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无数的前辈研究史学理论，中国的史学理论发张过程中有司马迁的《史记》，也暗含了治学理论，而真正总结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提出了治史需要才、学、识。在明清时期的章学诚《文史通义》提出了才、学、识、德。进一步的完善。梁启超则要求把“德”放在首位。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张进程，当然在现当代还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学理论，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这也是我们值得运用的理论。和东方相比西方史学发展就落后了，但是他们的哲学是相当发达的，运用在历史研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等等各种史学理论，就在伴随着年鉴学派的产生就产生了心态史学这个史学理论。心态史学在西方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进入了中国人眼中，作为史学理论有它的价值，这都可以运用的。心态史学丰富了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以下就介绍心态史学及对研究隋-唐史的作用。
　　一、心态史学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史学出现危机，尽管实证史学在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的专业，科学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遇到了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首先质疑的学者把矛头对准了被实证史学奉为金科玉律的史料观念。其次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在事实上还限制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再者在十九世纪的历史现实中，客观主义史学的原则往往很难贯彻。最后实证主义史学还体现在学科的封闭性上。就是这些质疑和挑战使历史学陷入深刻的危机中。而在这场危机中法国表现的更为严重，当时曾就历史学的地位和方向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就此年鉴学派就是这场论战中产生的，伴随着年鉴学派诞生心态史学也就产生了。
　　心态史学是主要是在法国产生发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战结束到60年代后期；60年代末至今。心态史学的作用有：1、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更细了人们对史料的认识；2、深化了社会史的研究。
　　二、杨广 李世民
　　西方有一句格言“性格就是命运”，人是不同的，人的不同首先是性格，气质的不同，而性格，气质的不同又导致了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方法论有所不同，而这些进而又导致了人的文化思想的不同。而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是有名帝王。今天我们就从心态史学的史学理论探讨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隋书》中对有很多隋炀帝赞美之词，如“上美姿仪，少聪慧”、“上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还有“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全唐诗》还录存其诗40多首。这是隋文帝对少年的杨广的才智的赞赏，这是对一个小孩子极大的鼓励啊。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13岁～18岁是青少年过渡到成年，生理发育成熟的时期，也是心理发育最为活跃的时期。隋炀帝少年就已身居高位，难免不会产生孤僻自傲，独断专行的性格。这都是正常的。开皇八年，隋炀帝拜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征伐过程中杨广表现出了出色的将帅之才，很快凯旋。不久北方突厥犯边，随后又为行军元帅，出战灵武，就此而言杨广也不应该处在庸才之列。
　　隋炀帝就是平陈征突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性格。在以后历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的淋漓精致—“好大喜功”。在他即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突厥发动了战争，还营建东都，同时又开凿大运河和造龙舟。这是劳民伤财的举措，但是客观上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隋炀帝还在实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举制度，他还是对我们国家有贡献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对他的综合评价。隋炀帝一生生活了大约50岁，在他帝王时期也就是他的后半生，三十多岁，他已经是文人气质和少年老成的结合体，更早的步入了中年。他对国家的前途，百姓，周边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判断，他开始了自己独特的行政措施，导致国家的败亡，农民起义蜂拥而至，加速了他的帝国的灭亡。这和他年轻的时候经历有关。正是这种万事皆宜的自负的心态导致了自己身败名裂，国家败亡，宗庙不继。隋炀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心态史学是强调的是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在隋朝统治集团中他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同时他的臣下应该对隋炀帝负责，对隋朝灭亡负责。其中有一段事实上全国的农民起义遍布全国，但是身边的大臣却说天下安然，无须担心。晚年杨广主要是处在江都，过着安逸享受的生活。这是他所谓隋朝帝国的主宰者不应该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滋生杨广和期大臣的骄傲和随意放纵的做事态度。最终杨广客死他乡，臣下被杀殆尽。落了个暴君名号，阿谀奉承的大臣。
　　而相对于唐太宗来说，唐太宗就是后代帝王的好榜样，其实在是太完美了。太宗自出道以来就是军功显著，但是只能屈居老二。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发张成皇位的继承人只能是嫡长子。这是不能改变的。在西晋时期即使惠帝是个傻子，也必须继承皇位。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史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呢？这就是集体的智慧了。中央有它自身的一套特殊机制，是国家能正常运转。作为李世民我们否认他所欲的成绩—贞观治世。但是他也给后世带来了一个好的影响就是，杀兄弟，逼父亲，来取得皇帝的地位。李世民和他的帮手们策划了玄武门政变，最终取得胜利。
　　纵观杨广和李世民的成败可以看出，个人和集体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作用。杨广的好大喜功，李世民的亲民善政，这都是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年轻时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同样是戎马出生，结局就不一样，后人的评价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要有个客观的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颂扬备至。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和军事家，在反隋朝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唐太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唐太宗不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但是我们还要指出李世民的不足。胡戟先生评价的比较客观，“在政治改革中走的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也是在历史上被破的脏水最多的。”
　　总之，把西方的心态史学运用在隋唐史研究中，尤其对个别人物，当然也有集体，把他们的性格和心态把握好了，就更能准确的理解历史，解决历史问题。在哲学上讲求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史学上，讲求的是史料结合，因此，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史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好，把历史的史料掌握好，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要求，只有正确的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实际。
　　参考文献：
　　[1] 《资治通鉴》司马光 著 胡三省 注 中华书局版 2013年。
　　[2] 《隋书》魏征 中华书局版。
　　[3] 《近代法国导论：论历史心理学》 R·芒德鲁。
　　[4] 《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 彭卫著 河南出版社 1992年12月。
　　[5]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朱本源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