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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充的《论衡》一书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芒，对我国逻辑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其批判思维源于当时社会多维度思想冲击及其自身三重身份秉性，有明显时代印记。本文将以《论衡·问孔篇》为文本，分析其批判性思维及其对我们当今社会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关键字] 王充；《论衡·问孔篇》；时代性；批判性思维；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24-03
王充，字仲任，东汉思想家哲学家批判者，会稽上虞人（今浙江），著《论衡》一书，凡八十五篇（《招致篇》为存目佚文），对我国逻辑史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自秦汉以来，逻辑思想的发展渐入低谷，但整个东汉时期是我国批判思潮的重要时期，以王充、王符、仲长统、徐干等为代表，范晔的《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赞之为“汉世三杰”。其中王充最为突出，胡适曾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中国的思想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魏晋的大解放。”他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论衡》一书使我国的逻辑思想重获生机，在我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引领了东汉时期的批判思潮，还对于我们当今世界为人处世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王充思想的时代性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的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一部文化作品，都会浓缩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传承着其文化意蕴及时代精神，体现着作者的文化底蕴及自身秉性等意志。王充的批判性思维也不例外地闪烁着时代性的光芒。
多维度思想冲击。随着东汉各统治者推行政策的实施，儒学愈加神化政治化，已逐步偏离学术思想的轨道，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已经让位于政治价值、工具性意义，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不同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异端，思想界儒学一枝独秀，而法家等理论则被挤压、严禁，这种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元拒斥多元，价值观上崇尚权威主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民众的思想进步。
三重身份秉性。错综复杂的时代，加上其秉性，赋予了王充三重身份——失落者、批判者、创造者。王充不攀炎附势，不沽名钓誉徼名於世，是仕途上的失落者。王充对其时代的性与命、天人关系、民风、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分析、推理、反驳与批判，其批判者身份的定位显而易见。《论衡》中提出许多独特的进步观点，“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希望可以“核道实义，正定是非”，引导民众形成综合性批判思维，是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
二、《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1.何为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及批判性思维运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北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众口难调，美国哲学学会九十年代将其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及对判断赖以生存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批判性思维可以引导我们树立思考态度，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来帮助我们养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思维品质。批判性思维包括对各种信息的理解、识别、分析、综合、比较、判断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推理和论证能力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破”与“立”，具有创造性-综合性思维、批判性-分析性思维及实用性-情景性思维。
在中国古代也有批判性思维的萌芽，东汉二百年间涌现批判思潮，王充是该思潮的引领者。《问孔篇》中，他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因此他知难知问，透过表面看到孔子言行中隱藏的矛盾谬误等，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芒。
2.《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王充是位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思想家。他《问孔篇》中慎取孔子十七“言”与“事”，运用批判性思维，结合矛盾律及充足理由律等逻辑规律，在内容及语言层面分别针锋相对逻辑地进行反驳论证，详论孔子之“仓卒吐言，不能皆是。”
（1）言行相违，前后相伐。
王充的批判性思维，突出表现在对矛盾律的深刻理解和在论证过程中的熟练运用。理论上，他提出了独特有深度的见解，认为矛盾律是“二家相违也，并而是之，无是非之分。无是非之分，故无是非之实”，“不得两全，必有一非”。实践上，王充《问孔篇》大量运用矛盾律分析指出孔子“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首尾相违”“不能皆是”。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予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
孔子作《春秋》时指出不贬小以大，意指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孔子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宰予白天睡觉，这是孔子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言行相违，前后相伐。此外，文中还有其他例子，如孟懿子问孝中，王充指出孔子违背“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的原则，亦归此类。
（2）无据见哉。
王充除善于运用矛盾律外，还初步提出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是指，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的或实在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论据充足是论证推理正确的前提，论据不足会导致“推不出”的谬误。
