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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调整分化态势,部分核心指标有所好转,积极因素增多,稳增长政策效应有所显现,但经济运行整体下行态势尚未逆转。需求持续收缩与供给深度调整,产能削减、资产重组滞后并存;重化工业和产能过剩主导的下行力量,与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引导的新兴上升力量并存;实体经济降杠杆、去库存、逐步释放风险与虚拟经济加杠杆、资金脱实入虚和金融风险积聚并存。
经济调整分化是结构调整的体现,是新旧动力转换接替的过程。目前,分化下行的力量总体仍大于重塑上升的力量,预计全年实现7%增长的预期目标仍需政策加力增效,必须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放活和社会政策兜底的思路,着力挖掘潜力,着力盘活存量,着力控制风险,避免经济失速,稳步重建新平衡。
关注分化调整中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当前经济运行反映的是,需求增速持续回落,而供给调整相对滞后,严重的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不断下行,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与去年三季度以来持续下行态势相比,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效应的显现,近期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一)分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调整分化中传统力量继续下行的同时,新兴上升力量在逐步成长。从地区看,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本轮调整中降幅偏大。分地区PPI大幅下降与GDP增长、财政收入乏力的地区基本重合,辽宁、山西和黑龙江等比较典型。而转型启动较早,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保持了平稳,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从行业看,重化工业调整幅度偏大,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75%,而其他工业行业和服务业等运行相对平稳。传统零售行业下行,电子商务则快速增长。部分行业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整合出现回升迹象,纺织、化纤、光伏、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有所向好。从企业看,在同一行业中不少企业亏损的同时,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链整合与重组,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重视研发和创新供给的企业,运行总体平稳,对未来预期偏向乐观。
(二)基础设施“稳增长”的动力趋弱。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以往逆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地调研显示,受财政减收和债务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基建投资资金动员力明显不足,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同时,受制于投资长期回报前景不看好、机制不顺畅,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也不及预期,PPP项目进展缓慢。
(三)资金“脱实入虚”引发金融风险增大。受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变化,地方债务重组,风险控制加强和产能严重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部门原来抬高资金价格和吸收资金的能力明显收缩,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资本市场。虽然经历了几次较密集的降准、降息,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降低,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紧张,而且资金价格高企。在实体经济逐渐降杠杆、降风险的同时,虚拟经济则在不断加杠杆,特别是通过场外配资、融资融券和伞形信托等方式,不断推高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在经济下行和货币相对宽松背景下,实体经济资金价格高企、资本市场大幅波动,都在增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使得微观的合规性监管与宏观性审慎的冲突加大,存量与增量之间的矛盾加剧。
(四)出口增长明显低于预期。前6月,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增长2.1%,进口下降6.7%,均低于全年预期目标。从全球看,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速平均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而近几年国际贸易增速却明显低于全球GDP增速。
(五)经济运行效益尚未好转。一是财政增收压力明显。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6.6%(按可比口径仅4.5%),低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加上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减,地方财政支持“稳增长”、“促转型”能力明显降低。二是企业盈利尚未实质性改善。前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7%,降幅虽有所收窄,但很大程度是因为财务费用等业务成本下降所致,利润不少部分来自股市投资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仍在下滑。三是补库存动力不足。
此外,通缩风险尚未排除,PPI长期负增长且降幅偏大、GDP平减指数为负;经济下行中,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有所增加,统计数据质量堪忧等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
当前经济运行反映的是,需求增速持续回落,而供给调整相对滞后,严重的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不断下行,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变化,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相对滞后,干部不会干、不想干和不敢干并存;传统动力减弱、新增长动力正在成长,而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相对滞后,增长潜力和空间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总体表现为,宏观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稳增长压力短期难以明显缓解。
全年实现7%的预期目标仍需进一步努力
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社会总体安定的背景下,只要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GDP增速略低于7%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国际经济分化差异收窄,出口可能不及预期。今年,国际经济延续分化态势,但相对差异逐步缩小。复苏较好的美国和英国增长略低于预期,而欧盟和日本则有所改善,发展中国家增速继续放缓,各类经济体间的增速差异有所缩小。2015年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有可能出现回升,改变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态势。
