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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离开北大时，很多人感叹北大的“贺卫方时代”结束了。时至今日，他却因为种种原因迟滞了南去的旅程。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明星教授人生历程的回望中找寻到某种答案。无论是喧闹还是寂寞，在中国，北大教授贺卫方已经成为了一道异样的风景与象征。
这是一系列令人眩目的事件：
1998年1月2日，贺卫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这篇被称为“上世纪中国最轰动的法学随笔”，其影响力至今未消；
2003年5月23日“孙志刚事件”后，贺卫方联合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新闻界和法律界为之震动；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以现行考试模式严重违反人才选拔的合理准则为由，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使得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很多人好奇：与这一系列事件相关联的贺卫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有种现象叫“贺卫方”
“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多年来，贺卫方足迹遍布中国。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又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然而，这都并不妨碍贺卫方成为被人们铭记的改革先锋形象。“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学术外活动，他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次他和美国学者Donald Clarke谈天，说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这个敏锐的美国学者引用欧文的小说《李迫大梦》，说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在1978年突然进入深度昏迷，一觉睡到2008年，大梦甫醒，睁开眼睛看中国，他大概会以为自己到了外国。这是经济上的成就。他问贺卫方：假如一个法学家一觉醒来，他会有怎样的感受？这个美国学者的这句不寻常的疑问深深打动了贺卫方，他自问：10年之后贺卫方能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做些什么？
10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相信自己也可以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在现实中做到很多。而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司法改革史显然也无法遗漏掉贺卫方的名字。
贺卫方认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巨大成就，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中国的法律从阶级斗争为纲一步步走向了现实中的人性，已经逐步具有了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容，这让他欣慰不已。
同样，他也遭受着很多人的质疑，其中不乏中伤。最普遍的意见则是指责他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离书斋越来越远。然而，他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也有一些法学家指责贺卫方“不正经”，他们认为本来写学术文章的手去写这些小文章是很丢份的事情，说贺卫方的每一次举动都让人大跌眼镜。不过，有网友对这些评论并不买账。“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
其实，他们说错了。贺卫方认为自己至多是一只脚踩在法学上而已——而且更多踩在宪政上。另一只脚踩在了现实里扎扎实实的行动中了。不过，恰恰正是这只脚成就了贺卫方的崭新形象。
一个本来应该呆在象牙塔的人，走上了社会现实的领地，而这个领地是容不得理想的。显然，像这样一个法学家，在中国是不多见的。因此，有人惊呼“贺卫方现象”。
发出声音，推动改革向前行
2003年初春，贺卫方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书房里打理着即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几部国外法学著作也在着手翻译。他的头发已然灰白，执教于这所中国最著名学府已悄然8载了。其间，他由一个年轻的讲师成为教授，再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权威之一。然而，更触动他心弦的却是在这10年间无数的小事：数不清的演讲；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司法改革而撰写的豆腐块文章；四处奔波参与的大大小小论坛……于无声处，贺卫方的目光开始转向书斋外面的现实世界。
这一年，同样有一件“小事”和他偶然的纠缠在了一起。然而，联想起他的转变，似乎亦属必然。
这年3月17日，刚刚来到广州的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有效证件上街被羁押，随后在收容遣送中转站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经由媒体报道，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质疑，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还需要暂住证吗？
孙志刚事件同样深深触动了贺卫方。作为法学家，他觉得自己不应沉默，那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最终，他决定以一个“另类”法学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随着事件的深入，贺卫方甚至无意间成为了这个事件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在5月23日，他和其他四位学者以中国普通公民的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印证着他的决心，然而作为不同于民间草根的法学专家，他采取了更具策略的做法。
“我们原打算利用两年的时间，合力逼退这一法律”。然而，事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仅仅四天之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
贺卫方笑着说他们“在无意间创造了历史”。是的，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首推的立法行为，既得益于民间知识分子和新一代政府领导人都急于在推进宪政的改革中做出创造性突破的普遍舆论氛围，也得益于贺卫方他们艰难的首善其功。
