，建立起议会式的区会，再上一级是全国性的总会。这个传统来源于改教时期（Reformation）的日内瓦，是苏格兰、荷兰等国教会体制和议会制度的雏形，后来也成为清教徒奠定美国宪政政体的根基。在南非，尽管处在种族隔离的制度之下，荷兰归正宗教会这个宗派并非都是荷兰裔的白人，大约超过30%的教会是由黑人族裔所组成。总之我们可以说，荷兰归正宗教会在南非的社会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种族隔离制度被破除的前夜，教会信仰的“归正”成为一线曙光，这个转折点就是《贝尔哈告白》（The Belhar Confession）。
歷史上不乏一些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思想。对于南非这片土地而言，《贝尔哈告白》的意义，不亚于《独立宣言》之于美利坚。这一文本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有力重申了一系列不可妥协的信仰准则和社会秩序，包括人受造的平等尊严、真正的“合一”和“正义”。
“信仰告白”一类的文本在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会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它们系统又有针对性地阐释基督徒所信的基本教义，以及在教会生活、以至社会角色中当行的是什么。
《贝尔哈告白》是由南非荷兰归正宣教教会（Dutch Reformed Mission Church， DRMC）在1982年起草的。它从基督教教义上回应了种族隔离制度，称之为危及圣经真理的“虚假教义”。这些参与起草，以及最早持守这一告白的教会，大多是非白人为主的。也就是说，这一告白是被压迫者们“大声疾呼的信仰”。同年，南非荷兰归正神学家博萨克（Boesak）在1934年抵制纳粹政权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基础上正式拟稿，发表之后，被南非很多教会接受为自己的信仰准则之一，并在2010年和2012年被美国两大归正教会宗派纳入它们的信仰准则，提出教会应该为社会的不公和人的和解做出努力。 《贝尔哈告白》这一文本简洁精练，英文版只有1300多字，涉及三大主题：教会的合一以及各族的合一；教会中和社会中的和解；上帝的正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告白》虽然出自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但文中却没有明确提到种族隔离，而是提升到一个更圣洁的高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
我们相信，（教会的）合一必须成为可见的，好让世界相信人与人、族群和族群之间的隔离、敌意和仇恨，是基督早已经胜过的，且因此，任何威胁到这合一的事物，都不应存在于教会中，也必须被抵制。
我们相信，任何要使这种强制的隔离成为合法、并诉之于福音，而且不准备选择顺服和解之路的教导，就是出于人的偏见、恐惧、自私和不信的，就是那否定福音之和解能力的教导，都必须被定为意识形态和虚假的教义。
这份宣言一经发表，同年，世界归正宗联会（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也因为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曾支持种族主义而将其除名。
此宣言的影响力不断推动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的转变，1983年，在南非的荷兰归正宗教会，牧师们开始了一个种族和解的教会事工，这个事工被称之为“团契”，这个事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分享餐饭。来自不同种族，无论肤色是白是黑，他们彼此招待，准备食物，一同分享爱宴。
这个看似平常的行动，实际上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来实现。要知道在南非，即使在教会中，黑人和白人圣餐礼分开已经有80年的历史。更不用说日常中，不同肤色人之间彼此的隔离。
终于在1986年，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发表声明，指出种族隔离是一项不公的制度，有悖在基督里的平等自由，从这时，整个南非的归正教会开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最后也迫使政治当局开始关注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历史性的一幕，白人总统和黑人主教握手和解，终结了那长久的不平等。
当代神学家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在和我们谈到《贝尔哈告白》时，也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风波涌起的民权运动中所看到的暴力、仇恨和骄傲，以及教会曾在那场运动中在真理上的妥协。
他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是当罪在人类体制中找到一个家时会发生的那种邪恶”。他赞许《贝尔哈告白》中透着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狱中书简》中的勇气和确信。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此管窥南非转型的一角。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用完全的对错标准来区分白人和黑人，正如我们不能用肤色区分他们的好坏一样。
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其背后不只是法律不公、制度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各个族群之间彼此的恐惧和歧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中不乏例证，教会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当教会丧失了良心的自由而依附于政治的时候，弯曲的不仅仅是人的脊梁，还有我们的内心。人内心的黑暗远比外在的制度邪恶更具有影响力，即使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人类的不平等和歧视仍旧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出现。正如凯波尔的话：
“假如没有罪的存在，政府与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整个政治生活最多也仅仅包含在家庭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上，监狱、警察不会存在；陆军、海军也无从谈起；制度、规则和法律会销声匿迹，政府的权威与控制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就会自然地、不受阻碍地、正常地发展。没有破裂，何需捆绑？四肢健全又何需拐杖？因此，国家的建立，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生活安全的一切秩序都是不自然的，都是我们的本性深处所要反抗的。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掌权者们可怕的滥权和百姓的不断反叛。
