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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包括回批），是构通海内外亲人之间联系的媒介，也是华侨与国内亲人互相交流经济文化信息的载体。它由信扎（包括信笺、信文）、信封与邮戳（即戳印）及货币一起构成。虽然它只是构通华侨与国内亲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信息交流，但由于它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然会透露出当时的一些社会信息。因而尽管它只是吉光片羽，但却弥足珍贵，因从中可以折射出其时华侨的心态以及华侨社会的真实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因此，2013年6月19日，中国侨批已经成功地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值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多年之际，笔者拟通过解读一些侨批，并结合其时的相关史料，来探讨海外华侨在祖国抗日战争时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包括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其它有关情况。藉此来透视侨批的难以伦比的重大作用，以纪念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31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犯我国东北领土。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就开始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就开始进行反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只是尚未全面展开），海外华侨也就开始给予支援。
事实上，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日军在山东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全国很多地方举行示威游行，控诉日本军队的滔天罪行。海外华侨闻讯之后，也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这一行列。同年5月12日，菲律宾怡朗寄晋江的侨批封上即盖有邮戳曰：“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号召国内民众抵制日货。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侵犯我国东北三省。菲律宾寄晋江“和”字的僑批封上所盖的戳印云：“振起铁血精神，坚决抵制仇货。”此后，陆续又有戳印为：“杀人之罪——你买日货，日人赚你的钱，便造子弹来杀你和你的同胞，你该当何罪”、“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卧身尝胆，誓雪国耻”等。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对蔡廷锴将军甚是崇敬，菲律宾一侨批局即推出印有蔡廷锴头像“救国英雄”的宣传信笺，因为蔡廷锴曾被中共毛泽东主席赞誉为“救国抗日英雄”故然。于此，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的热忱不难想见。
1937年7月7日，祖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菲律宾友联信局寄晋江的侨批封上又盖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同胞们，祖国多难”等宣传邮戳。于是，海外华侨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募捐筹款，回国请缨，从财力、物力与人力诸方面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福建省晋江县（现称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的菲律宾华侨施能杞于（1937年或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日”致其国内兄嫂的信中写道：“吾辈后死者当崇敬先烈之丰功伟绩，悯恻难胞之颠沛流离，尊（按：当为‘遵’字之误）从政令，节约救国，革除陋习，赈恤灾难。吾人处此非常时期，国步维艰，当以身作则，改革恶习，倡导节约，破除迷信，赈恤灾难，引为时志，有一分力作一分事，聊尽吾心而已。”因此，他自己便戒酒断烟，为国家社会尽捐输义务。正是由于菲华社会有无数如施能杞这样华侨的积极捐输，故他们在财力方面为祖国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七七抗战事起，（菲律宾）由首府岷埠侨领等提倡捐输成立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亦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冠。”当然，陈嘉庚此处是从菲华侨领李清泉等人以身作则的作用来评论此事的。可是，如果没有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积极参与，焉能达此效果？不仅菲律宾如此，南洋其它地方亦然。