两年之后，另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把贺卫方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学术批评网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这一年，贺卫方45岁。与两年前那次著名的活动相比，贺卫方选择了“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逃避”的特殊方式。
这无声的抵制，其实饱含着贺卫方对于当下中国法律教育体制的忧心。“当前的法律教育太过于兴盛了。1978年我在西南政法上学时，全国同年也只有700多人；现在法律在校就读学生竟然达到了30万人！如此庞大的数量，直观来说就业可能会有问题，但更深层次是教育品质的下降。像北京大学这样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法学教育的学校并不多，一些学校没有条件，三五个人支个摊就张罗着办学招生，结果可想而知！”相对与司法公平，贺卫方同样密切关注着如何改革对于学生不公的法律教育体制。
对于这次事件，也有许多人质疑：贺卫方是在作秀吗？他掷地有声地回应说：“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相关制度一天不改我就一天不会招收硕士研究生！”至今，贺卫方仍然坚守着当初的决定。
无论是当初基于孙志刚事件的毅然“公车上书”，还是对于不公教育体制的无奈抵制，贺卫方都以一种公正公平的考量去推动着体制改革的前行。前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者则至今未变。有人说贺卫方无异于“蚍蜉撼树”，可是，谁又能忽视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蚍蜉”的意义呢？
当年考大学，数学只得了四分
在每一个公共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家似乎都在找寻贺卫方的声音，也总能够听到贺卫方理性冷静的判断。为什么总是贺卫方？溯源贺卫方的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他之前的思想历程。
贺卫方1966年上小学，就在那一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启。“我应该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已是著名法学家的贺卫方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义。
由于生活在山东沿海的偏僻村庄，远离世事喧嚣，贺卫方对“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记忆。那时，他正沉浸在对于书籍的迷恋之中，他努力阅读着任何能接触到的书籍，偶尔发现印着字的碎纸片，他都会惊喜若狂。“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看过《红日》，因为前面几十页都没了。”他略带羞涩地说。这个喜爱广泛阅读的习惯一直伴随着贺卫方，到了大学，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胡适的文章。从此，在贺卫方的思想中，胡适一直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这是很高的境界。”贺卫方曾多次在媒体上表达对胡适的向往。他最喜欢读的就是胡适的书，也从胡适书里读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理性、敢言。
1977年，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报考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数学只得了四分，没有考上。“这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贺卫方笑笑说。然而，贺卫方也由此开始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深入反思。几年之后，也正是在“偏科生”问题的角力上，贺卫方发出了他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开始了与教育制度的公开角力。
“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就这样，一个“绣球”砸出了一个30年后的著名法学家。而就这30年间，贺卫方与北大之间的两次聚散离合，也折射着他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色彩。
重回北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离开北大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这一年，贺卫方48岁。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需要很大的决心。
孰知，半年间风云变幻，在演绎了高调出走之后，贺卫方却最终又重回北大。学术争端？权力介入？人事恩怨？一个个疑问在坊间流传。
贺卫方这样阐述过自己离开的原由：“他们（浙江大学法学院）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正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让贺卫方怦然心动。
而贺卫方原打算去的浙江大学法学院也曾被媒体这样描述：“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这样一种追寻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诉求，对学者贺卫方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他充满激情和希望：“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然而，带着胡适精神去的贺卫方最终却难偿所愿。
其实，早在1998年，贺卫方也曾决定离开北大。那一年，北大校史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惟有一个：先生，请留下！”为真诚所动，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或许真是天意弄人。10年之后，48岁的贺卫方真正决意离开北大了，却又难以成行。2008年11月22日，贺卫方在其博客上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并没有任教浙大的消息。“近来，一些寄给我的邮政邮件寄到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又转到北京，不仅误事，而且增添了收发人员的劳动。”外界皆惊。
2008年，贺卫方的人生有如过山车，其间故事，冷暖自知。当问及他对于未来的打算时，这位以思维敏锐著称的教授却露出些许倦态，答言“不明了”。
“你是否是一个体制外的批判者？”面对这样的问题，贺卫方笑了。他更愿意认可自己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推动者与建设者的角色，虽然是一个带刺的体制内学者。
