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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扎菲死讯传开，西方领导人弹冠相庆的时候，对利比亚干涉行动期间不断酝酿的“奥巴马主义”也大有呼之欲出之势。英国《金融时报》10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奥巴马主义开始成形”的文章，称赞其为“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即高科技、低预算、政治上精明同时又使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政府支出最小化”。
历史上，用总统的名字命名美国外交某项政策的传统由来已久，不过近几十年来这种流俗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基本上只要出一位总统，西方媒体就会炮制出一个“主义”来。美国总统本人和官方基本上都不会公开站出来承认这种挂在自己名字后面的“主义”，私底下会不会为此沾沾自喜则未可知，因为这些“主义”不见得都会落下好听的名声。
当下的奥巴马恐怕也没有太多的心思给自己树立什么“主义”来流芳百世，此刻美国经济依然增长乏力、失业率依然在9%的高位徘徊，国会两党还在为新的就业促进法案喋喋不休地辩论与争吵，抗议经济不公的民众不仅在华尔街安营扎寨，而且开始蔓延到“占领华盛顿”。与此同时，盖洛普发表的民调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季度，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度创造了新低……
葫芦里能倒出什么“主义”
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外交基本上以党派划线，可以分出两种类型的外交路线：一是共和党的，目标上重视比较实际的安全和实力地位，手段上喜好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二是民主党的，目标上偏好更抽象一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手段上重视拉帮结伙、建章立制的多边主义。克林顿的八年和小布什的八年基本上是这两条外交路线的典型，于是先后落下了“克林顿主义”和“布什主义”的名号。
“克林顿主义”的名号诞生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废墟上，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对当时的南联盟展开了持续78天的狂轰滥炸，最后连逼带诱地迫使米洛舍维奇撤出在科索沃的军队。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克林顿访问欧洲的马其顿等国，在春风得意之时宣称：“希望将来能确认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这句话被立刻冠以“克林顿主义”大名。随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为科索沃式的军事干预加了三项条件：一、出现有计划、有步骤的种族灭绝现象,二、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三、美国有能力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克林顿主义”三原则。
“布什主义”的大名则诞生在伊拉克战争的硝烟中，这场发生在2003年的战争打着“反恐”与“遏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旗号，历时短短43天就被小布什宣告了胜利。然而在胜利之后的八年里，美国继续为其付出了4400名士兵阵亡、1.1万亿美元军费支出的代价，成为小布什黯然离开白宫时说不出来的痛。回想开战前的一年，在9.11事件的阴影下，小布什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美国对外战略定义为全球反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公然宣称：第一、美国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者召集国际“志愿者同盟”；第三、扩展自由和民主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此后，当美国在伊拉克的泥潭越陷越深的时候，这些白纸黑字的话统统被揪出来作为“布什主义”的错误而遭致猛烈的批评。
这回开始被人追捧的“奥巴马主义”又是诞生在战火硝烟之中，这不得不让人发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慨，仿佛没有子弹的呼啸与死亡的气息就不足以让世人记住这些“主义”的伟大。尽管卡扎菲不明不白的惨死令人发指，此后的利比亚当局能否避免内战并顺利重建依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暴君之死就足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胜利。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讲说：卡扎菲之死对中东专制领导人来说是“一个警告”，铁腕统治“必然终结”。这句话的所指显然超越了利比亚，将卡扎菲之死的意义推广到了对中东其他所谓的“专制领导人”的警告，让人联想到正处于危局之中的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乃至伊朗等政权。