1937年10月17日，广东新加坡华侨陈集轩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自中日战争之事发生后，叻地（按：即新加坡）侨胞非常热心捐银及捐旧衣外，另再抵制日货，念卜塘山（按：当为‘唐山’之误）亦然否。”1937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广东泰国华侨吴友欣寄给母亲的信中也写道：“儿居暹中每月亦须捐纳10元（除题特别捐10元外），以为救国之款，凡属国人不问大小有月薪者概须捐纳也。”泰国华侨林圣源于1937年10月31日给林松炎的家书中亦云：“然我人虽旅居海外，无不时时怀祖国，近日各制裁衣裤，寄回祖国，以赠伤兵，聊尽国民之职耳。”由是，其时南洋各地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而捐款捐物之热情不难想见。正是由于海外广大华侨积极捐输财物，并源源不断地汇归祖国，故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有坚强的财力物力支持。其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据财政部的捐款资料统计，仅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抗战期间，华侨捐款共达1，322，532，662元（国币）。另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
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不仅支持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前线抗日，赈恤伤兵难民，而且也积极支持其时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八路军与新四军等。1938年3月10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妇慰会菲岛分会”）主席颜敕给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写信曰：“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雨具，运交将军分发八路军士兵之用。”虽然这只是区区的一万元国币，但对于广大八路军将士却是极大的鼓舞。所以，朱德将军接信之后，立即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于同年4月2日联名复信。信中云：“接三月十日来信，敬悉。承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为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敏，惟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引领南望，不尽依驰。尊赐候收后，即当分发，用副雅命。”于是，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英勇抗战。他们的胜利，给予海外华侨巨大的鼓舞，也促使他们更加热情地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以后，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教师彭友真等人写信慰问八路军将士曰：“我爱我们的唐山，八路军英勇杀日寇，我很佩服，我们在海外可以扬眉吐气，我们要参加卖花、演戏，把挣得的钱拿去支援祖国的抗战。” 不仅如此，海外华侨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抗日活动。1938年，广东澄海信宁旅居泰国青年苏君谦与郭子纲、黄奕三人通过增顺信局的“口批”方式，汇捐国币200元，以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费。因此，1938年9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复函致谢。信函曰：“顷代收到抗大捐款国币贰百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殊堪钦敬！查抗战以来，敝路军除挺进敌人后方、实行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消耗敌军之外，鉴于抗日战争民众运动各部亟需干部人才，故有抗大与陕公之设立。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两校校务蒸蒸日上。最近复大事扩充，决招收大批青年，特别欢迎海外华侨返国就学。”从信中“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一语，我们不难想象到海外华侨对抗大和陕公（即陕北公学）的支持，如1937年陕北公学筹建时，经费困难，泰国侨领蚁光炎即发动泰国抗日团体中华民族先锋募款给予支持。”由于得到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抗大和陕公才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为祖国抗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海外华侨除了从财力、物力方面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以外，也从人力方面给予支援，即还有人回国请缨，或在海外组织队伍，直接奔赴祖国抗日前线杀敌。福建省晋江县（现称晋江市）池店镇清濛村菲律宾华侨沈尔七于1938年5月17日给其母的信中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安心教养弟弟。”信中言词恳切，情真意挚，表现了一位炎黄子孙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沈尔七曾担任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总领队，率领队员28人回国参战。后数次往返于菲岛与祖国之间，不断发动侨胞支援祖国抗战。遗憾的是，在1942年11月9日的一次战斗中，他为掩护伤病员撤退，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二