“有的人有保守的义务，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维护现实的制度；有的人，必须要做牛虻一样，去叮他们，去发现它的问题。”
无疑，贺卫方就是他所描述的那个专挑刺的牛虻。
这是一系列令人眩目的事件：
1998年1月2日，贺卫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这篇被称为“上世纪中国最轰动的法学随笔”，其影响力至今未消；
2003年5月23日“孙志刚事件”后，贺卫方联合五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新闻界和法律界为之震动；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网上发表公开信，以现行考试模式严重违反人才选拔的合理准则为由，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使得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很多人好奇：与这一系列事件相关联的贺卫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有种现象叫“贺卫方”
“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多年来，贺卫方足迹遍布中国。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又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然而，这都并不妨碍贺卫方成为被人们铭记的改革先锋形象。“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学术外活动，他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次他和美国学者Donald Clarke谈天，说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变化。这个敏锐的美国学者引用欧文的小说《李迫大梦》，说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在1978年突然进入深度昏迷，一觉睡到2008年，大梦甫醒，睁开眼睛看中国，他大概会以为自己到了外国。这是经济上的成就。他问贺卫方：假如一个法学家一觉醒来，他会有怎样的感受？这个美国学者的这句不寻常的疑问深深打动了贺卫方，他自问：10年之后贺卫方能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做些什么？
10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相信自己也可以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在现实中做到很多。而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司法改革史显然也无法遗漏掉贺卫方的名字。
贺卫方认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巨大成就，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中国的法律从阶级斗争为纲一步步走向了现实中的人性，已经逐步具有了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容，这让他欣慰不已。
同样，他也遭受着很多人的质疑，其中不乏中伤。最普遍的意见则是指责他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离书斋越来越远。然而，他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也有一些法学家指责贺卫方“不正经”，他们认为本来写学术文章的手去写这些小文章是很丢份的事情，说贺卫方的每一次举动都让人大跌眼镜。不过，有网友对这些评论并不买账。“他们大跌眼镜，我们为他们可惜：本来就近视，眼镜又跌碎了，以后除了自己的肚脐眼，还能看见什么？”
其实，他们说错了。贺卫方认为自己至多是一只脚踩在法学上而已——而且更多踩在宪政上。另一只脚踩在了现实里扎扎实实的行动中了。不过，恰恰正是这只脚成就了贺卫方的崭新形象。
一个本来应该呆在象牙塔的人，走上了社会现实的领地，而这个领地是容不得理想的。显然，像这样一个法学家，在中国是不多见的。因此，有人惊呼“贺卫方现象”。
发出声音，推动改革向前行
2003年初春，贺卫方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书房里打理着即将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几部国外法学著作也在着手翻译。他的头发已然灰白，执教于这所中国最著名学府已悄然8载了。其间，他由一个年轻的讲师成为教授，再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法学权威之一。然而，更触动他心弦的却是在这10年间无数的小事：数不清的演讲；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司法改革而撰写的豆腐块文章；四处奔波参与的大大小小论坛……于无声处，贺卫方的目光开始转向书斋外面的现实世界。
这一年，同样有一件“小事”和他偶然的纠缠在了一起。然而，联想起他的转变，似乎亦属必然。
这年3月17日，刚刚来到广州的打工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有效证件上街被羁押，随后在收容遣送中转站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经由媒体报道，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质疑，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还需要暂住证吗？
孙志刚事件同样深深触动了贺卫方。作为法学家，他觉得自己不应沉默，那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呢？最终，他决定以一个“另类”法学家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随着事件的深入，贺卫方甚至无意间成为了这个事件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在5月23日，他和其他四位学者以中国普通公民的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印证着他的决心，然而作为不同于民间草根的法学专家，他采取了更具策略的做法。
“我们原打算利用两年的时间，合力逼退这一法律”。然而，事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仅仅四天之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
贺卫方笑着说他们“在无意间创造了历史”。是的，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民间首推的立法行为，既得益于民间知识分子和新一代政府领导人都急于在推进宪政的改革中做出创造性突破的普遍舆论氛围，也得益于贺卫方他们艰难的首善其功。
