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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5日，作为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唯一候选人，现任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在理事会选举上获得一致通过，将从2016年11月24日起，开始为期五年的新一届任期。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的行长通常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的总干事不外乎是欧洲人。与之类似，于1966年成立至今的亚行，其九任行长均由日本人担任，从无旁落。中尾武彦的连任有惊无险地延续了这一不成文的传统。
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职位可虚可实，但大多赋予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在议题塑造、政策制定、共识构建、谈判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权力，以及在预算等重要内务上的决策权，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部分人事提名或任命权，例如在亚行成立之初，第一任行长渡边武挑选的十位职员中就有五位日本人。因此，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职位一直是主要大国在外交舞台上极力争夺的目标。亚行也不例外。
过去九任的亚行行长在履任之前，大多身居日本财务省（原为大藏省）的要职，有的在退职后甚至又回到日本政界或商界，担任东京金融交易所等日本国内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最近的一个代表便是中尾武彦的前任黑田东彦。2013年在尚有三年半任期未满之时，黑田东彦便匆匆回国，上任安倍政府的日本银行行长一职。简单统计可以发现，九任行长中，至少有五位曾担任过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至少有两位曾分别出任过日本驻美大使馆公使和财务省关税局局长，具有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和专业素养。根据日本财务省的官方英译，“财务官”实际上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务大臣”。由于日本财务省对亚行的巨大影响，据说每年亚行年会的开会日期都需多番斟酌，考虑与日本国内的“黄金周”假期重叠，以便日本官员能挤出时间与会。
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白宫仅仅相隔几个街区，但亚行总部却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日本相距甚远。这一度被认为象征着日本在亚行内缺乏某种“非正式影响力”。 在亚行筹建初期确立总部所在地的最终投票中，东京输给了马尼拉，至少说明当时的日本仍缺乏足够的掌控权，受到多方牵制。但是，位居要职的日籍职员“位高权重”，其在议程设定、项目运营、政策评估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例如，亚行下设“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位于东京霞关，与日本的各大政府部门仅有一箭之遥。如果说亚行总部是其行政的心脏，那么这一研究所就是其政策研究的大脑。ADBI成立于1997年，首任所长为原菲律宾财政部长约瑟思·艾思塔尼斯劳（Jesus Estanislao）。但短短一年之后的1998年12月，出身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的长银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吉富胜便接替前者，成为第二任所长。2007年1月，亚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室主任河合正弘接任ADBI所长。作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合正弘此前也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财务省副财务官，力推拟议中的“亚元”。2014年4月1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吉野直行接任河合正弘成为新一任所长。与亚行行长一样，ADBI的所长也近乎日本的“禁脔”。
一度曾有传言，由于域内其他大国的挑战，日本对亚行行长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随着中尾武彦连任的尘埃落定，日本显然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至少接下去的五年暂时高枕无忧。但可以预想的是，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等新机构的成立、亚太区域内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区域一体化和发展援助的各种政策意见的博弈协调，亚行行长一职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将有增无减。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新一任行长的领导下，亚行要为亚洲的繁荣和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的行长通常是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的总干事不外乎是欧洲人。与之类似，于1966年成立至今的亚行，其九任行长均由日本人担任，从无旁落。中尾武彦的连任有惊无险地延续了这一不成文的传统。
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职位可虚可实，但大多赋予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在议题塑造、政策制定、共识构建、谈判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权力，以及在预算等重要内务上的决策权，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部分人事提名或任命权，例如在亚行成立之初，第一任行长渡边武挑选的十位职员中就有五位日本人。因此，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职位一直是主要大国在外交舞台上极力争夺的目标。亚行也不例外。
过去九任的亚行行长在履任之前，大多身居日本财务省（原为大藏省）的要职，有的在退职后甚至又回到日本政界或商界，担任东京金融交易所等日本国内重要机构的负责人。最近的一个代表便是中尾武彦的前任黑田东彦。2013年在尚有三年半任期未满之时，黑田东彦便匆匆回国，上任安倍政府的日本银行行长一职。简单统计可以发现，九任行长中，至少有五位曾担任过日本财务省的“财务官”，至少有两位曾分别出任过日本驻美大使馆公使和财务省关税局局长，具有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和专业素养。根据日本财务省的官方英译，“财务官”实际上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务大臣”。由于日本财务省对亚行的巨大影响，据说每年亚行年会的开会日期都需多番斟酌，考虑与日本国内的“黄金周”假期重叠，以便日本官员能挤出时间与会。
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白宫仅仅相隔几个街区，但亚行总部却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日本相距甚远。这一度被认为象征着日本在亚行内缺乏某种“非正式影响力”。 在亚行筹建初期确立总部所在地的最终投票中，东京输给了马尼拉，至少说明当时的日本仍缺乏足够的掌控权，受到多方牵制。但是，位居要职的日籍职员“位高权重”，其在议程设定、项目运营、政策评估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例如，亚行下设“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位于东京霞关，与日本的各大政府部门仅有一箭之遥。如果说亚行总部是其行政的心脏，那么这一研究所就是其政策研究的大脑。ADBI成立于1997年，首任所长为原菲律宾财政部长约瑟思·艾思塔尼斯劳（Jesus Estanislao）。但短短一年之后的1998年12月，出身于日本经济企划厅的长银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吉富胜便接替前者，成为第二任所长。2007年1月，亚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室主任河合正弘接任ADBI所长。作为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合正弘此前也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财务省副财务官，力推拟议中的“亚元”。2014年4月1日，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教授吉野直行接任河合正弘成为新一任所长。与亚行行长一样，ADBI的所长也近乎日本的“禁脔”。
一度曾有传言，由于域内其他大国的挑战，日本对亚行行长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随着中尾武彦连任的尘埃落定，日本显然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至少接下去的五年暂时高枕无忧。但可以预想的是，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等新机构的成立、亚太区域内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区域一体化和发展援助的各种政策意见的博弈协调，亚行行长一职所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将有增无减。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新一任行长的领导下，亚行要为亚洲的繁荣和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