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不远万里踏访欧陆的中国驴友，一路向西向西，却不得不遗憾地止步于大西洋之滨。隔着海峡遥望迷雾中的英伦三岛，他们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非要拒申根条约于门外。
　　不然，兴致勃勃的中国游客肯定会在巴黎老佛爷疯狂扫货后，旋即登上欧洲之星快铁，风驰电骋地赶往伦敦的哈罗德百货继续刷卡购物，而后逍遥地去大本钟下泰晤士河畔遛弯。
　　据说，现在卡梅伦首相有点着急了。英国金融机构近日预测，2013年英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0.6%，眼看2015年大选日益临近，再不拉动持续下滑的经济，保守党到时可没好果子吃，这就使得放宽中国游客签证的说法一时甚嚣尘上。虽然最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去年中国人在海外消费一举突破850亿美元的消息，一定会刺激唐宁街的神经，这一回，英国人怕是要动真格分享其中的一杯羹了。
　　其实，中国人对英国并不生分，只要看看每年蜂拥前往小岛读文凭的留学大军如过江之鲫，便知道伦敦的吸引力，虽然花费不菲换来的文凭含金量不高。加之2012年伦敦奥运会展示过不列颠首都的风采，中国人对伦敦的熟悉程度，想来远甚于英国人对北京、上海的了解。
　　故事式开场必有重要人物亮相
　　伦敦的魅力不在其布满全城的古典与现代结合的建筑，也不在泰晤士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而是历经沧桑变故愈显青春活力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一点，读过英国城市历史学家贺利思的《伦敦的崛起》一书，印象更加深刻。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伦敦城市发展史。可对于一座有着2000年历史的城市，盘古开天辟地从头道来显然不明智。为避免单纯写史的冗长和沉重，作者巧妙地截取其中对伦敦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特殊时段（这让我想起了黄仁宇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展开铺陈之下不乏细分缕析，夹叙夹议之中多有状物描人，这就造就了一本颇为引人入胜又具学术价值的史学读物。
　　这里所谓的“特殊时段”，指的是始于17世纪中叶英国交织着内战、瘟疫、大火、革命和政治动荡的混乱时代。正是经历了此后的百年嬗变，英国才完成了从蒙昧到文明的转型，伦敦才在新观念的规制引领下奠定了作为现代世界大都会的基础。
　　“西敏寺前面的大广场上，群众开始聚集，带着挑衅也带着恐惧，他们是为战事逼近而来的。”贺利思开篇直书，立即把我们带到了1641年12月和1642年1月之交的那个冰天雪地的圣诞节。
　　如此故事式的开场，意味着接下来必有重要人物亮相。于是，雷恩、艾佛林、胡克、洛克和巴蓬这五个主角次第登上历史舞台，在伦敦发展演进的紧要关头，各自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精彩纷呈不可或缺也不无遗憾的人生悲喜剧。
　　大火烧了四天四夜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伦敦的历史性转身，竟肇始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火。这场史称“伦敦大火”的灾难日子，不知为什么，我一瞥就过目不忘——是的，1666年9月2日晚上，泰晤士河北岸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店莫名地突然起火。火借风势一发而不可收，烈焰掠过之处，大半个伦敦皆成不毛之地，所有财富在瞬间化为灰烬，直至四天之后，大火摧毁了屹立已300年的地标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才收场。
　　毁灭惨不忍睹，打击史无前例，伦敦再造的契机却已在废墟中萌动。当重建新城的各种方案纷至沓来时，国王和市政当局并不急于行事，而是决定先成立一个由各界资深人士组成的六人专家委员会，拟定重建的基本规制，再由重建委员会向国会提交重建法案经国王和议会批准后实施。
　　凡事先建章立制，通过制度安排来决定公共政策，并据此进行社会管理，这是英国人高明的地方，也投射出一种渗透法治精神的远见卓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考虑到这是一项远在三个世纪前谋划的城市发展计划，这种类似我们现在说的“顶层设计”更显难能可贵。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重建过程中，正是得益于规制先行的引领，伦敦无论面对怎样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动，都能按照与时俱进的重建法案，不受干扰地按照既定格局一步步走向新生，最终发育成为欧洲最伟大的现代都会。
