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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197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平民百姓喜欢谈论的一个词就是“三大件”。
不过在不同时期，“三大件”所指内容不同。从开始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到后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期间的风风雨雨我算是经历过，记忆犹深。但要不是因为还保存着当年的照片，任凭我多么博闻强记，也很难向后人说明，当初的那些大件“贵重”物品是多么风光。
最早的“三大件”指的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的照片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三种商品的身影。特别是手表和自行车，弄上一件一同出镜，照片里的主人公一定身价倍增。
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人们逐渐富裕了，“三大件”逐步演变成“电视/冰箱/洗衣机”的合称。虽然在那个年代，大衣柜/录音机/电话/照相机也算是个东西，但在市民心里，却不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权重大。谁要想成家立业，最好备齐一套。
如今，人们对“三大件”的概念已经逐渐淡漠。房子、汽车肯定是大件，其后的第三件我却实在想不出来，因为眼下，没有什么商品的价格能与房子比肩。
反映前两代“三大件”的照片，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对现在的人来说，自行车/手表这类东西是非常普通的商品；在过去，没有票证，人们手里攥着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这些东西。当时人们对这些商品的看法，如今从老照片中可以窥出一二。
别看手表体积小，戴在手腕上却很显眼。在拍照时，很多被摄者会特意将手表露出来。在那时，像江诗丹顿、百达翡丽这些奢侈品还未进入中国，人们偶尔能见到劳力士、欧米茄这两个品牌。1970年代初，北京百货大楼有售欧米茄手表的专柜，最普通的款式都要450元左右，听说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才400多元。那时我在王府井大街一带上班，空闲时经常去看看手表，以及百货大楼对面东风市场里的照相机专柜，权当“精神会餐”。
当时，可能全北京市也没多少人买得起450元一块的手表。相比之下，平民百姓更能靠买辆自行车来“炫富”。那时价格最贵的国产自行车是上海出品的凤凰28英寸锰钢自行车，全链套，前后胀闸，印象里售价是209元；北京永久牌PA13型锰钢自行车，193元，售价排在第二；而在市场上最受百姓欢迎的则是100多块钱的普通款。
自行车是当时的代步工具，上到国家主席夫人，下到工厂女工都经常骑自行车上街。那会儿，进口的英国产自行车也非常受欢迎，以当时最有名的“凤头”自行车为例，翘把，全链套，前后胀闸，深绿色的车身，加快轴车头还带磨电灯，骑在街上非常有“派儿”。就像现在人们喜欢攀比汽车档次，当时人们也用自行车的牌子来比阔。无论是国产的凤凰锰钢自行车还是英国“凤头”自行车，这些自行车中的“法拉利”在北京街头的曝光率并不高，骑它们的人总会招来艳羡的目光。
手表虽然没有自行车的“炫富”效果好，但在当年也是个能证明身份的物件。那些出门又戴手表又骑自行车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干部或干部子弟。
在“三大件”里有关手表的故事最多，在這些半老不老的照片里，有意在自己的个人形象中表现出“我趁手表”的照片也不难找。甭管是借的还是只有样子不能走的，只要看上去是块手表，套在腕子上就特得意。自行车一眼就能看出个新旧好坏，缝纫机好用不中看在照片里不易表现，这样一来，手表当然抢了风头。手表当时还分“正戴”和“反戴”：表面朝外的叫正戴，看起来方便，缺点是表面容易划伤；反戴是指把表蒙子向内，有保护作用。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女性反戴手表的甚多，可见女同志更珍惜贵重物品。
手表与一个人的面子有关，并不源于中国，早先外国也一样。五六十年以前，即使是国产表，也要百八十一块，进口手表都在120元以上。现在有回忆录说，雷锋当年也趁手表，并非真正的艰苦朴素。后来逐渐清晰的事实是，1958年雷锋在鞍山钢铁公司当拖拉机手和推土机手，算是技术工人，每月工资大概有36元。再加上雷锋是孤儿，又没交女朋友，平时过着集体生活，没什么大开销。
大概是1959年2月的一天，雷锋和同事来到抚顺市的一家旧货店，发现店里的皮夹克和手表都很便宜。前者非常适合开推土机的司机穿，因为皮夹克不怕油渍，而手表是个时髦物件，年轻人自然喜欢。雷锋一下子买了两份皮夹克和手表，自己留一份，给一起来的同事一份，因为是旧货，所以加起来也没有超过百元。
雷锋14岁参加工作，先在县里当通讯员，后来学会了开拖拉机和推土机，一直很朴素。买手表和皮夹克则是雷锋一次难得的“奢侈”行为；而且他在买这些东西时，还没忘记给比自己困难的同事也买一份，由此可见，大方、追求时尚和勤俭、助人为乐并不冲突，雷锋的形象也因为手表和皮夹克而更显得丰满，从“神”还原为人。
中国的第一块国产手表于1955年问世，诞生地是天津。天津手表厂生产的海鸥表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中的代表。无独有偶，上海随后也正式投产了一款名为海鸥的相机。无论如何，在那时手表毕竟要比相机实用，因此海鸥手表的名气要盖过海鸥相机。从前，提起海鸥牌手表，谁人不知？海鸥牌的前身叫“五一牌”，它生产的第一批手表仅有几块，且由几位拥有丰富修表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制作。这批产品结束了中国只会修表不会造表的历史。1973年，海鸥手表定价为120元，表带另算。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国产手表中算是较高的，几乎等同于进口的瑞士英纳格或罗马等牌子手表的价格。