根据西方媒体的创造，所谓的“奥巴马主义”是“一种把高科技、低预算以及精明地利用政治干预行动结合起来的新型理论，一种把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政府支出成本最小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还可以成为未来干预的一个范例，即把推动美国政策的道德和政治因素与目前的经济形势结合起来”。概括起来看，这个新“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再次显示了美国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推翻“独裁统治”，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决心。《金融时报》在及时推出“奥巴马主义”之时，不忘提及奥巴马在2009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在未来的某些时候，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共同行动——将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从道义上讲也是正当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我们日后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十分廉价地获得成功的方法。拜登的得意还包括了他补充的一句话：在这场获得成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没有搭上一条生命”。的确，同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相比，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仅花费了纳税人10亿多美元。美军提供先进的武器，只借助于空中打击的力量而不是地面部队，实现了“零伤亡”。获得廉价成功的诀窍如某位智囊所言，在于“聪明地”、集中、精确和有原则地运用武力。例如，曾经被指责为软弱和犹豫不决的奥巴马总统曾经果断下令采取大胆的突袭行动拯救被亚丁湾海盗劫持的美国公民，不久前除掉本·拉登的特种突击行动也是这一思想的精妙运用。
第三、廉价成功的关键在于美国把责任分担给北约盟国、利比亚邻国以及最为重要的利比亚反对派，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第一次获得了“幕后领导”的胜利。奥巴马最初因为躲在幕后而饱受诟病，如今这一躲闪的做法却因为契合了美国软弱的经济状况和外交的道义原则而获得了好评。有人开始总结利比亚军事行动成功的某些关键原则，发现西方盟国与地区关键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内反对派的内应至关重要，这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成功实现人道主义干预的要领。不过也有美国官员承认，复制利比亚的成功很难，因为有些条件相当罕见：很少有领导人像卡扎菲一样如此遭邻国厌恶。
能给美国创造一个“主义”吗
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战略界一直在呼唤一个“大战略”或者“主义”，然而由于美国享受着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主要对手又始终模糊不清，这样的战略共识总是千呼万唤也出不来。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日益陷入“分裂”和“极化”的局面。为了赢得选举，共和、民主两党都诉诸于各自意识形态的极端以求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基本盘，于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也濒临瓦解。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外交追求超越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的实现，推动一系列多边国际机制的建立，但实际的表现却经常被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所绑架。小布什时代，借助9.11创造的机遇，美国一度确立了以“反恐”为中心的大战略，但很快由于孤家寡人和穷兵黩武而难以为继。从“克林顿主义”到“布什主义”，美国外交展示给世界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张面孔。
奥巴马的执政再度引起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大战略”的期待，这位曾经的“人气总统”真的能给在冷战后徘徊了20年的美国外交带来一个确实的“主义”吗？让我们回过头来解析媒体炒作的这份“奥巴马主义”。
首先，在推广美式价值观方面，这绝对不是奥巴马的首创，当年克林顿“人权外交”的旗帜举得比奥巴马高得多。别忘了眼下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就是当年的总统夫人，利比亚战事之初就有传闻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积极推动最终促成了武力干涉的决心，因此与其说是“奥巴马主义”还不如说是“克林顿主义”。
其次，在使用武力方面，基本上每位总统都觉得自己比前任高明。当年克林顿批评老布什只顾打海湾战争搞不好经济，上台后成为在外交上使用武力最频繁的总统。小布什批评克林顿滥用武力不顾及真正的国家利益，上台后成为最具西部牛仔风范的战争总统。奥巴马就是靠着批评伊拉克战争、蹬着小布什的鼻子上了台，如今也一度成为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同时开打的“三场战争总统”。
最后，在借助盟友分担责任让美国幕后领导这一点上，却是近年来美国外交比较罕见的现象。不过要是对美国外交史多一点了解的话，这也不是没有先例，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主义”就是一个类似的通过分担责任、甩掉包袱的外交路线。有意思的是，尼克松所面对的局势与今天的奥巴马有惊人的相似：一场引发社会危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一场动摇美元霸权体系的金融危机……
如今的奥巴马依然在内外的两场危机中挣扎，虽然利比亚战事已告一段落，美国从伊拉克已经开始撤军，对于阿富汗也已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但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局面却更加的诡异。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内局势以及日渐迫近的2012年总统大选。奥巴马在他总统任期第11个季度，民意支持率创造了41%的新低，历史同期的记录只有他民主党内的导师吉米·卡特。民调专家警告说，如果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支持率不能回到50%以上的话，那么根据历史记录，他就很可能成为只有一个任期的总统。