　　重建始于城市丈量
　　根据贺利思在书中提供的资料，由雷恩和胡克参与的重建委员会对新城规划设计之详尽周全，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从未来市容的基本形态到大小街道的宽度，从房屋建材的选择到每栋房屋的样式，从建筑过程的管理到发生纠纷如何协调，桩桩件件都有对应的条文规定，既便利施工，又方便管理。
　　譬如，吸取旧伦敦街道狭小遇事不便人员疏散的教训，道路拓宽成为首选之策。重建法案设定新伦敦五种不同的街道宽度，主要大街约2米，小巷5米；又鉴于老式木屋容易着火，规定全部房屋必须选用砖块和石头，门窗的边框则要用橡木；重建的房屋必须整齐一致面对新拓宽的街道以保持美观，而房屋根据不同人群分为四种规格类型，每种类型又都依据标准尺寸建造。
　　偌大一座城市要完成如此精细的构建，前提当然是要把城市原有的布局走向弄个明白，绘制出准确的地图。在“丈量城市”一章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在皇家勘测司令雷恩的率领下，胡克和勘测员、木匠冒着天寒地冻，从大火灾区最西边的舰队街开始一米一米地钉桩，“9个星期内，将近17650公亩的整块烧毁地区，都画出地图来”。钉桩所用的工具，除了传统的测量器以外，并没有其他新器材，“但他们的成就却是常识、经验和哲学效用的实际证明”。
　　这种力求尽善尽美的行事风格，在雷恩重建作为时代象征的圣保罗大教堂的数十年间，被发挥到了极致。一笔一画求证，一砖一木推敲，尽管不时资金短缺，又运输工具落后，加之时局云谲波诡，这位身兼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建筑家，终其一生为几世纪以来第一座英国国教大教堂献身，从而也使之成为第一座在单一世代设计完成的大教堂。
　　坚守实证理性不动摇
　　伦敦重建进程中，英国人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实际是对实证科学坚守和理性精神崇尚的最好践行。 　　伦敦从一开始就是以追求新知为己任的新哲学的首都。伦敦在得区位地域之便广纳世界财富的同时，也对欧陆一直以来活力四射的思想文化敞开胸怀。这就使得这座城市，培育集聚了包括牛顿、玻意耳等无数超群的大师天才和知识精英。伦敦现代化的种子，就是在史无前例的大重建中播下的。
　　作为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无论雷恩还是胡克或者艾佛林，都是培根实验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们要从历史的断壁残垣中找出未来的方向，坚信必须从实际生活的实验中去探寻真理。他们不但渴望重写物理、解剖学、几何学、航海等等所有过往关于自然法则的学科，而且十分乐意把这些知识运用于各自的生活领域中，就像艾佛林身为作家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在研究伦敦如何防范烟尘的污染一样，他的一本书名就叫《防烟》。而作为房地产商巴蓬的贡献，则是在伦敦重建中通过大量的投机交易强化了英国人的市场意识，由他当时一手创办的火灾保险公司（现为“皇家与太阳联合公司”）甚至一直运行数百年至今，成为全世界最古老的保险公司。
　　当一场大火把伦敦毁于一旦时，恰逢英国基于理性的未来刚刚展开，于是伦敦便成了新观念新思想新哲学新科学的实验场。伦敦的浴火重生，与其说是市场法则与政府公共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不如说是法治规制的成功，是普世理性的胜利。
　　把巴黎阿姆斯特丹甩在身后
　　说到理性，不能不提及《伦敦的崛起》中另一个主角洛克。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我曾经参与了由中国著名教育家刘佛年教授领衔主编的《教育学》编撰工作，洛克的《教育论》和卢梭的《爱弥儿》一样，是我们当时读得最多的西方教育名著之一。洛克既是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的一系列皇皇巨著，如《政府论》、《论宗教宽容》、《基督教的合理性》、《人类理解论》等，深远地影响了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他的思想对伦敦崛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到那场刻骨铭心的大火之后34年的1700年，焕然一新的伦敦已成为新世纪欧洲最大的都市。当时人口多达近60万，这座从烈火中涅槃重生的凤凰城商贸繁荣，公司林立，船运发达，证券兴旺，移民云集，文化荟萃，大步流星地把英国人效仿已久的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甩在了身后。
　　伦敦的重建远非是街道和砖石的重新编排，也不是只追求现世回报的急功近利秀场，而是志在长远的制度规则、机构组织及思想文化的再造和提升。这对正处在城镇化浪潮中的当下中国，无疑是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