一是美国经济保持增势,二是欧洲经济短期继续向好,三是日本经济低迷中略有回升,四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仍在放缓。在全球经济整体缓慢增长背景下,世界贸易增长更加低迷,全球供应链和贸易规则加快重构。虽然国际经济形势有望总体稳定,并略好于去年,我国出口增长下半年也将略好于上半年, 6月当月增速已由负转正,但全年增速将在5%左右。
(二)投资降中趋稳,全年增长12%左右。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较上年明显回落。同时,伴随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分类别看,下半年投资回升的支撑依然不足。 一是房地产投资仍未见底。受购房峰值人口出现,住宅新开工面积峰值已过,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等规律性因素决定,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而且房地产施工面积峰值也有望在今年达到,“十三五”期间,住宅的新开工面积将继续下降。二是基础设施有望在政策带动下小幅回升。三是制造业投资保持低增长。制造业投资往往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这就决定了制造业投资短期难以好转。而且,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限制了制造业扩大投资能力。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0%左右,比去年下降3.5个百分点。
另外,服务业等其他类投资,在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后,今年增速也明显降低,上半年仅增长13.8%,明显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增速。制造业和出口放缓,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综合看,考虑到各组成部分未来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投资开发进度及其在月度间分布规律,预计全年投资增长12%左右。
(三)消费增长基本稳定,保持升级和分化态势。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10.6%,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消费信心指数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在升级中继续分化,传统消费增长相对平稳,而以信息、电商、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方式快速增长。受整体经济增长下行和发展阶段影响,传统大类消费增速逐年降低。受房地产市场趋势变化,家具、家电类消费难有大的起色;汽车消费在度过快速增长期后,受地方政府限购、提高停车费等影响销售增速下降。同时,汽车消费观念出现变化,一些消费者从拥有汽车向使用汽车转变。汽车消费增速难以再恢复到高位,下半年不会有大的改观。随着股市波动,财富效应消失对消费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今年以来,餐饮业同比增速持续提高,对消费企稳起到一定的作用。综合考虑收入等基础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以及行业变化带来的新冲击,预计全年消费实际增长接近11%,与上年基本持平。
综合判断,如果当前的积极因素能够延续,则三、四季度下行的压力将有所缓解,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完成。但考虑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要实现20%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美联储加息、希腊危机、超强的厄尔尼诺带来的灾害问题,特别是股市波动的后续效应,都可能会对下半年经济运行形成一定冲击,仍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社会总体安定的背景下,只要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GDP增速略低于7%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成绩。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可能并不是本轮经济调整的底部,需求和供给下行调整尚未结束,2016年仍有下行压力。总体上看,经济新常态是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研判经济形势需要把握主导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因素,做到“三性结合”。
努力拓展稳增长的政策着力点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要着力发挥好“缓冲型”政策作用,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减轻转型阵痛的程度,避免经济失速
我国经济仍处在阶段性增长放缓的进程中,新的增长中枢和新阶段的经济平衡尚未确立,下行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效应逐步显示,积极因素积累增多,下半年的压力将略小于上半年,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要着力发挥好“缓冲型”政策作用,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减轻转型阵痛,避免经济失速;着力稳定市场信心,优化和规范监管,防止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金融风险;着力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以全面削减过剩产能为突破口,加快资产重组;着力拓展新的增长点,在增效潜力大的部门和落后的地区挖掘潜力、释放活力,促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保持财政政策力度和货币政策灵活性。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一是在地方财力受限情况下,中央可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二是为地方融资平台转型设定明确过渡期,同时对于债务率总体偏低的省区市,适当放开地方债务规模上限。三是设立PPP引导发展基金,加快完善PPP项目法律环境。四是适当提高企业应税所得额免税标准,适当提高小规模增值税免税的销售额标准。保持货币条件松紧适度,采取灵活措施稳定市场预期。虽然当前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有限且越来越弱,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化解金融风险等因素,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条件十分必要。
