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医药史上，《神农本草》《本草纲目》等中草药典籍，在预防、治疗民众的“身病”方面，始终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钱本草》就不同了，它是唐人张说仿《神农本草》撰写的传世名篇，该文以药喻钱，借钱言药，明药理，述采集，谈用法，讲禁忌，在预防、治疗人们特别是官员的“心病”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作者张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洛阳人，历武、中、睿、玄四朝，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盛世，一代名臣，且才华横溢，擅长文辞（时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遂有了这篇传世奇文，千载之后读之，仍觉“药香”犹存。全文不长，照录如次：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危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炼，方可久服投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这篇奇文，只有187字，言简意赅，故毋须翻译。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为阐释。
　　“药性”与功用。鉴于当时的世风，古人对于钱的性质与功用，往往看到钱的“副作用”与“负作用”。而在张说笔下，钱不仅有“味甘”的一面，能够“采泽流润”“疗饥寒”“解困厄”，因之让人艳羡，让人追慕，让人渴求，让人贪婪；同时，钱也有“大热，有毒”的一面，让人小心，让人适度，让人谨慎，让人警惕。这是因为，服用此“药”，一旦失却“均平”，往往导致“冷热相激，令人霍乱”，且这种“疫情”一旦流行开来，就会“役神灵，通鬼气”，后果就十分可怕了。由此可见，较之古代其它谈钱的文字，张说此论，不仅客观，而且辩证。高屋建瓴地看，钱之于“邦国”总体上是有利的（利邦国），但对官员却有“污贤达、畏清廉”的两面性。如果阁下自律甚严，金钱岂奈我何！如果阁下是“有缝的蛋”，“贤达”也终究扮演不下去。
　　采集之法。“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采摘此药，不分季节，无论寒暑，不计早晚，但务必循理，这个“理”大体同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理”或曰“道”包括天理、情理、道义、道德、法律等公理，所谓“伤神”，不仅有伤神明、神圣，也有伤神魂、神情，更有伤德操、品行。古人云：“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增广贤文》）”“无言暗室何人见，咫尺斯须已四知。（唐·周昙）”“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清·叶存仁）”这些例证，都为“采之非理”提供了注脚。
　　积散之道。“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危之患至。”对于个人，只积不散，守财奴一个，不仅于人、于己无益，且易招灾惹祸，贻害社会；反之，只散不积，寅吃卯粮，超前消费，无异于坐吃山空，败家子一个。积散之道，不仅指个人的收支之道，也指国家的积累与消费，生产与分配之道。“富财政、穷百姓”，国富民穷，只管积累不管消费，只顾生产不顾生活，都曾造成不良后果，也是有过教训的。
　　“炼药”之术。炼药之术，其实是对金钱的驾驭之术。张燕公的“七术”告诫人们，在钱的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七项原则：收支统筹，积散兼顾是为道；对于钱不能爱如珍宝、为钱所迷是为德；“取与合宜”，进出平衡是为义；使用得体，开支正当是为礼；“博施济众”，扶危济困是为仁；借还守时，信守契约是为信；取之有道，无害于己是为智。这就要求，在錢的获取、消费和管理上，一定要符合社会的公理与正义，兼顾道德、法律与责任，才能真正达到道、德、义、礼、仁、信、智的境界。
　　鲁褒在《钱神论》中把“孔方兄”骂得狗血喷头，说钱“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由此可见，张说的《钱本草》，较之鲁褒的《钱神论》，在创作时的情绪把握上，在对阐述对象的总体理解上，表达得更为平实和冷静，体现了更多的理性与客观，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