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太阳宫乡的嬗变过程中,外来农民工和本地土著的立锥之地渐少,权贵版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标准的“逆城市化”
《财经》记者 姚佳威
太阳宫地区,又称为太阳宫乡,是北京市朝阳区西部的一个乡级行政区,位于东北三环与四环之间,辖区面积5.9平方公里,下辖三个行政村,14个居委会,曾有常住人口六万余人,其中四万人属于外来人口。
新旧太阳宫
“当年这里吸引外来人口,是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郑永华告诉《财经》记者。
郑永华几年前曾到太阳宫调研。据北京市社科院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太阳宫只是几个村落组成的平房区,附近医院学校齐全,生活成本低廉,必要基础设施齐备,喧嚣热闹间,充满草根生活气息。早市上热气腾腾的小笼包,院儿里支愣着耳朵的大狼狗,胡同里30块一晚的小旅店,让初来乍到的农村人宾至如归。
当然,外来人员多,成分复杂,也给卫生、治安工作带来一定压力。自1990年开始,太阳宫乡政府下大力气清洁卫生,当地派出所增派警力维护治安,人们生活过得平稳有序。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此处,作为他们进入北京的第一站,太阳宫人声喧嚣,炊烟袅袅,一派欣欣向荣。
1996年,30岁的王端生离开河南安阳农村老家,来到北京,花了250元在太阳宫租了一个50多平米的小平房,打工赚钱。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太阳宫,曾是王端生群体在北京奋斗的栖身之所,是他们梦想开始之地。
王端生回忆,当时在这片城中村里,两三块钱就可以买顿饱饭,二三十元就可凑合一宿,两居室平房一个月租金最高只需三四百元。在附近饭店当了两年的厨师之后,他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并且在太阳宫开了一家拉面馆。
如今的太阳宫已面目全非。“放心吧,原先城中村的房子全都拆光了,现在建成和在建的,都是高档社区。”当地二手房中介向流露买房之意的《财经》记者保证。
原来的平房区已全部消失,代之以高楼大厦。30元一晚的小旅店没了,代之以五星级的皇冠假日大酒店;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没了,代之以海鲜酒家;地下停车场里,满地的奔驰宝马在灯下熠熠生辉。截至目前,太阳宫新开盘的楼房每平方米价格已突破4万元大关,二手楼房也已经飙过3万元。
别无选择,只有离开。43岁的河南汉子王端生在2008年挥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背起行囊,转身离开。4万元多像王端生一样的外来打工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栖身之所,另觅新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结束在北京的漂泊奋斗,返回农村老家。
“腾笼换鸟”
2004年后,随着北京房价节节飙升,全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云集北京,四处找地、圈地。随着京城可用之地急剧减少,开发商们逡巡审视,在边边角角寻找有潜力的价值洼地。
交通好,地段佳,价格相对较低的城中村,成为开发商的眼中肥肉。太阳宫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北三环和东北四环之间,紧邻地铁13号线、5号线和机场快轨,距天安门六公里、距国贸五公里、距亚运村三公里、距燕莎两公里,属黄金地段。
早在2002年初,朝阳区政府就规划,拟投资70亿元用于太阳宫新区开发项目。其未来发展方向被确定规划为“高档精品住宅小区”,整个新区将于2005年前陆续建成。
政府抛出肥肉,地产大鳄们迅速围拢过来。太阳宫新区规划居住区面积约为78万平方米,分为A-F六个区。除E区于2006年被北京驰野房地产公司拿走外,A区由北京冠城新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B区交给北京冠城正业、C区划给北京冠城新泰、F区则托付北京太阳宫房地产。但实际上,这几家公司都是冠城大通(600067.SH)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冠城大通,其老板韩国龙,曾连任两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京城地产闽系四大家族”之一,曾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前150位。北京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冠城大通十几年前进军北京,拿下马甸危改房项目,做成著名高档社区冠城园,在京城地产界一战成名。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由香港冠城集团控股,公司注册资本6.13亿元,房地产业务是其支柱产业。截至2008年12月底,冠城大通总资产达73.77亿元,年主营业务收入44.86亿元,年利润总额3.29亿元。
此前有媒体曝光,2009年,冠城大通的子公司,北京太阳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华油服务总公司(中石油下属负责后勤的子公司)签署《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后者斥资20.6亿元团购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星城三期的八幢住宅楼和两幢商用楼,外加两个地下停车场。团购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远低于每平方米23000元的市场价。
新区规划完毕,地产商摩拳擦掌,但一道难题陡然横亘在前:拆迁。面对高企的房价,一些原住户对补偿价格并不满意,坚决不搬。《财经》记者看到太阳宫乡政府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拆迁工作列在前一年工作回顾的重要位置。
时间不等人,面对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拆迁公司终于忍无可忍。现在全国热议,屡遭声讨的强制拆迁,在两年前的太阳宫就已火爆上演。