上帝设立了世上的一切政权，原因是由于罪。隐藏着国家政权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是：各国政府本来不应该存在，本来应该只有一个国家。现在的各国政府由罪人掌权，所以就可能导致种种独裁野心。光明的一面是：假如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统一，对于一个满了罪的人类来说无异于是地狱，或者说至少是在重蹈那被上帝用大洪水淹灭的全然败坏一代的复辙。”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轉型，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物质水平的提高，如果缺失了正义维度，缺乏对于人本身的尊重，转型可能带给人的，是将我们内心中的罪释放出来。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纳粹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教会失去了十字架那正义和爱的记号，就会丧失美善，而成为罪恶的帮凶。教会如果能够持守住自己所信的，也许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动荡中的社会，能够给予苦难和绝望中的人们心灵的安慰。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而另一类人正直，虽然不能做体力，却于政治生活，以及战争与和平之艺术，是有益的。……那么，很明显，一些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却生来是奴隶，而且因此，奴隶制是有效率而且正确的。”
现今，我们实际仍旧能够看到这样的说法隐藏在不同版本的政治理论中。然而在人类历史中，还有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和信念，人有上帝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尊严和价值，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五月花号”上，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中，这是人类的自然正义。
李晋为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研究生，马丽为加尔文大学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如果加尔文主义使得整个人类面对上帝，那么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富人、穷人，软弱的或强壮的，智慧的还是愚拙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被造之物，都是失落的罪人。
除了上帝设立的政权而使有些人比别人在更高的职位上，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做他人之主，凌驾于他人之上。
上帝赐给了一些人聪明才智，为的要使这些多得的人能服侍那些少得的人，要使他们从心里服侍神。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仅谴责奴隶制、种姓制，也谴责对妇女对穷人的奴役；不仅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反对一切贵族特权。
除非是那些蒙神恩赐，具有特殊才干与品德的个人或家庭，并且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不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与骄傲，而是用来服侍上帝。由此可知，加尔文主义对生活的解释必定是民主的。
它提倡各国的自由，致力于在政治上、社会上承认、尊重、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这一切，不是出于妒忌，不是低位的要越级登上高位，而是所有的人都曲膝在以色列的圣者面前——加尔文主义的社会改革是从人心开始的。”
凯波尔和德克勒克
这段话摘自凯波尔于189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的“磐石讲座”。他在访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座加尔文主义长老会传统的大本营时，举办了六场著名的演讲，也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讲座”，被广泛传播。
他全面阐释了基督教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生活体系，为人类提供了一套涉及宗教、政治、科学、艺术、生活、未来的世界观，并且正是加尔文主义成为了欧洲和人类自由，特别是良心自由的坚固堡垒。这位荷兰自由大学的创办者，不久就成为荷兰的首相，并且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石使得荷兰抵制住了当时在欧洲开始兴起的两种极权主义思潮。
凯波尔的代表性名言是：“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是基督不能说‘这是我的！’他在万物之上都掌管主权。”这就是凯波尔的“领域主权”神学的精意。
他高举上帝的主权，也以此信仰为根基，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等自由。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神学概念会被错误地、机械化地应用在社会秩序上，而且这样的隔离制度，造成了如此悲惨的一段历史。
还有一位亲手埋葬种族隔离制度的荷兰裔白人总统，也是人们极少纪念的。他就是同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克勒克。然而，更被遗忘的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克勒克的信仰是属于荷兰归正宗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正是他这位荷兰归正宗教会的会友在1989年担任总统后，释放了囚禁多年的曼德拉，结束了南非多年的戒严，废止了种族隔离制度。
贝尔哈告白
在南非，基督教信仰是社会的一个基石。在1991年7月的统计中，总人口3891万的南非，黑人占全国人口的74.8%，其中基督徒在黑人中的比例高达75.8%，在占总人口比率14.1%的白人中，有92.3%的人是基督徒，是荷兰归正宗教会会友的占了一半以上。
而信仰在一个社会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比外在的经济改善、制度变革更深远。
首先，因为信仰提供了人们心灵的秩序。其次，基督教信仰为民主议会制提供了种子和土壤。南非的荷兰归正宗教会这个宗派沿袭了长老会的教会制度，这种结构是在有投票权的本地教会之上，建立起议会式的区会，再上一级是全国性的总会。这个传统来源于改教时期（Reformation）的日内瓦，是苏格兰、荷兰等国教会体制和议会制度的雏形，后来也成为清教徒奠定美国宪政政体的根基。在南非，尽管处在种族隔离的制度之下，荷兰归正宗教会这个宗派并非都是荷兰裔的白人，大约超过30%的教会是由黑人族裔所组成。总之我们可以说，荷兰归正宗教会在南非的社会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种族隔离制度被破除的前夜，教会信仰的“归正”成为一线曙光，这个转折点就是《贝尔哈告白》（The Belhar Confession）。
歷史上不乏一些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思想。对于南非这片土地而言，《贝尔哈告白》的意义，不亚于《独立宣言》之于美利坚。这一文本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有力重申了一系列不可妥协的信仰准则和社会秩序，包括人受造的平等尊严、真正的“合一”和“正义”。
“信仰告白”一类的文本在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会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它们系统又有针对性地阐释基督徒所信的基本教义，以及在教会生活、以至社会角色中当行的是什么。
