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连州生员陈锡等人告发知州朱振基私供吕留良牌位于祠堂奉祀。被举报的朱振基是浙江长兴人，贡生出身。雍正五年起，任连州知州。据雍正八年十月十一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呈报雍正的密奏，可知举报后的情况：“窃照参原任连州知州朱振基私设逆贼吕留良牌位一案。臣于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三日访查确实，密行广州府知府吴骞，密委巡检蒋大谋星驰前去，查取逆贼牌位，而朱振基已将牌位潜藏。随据该州生员陈锡等呈首，臣与前任按察使臣楼俨，即行揭报转请纠参，奉旨拿问，交督臣郝玉麟严审究拟。嗣据该府县审供定拟斩决，招解经署按察使臣黄文炜会同臣讯，将朱振基照大逆不首律拟斩立决，招解督臣郝玉麟亲审，具题在案。”
　　经过两司审理，要对朱振基以“大逆不首律拟斩立决”，两广总督郝玉麟以为拟判太重，并且之前有浙江总督李卫审理张昌言之案例，张昌言只是被革去主簿职衔，照违例律满杖而已。所以，郝玉麟在督臣谕单说：
　　“据该司审解原任参草理猺同知朱振基，于连州任内私置吕留良牌位奉祀一案。官犯前来，经本部院覆审，据供情节无异，惟该司拟照大逆不首定罪，似觉未协。查逆贼吕留良从前欺世盗名恶迹未露，之先多被其迷惑，是以浙江总督李卫，题请凡有从前无知妄知推重逆贼吕留良，或设立牌位或刊伪文者尽行剗毁，但能悔心改误，不许棍徒借端挟制，以昭圣明仁育义正之感。治随经刑部覆准，有设立逆贼吕留良牌位者，限三个月内投首，地方官处尽行燔毁等。因通行在案，今历审朱振基坚供与吕留良并非同乡，亦非师生情宜，从前并不认识。原因一时愚昧，误认吕留良为理学之流，故有此冒昧之举。后闻恶迹败露，即自行撤毁牌位，已能悔心改误，情尚可原。再查部覆浙江审题吴永芳诬首一案内开张昌言，设立吕留良牌位送至书院，应革去主簿职衔，照违例律满杖。又嘉兴府知府阎尧熙于张昌言禀请设立吕留良牌位之时，并不查明禁止，及至逆迹败露始行撤毁，又不据实详明，应照溺职例革职等语。今朱振基从前私设牌位及覆撤毁不首之处，与张昌言、阎尧熙所犯情罪大概相符，可即援引此例，叙入详内，将朱振基问拟满杖廉得平允，仰司覆核明白具详。此单仍缴。”
　　平心而论，郝玉麟为保全朱振基的性命，这样题拟谕单是有理有据的，但是，由于雍正残忍无情的性格，以及其对精神文化的变态恐惧心理，不惜滥杀无辜。雍正在收到郝玉麟的题拟之后下旨：“朱振基治罪之处甚属卖法轻纵，将本掷还，着另行定拟，将情由明白回奏。此案承审定拟各员，着交部严察议奏。钦此。”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在雍正八年十月十一日呈报雍正的密奏中，将郝玉麟出卖，并将按察使黄文炜转抄的督臣郝玉麟谕单附在密奏内。雍正朱批到：“汝幸有此奏。此等事如何能逃脱觉察也。此奏未到之先，本上已专严有矣。所奏知道了。”
　　在雍正的高压之下，郝玉麟诚惶诚恐，感觉就要祸及自身。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连忙上奏：
　　“前来臣一时愚昧，随□□□题在案，惟是逆贼吕留良□逆奸邪，妄肆诋诬□应寸磔之犯。今朱振基竟敢制造牌位□入祠内供奉，迨至逆迹败露，私将牌位撤毁，又不首明实，与浙江张昌言之呈明□□者不同。乃臣不能详审其情罪，以致问拟错误，委系实情。臣原不敢存一毫私见，如果有心卖法轻纵，自□□圣明洞鉴，实系臣律例未精，愚昧□□，至今追悔无及。臣有何□处，况朱振基于臣八月初二日具题之后，旬日之间，即伏冥诛，□见该犯之罪不容违令。”
　　又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广东连州知州朱振基、学正王奇勋不应设祠奉祀留良，与车鼎丰、车鼎贲、孙用克、周敬舆俱坐死，父母祖孙兄弟妻女坐发给为奴者二十三家。”朱振基等可谓家破人亡。
　　而告发朱振基的生员陈锡等人却因此被雍正恩赏。《雍正上谕内阁》卷八十六：“又奉上谕，此所参朱振基、王奇勋俱着革职拏问。其私置吕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该督严审定拟具奏。连州生员陈锡等深明大义，不为邪说所惑，据实出首以彰名教，具见该州士习之淳良，甚为可嘉。着将今年该州应试完场之举子，交与该学政秉公遴选学问优通者四人，赏作举人，送部一体会试，以示恩奖。如今科所取副榜内有连州生监，亦准作举人。”据此上谕，连州共有卢伯蕃、陈锡、戴雯和吴奇徽四人准作举人，并予参加雍正八年的会试。道光《广东通志》卷七十七：“特赐举人四人。连州革职知州朱振基私供吕留良牌位，生员陈锡等首告。上念连州士习刚正，特旨录取是科应试完卷四名生员：卢伯蕃、陈锡、戴雯、贡生吴奇徽，准作举人，次年会试。”由于笔者所见史料都说的是“陈锡等人”告发知州朱振基，没有具体写明哪几个人，所以，除陈锡外，卢伯蕃、戴雯和吴奇徽是否参与告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三人与陈锡一样，确实是朱振基案的受益者。