在增效潜力大的领域挖掘新增长点。坚持效率提升导向的供给侧改革,释放低效率部门的增长潜力。一是在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可优先在京津冀地区试点。二是注重简政放权的协调性、同步性和配套性,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将简政放权真正落到实处。三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互联网为基础,支持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推动政府数据公开。四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总结自贸区有益经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五是加快推进军民产业结合,释放增长和效率空间。六是顺应居民消费快速升级趋势,鼓励和支持智能家居和住宅、节能环保产品、信息消费、旅游和大健康消费,培育形成多元消费热点。
创新机制系统推进过剩产能削减。一是通过提高能耗、排放、环保等标准,严控过剩产能行业的增量增长。二是选择钢铁、煤炭、石化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制定全国统一减产方案。三是建立全国交易机制。四是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债券筹资设立“过剩行业减产转型基金”,主要用于企业关闭、重组减少产能的引导和补贴,以及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培训补贴等。五是在基金使用、减产方式等方面,给地方政府留下一定的自主和创新空间。六是支持破产重组以及相应的呆坏账核销,建议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协调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
保持房地产市场基本平稳。一是进一步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降低居民换购住房成本,鼓励居民通过“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等方式不断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二是更加重视实行中性的住房金融政策,在利率下调时,适当上浮首付比例,避免远期风险;同时针对房地产地区差异性,将部分调控权限下放给地方。三是推进住房保障方式转型。压缩保障房的建设任务,住房保障方式尽快从“补砖头”转为“补人头”,棚户区改造等应按照多拆少建、货币化补贴的方式进行。对政府持有的大量保障性住房,除先保留20%左右继续由政府直接持有外,大部分保障房可通过“租改售”等方式转为共有产权性质的住房,回收政府资金,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过大等问题。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杠杆率放大效应下的股市“过山车”,以及股市大跌后的救市行动,都暴露了我国在监管体系、风险管理、信号释放、预期管理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不足。从已知数据看,本轮股市下跌,银行系统受冲击尚不明显,场外配资主体损失也有限,主要是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要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避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系统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着眼长期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
积极支持出口,稳定国际份额。着眼短期稳出口、长期促转型,一是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广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便利政策,允许传统专业外贸公司享有同等待遇。二是简化出口退税程序、加快退税进度,尽快形成全国通行的启运港退税机制。同时慎重出台调整外贸企业退税主体的政策。三是在符合产业升级方向前提下,为了鼓励外资在华扩大投资,建议恢复并推广利润再投资退税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于设备更新升级。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最先进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激励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五是着力改善企业运营环境。
(本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授权发布。作者刘世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经济调整分化是结构调整的体现,是新旧动力转换接替的过程。目前,分化下行的力量总体仍大于重塑上升的力量,预计全年实现7%增长的预期目标仍需政策加力增效,必须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放活和社会政策兜底的思路,着力挖掘潜力,着力盘活存量,着力控制风险,避免经济失速,稳步重建新平衡。
关注分化调整中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当前经济运行反映的是,需求增速持续回落,而供给调整相对滞后,严重的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不断下行,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与去年三季度以来持续下行态势相比,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效应的显现,近期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增多。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一)分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调整分化中传统力量继续下行的同时,新兴上升力量在逐步成长。从地区看,高度依赖资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本轮调整中降幅偏大。分地区PPI大幅下降与GDP增长、财政收入乏力的地区基本重合,辽宁、山西和黑龙江等比较典型。而转型启动较早,产业结构更合理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保持了平稳,比如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区。从行业看,重化工业调整幅度偏大,对PPI降幅的贡献超过75%,而其他工业行业和服务业等运行相对平稳。传统零售行业下行,电子商务则快速增长。部分行业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和整合出现回升迹象,纺织、化纤、光伏、铁路船舶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有所向好。从企业看,在同一行业中不少企业亏损的同时,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加快产业链整合与重组,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重视研发和创新供给的企业,运行总体平稳,对未来预期偏向乐观。
(二)基础设施“稳增长”的动力趋弱。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政府平抑经济波动,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以往逆周期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地调研显示,受财政减收和债务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基建投资资金动员力明显不足,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同时,受制于投资长期回报前景不看好、机制不顺畅,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也不及预期,PPP项目进展缓慢。