《贝尔哈告白》是由南非荷兰归正宣教教会（Dutch Reformed Mission Church， DRMC）在1982年起草的。它从基督教教义上回应了种族隔离制度，称之为危及圣经真理的“虚假教义”。这些参与起草，以及最早持守这一告白的教会，大多是非白人为主的。也就是说，这一告白是被压迫者们“大声疾呼的信仰”。同年，南非荷兰归正神学家博萨克（Boesak）在1934年抵制纳粹政权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基础上正式拟稿，发表之后，被南非很多教会接受为自己的信仰准则之一，并在2010年和2012年被美国两大归正教会宗派纳入它们的信仰准则，提出教会应该为社会的不公和人的和解做出努力。 《贝尔哈告白》这一文本简洁精练，英文版只有1300多字，涉及三大主题：教会的合一以及各族的合一；教会中和社会中的和解；上帝的正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告白》虽然出自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但文中却没有明确提到种族隔离，而是提升到一个更圣洁的高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
我们相信，（教会的）合一必须成为可见的，好让世界相信人与人、族群和族群之间的隔离、敌意和仇恨，是基督早已经胜过的，且因此，任何威胁到这合一的事物，都不应存在于教会中，也必须被抵制。
我们相信，任何要使这种强制的隔离成为合法、并诉之于福音，而且不准备选择顺服和解之路的教导，就是出于人的偏见、恐惧、自私和不信的，就是那否定福音之和解能力的教导，都必须被定为意识形态和虚假的教义。
这份宣言一经发表，同年，世界归正宗联会（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也因为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曾支持种族主义而将其除名。
此宣言的影响力不断推动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的转变，1983年，在南非的荷兰归正宗教会，牧师们开始了一个种族和解的教会事工，这个事工被称之为“团契”，这个事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分享餐饭。来自不同种族，无论肤色是白是黑，他们彼此招待，准备食物，一同分享爱宴。
这个看似平常的行动，实际上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来实现。要知道在南非，即使在教会中，黑人和白人圣餐礼分开已经有80年的历史。更不用说日常中，不同肤色人之间彼此的隔离。
终于在1986年，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发表声明，指出种族隔离是一项不公的制度，有悖在基督里的平等自由，从这时，整个南非的归正教会开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最后也迫使政治当局开始关注什么是真正的平等。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历史性的一幕，白人总统和黑人主教握手和解，终结了那长久的不平等。
自然正义
当代神学家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在和我们谈到《贝尔哈告白》时，也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风波涌起的民权运动中所看到的暴力、仇恨和骄傲，以及教会曾在那场运动中在真理上的妥协。
他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这就是当罪在人类体制中找到一个家时会发生的那种邪恶”。他赞许《贝尔哈告白》中透着马丁·路德·金牧师在《狱中书简》中的勇气和确信。
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此管窥南非转型的一角。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用完全的对错标准来区分白人和黑人，正如我们不能用肤色区分他们的好坏一样。
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其背后不只是法律不公、制度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各个族群之间彼此的恐惧和歧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中不乏例证，教会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当教会丧失了良心的自由而依附于政治的时候，弯曲的不仅仅是人的脊梁，还有我们的内心。人内心的黑暗远比外在的制度邪恶更具有影响力，即使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人类的不平等和歧视仍旧可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在我们的周围出现。正如凯波尔的话：
“假如没有罪的存在，政府与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整个政治生活最多也仅仅包含在家庭生活的各种关系之中。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上，监狱、警察不会存在；陆军、海军也无从谈起；制度、规则和法律会销声匿迹，政府的权威与控制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就会自然地、不受阻碍地、正常地发展。没有破裂，何需捆绑？四肢健全又何需拐杖？因此，国家的建立，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生活安全的一切秩序都是不自然的，都是我们的本性深处所要反抗的。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掌权者们可怕的滥权和百姓的不断反叛。
上帝设立了世上的一切政权，原因是由于罪。隐藏着国家政权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阴暗的一面是：各国政府本来不应该存在，本来应该只有一个国家。现在的各国政府由罪人掌权，所以就可能导致种种独裁野心。光明的一面是：假如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政府的统一，对于一个满了罪的人类来说无异于是地狱，或者说至少是在重蹈那被上帝用大洪水淹灭的全然败坏一代的复辙。”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轉型，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物质水平的提高，如果缺失了正义维度，缺乏对于人本身的尊重，转型可能带给人的，是将我们内心中的罪释放出来。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常常看到教会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纳粹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教会失去了十字架那正义和爱的记号，就会丧失美善，而成为罪恶的帮凶。教会如果能够持守住自己所信的，也许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动荡中的社会，能够给予苦难和绝望中的人们心灵的安慰。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而另一类人正直，虽然不能做体力，却于政治生活，以及战争与和平之艺术，是有益的。……那么，很明显，一些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却生来是奴隶，而且因此，奴隶制是有效率而且正确的。”
现今，我们实际仍旧能够看到这样的说法隐藏在不同版本的政治理论中。然而在人类历史中，还有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和信念，人有上帝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尊严和价值，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五月花号”上，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中，这是人类的自然正义。
李晋为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研究生，马丽为加尔文大学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