值此祖国处于存亡绝继之秋，广大华侨不仅身体力行，捐款捐物，奔赴前线，支援祖国抗战，而且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挂念着国内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国内亲人也能够以实际行动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8月10日，日军袭击上海虹桥机场，后又逐渐侵占上海。两个月以后的10月31日，广东泰国华侨林圣源给林松炎的家信中写道：“目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一片焦土而已，言必痛心，现沪上难民达百万之众，诚属可怜。”接着，才又告诉他泰国华侨“各制裁衣裤，寄回祖国”以“尽国民之职”的事情。1939年11月20日，广东新加坡华侨陈集轩写给母亲的信中也云：“從汕头失陷后，儿日日夜夜无不一日之忧虑，大人及嫂等不知事情如何？儿时常写信从各处问亲戚，唐山家乡如何？有人说东凤乡已破矣，若东凤乡人欲寄信者，寄给他乡亲戚厝，使儿闻后日不思食、夜不能思眠，肚内如刀割。想大人及嫂等则咽喉结硬，无心做人。”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故乡的关切及对家中长辈亲切怀念的深厚情谊，其背后当然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1940年7月16日（农历六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在福建省晋江县永宁梅林港（现属石狮市）登陆，奸淫烧杀，极为惨酷。石狮永宁岑兜村（现称子英村）菲律宾华侨李古愚闻讯之后，于同年7月24日致书家中长子孟饴曰：“闻倭奴于本（月）十六日在我区之梅林登陆，焚烧甚惨。未知吾儿暨若母与诸弟均安否？”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同样是对家人的深切深念，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极大愤慨。
祖国抗战期间，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海外侨胞一般都是尽可能地争取多寄家费。可是，有时仍然是米珠薪桂，无济于事。于是，有的地方侨胞便前来故乡施赈。广东一位不知名者于□□□□年七月二十五日给其海外“三弟”的回批中写道：“此次叻侨募为汕购米施赈，经一面由利书兄与伊亲戚向暹潮米业平粜公司接洽，允由该公司拨给米五十包售俺一方，由向县府请给证明书，该公司方可放行。现已在汕购米，一二天内可以到乡放赈。”1937年农历六月间，因厦门沦陷后，交通阻断，福建石狮永宁粮食紧张，民众生活困苦。晋江县宿务旅菲永宁（现属石狮市）同乡会便成立“救济委员会”，向旅菲各地乡亲募捐2000余银元，并联系福建救济会，购买大米运返乡里平粜，救济村中饥民。随后，晋江各地华侨纷纷仿效，前来故乡开办平粜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面抗战初期晋江侨乡的群众生活。
海外华侨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也希望家中亲人同样能够有类似自己的行动。1938年，上述永宁岑兜村李古愚的妻子董小宾给丈夫写信，商谈为长子孟饴结婚事。古愚回信写道：“际此国难期间，凡事当遵从政府成宪，万不可泥守旧俗。意欲何次奉行，更须谢绝贺仪，以免无谓之浪费云。”古愚此处虽然只是希望妻子避免“浪费”，没有说明以“支援抗战”诸类的话语，但从其“凡事当遵从政府成宪”一语，不难明白其言外意思之一斑。然而，上述晋江华侨施能杞对于类似情况就说得非常清楚了。他在一封给兄嫂的信中曰：“令仪（按：即施能杞的儿媳）生男表名家骅。来信谓嫂得讯喜不胜言，随时鸣放爆竹，并欲购买糖豆（赠送）亲朋，为四兄劝阻。丁兹国难，受灾民众百千万人。节约救国，赈恤伤难，为后方民众义务。应尔有用金钱（作）无谓牺牲，识者鄙之。小孩弥月，嫂尚敬夫人（妈），送油饭。余意殊不必也。际此非常时期，薪桂米珠，亲众邻居，贫寒之家，时加周恤，较有功德。”此处，施能杞已经非常明白地把请兄嫂节约为自己孙儿家骅做弥月（即周月）之事与节约救国、赈恤伤难及帮助贫寒乡邻联系在一起。笔者以为，此信与上述古愚的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古愚的信言之不详，而能杞的信清楚明朗而已。对于有的国内亲人未能理解战时群众的负担，他们也尽力予以解释。1937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广东泰国华侨吴友欣寄给其母的信中曰：“已悉唐（山）中捐税繁多，事刻因国难时期在所难免。”施能杞在另一封信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请其胞兄“嘱诸儿辈晓以大义，力以输将。”即请他要教育诸位儿侄积极捐款，支援祖国抗战。类似这样的信件还有其它，恕不一一例举。因为这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 施能杞在一封家信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写道：“而值此寇氛未戢，国难尤殷。自抗战以来，前线热血志士、后方灾区难民牺牲千万生命，破坏物资不可胜数，为民族争生死存亡，为世界争公理正义，博取最后胜利。达此目的，其在不远。实为我国有史以来很有价值最大的胜利，亦很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基于此，海外华侨才能够同仇敌忾，不遗余力地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希望国内亲人也能够尽己所能地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英兩国宣战，随即进攻美英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和菲律宾、马来半岛、缅甸、印尼等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上述各地之后，便对各国人民和我国侨胞进行残酷镇压。