媒体和学者们还可以为有没有“奥巴马主义”争论不休，不过奥巴马总统本人需要面对的是相当现实而严峻的局面，因此，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真正的奥巴马主义就是根本没有主义。”
历史上，用总统的名字命名美国外交某项政策的传统由来已久，不过近几十年来这种流俗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基本上只要出一位总统，西方媒体就会炮制出一个“主义”来。美国总统本人和官方基本上都不会公开站出来承认这种挂在自己名字后面的“主义”，私底下会不会为此沾沾自喜则未可知，因为这些“主义”不见得都会落下好听的名声。
当下的奥巴马恐怕也没有太多的心思给自己树立什么“主义”来流芳百世，此刻美国经济依然增长乏力、失业率依然在9%的高位徘徊，国会两党还在为新的就业促进法案喋喋不休地辩论与争吵，抗议经济不公的民众不仅在华尔街安营扎寨，而且开始蔓延到“占领华盛顿”。与此同时，盖洛普发表的民调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季度，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度创造了新低……
葫芦里能倒出什么“主义”
冷战结束之后的美国外交基本上以党派划线，可以分出两种类型的外交路线：一是共和党的，目标上重视比较实际的安全和实力地位，手段上喜好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二是民主党的，目标上偏好更抽象一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手段上重视拉帮结伙、建章立制的多边主义。克林顿的八年和小布什的八年基本上是这两条外交路线的典型，于是先后落下了“克林顿主义”和“布什主义”的名号。
“克林顿主义”的名号诞生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废墟上，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对当时的南联盟展开了持续78天的狂轰滥炸，最后连逼带诱地迫使米洛舍维奇撤出在科索沃的军队。科索沃战争结束不久，克林顿访问欧洲的马其顿等国，在春风得意之时宣称：“希望将来能确认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就应当加以阻止。”这句话被立刻冠以“克林顿主义”大名。随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为科索沃式的军事干预加了三项条件：一、出现有计划、有步骤的种族灭绝现象,二、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三、美国有能力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克林顿主义”三原则。
“布什主义”的大名则诞生在伊拉克战争的硝烟中，这场发生在2003年的战争打着“反恐”与“遏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旗号，历时短短43天就被小布什宣告了胜利。然而在胜利之后的八年里，美国继续为其付出了4400名士兵阵亡、1.1万亿美元军费支出的代价，成为小布什黯然离开白宫时说不出来的痛。回想开战前的一年，在9.11事件的阴影下，小布什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美国对外战略定义为全球反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公然宣称：第一、美国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或者召集国际“志愿者同盟”；第三、扩展自由和民主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此后，当美国在伊拉克的泥潭越陷越深的时候，这些白纸黑字的话统统被揪出来作为“布什主义”的错误而遭致猛烈的批评。
这回开始被人追捧的“奥巴马主义”又是诞生在战火硝烟之中，这不得不让人发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慨，仿佛没有子弹的呼啸与死亡的气息就不足以让世人记住这些“主义”的伟大。尽管卡扎菲不明不白的惨死令人发指，此后的利比亚当局能否避免内战并顺利重建依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暴君之死就足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胜利。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讲说：卡扎菲之死对中东专制领导人来说是“一个警告”，铁腕统治“必然终结”。这句话的所指显然超越了利比亚，将卡扎菲之死的意义推广到了对中东其他所谓的“专制领导人”的警告，让人联想到正处于危局之中的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乃至伊朗等政权。