(三)资金“脱实入虚”引发金融风险增大。受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变化,地方债务重组,风险控制加强和产能严重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部门原来抬高资金价格和吸收资金的能力明显收缩,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资本市场。虽然经历了几次较密集的降准、降息,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降低,但实体经济资金依然紧张,而且资金价格高企。在实体经济逐渐降杠杆、降风险的同时,虚拟经济则在不断加杠杆,特别是通过场外配资、融资融券和伞形信托等方式,不断推高资本市场的杠杆率。在经济下行和货币相对宽松背景下,实体经济资金价格高企、资本市场大幅波动,都在增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使得微观的合规性监管与宏观性审慎的冲突加大,存量与增量之间的矛盾加剧。
(四)出口增长明显低于预期。前6月,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增长2.1%,进口下降6.7%,均低于全年预期目标。从全球看,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速平均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而近几年国际贸易增速却明显低于全球GDP增速。
(五)经济运行效益尚未好转。一是财政增收压力明显。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6.6%(按可比口径仅4.5%),低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加上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减,地方财政支持“稳增长”、“促转型”能力明显降低。二是企业盈利尚未实质性改善。前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7%,降幅虽有所收窄,但很大程度是因为财务费用等业务成本下降所致,利润不少部分来自股市投资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仍在下滑。三是补库存动力不足。
此外,通缩风险尚未排除,PPI长期负增长且降幅偏大、GDP平减指数为负;经济下行中,隐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有所增加,统计数据质量堪忧等问题都值得高度关注。
当前经济运行反映的是,需求增速持续回落,而供给调整相对滞后,严重的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不断下行,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变化,而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相对滞后,干部不会干、不想干和不敢干并存;传统动力减弱、新增长动力正在成长,而体制机制的突破与创新相对滞后,增长潜力和空间未能得到充分释放。总体表现为,宏观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稳增长压力短期难以明显缓解。
全年实现7%的预期目标仍需进一步努力
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社会总体安定的背景下,只要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GDP增速略低于7%也是可以接受的
(一)国际经济分化差异收窄,出口可能不及预期。今年,国际经济延续分化态势,但相对差异逐步缩小。复苏较好的美国和英国增长略低于预期,而欧盟和日本则有所改善,发展中国家增速继续放缓,各类经济体间的增速差异有所缩小。2015年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有可能出现回升,改变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下降态势。
一是美国经济保持增势,二是欧洲经济短期继续向好,三是日本经济低迷中略有回升,四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仍在放缓。在全球经济整体缓慢增长背景下,世界贸易增长更加低迷,全球供应链和贸易规则加快重构。虽然国际经济形势有望总体稳定,并略好于去年,我国出口增长下半年也将略好于上半年, 6月当月增速已由负转正,但全年增速将在5%左右。
(二)投资降中趋稳,全年增长12%左右。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1.4%,增速较上年明显回落。同时,伴随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分类别看,下半年投资回升的支撑依然不足。 一是房地产投资仍未见底。受购房峰值人口出现,住宅新开工面积峰值已过,城镇户均住房超过一套等规律性因素决定,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转折性变化。而且房地产施工面积峰值也有望在今年达到,“十三五”期间,住宅的新开工面积将继续下降。二是基础设施有望在政策带动下小幅回升。三是制造业投资保持低增长。制造业投资往往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大因素决定,这就决定了制造业投资短期难以好转。而且,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企业盈利状况不佳,限制了制造业扩大投资能力。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0%左右,比去年下降3.5个百分点。
另外,服务业等其他类投资,在多年保持较快增长后,今年增速也明显降低,上半年仅增长13.8%,明显低于过去5年的平均增速。制造业和出口放缓,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投资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综合看,考虑到各组成部分未来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投资开发进度及其在月度间分布规律,预计全年投资增长12%左右。
(三)消费增长基本稳定,保持升级和分化态势。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10.6%,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消费信心指数有所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在升级中继续分化,传统消费增长相对平稳,而以信息、电商、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方式快速增长。受整体经济增长下行和发展阶段影响,传统大类消费增速逐年降低。受房地产市场趋势变化,家具、家电类消费难有大的起色;汽车消费在度过快速增长期后,受地方政府限购、提高停车费等影响销售增速下降。同时,汽车消费观念出现变化,一些消费者从拥有汽车向使用汽车转变。汽车消费增速难以再恢复到高位,下半年不会有大的改观。随着股市波动,财富效应消失对消费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今年以来,餐饮业同比增速持续提高,对消费企稳起到一定的作用。综合考虑收入等基础性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以及行业变化带来的新冲击,预计全年消费实际增长接近11%,与上年基本持平。