1945年9月4日（农历七月廿七日），福建晋江旅菲华侨庄璇治在寄给其妹庄淑英的信中，详细论述了其弟庄正宗于1945年2月24日在仙答洛社惨遭日军杀害的情况，最后写道：“查此次同受屠害者计约七百二十五人。正宗弟亦因之永诀矣。”在日军此次大屠杀中，仅福建省石狮铺锦村即有黄钦招、黄世培、黄淑圆等37位（一说34位）华侨遇害。不仅菲律宾如此，其它地方亦然。一位不知名的印尼坤甸侨胞于□□□□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寄给其母的信中曰：“去年八月间，坤甸以下各坡被拿华人许多，儿当时势属危险，谁不惊心动魄，铁蹄下之人民任从拘禁处死。倭鬼手段毒辣，每欲拿华人，都逢节日多次进行，此二三年，华人被处死有二千余人之度，完全是大小商界及知识界。”另一位同样不知名的侨胞在另一封给“鸣潮、道莹、湃潮”的信中又写道：“当时照坤属情势，如果联军飞机慢来一星期掷弹，此坤属华侨不知死亡几多。根据人事后陈述，倭奴已下令各办事处将华人户口证集中检查，分别年龄，指定地点，使人集中用机关枪诛杀。天公有眼，不数日间而美国新型飞机十余架飞翔投弹于坤属倭奴机关工厂，使倭兵惶惶汲汲，无从应付，不得实现其毒手。”日军之残暴，确实令人发指。
华侨在海外谋生是很不容易的。1939年农历三月初十日，广东新加坡华侨林忠发给家中父亲的信云：“但刻下市情冷淡，生活非常困难，虽微末之生意，尽其最能仍难维持。在对吾岳父丧仪一事，儿理应多寄，缘力无能之故，本希原谅。兹特告恳者，各望大人暨诸位兄长尽其能力代为料理一切，是以铭感荣日五中，容后面谢。”其岳父在家中被日机炸亡，自己却没有能力安葬，其生活之窘况不难想见。菲律宾宿务著名商行“白金商行”为施能杞家族所经营。施能杞在一封家书中云：“盖自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按：即公元1939年12月28日）开张‘白金’，自己实力不及二千元余，布置门面、家私、器具将及千元，余项实不能敷衍。雄（按：即施能杞长子施维雄）即向友挪借千元始能草创开业。”因此，他其时之困境自然也可想而知。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侨谋生更为艰难。石狮永宁岑兜村（现称子英村）菲律宾华侨陈才生于1946年农历二月初五日给其妻的家信中写道：“至于日军占领菲岛，咱之生理货物被菲人抢劫一空。对其生命保存亦可为万幸。”由此可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侨居地的一些歹徒也趁火打劫，杀害华侨，因而其时华侨谋生之艰难更是不难想见。1946年农历六月初八日，广东泰国华侨刘镇昌给其弟瑞昌的信中曰：“旦（按：应为‘但’字之误）是暹中行情艰杰（按：应为‘竭’字之误），而在于战争期中家中需要以勤俭为先，以祈长久。”此处所言泰国市场“行情艰竭”的情况，无疑是太平洋战争影响之余波。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行为、残暴罪恶行径，各国人民和广大华侨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激起了广大海外华侨的无比愤慨。于是，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拿起武器，建立武装队伍，与所在国人民一起投入保卫第二故乡的战斗。遗憾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能看到有关这一方面情况的侨批。这也许是其时形势所使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与国内交通断绝，华侨未能与国内亲人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信息联系，其时他们的生活、工作等有关情况自然也未能在侨批中得以体现。因此，没有侨批反映华侨参与保卫第二故乡（即侨居国）的战斗也就自在情理之中。然而，现实情况是存在的。比如，其时菲律宾比较著名抗日团体除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以外，还有“四抗”（即菲律宾华侨战时血干团、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等;在马来亚则有很多华侨直接加入人民抗日军，与侨居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余者恕难一一尽述。