　　由于广东离北京路途遥远，卢伯蕃、陈锡、戴雯、吴奇徽等人获知“准作举人”并可以进京会试的消息比较晚了，所以等到他们到北京，会试已经结束。雍正将四人“特赐殿试”，其中文笔稍好的卢伯蕃获选为进士。雍正八年的会试，录取赐进士及第第一甲3名，赐进士出身第二甲100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296名，未殿试者6名。这年是史上录取最多人的会试，共录取了405名（录取最少者为乾隆己酉科，仅录取96名）。卢伯蕃因“特赐殿试”，被排在进士第三甲第100名。
　　雍正对雍正八年的进士，做了一次重要的改革。据《雍正上谕内阁》卷九十五：
　　“今科外用进士，着就伊等本籍邻近地方掣籖派往。交与各该督抚分派藩臬衙门，令其学习。伊等中式之后，原须候选数年，始能得官。今着学习三年，委署试用一年，约计四年之后，题补实授。与伊等候选之期相仿，而又得学习吏治，较之闲居在家，岂不大有裨益？此三年之内，若该地方需用人员，仍着奏请，另行拣选命往，不必于新科进士内迁就委用。倘进士中果有才具出众，平日熟练吏治，不待学习者，该督抚格外委署题补，即于本内声明具奏；若才具庸常，难以练习吏治，情愿改补教职者，不拘三年之期，准其具题改补。其学习之员，毎年公费若干，该督抚于公用银两内酌量给与，将朕所派等次开单行文各督抚知之。” 　　也就是把“候选数年，始能得官”的进士，“着就伊等本籍邻近地方掣籖派往”，所以广东进士大多派往广西，并安排到各省的“藩臬衙门，令其学习”，并要求“学习三年，委署试用一年”，通过三年的“学习”和一年的试用，把原来只知几本儒学经典的书生，培养成熟练的吏治人才。
　　根据这个上谕，卢伯蕃与何梦瑶、刘瓒、徐梦凤、赵楷、张月甫、李运正、李瑜、李学周和叶志宽共十名广东进士，同时分发到广西。经过“学习”和试用，卢伯蕃于雍正十二年正式任武宣知县。他在任上官声还是不错的，据嘉庆《武宣县志》卷十一：“卢伯蕃，连州人。雍正十二年由进士任武宣县。洁己爱民，有惠政，邑人讴思。”
　　何梦瑶是广州府南海县人，曾经为这九位同年作《九君咏》，在序中说：“庚戌榜后，分发广西候补者十人。未十载而死者三，黜者三，以忧去者二，独予与李宁明在耳。聚散无常，日月流逝，抚今追昔，深用怆怀，作九君咏。”其中有《卢武宣伯蕃》：“出群云鹤独昂藏，心有寒冰面有霜。自笑托身同散木，争看给札赋长杨（卢场后到京，特赐殿试）。秦筝惯度无愁曲，汉玉能镌急就章。闻说灯前频判犊，罢官犹为老翁忙。”诗中“出群云鹤独昂藏，心有寒冰面有霜”，似乎暗讽其为无情而高傲之人；而“罢官犹为老翁忙”显示卢伯蕃后来被罢官了。
　　而因为举报而获益的陈锡等人，被人不耻。陈锡获任合浦教谕，戴雯获任龙川教谕，但是合浦、龙川县志却没有记载；吴奇徽，番禺人，附籍连州，本姓张，“赏做举人”后，并没有安排官职，以教书为业，后来客死异乡。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五还说：“奇徽少时，术者谓其不利子嗣科名，且客死，为命三疵。然其举子也，以耄年举乡也，以异籍虽道死，而故旧门生醵金，走数千里归其丧，究异于旅瘗者。术家之言验而不验，时以为厚德在人之报云。”实际上县志作者以术家之言曲折表示“报应”的意思。
　　雍正以后，虽然官方没有为朱振基平反昭雪，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同治《连州志》卷三对他褒奖有加：“（朱振基）性耿介，洁己奉公，爱民如子，税米至即纳仓，不待守候。平斗概，蠧胥奸吏圭勺不敢多取。息争讼，缮学桥，复巽峰塔，改旧千户所建南轩书院，捐谷置产，为经久计。至今州人睹其规制，如召伯甘棠。”同治时，还将其入祠配享。同治《连州志》卷三：“朱振基，浙江长兴人，贡生。雍正五年任。刚方廉介，勤政恤民，创建书院，捐俸置产为永久计。复巽峰塔，以兆科名，平斗槪以均输纳。州人至今尸祝之。有传附名宦后，现欲公举入祠。”
　　虽然雍正是个勤奋而有为的皇帝，但是其狭隘的思想、专制极权的制度、鼓励告密的手段，使他可以轻易地草菅人命。文字狱的受益者们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历史和民心终究是公道的。
　　荀铁军：江西金溪人，现居广州，史学博士。作品散见于《读书》《文艺评论》《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
　　责任编辑 刘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