根据西方媒体的创造，所谓的“奥巴马主义”是“一种把高科技、低预算以及精明地利用政治干预行动结合起来的新型理论，一种把美国的影响力最大化、政府支出成本最小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还可以成为未来干预的一个范例，即把推动美国政策的道德和政治因素与目前的经济形势结合起来”。概括起来看，这个新“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再次显示了美国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推翻“独裁统治”，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决心。《金融时报》在及时推出“奥巴马主义”之时，不忘提及奥巴马在2009年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讲话：“在未来的某些时候，各国——不论是单独还是共同行动——将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从道义上讲也是正当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也不无得意地说：“这是我们日后与世界打交道的方法。”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十分廉价地获得成功的方法。拜登的得意还包括了他补充的一句话：在这场获得成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没有搭上一条生命”。的确，同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相比，美国在利比亚的行动仅花费了纳税人10亿多美元。美军提供先进的武器，只借助于空中打击的力量而不是地面部队，实现了“零伤亡”。获得廉价成功的诀窍如某位智囊所言，在于“聪明地”、集中、精确和有原则地运用武力。例如，曾经被指责为软弱和犹豫不决的奥巴马总统曾经果断下令采取大胆的突袭行动拯救被亚丁湾海盗劫持的美国公民，不久前除掉本·拉登的特种突击行动也是这一思想的精妙运用。
第三、廉价成功的关键在于美国把责任分担给北约盟国、利比亚邻国以及最为重要的利比亚反对派，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第一次获得了“幕后领导”的胜利。奥巴马最初因为躲在幕后而饱受诟病，如今这一躲闪的做法却因为契合了美国软弱的经济状况和外交的道义原则而获得了好评。有人开始总结利比亚军事行动成功的某些关键原则，发现西方盟国与地区关键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内反对派的内应至关重要，这也许可以成为未来成功实现人道主义干预的要领。不过也有美国官员承认，复制利比亚的成功很难，因为有些条件相当罕见：很少有领导人像卡扎菲一样如此遭邻国厌恶。
能给美国创造一个“主义”吗
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战略界一直在呼唤一个“大战略”或者“主义”，然而由于美国享受着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主要对手又始终模糊不清，这样的战略共识总是千呼万唤也出不来。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政治日益陷入“分裂”和“极化”的局面。为了赢得选举，共和、民主两党都诉诸于各自意识形态的极端以求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基本盘，于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外政策的“自由国际主义”共识也濒临瓦解。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外交追求超越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的实现，推动一系列多边国际机制的建立，但实际的表现却经常被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所绑架。小布什时代，借助9.11创造的机遇，美国一度确立了以“反恐”为中心的大战略，但很快由于孤家寡人和穷兵黩武而难以为继。从“克林顿主义”到“布什主义”，美国外交展示给世界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张面孔。
奥巴马的执政再度引起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大战略”的期待，这位曾经的“人气总统”真的能给在冷战后徘徊了20年的美国外交带来一个确实的“主义”吗？让我们回过头来解析媒体炒作的这份“奥巴马主义”。
首先，在推广美式价值观方面，这绝对不是奥巴马的首创，当年克林顿“人权外交”的旗帜举得比奥巴马高得多。别忘了眼下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就是当年的总统夫人，利比亚战事之初就有传闻说希拉里·克林顿的积极推动最终促成了武力干涉的决心，因此与其说是“奥巴马主义”还不如说是“克林顿主义”。
其次，在使用武力方面，基本上每位总统都觉得自己比前任高明。当年克林顿批评老布什只顾打海湾战争搞不好经济，上台后成为在外交上使用武力最频繁的总统。小布什批评克林顿滥用武力不顾及真正的国家利益，上台后成为最具西部牛仔风范的战争总统。奥巴马就是靠着批评伊拉克战争、蹬着小布什的鼻子上了台，如今也一度成为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同时开打的“三场战争总统”。
最后，在借助盟友分担责任让美国幕后领导这一点上，却是近年来美国外交比较罕见的现象。不过要是对美国外交史多一点了解的话，这也不是没有先例，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主义”就是一个类似的通过分担责任、甩掉包袱的外交路线。有意思的是，尼克松所面对的局势与今天的奥巴马有惊人的相似：一场引发社会危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一场动摇美元霸权体系的金融危机……
如今的奥巴马依然在内外的两场危机中挣扎，虽然利比亚战事已告一段落，美国从伊拉克已经开始撤军，对于阿富汗也已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但美国在中东面临的局面却更加的诡异。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国内局势以及日渐迫近的2012年总统大选。奥巴马在他总统任期第11个季度，民意支持率创造了41%的新低，历史同期的记录只有他民主党内的导师吉米·卡特。民调专家警告说，如果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支持率不能回到50%以上的话，那么根据历史记录，他就很可能成为只有一个任期的总统。
媒体和学者们还可以为有没有“奥巴马主义”争论不休，不过奥巴马总统本人需要面对的是相当现实而严峻的局面，因此，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真正的奥巴马主义就是根本没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