尽管如此，但华侨誓死保卫侨居国、与侨居国共存亡的决心，在侨批中还是有所体现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南侵的苗头日渐明显，上述福建省石狮永宁岑兜村李古愚对此不由有点失望。他于1941年农历六月廿三日给其长子孟饴的信中，在叙述了有关情况以后写道：“处此战争之世，真无可奈何矣！倘菲岛被波及，唯有同归于尽而已。”果然，日军于1941年12月9日侵入马尼拉湾。同月12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人们在市郊的一条河上发现了李古愚的尸体，永宁洋厝村华侨李中敬（他也积极参与抗击日寇，后被日军逮捕，惨遭杀害）为其收埋。当然，李古愚的这一种消极抵抗方式并不可取。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的。因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来追认其为烈士。笔者以为，李古愚的这种精神是其时无数海外华侨精神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有关侨批的解读，不仅了解到海外华侨积极从财力、物力与人力方面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有关情况，了解到他们在海外谋生的艰难，而且还知道了他们为保卫侨居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华侨的丰功伟绩是应该永远载之史册的。由是，我们也不难明白侨批的重要文献价值。因此，对侨批的研究是值得重视，并应该进一步深入开展的。
（作者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值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多年之际，笔者拟通过解读一些侨批，并结合其时的相关史料，来探讨海外华侨在祖国抗日战争时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包括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其它有关情况。藉此来透视侨批的难以伦比的重大作用，以纪念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1931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侵犯我国东北领土。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就开始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就开始进行反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只是尚未全面展开），海外华侨也就开始给予支援。
事实上，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日军在山东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全国很多地方举行示威游行，控诉日本军队的滔天罪行。海外华侨闻讯之后，也积极行动起来，加入这一行列。同年5月12日，菲律宾怡朗寄晋江的侨批封上即盖有邮戳曰：“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号召国内民众抵制日货。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沈阳，侵犯我国东北三省。菲律宾寄晋江“和”字的僑批封上所盖的戳印云：“振起铁血精神，坚决抵制仇货。”此后，陆续又有戳印为：“杀人之罪——你买日货，日人赚你的钱，便造子弹来杀你和你的同胞，你该当何罪”、“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卧身尝胆，誓雪国耻”等。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对蔡廷锴将军甚是崇敬，菲律宾一侨批局即推出印有蔡廷锴头像“救国英雄”的宣传信笺，因为蔡廷锴曾被中共毛泽东主席赞誉为“救国抗日英雄”故然。于此，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共赴国难、抗日救亡的热忱不难想见。
1937年7月7日，祖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菲律宾友联信局寄晋江的侨批封上又盖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同胞们，祖国多难”等宣传邮戳。于是，海外华侨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募捐筹款，回国请缨，从财力、物力与人力诸方面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福建省晋江县（现称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的菲律宾华侨施能杞于（1937年或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日”致其国内兄嫂的信中写道：“吾辈后死者当崇敬先烈之丰功伟绩，悯恻难胞之颠沛流离，尊（按：当为‘遵’字之误）从政令，节约救国，革除陋习，赈恤灾难。吾人处此非常时期，国步维艰，当以身作则，改革恶习，倡导节约，破除迷信，赈恤灾难，引为时志，有一分力作一分事，聊尽吾心而已。”因此，他自己便戒酒断烟，为国家社会尽捐输义务。正是由于菲华社会有无数如施能杞这样华侨的积极捐输，故他们在财力方面为祖国抗日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七七抗战事起，（菲律宾）由首府岷埠侨领等提倡捐输成立筹赈会，其他散处各岛屿者，亦热烈响应。若以个人比较，其数目为南洋各属华侨冠。”当然，陈嘉庚此处是从菲华侨领李清泉等人以身作则的作用来评论此事的。可是，如果没有广大华侨的热烈响应，积极参与，焉能达此效果？不仅菲律宾如此，南洋其它地方亦然。1937年10月17日，广东新加坡华侨陈集轩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自中日战争之事发生后，叻地（按：即新加坡）侨胞非常热心捐银及捐旧衣外，另再抵制日货，念卜塘山（按：当为‘唐山’之误）亦然否。”