两年之后，另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把贺卫方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在学术批评网上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这一年，贺卫方45岁。与两年前那次著名的活动相比，贺卫方选择了“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逃避”的特殊方式。
这无声的抵制，其实饱含着贺卫方对于当下中国法律教育体制的忧心。“当前的法律教育太过于兴盛了。1978年我在西南政法上学时，全国同年也只有700多人；现在法律在校就读学生竟然达到了30万人！如此庞大的数量，直观来说就业可能会有问题，但更深层次是教育品质的下降。像北京大学这样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法学教育的学校并不多，一些学校没有条件，三五个人支个摊就张罗着办学招生，结果可想而知！”相对与司法公平，贺卫方同样密切关注着如何改革对于学生不公的法律教育体制。
对于这次事件，也有许多人质疑：贺卫方是在作秀吗？他掷地有声地回应说：“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相关制度一天不改我就一天不会招收硕士研究生！”至今，贺卫方仍然坚守着当初的决定。
无论是当初基于孙志刚事件的毅然“公车上书”，还是对于不公教育体制的无奈抵制，贺卫方都以一种公正公平的考量去推动着体制改革的前行。前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者则至今未变。有人说贺卫方无异于“蚍蜉撼树”，可是，谁又能忽视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蚍蜉”的意义呢？
当年考大学，数学只得了四分
在每一个公共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家似乎都在找寻贺卫方的声音，也总能够听到贺卫方理性冷静的判断。为什么总是贺卫方？溯源贺卫方的思想，我们有必要追溯他之前的思想历程。
贺卫方1966年上小学，就在那一年，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启。“我应该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已是著名法学家的贺卫方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义。
由于生活在山东沿海的偏僻村庄，远离世事喧嚣，贺卫方对“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记忆。那时，他正沉浸在对于书籍的迷恋之中，他努力阅读着任何能接触到的书籍，偶尔发现印着字的碎纸片，他都会惊喜若狂。“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看过《红日》，因为前面几十页都没了。”他略带羞涩地说。这个喜爱广泛阅读的习惯一直伴随着贺卫方，到了大学，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胡适的文章。从此，在贺卫方的思想中，胡适一直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这是很高的境界。”贺卫方曾多次在媒体上表达对胡适的向往。他最喜欢读的就是胡适的书，也从胡适书里读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理性、敢言。
1977年，他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报考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数学只得了四分，没有考上。“这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贺卫方笑笑说。然而，贺卫方也由此开始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深入反思。几年之后，也正是在“偏科生”问题的角力上，贺卫方发出了他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开始了与教育制度的公开角力。
“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就这样，一个“绣球”砸出了一个30年后的著名法学家。而就这30年间，贺卫方与北大之间的两次聚散离合，也折射着他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色彩。
重回北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离开北大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这一年，贺卫方48岁。做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需要很大的决心。
孰知，半年间风云变幻，在演绎了高调出走之后，贺卫方却最终又重回北大。学术争端？权力介入？人事恩怨？一个个疑问在坊间流传。
贺卫方这样阐述过自己离开的原由：“他们（浙江大学法学院）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正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让贺卫方怦然心动。
而贺卫方原打算去的浙江大学法学院也曾被媒体这样描述：“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这样一种追寻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诉求，对学者贺卫方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他充满激情和希望：“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然而，带着胡适精神去的贺卫方最终却难偿所愿。
其实，早在1998年，贺卫方也曾决定离开北大。那一年，北大校史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惟有一个：先生，请留下！”为真诚所动，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或许真是天意弄人。10年之后，48岁的贺卫方真正决意离开北大了，却又难以成行。2008年11月22日，贺卫方在其博客上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并没有任教浙大的消息。“近来，一些寄给我的邮政邮件寄到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又转到北京，不仅误事，而且增添了收发人员的劳动。”外界皆惊。
2008年，贺卫方的人生有如过山车，其间故事，冷暖自知。当问及他对于未来的打算时，这位以思维敏锐著称的教授却露出些许倦态，答言“不明了”。
“你是否是一个体制外的批判者？”面对这样的问题，贺卫方笑了。他更愿意认可自己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推动者与建设者的角色，虽然是一个带刺的体制内学者。
“有的人有保守的义务，他们必须要在一定程度维护现实的制度；有的人，必须要做牛虻一样，去叮他们，去发现它的问题。”
无疑，贺卫方就是他所描述的那个专挑刺的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