第二阶段的“三大件”以电视最为风光。在那时，冰箱用处有限，一般人家除了剩菜剩饭，真没什么可冰的；洗衣机也是，衣服不多，通常打点肥皂用手搓搓就行了；若家里有一台电视，就好像多了一个灵魂，在街坊邻居面前特有面子。
“文革”之前，市面上只有黑白电视，屏幕小得可怜，电视台的播送质量也不好，但有总比没有强。小的时候在家里看次电影是什么概念？小孩躺着想一想都能笑醒。我记得特清楚，1965年，为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电视台破天荒地播出了前苏联拍的几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等；一栋居民楼里有电视的就那么几家，一般来说，1楼的那家最遭殃，屋里坐的全是认识这家大人或者小孩，凭关系进来的邻居，进不去屋的，便在门口候着等待机会，而窗户外也趴满了小孩，看不见听听也行。
电视作为“三大件”之一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文革”后，以9/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主，12英寸售价在400元左右。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凭票供应，非常抢手；同时，也有少量彩色电视专售给高干家庭，14寸的780元，20寸的高达2000多元。当时我认识的一家人，“倾家荡产”买了一台14寸彩色电视，怕露富，晚上拉上帘子偷偷看。
在1970年代，买黑白电视要凭票，单位里绝少有人能得着票，指不上。也有用侨汇券的。再有一条捷径就是凭介绍信到一商局去批，批准后再去特供点买。我家托人到总参管理局开了一个，拿到位于原东四人民市场的一商局，那里面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实在是太牛气了—对方拿起介绍信一看淡淡地说：“6级（干部）倒是不小，但电视没有。”
1985年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国家允许出国人员以外汇平价购买三大件，国外交钱，国内提货。其中，彩电仍居最受追捧的大件之首。在北京安定门外设有一出国人员外汇商品提货点（后迁至北京朝阳区惠新街），全国著名。当时这里每日人头涌动贩子云集，常常闹得交通堵塞，堪称一景，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照片。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大件时代最后的疯狂。随后“高烧”减退，“三大件”的风光从此不再。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有钱没地儿买的矛盾已成历史，现在，甭管什么大件，只要你有钱，便能收入囊中。
不过在不同时期，“三大件”所指内容不同。从开始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到后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期间的风风雨雨我算是经历过，记忆犹深。但要不是因为还保存着当年的照片，任凭我多么博闻强记，也很难向后人说明，当初的那些大件“贵重”物品是多么风光。
最早的“三大件”指的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的照片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三种商品的身影。特别是手表和自行车，弄上一件一同出镜，照片里的主人公一定身价倍增。
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人们逐渐富裕了，“三大件”逐步演变成“电视/冰箱/洗衣机”的合称。虽然在那个年代，大衣柜/录音机/电话/照相机也算是个东西，但在市民心里，却不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权重大。谁要想成家立业，最好备齐一套。
如今，人们对“三大件”的概念已经逐渐淡漠。房子、汽车肯定是大件，其后的第三件我却实在想不出来，因为眼下，没有什么商品的价格能与房子比肩。
反映前两代“三大件”的照片，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对现在的人来说，自行车/手表这类东西是非常普通的商品；在过去，没有票证，人们手里攥着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这些东西。当时人们对这些商品的看法，如今从老照片中可以窥出一二。
别看手表体积小，戴在手腕上却很显眼。在拍照时，很多被摄者会特意将手表露出来。在那时，像江诗丹顿、百达翡丽这些奢侈品还未进入中国，人们偶尔能见到劳力士、欧米茄这两个品牌。1970年代初，北京百货大楼有售欧米茄手表的专柜，最普通的款式都要450元左右，听说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才400多元。那时我在王府井大街一带上班，空闲时经常去看看手表，以及百货大楼对面东风市场里的照相机专柜，权当“精神会餐”。
当时，可能全北京市也没多少人买得起450元一块的手表。相比之下，平民百姓更能靠买辆自行车来“炫富”。那时价格最贵的国产自行车是上海出品的凤凰28英寸锰钢自行车，全链套，前后胀闸，印象里售价是209元；北京永久牌PA13型锰钢自行车，193元，售价排在第二；而在市场上最受百姓欢迎的则是100多块钱的普通款。