1937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广东泰国华侨吴友欣寄给母亲的信中也写道：“儿居暹中每月亦须捐纳10元（除题特别捐10元外），以为救国之款，凡属国人不问大小有月薪者概须捐纳也。”泰国华侨林圣源于1937年10月31日给林松炎的家书中亦云：“然我人虽旅居海外，无不时时怀祖国，近日各制裁衣裤，寄回祖国，以赠伤兵，聊尽国民之职耳。”由是，其时南洋各地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而捐款捐物之热情不难想见。正是由于海外广大华侨积极捐输财物，并源源不断地汇归祖国，故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有坚强的财力物力支持。其时，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据财政部的捐款资料统计，仅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八年抗战期间，华侨捐款共达1，322，532，662元（国币）。另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
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不仅支持国民政府的正规部队前线抗日，赈恤伤兵难民，而且也积极支持其时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八路军与新四军等。1938年3月10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妇慰会菲岛分会”）主席颜敕给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写信曰：“公率三军，捍卫北疆，捷报频传，侨众欣慰。本月6日特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雨具，运交将军分发八路军士兵之用。”虽然这只是区区的一万元国币，但对于广大八路军将士却是极大的鼓舞。所以，朱德将军接信之后，立即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于同年4月2日联名复信。信中云：“接三月十日来信，敬悉。承汇中行国币一万元，托为购置雨具，慰劳敝军，厚意热情，无任感奋。为此敌焰方张，民族危急之际，我海外侨胞本毁家纾难之情，拥护国军，爱及敝路。全体将士皆为之感动，再接再厉，誓昭国仇。德虽不敏，惟有率我八路健儿，与东方强盗奋战到底。引领南望，不尽依驰。尊赐候收后，即当分发，用副雅命。”于是，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英勇抗战。他们的胜利，给予海外华侨巨大的鼓舞，也促使他们更加热情地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以后，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教师彭友真等人写信慰问八路军将士曰：“我爱我们的唐山，八路军英勇杀日寇，我很佩服，我们在海外可以扬眉吐气，我们要参加卖花、演戏，把挣得的钱拿去支援祖国的抗战。” 不仅如此，海外华侨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抗日活动。1938年，广东澄海信宁旅居泰国青年苏君谦与郭子纲、黄奕三人通过增顺信局的“口批”方式，汇捐国币200元，以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经费。因此，1938年9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驻粤办事处代表潘汉年、廖承志联合复函致谢。信函曰：“顷代收到抗大捐款国币贰百元，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等关怀祖国抗战人才之养成，爱国热忱殊堪钦敬！查抗战以来，敝路军除挺进敌人后方、实行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消耗敌军之外，鉴于抗日战争民众运动各部亟需干部人才，故有抗大与陕公之设立。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两校校务蒸蒸日上。最近复大事扩充，决招收大批青年，特别欢迎海外华侨返国就学。”从信中“蒙海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一语，我们不难想象到海外华侨对抗大和陕公（即陕北公学）的支持，如1937年陕北公学筹建时，经费困难，泰国侨领蚁光炎即发动泰国抗日团体中华民族先锋募款给予支持。”由于得到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抗大和陕公才能够欣欣向荣，不断发展，为祖国抗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海外华侨除了从财力、物力方面支持祖国抗日战争以外，也从人力方面给予支援，即还有人回国请缨，或在海外组织队伍，直接奔赴祖国抗日前线杀敌。福建省晋江县（现称晋江市）池店镇清濛村菲律宾华侨沈尔七于1938年5月17日给其母的信中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而努力，勿怪儿之不肖，安心教养弟弟。”信中言词恳切，情真意挚，表现了一位炎黄子孙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沈尔七曾担任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总领队，率领队员28人回国参战。后数次往返于菲岛与祖国之间，不断发动侨胞支援祖国抗战。遗憾的是，在1942年11月9日的一次战斗中，他为掩护伤病员撤退，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二