综合判断,如果当前的积极因素能够延续,则三、四季度下行的压力将有所缓解,全年预期目标有望完成。但考虑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要实现20%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美联储加息、希腊危机、超强的厄尔尼诺带来的灾害问题,特别是股市波动的后续效应,都可能会对下半年经济运行形成一定冲击,仍考验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稳定、社会总体安定的背景下,只要守住了系统性风险底线,GDP增速略低于7%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成绩。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可能并不是本轮经济调整的底部,需求和供给下行调整尚未结束,2016年仍有下行压力。总体上看,经济新常态是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研判经济形势需要把握主导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因素,做到“三性结合”。
努力拓展稳增长的政策着力点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要着力发挥好“缓冲型”政策作用,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减轻转型阵痛的程度,避免经济失速
我国经济仍处在阶段性增长放缓的进程中,新的增长中枢和新阶段的经济平衡尚未确立,下行压力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效应逐步显示,积极因素积累增多,下半年的压力将略小于上半年,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要着力发挥好“缓冲型”政策作用,适当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减轻转型阵痛,避免经济失速;着力稳定市场信心,优化和规范监管,防止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金融风险;着力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以全面削减过剩产能为突破口,加快资产重组;着力拓展新的增长点,在增效潜力大的部门和落后的地区挖掘潜力、释放活力,促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保持财政政策力度和货币政策灵活性。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一是在地方财力受限情况下,中央可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支持力度。二是为地方融资平台转型设定明确过渡期,同时对于债务率总体偏低的省区市,适当放开地方债务规模上限。三是设立PPP引导发展基金,加快完善PPP项目法律环境。四是适当提高企业应税所得额免税标准,适当提高小规模增值税免税的销售额标准。保持货币条件松紧适度,采取灵活措施稳定市场预期。虽然当前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有限且越来越弱,但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化解金融风险等因素,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条件十分必要。
在增效潜力大的领域挖掘新增长点。坚持效率提升导向的供给侧改革,释放低效率部门的增长潜力。一是在确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交易,可优先在京津冀地区试点。二是注重简政放权的协调性、同步性和配套性,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将简政放权真正落到实处。三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产业互联网为基础,支持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推动政府数据公开。四是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总结自贸区有益经验,并逐步推广至全国。五是加快推进军民产业结合,释放增长和效率空间。六是顺应居民消费快速升级趋势,鼓励和支持智能家居和住宅、节能环保产品、信息消费、旅游和大健康消费,培育形成多元消费热点。
创新机制系统推进过剩产能削减。一是通过提高能耗、排放、环保等标准,严控过剩产能行业的增量增长。二是选择钢铁、煤炭、石化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制定全国统一减产方案。三是建立全国交易机制。四是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债券筹资设立“过剩行业减产转型基金”,主要用于企业关闭、重组减少产能的引导和补贴,以及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培训补贴等。五是在基金使用、减产方式等方面,给地方政府留下一定的自主和创新空间。六是支持破产重组以及相应的呆坏账核销,建议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协调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
保持房地产市场基本平稳。一是进一步降低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降低居民换购住房成本,鼓励居民通过“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等方式不断改善居民居住条件。二是更加重视实行中性的住房金融政策,在利率下调时,适当上浮首付比例,避免远期风险;同时针对房地产地区差异性,将部分调控权限下放给地方。三是推进住房保障方式转型。压缩保障房的建设任务,住房保障方式尽快从“补砖头”转为“补人头”,棚户区改造等应按照多拆少建、货币化补贴的方式进行。对政府持有的大量保障性住房,除先保留20%左右继续由政府直接持有外,大部分保障房可通过“租改售”等方式转为共有产权性质的住房,回收政府资金,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过大等问题。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杠杆率放大效应下的股市“过山车”,以及股市大跌后的救市行动,都暴露了我国在监管体系、风险管理、信号释放、预期管理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不足。从已知数据看,本轮股市下跌,银行系统受冲击尚不明显,场外配资主体损失也有限,主要是投资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要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避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引发系统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着眼长期市场健康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
积极支持出口,稳定国际份额。着眼短期稳出口、长期促转型,一是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推广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的便利政策,允许传统专业外贸公司享有同等待遇。二是简化出口退税程序、加快退税进度,尽快形成全国通行的启运港退税机制。同时慎重出台调整外贸企业退税主体的政策。三是在符合产业升级方向前提下,为了鼓励外资在华扩大投资,建议恢复并推广利润再投资退税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于设备更新升级。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促使外商投资企业将最先进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激励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五是着力改善企业运营环境。
(本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势分析课题组授权发布。作者刘世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斌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