自行车是当时的代步工具，上到国家主席夫人，下到工厂女工都经常骑自行车上街。那会儿，进口的英国产自行车也非常受欢迎，以当时最有名的“凤头”自行车为例，翘把，全链套，前后胀闸，深绿色的车身，加快轴车头还带磨电灯，骑在街上非常有“派儿”。就像现在人们喜欢攀比汽车档次，当时人们也用自行车的牌子来比阔。无论是国产的凤凰锰钢自行车还是英国“凤头”自行车，这些自行车中的“法拉利”在北京街头的曝光率并不高，骑它们的人总会招来艳羡的目光。
手表虽然没有自行车的“炫富”效果好，但在当年也是个能证明身份的物件。那些出门又戴手表又骑自行车的人，很可能被认为是干部或干部子弟。
在“三大件”里有关手表的故事最多，在這些半老不老的照片里，有意在自己的个人形象中表现出“我趁手表”的照片也不难找。甭管是借的还是只有样子不能走的，只要看上去是块手表，套在腕子上就特得意。自行车一眼就能看出个新旧好坏，缝纫机好用不中看在照片里不易表现，这样一来，手表当然抢了风头。手表当时还分“正戴”和“反戴”：表面朝外的叫正戴，看起来方便，缺点是表面容易划伤；反戴是指把表蒙子向内，有保护作用。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女性反戴手表的甚多，可见女同志更珍惜贵重物品。
手表与一个人的面子有关，并不源于中国，早先外国也一样。五六十年以前，即使是国产表，也要百八十一块，进口手表都在120元以上。现在有回忆录说，雷锋当年也趁手表，并非真正的艰苦朴素。后来逐渐清晰的事实是，1958年雷锋在鞍山钢铁公司当拖拉机手和推土机手，算是技术工人，每月工资大概有36元。再加上雷锋是孤儿，又没交女朋友，平时过着集体生活，没什么大开销。
大概是1959年2月的一天，雷锋和同事来到抚顺市的一家旧货店，发现店里的皮夹克和手表都很便宜。前者非常适合开推土机的司机穿，因为皮夹克不怕油渍，而手表是个时髦物件，年轻人自然喜欢。雷锋一下子买了两份皮夹克和手表，自己留一份，给一起来的同事一份，因为是旧货，所以加起来也没有超过百元。
雷锋14岁参加工作，先在县里当通讯员，后来学会了开拖拉机和推土机，一直很朴素。买手表和皮夹克则是雷锋一次难得的“奢侈”行为；而且他在买这些东西时，还没忘记给比自己困难的同事也买一份，由此可见，大方、追求时尚和勤俭、助人为乐并不冲突，雷锋的形象也因为手表和皮夹克而更显得丰满，从“神”还原为人。
中国的第一块国产手表于1955年问世，诞生地是天津。天津手表厂生产的海鸥表成为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中的代表。无独有偶，上海随后也正式投产了一款名为海鸥的相机。无论如何，在那时手表毕竟要比相机实用，因此海鸥手表的名气要盖过海鸥相机。从前，提起海鸥牌手表，谁人不知？海鸥牌的前身叫“五一牌”，它生产的第一批手表仅有几块，且由几位拥有丰富修表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制作。这批产品结束了中国只会修表不会造表的历史。1973年，海鸥手表定价为120元，表带另算。这个价格在当时的国产手表中算是较高的，几乎等同于进口的瑞士英纳格或罗马等牌子手表的价格。
第二阶段的“三大件”以电视最为风光。在那时，冰箱用处有限，一般人家除了剩菜剩饭，真没什么可冰的；洗衣机也是，衣服不多，通常打点肥皂用手搓搓就行了；若家里有一台电视，就好像多了一个灵魂，在街坊邻居面前特有面子。
“文革”之前，市面上只有黑白电视，屏幕小得可怜，电视台的播送质量也不好，但有总比没有强。小的时候在家里看次电影是什么概念？小孩躺着想一想都能笑醒。我记得特清楚，1965年，为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电视台破天荒地播出了前苏联拍的几部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等；一栋居民楼里有电视的就那么几家，一般来说，1楼的那家最遭殃，屋里坐的全是认识这家大人或者小孩，凭关系进来的邻居，进不去屋的，便在门口候着等待机会，而窗户外也趴满了小孩，看不见听听也行。
电视作为“三大件”之一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文革”后，以9/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主，12英寸售价在400元左右。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凭票供应，非常抢手；同时，也有少量彩色电视专售给高干家庭，14寸的780元，20寸的高达2000多元。当时我认识的一家人，“倾家荡产”买了一台14寸彩色电视，怕露富，晚上拉上帘子偷偷看。
在1970年代，买黑白电视要凭票，单位里绝少有人能得着票，指不上。也有用侨汇券的。再有一条捷径就是凭介绍信到一商局去批，批准后再去特供点买。我家托人到总参管理局开了一个，拿到位于原东四人民市场的一商局，那里面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实在是太牛气了—对方拿起介绍信一看淡淡地说：“6级（干部）倒是不小，但电视没有。”
1985年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国家允许出国人员以外汇平价购买三大件，国外交钱，国内提货。其中，彩电仍居最受追捧的大件之首。在北京安定门外设有一出国人员外汇商品提货点（后迁至北京朝阳区惠新街），全国著名。当时这里每日人头涌动贩子云集，常常闹得交通堵塞，堪称一景，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照片。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大件时代最后的疯狂。随后“高烧”减退，“三大件”的风光从此不再。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有钱没地儿买的矛盾已成历史，现在，甭管什么大件，只要你有钱，便能收入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