值此祖国处于存亡绝继之秋，广大华侨不仅身体力行，捐款捐物，奔赴前线，支援祖国抗战，而且也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挂念着国内亲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国内亲人也能够以实际行动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8月10日，日军袭击上海虹桥机场，后又逐渐侵占上海。两个月以后的10月31日，广东泰国华侨林圣源给林松炎的家信中写道：“目下闸北一带，悉遭敌人焚烧，仅存一片焦土而已，言必痛心，现沪上难民达百万之众，诚属可怜。”接着，才又告诉他泰国华侨“各制裁衣裤，寄回祖国”以“尽国民之职”的事情。1939年11月20日，广东新加坡华侨陈集轩写给母亲的信中也云：“從汕头失陷后，儿日日夜夜无不一日之忧虑，大人及嫂等不知事情如何？儿时常写信从各处问亲戚，唐山家乡如何？有人说东凤乡已破矣，若东凤乡人欲寄信者，寄给他乡亲戚厝，使儿闻后日不思食、夜不能思眠，肚内如刀割。想大人及嫂等则咽喉结硬，无心做人。”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故乡的关切及对家中长辈亲切怀念的深厚情谊，其背后当然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1940年7月16日（农历六月十二日），日本侵略军在福建省晋江县永宁梅林港（现属石狮市）登陆，奸淫烧杀，极为惨酷。石狮永宁岑兜村（现称子英村）菲律宾华侨李古愚闻讯之后，于同年7月24日致书家中长子孟饴曰：“闻倭奴于本（月）十六日在我区之梅林登陆，焚烧甚惨。未知吾儿暨若母与诸弟均安否？”流露于字里行间的，同样是对家人的深切深念，对日本帝国主义罪恶行径的极大愤慨。
祖国抗战期间，人民群众生活困难，海外侨胞一般都是尽可能地争取多寄家费。可是，有时仍然是米珠薪桂，无济于事。于是，有的地方侨胞便前来故乡施赈。广东一位不知名者于□□□□年七月二十五日给其海外“三弟”的回批中写道：“此次叻侨募为汕购米施赈，经一面由利书兄与伊亲戚向暹潮米业平粜公司接洽，允由该公司拨给米五十包售俺一方，由向县府请给证明书，该公司方可放行。现已在汕购米，一二天内可以到乡放赈。”1937年农历六月间，因厦门沦陷后，交通阻断，福建石狮永宁粮食紧张，民众生活困苦。晋江县宿务旅菲永宁（现属石狮市）同乡会便成立“救济委员会”，向旅菲各地乡亲募捐2000余银元，并联系福建救济会，购买大米运返乡里平粜，救济村中饥民。随后，晋江各地华侨纷纷仿效，前来故乡开办平粜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面抗战初期晋江侨乡的群众生活。
海外华侨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也希望家中亲人同样能够有类似自己的行动。1938年，上述永宁岑兜村李古愚的妻子董小宾给丈夫写信，商谈为长子孟饴结婚事。古愚回信写道：“际此国难期间，凡事当遵从政府成宪，万不可泥守旧俗。意欲何次奉行，更须谢绝贺仪，以免无谓之浪费云。”古愚此处虽然只是希望妻子避免“浪费”，没有说明以“支援抗战”诸类的话语，但从其“凡事当遵从政府成宪”一语，不难明白其言外意思之一斑。然而，上述晋江华侨施能杞对于类似情况就说得非常清楚了。他在一封给兄嫂的信中曰：“令仪（按：即施能杞的儿媳）生男表名家骅。来信谓嫂得讯喜不胜言，随时鸣放爆竹，并欲购买糖豆（赠送）亲朋，为四兄劝阻。丁兹国难，受灾民众百千万人。节约救国，赈恤伤难，为后方民众义务。应尔有用金钱（作）无谓牺牲，识者鄙之。小孩弥月，嫂尚敬夫人（妈），送油饭。余意殊不必也。际此非常时期，薪桂米珠，亲众邻居，贫寒之家，时加周恤，较有功德。”此处，施能杞已经非常明白地把请兄嫂节约为自己孙儿家骅做弥月（即周月）之事与节约救国、赈恤伤难及帮助贫寒乡邻联系在一起。笔者以为，此信与上述古愚的信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古愚的信言之不详，而能杞的信清楚明朗而已。对于有的国内亲人未能理解战时群众的负担，他们也尽力予以解释。1937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广东泰国华侨吴友欣寄给其母的信中曰：“已悉唐（山）中捐税繁多，事刻因国难时期在所难免。”施能杞在另一封信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请其胞兄“嘱诸儿辈晓以大义，力以输将。”即请他要教育诸位儿侄积极捐款，支援祖国抗战。类似这样的信件还有其它，恕不一一例举。因为这是千千万万海外侨胞的共同心愿。 施能杞在一封家信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写道：“而值此寇氛未戢，国难尤殷。自抗战以来，前线热血志士、后方灾区难民牺牲千万生命，破坏物资不可胜数，为民族争生死存亡，为世界争公理正义，博取最后胜利。达此目的，其在不远。实为我国有史以来很有价值最大的胜利，亦很有光荣的历史。”正是基于此，海外华侨才能够同仇敌忾，不遗余力地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希望国内亲人也能够尽己所能地为祖国抗战贡献力量。
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英兩国宣战，随即进攻美英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和菲律宾、马来半岛、缅甸、印尼等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上述各地之后，便对各国人民和我国侨胞进行残酷镇压。