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缘继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
王充认为，孔子不能由公冶长没有罪而“被”坐牢而得出“公冶长可妻”的结论，因为无据见哉，犯推不出的逻辑谬论，违背充足理由律。
[关键字] 王充；《论衡·问孔篇》；时代性；批判性思维；方法论意义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24-03
王充，字仲任，东汉思想家哲学家批判者，会稽上虞人（今浙江），著《论衡》一书，凡八十五篇（《招致篇》为存目佚文），对我国逻辑史理论与实践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自秦汉以来，逻辑思想的发展渐入低谷，但整个东汉时期是我国批判思潮的重要时期，以王充、王符、仲长统、徐干等为代表，范晔的《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赞之为“汉世三杰”。其中王充最为突出，胡适曾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中国的思想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魏晋的大解放。”他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论衡》一书使我国的逻辑思想重获生机，在我国的逻辑思想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引领了东汉时期的批判思潮，还对于我们当今世界为人处世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王充思想的时代性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的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一部文化作品，都会浓缩着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传承着其文化意蕴及时代精神，体现着作者的文化底蕴及自身秉性等意志。王充的批判性思维也不例外地闪烁着时代性的光芒。
多维度思想冲击。随着东汉各统治者推行政策的实施，儒学愈加神化政治化，已逐步偏离学术思想的轨道，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已经让位于政治价值、工具性意义，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统治者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不同的思想往往被视为异端，思想界儒学一枝独秀，而法家等理论则被挤压、严禁，这种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元拒斥多元，价值观上崇尚权威主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民众的思想进步。
三重身份秉性。错综复杂的时代，加上其秉性，赋予了王充三重身份——失落者、批判者、创造者。王充不攀炎附势，不沽名钓誉徼名於世，是仕途上的失落者。王充对其时代的性与命、天人关系、民风、天人感应等思想进行分析、推理、反驳与批判，其批判者身份的定位显而易见。《论衡》中提出许多独特的进步观点，“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希望可以“核道实义，正定是非”，引导民众形成综合性批判思维，是个名副其实的创造者。
二、《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1.何为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及批判性思维运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北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众口难调，美国哲学学会九十年代将其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及对判断赖以生存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批判性思维可以引导我们树立思考态度，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来帮助我们养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思维品质。批判性思维包括对各种信息的理解、识别、分析、综合、比较、判断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推理和论证能力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破”与“立”，具有创造性-综合性思维、批判性-分析性思维及实用性-情景性思维。
在中国古代也有批判性思维的萌芽，东汉二百年间涌现批判思潮，王充是该思潮的引领者。《问孔篇》中，他认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因此他知难知问，透过表面看到孔子言行中隱藏的矛盾谬误等，闪烁着批判性思维的光芒。
2.《论衡·问孔篇》的批判性思维
王充是位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思想家。他《问孔篇》中慎取孔子十七“言”与“事”，运用批判性思维，结合矛盾律及充足理由律等逻辑规律，在内容及语言层面分别针锋相对逻辑地进行反驳论证，详论孔子之“仓卒吐言，不能皆是。”
（1）言行相违，前后相伐。
王充的批判性思维，突出表现在对矛盾律的深刻理解和在论证过程中的熟练运用。理论上，他提出了独特有深度的见解，认为矛盾律是“二家相违也，并而是之，无是非之分。无是非之分，故无是非之实”，“不得两全，必有一非”。实践上，王充《问孔篇》大量运用矛盾律分析指出孔子“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首尾相违”“不能皆是”。
宰我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予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
孔子作《春秋》时指出不贬小以大，意指不用重话来指责小过，但孔子用指责罪大恶极的话来指责宰予白天睡觉，这是孔子写的与说的互相矛盾，言行相违，前后相伐。此外，文中还有其他例子，如孟懿子问孝中，王充指出孔子违背“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的原则，亦归此类。
（2）无据见哉。
王充除善于运用矛盾律外，还初步提出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是指，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的或实在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论据充足是论证推理正确的前提，论据不足会导致“推不出”的谬误。
孔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缘继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案孔子之称公冶长，有非辜之言，无行能之文。实不贤，孔子妻之，非也；实贤，孔子称之不具，亦非也。
王充认为，孔子不能由公冶长没有罪而“被”坐牢而得出“公冶长可妻”的结论，因为无据见哉，犯推不出的逻辑谬论，违背充足理由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