2007年5月9日凌晨3点,还在睡梦中的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20多户“钉子户”被人从平房中轰出,随后26间房被铲车强行推倒,来不及抢出的家具财物都被埋在废墟内。惊魂甫定的人们站在夜色中,看着自己的家被生生推平,成为一堆瓦砾。
当年媒体上的一张关于太阳宫拆迁的照片令人动容:清晨,一个小姑娘坐在瓦砾堆上,用稚嫩的小手,费劲地扒着那堆砖头瓦砾,试图寻找已被深埋的书包,早上还要赶去上学……
拆迁诉讼代理律师徐守恒认为这种行为危害到居民人身安全,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已构成刑事犯罪。尽管当时朝阳区政府领导也表示要严肃追究责任,但最后参与动手铲房的人员并未受到制裁,事情不了了之。
徐守恒向《财经》记者透露,最后开发商的确下了血本,付出的拆迁补偿金比正常标准高出一大节,再加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房子已被推倒,太阳宫的留守者们最后都选择搬迁。
而在此处租房的4万外来人口,一部分远徙,转移到河北燕郊等地,一部分离开北京,回到原籍。
一个现代大都市社区脱胎而出的同时,又一个城市化的对接入口湮灭成尘。
城市化VS逆城市化
太阳宫标本绝非孤例。早在2001年后,北京市政府就要求每个城区每年确定一批重点整治地区,作为绿地、城市基础设施、文化体育商业设施、经济适用住房等用地。
2002年5月,北京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了普查。“普查结果是,当时仅北京城八区就有332个城中村,总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数100多万。”
而这些“城中村”和外来人口命运的真正拐点,出现在2004年。这一年9月,北京市第61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从当年起,下大力气对“城中村”进行集中整治。
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城中村”整治细则,规定需大力整治的城中村有80个。当时在北京四环与五环之间的112个行政村里,有97个容纳着超过1万的流动人口。而到奥运会开幕前,整治目标已基本完成,這就意味着这些流动人口自然已被“请出‘城中村’”,至于这百万外来人口的归宿,是搬迁还是回乡,没有任何统计,亦无人问津。
放眼全国,进入新世纪后,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亦纷纷扫荡清除“城中村”。
《财经》记者采访多位经济学家均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让低收入者进城获得更高收入和素质,也让城市建设获得廉价劳动力,刺激内需,助推发展,这种双赢,乃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中央政府鼓励城市化,城市政府应为流入城市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提供住房保障,房地产企业可以配合政府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在现实中发生的,却是一个与之背道而行的逆城市化进程。■
《财经》记者 姚佳威
太阳宫地区,又称为太阳宫乡,是北京市朝阳区西部的一个乡级行政区,位于东北三环与四环之间,辖区面积5.9平方公里,下辖三个行政村,14个居委会,曾有常住人口六万余人,其中四万人属于外来人口。
新旧太阳宫
“当年这里吸引外来人口,是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郑永华告诉《财经》记者。
郑永华几年前曾到太阳宫调研。据北京市社科院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太阳宫只是几个村落组成的平房区,附近医院学校齐全,生活成本低廉,必要基础设施齐备,喧嚣热闹间,充满草根生活气息。早市上热气腾腾的小笼包,院儿里支愣着耳朵的大狼狗,胡同里30块一晚的小旅店,让初来乍到的农村人宾至如归。
当然,外来人员多,成分复杂,也给卫生、治安工作带来一定压力。自1990年开始,太阳宫乡政府下大力气清洁卫生,当地派出所增派警力维护治安,人们生活过得平稳有序。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到此处,作为他们进入北京的第一站,太阳宫人声喧嚣,炊烟袅袅,一派欣欣向荣。
1996年,30岁的王端生离开河南安阳农村老家,来到北京,花了250元在太阳宫租了一个50多平米的小平房,打工赚钱。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太阳宫,曾是王端生群体在北京奋斗的栖身之所,是他们梦想开始之地。
王端生回忆,当时在这片城中村里,两三块钱就可以买顿饱饭,二三十元就可凑合一宿,两居室平房一个月租金最高只需三四百元。在附近饭店当了两年的厨师之后,他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并且在太阳宫开了一家拉面馆。
如今的太阳宫已面目全非。“放心吧,原先城中村的房子全都拆光了,现在建成和在建的,都是高档社区。”当地二手房中介向流露买房之意的《财经》记者保证。
原来的平房区已全部消失,代之以高楼大厦。30元一晚的小旅店没了,代之以五星级的皇冠假日大酒店;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没了,代之以海鲜酒家;地下停车场里,满地的奔驰宝马在灯下熠熠生辉。截至目前,太阳宫新开盘的楼房每平方米价格已突破4万元大关,二手楼房也已经飙过3万元。
别无选择,只有离开。43岁的河南汉子王端生在2008年挥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背起行囊,转身离开。4万元多像王端生一样的外来打工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栖身之所,另觅新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结束在北京的漂泊奋斗,返回农村老家。
“腾笼换鸟”
2004年后,随着北京房价节节飙升,全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云集北京,四处找地、圈地。随着京城可用之地急剧减少,开发商们逡巡审视,在边边角角寻找有潜力的价值洼地。
