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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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认为圣人借卦象中＂时＂、＂几＂之精微而寄寓了其忧患戒惧之意,所以他解《易》的重点在于阐发其＂时＂义,即解释每一卦所象征的时遇下如何选择个人之进退去就的原则。然而李光并不使用＂时中＂这一范畴,重＂势＂甚于重＂道＂,这是其易学和理学家＂内圣＂之学的异趣之处。李光以＂不失其时＂来解释文王、武王、箕子等圣贤史事,体现了南宋士人们对＂外王＂事业的渴望。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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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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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认为圣人借卦象中＂时＂、＂几＂之精微而寄寓了其忧患戒惧之意,所以他解《易》的重点在于阐发其＂时＂义,即解释每一卦所象征的时遇下如何选择个人之进退去就的原则。然而李光并不使用＂时中＂这一范畴,重＂势＂甚于重＂道＂,这是其易学和理学家＂内圣＂之学的异趣之处。李光以＂不失其时＂来解释文王、武王、箕子等圣贤史事,体现了南宋士人们对＂外王＂事业的渴望。
其他文献
本文系对帛书《系辞》前半部分的解读,在对照今本《系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帛书《系辞》中异于今本或晦涩难解之字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进而,由帛书《系辞》所释之义,结合汉初历史背景,参照汉魏诸家易说,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帛书《系辞》以＂马＂代＂象＂,当源自古《易》图,是＂马龙出而大《易》兴＂＂法之画八卦＂的＂马图＂＂马龙＂之简称;帛本＂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今本为适应＂独尊儒术＂后皇权＂官学＂的新身份,改＂众人＂为＂圣人＂,当以帛本为是,证明今本《
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
《周易》“三驱”礼即西周蔸狩礼，蔸狩礼集“田猎”、“习兵”于一体。“三驱”为西周苋狩礼之“习兵”即讲武活动中参加演习的战车和士兵（徒）在特定区域（防）内3次前进及“表”的行为，具有“教人战”的性质。只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由于兵种、战争形式、军事训练方式的变化，蓖狩礼“教人战”的功用消退，而田猎的游逸性质与日俱增，“三驱”礼本源渐遭湮没，“三驱”遂成为“田猎之仪”的一部分，后世关于“三驱”的诠释，因此无不着眼于田猎。
马王堆帛书《周易·习赣》六四爻原释为“[言亦]”或“[言夫]扶”的字当释为“詄”，与传本《周易》作“贰”者乃音近通假；六四爻断句当为“尊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今本的“簋贰用缶”当从帛书本作“巧（考）詄（扶）用缶”，谓用缶敲击之以节歌。秦汉间儒生传《易》多误读字句，致使文意不可通讲，帛书抄写亦多错别字，需根据出土文献详细考究其用字源流，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
赖贵三著，台北市里仁书局2015年6月出版，全书共46万字，731页。本书辑录论文22篇，为作者客座于荷兰莱顿大学与讲学于韩国外语大学及其前后期间，游学考察、读书研讨于欧洲、日本、韩国与海峡两岸三地的心得总成之作。全书共分五编，含参考文献在内。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辞,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
帛书《缪和》“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两“时”当读为“伺”，谓明察而及时发现福之时到来，则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有为；明察而及时发现福之时消亡，有利时机已去，而退让归家。“壹（一）阴壹（一）阳”谓春夏之阳与秋冬之阴的对待与转换，“壹（一）短壹（一）长”谓白昼时间长度变化之短长与黑夜时间长度变化之长短的对待与转换，“壹（一）晦壹（一）明（明）”谓一个月中从朔日至望日与从望日至晦日的对待与转换。“牝德”谓谦德。“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蔷，宫成千刃隅”，谓大人在处于盛大盈满状态下，在祭祀时戴上冠冕，以示谦虚、谦下
《论语》“五十以学《易》”章存在“易”和“亦”两种异文。作“亦”的异文晚出，与孔子思想存在矛盾，故当作“易”。此章是孔子在六十八岁以后所说的。此章中“过”通“祸”，意思是如果再年轻几岁，从五十岁开始研习《周易》，就不会遇到大的祸患。
庄子对语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看来，道超出了语言的范围，且语言时常会遮蔽大道，然而道又必须被言说，否则语言将走向沉寂与灭亡。所以。如何找到并运用一种能够言说大道即终极真理的语言，便成了庄子思想的重要问题。通过以隐喻为特征的“三言”，庄子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创造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本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