1945年9月4日（农历七月廿七日），福建晋江旅菲华侨庄璇治在寄给其妹庄淑英的信中，详细论述了其弟庄正宗于1945年2月24日在仙答洛社惨遭日军杀害的情况，最后写道：“查此次同受屠害者计约七百二十五人。正宗弟亦因之永诀矣。”在日军此次大屠杀中，仅福建省石狮铺锦村即有黄钦招、黄世培、黄淑圆等37位（一说34位）华侨遇害。不仅菲律宾如此，其它地方亦然。一位不知名的印尼坤甸侨胞于□□□□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寄给其母的信中曰：“去年八月间，坤甸以下各坡被拿华人许多，儿当时势属危险，谁不惊心动魄，铁蹄下之人民任从拘禁处死。倭鬼手段毒辣，每欲拿华人，都逢节日多次进行，此二三年，华人被处死有二千余人之度，完全是大小商界及知识界。”另一位同样不知名的侨胞在另一封给“鸣潮、道莹、湃潮”的信中又写道：“当时照坤属情势，如果联军飞机慢来一星期掷弹，此坤属华侨不知死亡几多。根据人事后陈述，倭奴已下令各办事处将华人户口证集中检查，分别年龄，指定地点，使人集中用机关枪诛杀。天公有眼，不数日间而美国新型飞机十余架飞翔投弹于坤属倭奴机关工厂，使倭兵惶惶汲汲，无从应付，不得实现其毒手。”日军之残暴，确实令人发指。
华侨在海外谋生是很不容易的。1939年农历三月初十日，广东新加坡华侨林忠发给家中父亲的信云：“但刻下市情冷淡，生活非常困难，虽微末之生意，尽其最能仍难维持。在对吾岳父丧仪一事，儿理应多寄，缘力无能之故，本希原谅。兹特告恳者，各望大人暨诸位兄长尽其能力代为料理一切，是以铭感荣日五中，容后面谢。”其岳父在家中被日机炸亡，自己却没有能力安葬，其生活之窘况不难想见。菲律宾宿务著名商行“白金商行”为施能杞家族所经营。施能杞在一封家书中云：“盖自民（国）廿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按：即公元1939年12月28日）开张‘白金’，自己实力不及二千元余，布置门面、家私、器具将及千元，余项实不能敷衍。雄（按：即施能杞长子施维雄）即向友挪借千元始能草创开业。”因此，他其时之困境自然也可想而知。太平洋战争期间，华侨谋生更为艰难。石狮永宁岑兜村（现称子英村）菲律宾华侨陈才生于1946年农历二月初五日给其妻的家信中写道：“至于日军占领菲岛，咱之生理货物被菲人抢劫一空。对其生命保存亦可为万幸。”由此可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侨居地的一些歹徒也趁火打劫，杀害华侨，因而其时华侨谋生之艰难更是不难想见。1946年农历六月初八日，广东泰国华侨刘镇昌给其弟瑞昌的信中曰：“旦（按：应为‘但’字之误）是暹中行情艰杰（按：应为‘竭’字之误），而在于战争期中家中需要以勤俭为先，以祈长久。”此处所言泰国市场“行情艰竭”的情况，无疑是太平洋战争影响之余波。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行为、残暴罪恶行径，各国人民和广大华侨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激起了广大海外华侨的无比愤慨。于是，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拿起武器，建立武装队伍，与所在国人民一起投入保卫第二故乡的战斗。遗憾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能看到有关这一方面情况的侨批。这也许是其时形势所使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与国内交通断绝，华侨未能与国内亲人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信息联系，其时他们的生活、工作等有关情况自然也未能在侨批中得以体现。因此，没有侨批反映华侨参与保卫第二故乡（即侨居国）的战斗也就自在情理之中。然而，现实情况是存在的。比如，其时菲律宾比较著名抗日团体除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以外，还有“四抗”（即菲律宾华侨战时血干团、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等;在马来亚则有很多华侨直接加入人民抗日军，与侨居国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余者恕难一一尽述。
尽管如此，但华侨誓死保卫侨居国、与侨居国共存亡的决心，在侨批中还是有所体现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南侵的苗头日渐明显，上述福建省石狮永宁岑兜村李古愚对此不由有点失望。他于1941年农历六月廿三日给其长子孟饴的信中，在叙述了有关情况以后写道：“处此战争之世，真无可奈何矣！倘菲岛被波及，唯有同归于尽而已。”果然，日军于1941年12月9日侵入马尼拉湾。同月12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日），人们在市郊的一条河上发现了李古愚的尸体，永宁洋厝村华侨李中敬（他也积极参与抗击日寇，后被日军逮捕，惨遭杀害）为其收埋。当然，李古愚的这一种消极抵抗方式并不可取。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的。因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来追认其为烈士。笔者以为，李古愚的这种精神是其时无数海外华侨精神的一个缩影。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有关侨批的解读，不仅了解到海外华侨积极从财力、物力与人力方面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有关情况，了解到他们在海外谋生的艰难，而且还知道了他们为保卫侨居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华侨的丰功伟绩是应该永远载之史册的。由是，我们也不难明白侨批的重要文献价值。因此，对侨批的研究是值得重视，并应该进一步深入开展的。
（作者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