交通好,地段佳,价格相对较低的城中村,成为开发商的眼中肥肉。太阳宫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北三环和东北四环之间,紧邻地铁13号线、5号线和机场快轨,距天安门六公里、距国贸五公里、距亚运村三公里、距燕莎两公里,属黄金地段。
早在2002年初,朝阳区政府就规划,拟投资70亿元用于太阳宫新区开发项目。其未来发展方向被确定规划为“高档精品住宅小区”,整个新区将于2005年前陆续建成。
政府抛出肥肉,地产大鳄们迅速围拢过来。太阳宫新区规划居住区面积约为78万平方米,分为A-F六个区。除E区于2006年被北京驰野房地产公司拿走外,A区由北京冠城新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B区交给北京冠城正业、C区划给北京冠城新泰、F区则托付北京太阳宫房地产。但实际上,这几家公司都是冠城大通(600067.SH)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冠城大通,其老板韩国龙,曾连任两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京城地产闽系四大家族”之一,曾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前150位。北京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冠城大通十几年前进军北京,拿下马甸危改房项目,做成著名高档社区冠城园,在京城地产界一战成名。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由香港冠城集团控股,公司注册资本6.13亿元,房地产业务是其支柱产业。截至2008年12月底,冠城大通总资产达73.77亿元,年主营业务收入44.86亿元,年利润总额3.29亿元。
此前有媒体曝光,2009年,冠城大通的子公司,北京太阳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华油服务总公司(中石油下属负责后勤的子公司)签署《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后者斥资20.6亿元团购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星城三期的八幢住宅楼和两幢商用楼,外加两个地下停车场。团购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远低于每平方米23000元的市场价。
新区规划完毕,地产商摩拳擦掌,但一道难题陡然横亘在前:拆迁。面对高企的房价,一些原住户对补偿价格并不满意,坚决不搬。《财经》记者看到太阳宫乡政府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拆迁工作列在前一年工作回顾的重要位置。
时间不等人,面对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拆迁公司终于忍无可忍。现在全国热议,屡遭声讨的强制拆迁,在两年前的太阳宫就已火爆上演。
2007年5月9日凌晨3点,还在睡梦中的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20多户“钉子户”被人从平房中轰出,随后26间房被铲车强行推倒,来不及抢出的家具财物都被埋在废墟内。惊魂甫定的人们站在夜色中,看着自己的家被生生推平,成为一堆瓦砾。
当年媒体上的一张关于太阳宫拆迁的照片令人动容:清晨,一个小姑娘坐在瓦砾堆上,用稚嫩的小手,费劲地扒着那堆砖头瓦砾,试图寻找已被深埋的书包,早上还要赶去上学……
拆迁诉讼代理律师徐守恒认为这种行为危害到居民人身安全,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已构成刑事犯罪。尽管当时朝阳区政府领导也表示要严肃追究责任,但最后参与动手铲房的人员并未受到制裁,事情不了了之。
徐守恒向《财经》记者透露,最后开发商的确下了血本,付出的拆迁补偿金比正常标准高出一大节,再加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房子已被推倒,太阳宫的留守者们最后都选择搬迁。
而在此处租房的4万外来人口,一部分远徙,转移到河北燕郊等地,一部分离开北京,回到原籍。
一个现代大都市社区脱胎而出的同时,又一个城市化的对接入口湮灭成尘。
城市化VS逆城市化
太阳宫标本绝非孤例。早在2001年后,北京市政府就要求每个城区每年确定一批重点整治地区,作为绿地、城市基础设施、文化体育商业设施、经济适用住房等用地。
2002年5月,北京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对北京的“城中村”进行了普查。“普查结果是,当时仅北京城八区就有332个城中村,总占地面积17平方公里,涉及人口数100多万。”
而这些“城中村”和外来人口命运的真正拐点,出现在2004年。这一年9月,北京市第61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从当年起,下大力气对“城中村”进行集中整治。
随后,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城中村”整治细则,规定需大力整治的城中村有80个。当时在北京四环与五环之间的112个行政村里,有97个容纳着超过1万的流动人口。而到奥运会开幕前,整治目标已基本完成,這就意味着这些流动人口自然已被“请出‘城中村’”,至于这百万外来人口的归宿,是搬迁还是回乡,没有任何统计,亦无人问津。
放眼全国,进入新世纪后,除北京外,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亦纷纷扫荡清除“城中村”。
《财经》记者采访多位经济学家均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让低收入者进城获得更高收入和素质,也让城市建设获得廉价劳动力,刺激内需,助推发展,这种双赢,乃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中央政府鼓励城市化,城市政府应为流入城市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提供住房保障,房地产企业可以配合政府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在现实中发生的,却是一个与之背道而行的逆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