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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的“中国中心论”、漠视外需的现代版锁国思潮、打造民族品牌的超常热情、甚嚣尘上的阴谋论与“持剑经商”论背后，都体现了民族情结的高涨；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情结的不当膨胀有可能妨碍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
所谓民族情结，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而明显增长，有时甚至令人感觉在不断膨胀。民族情结高涨，在抗日战争等国家危难时具有鼓舞人民共赴国难的巨大力量，而作为一把双刃剑，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其表现不当也存在可能伤害自己的一面。
坐井观天的“中国中心论”
国人历来有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臆想，所以皇帝以“天子”自居。弗兰克·韦尔什在《香港史》中描写道光皇帝说：“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了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看重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今天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当然不再是一无所知，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经济飞跃、神舟五号飞天、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伴随中华崛起的自豪感上升，“中国中心论”成为最让国人受用的理论，比较常见的说法有“中国崛起使世界权力中心东移”、“中国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救命稻草”、“中国百亿美元贷款援助非洲，在第三世界，中国已成无可替代的领袖”等。
是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已有人在谈论中国何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了，但是如果看看人均GDP，我们还差得太远。我最近到山东临沂去看一家做篮子的企业，所以有机会走访了当地几户参与编织的农民，看到有些农家的生活之艰苦几乎和40年前差不太多：一间房，一张床，除了一张小凳子，没有其他家具。那间房白天是编篮子的小作坊，晚上一掀被子就成了卧室。中国已有一些企业跨入世界500强，可它们大多是国有的垄断性企业，有规模有效益但没有竞争力，因此，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榜上，中国公司年年名落孙山。
“中国中心论”的山寨版就是G2，所幸这一说法刚出笼就被国家领导人明确表态不予赞同，这恰恰是中国领导人日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G2和所谓的“金砖四国”这类时髦名词一样，常常是作者标新立异之言，如果一些坐井观天者由此产生错觉而不思进取，才是可笑并危险的。依我看，中国与其说是“世界的中心”，倒不如说是“世界关注的中心”。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中国中心论”不会销声匿迹，还会越来越流行，最重要的是，听的人不要忘乎所以。
危险的未富先骄情绪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忧虑：“今天所见，神州未富先骄，为争取自己利益而不顾大局的人那么多，效与愿违的政策层出不穷”我对“未富先骄”深有同感。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开始回国找货源时，接触到一批台湾商人，感觉这些人口袋里有了几个钱，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德行。有意思的是，1/4世纪过去，这种暴发户的嘴脸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一些内地同胞身上，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的情绪弥漫社会，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而公司和国家是人在管理，人们的这种情绪毫不掩饰地表现在一些公司行为甚至政府行为上。
有位朋友和我探讨中国企业在金融风暴后何去何从时提出：导师没有了，中国企业的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表面上是承认西方跨国公司曾经是我们的导师，潜意识里则代表了一种情绪，即金融危机颠覆了跨国公司管理先进的神话，它们的那套不灵了，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要试主宇宙沉浮了。
我的回答是，且慢，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这个跟头栽得不小，但在复苏中步履艰难的美国经济和美国公司是“大虫未死，百足有力”，美国还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从奥巴马的上台到作为大萧条研究专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特有的敏锐联手白宫推出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初见成效，显示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效纠错功能已现。至于美国公司，经过2008和2009两年的折腾，虽然死的死、伤的伤，但是总体上已走出低谷，再次体现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体制建设、熟谙市场规律和应对危机方面的成熟老到以及纠错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并未动摇。
平心而论，人家倒是从来没有以导师自诩。美国公众和商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津津乐道于GDP排名，甚至他们的言谈举止间也难找到那种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骄傲。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我怎么办、我们公司怎么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民族情结表现得不如我们那么浓厚。而民族情结往往有明显的障眼功能，它会让我们盲目自大，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未富先骄情绪已露端倪的同胞，尤需警惕。
值得警惕的现代版锁国思潮
井底之蛙的见识和未富先骄的心态容易导致的另一种倾向就是闭门锁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倒退到近代的闭门锁国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倒退曾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历程都较战前呈现出明显的停滞甚至倒退，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盟取代了互利为原则的经济合作，世界不是变得更加扁平而是筑起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壁垒，加上原有的国界线，使得国际贸易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中国历史上，如果把郑和下西洋看作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明朝后期对海外贸易的禁令和晚清的极端闭门锁国又是180度的倒退。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待眼下种种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的思潮。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中国是个大国，根本不用害怕海外市场的萎缩，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取代海外市场的有效需求。我同意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国策，但是，这种把国际、国内市场完全独立开来的看法不但不利于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协调奔跑，更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内需和外销市场唇齿相依，很难泾渭分明。拿迈克尔斯公司来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工艺品零售商，每年要在中国采购大量的相框、圣诞灯、蜡烛等产品，由此拉动的内需不仅包括出口企业的机械设备、办公室的电脑电话、包装出口产品的包装箱袋，还包括农民工宿舍使用的建材甚至员工食堂采购的柴米油盐。我的一个供应商告诉我，几乎每家出口企业都至少有25家主要供应商，而它们之间的生意都是内贸，都是内需。
再看可口可乐、星巴克、沃尔玛、戴尔电脑等在内地设立的公司，它们的很多产品都不用于出口，也和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关系不那么大，可是，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回报，也开拓了中国的内需市场，并提供了大量的职位。显而易见，全球化已经成为刺激内需市场的先决条件之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警惕现代版的闭门锁国思潮。
民族品牌:时代的畸形儿
中美企业家一个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是前者的“爱国”和后者的“不爱国”。中国的企业家似乎个个以创建民族品牌为天职。1999年的《财富》杂志上海年会上，风头正旺的三九药业董事长赵新先曾雄心勃勃地表示为振兴民族产业，要通过“麦当劳计划”在美国开设1000家连锁诊所。那时三九的广告牌已经在纽约曼哈顿广场竖了好几年，三九俨然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头人，而今天这个中药王国早已易手。当时，其他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也纷纷摩拳擦掌表决心，旁观一切的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回国后对记者说，他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好像都在演戏，其中的倾向显而易见。
美国的CEO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民族情结，他们大多很实际，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域追逐公司的最大利益和股东的最大回报为己任。恰是如此，美国才拥有世界上最多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拿我本人来说，我现在总是花很多时间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律，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但是，在中外企业竞争时，从公司决策人的角度，我从来都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公司的战略和利益作取舍，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原本下到印度的订单就优先给中国企业，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根本就不允许我有其他选择。
我先后在6家美国公司工作过，小到年销售额2000万美元、名不见经传的进口商，大到年销售额15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类似“我们一定要振兴民族工业，打造民族品牌”的话。当今的世界日益扁平，你要么是世界品牌，要么就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被人家收拾了。拿联想来说，当年柳传志也曾为了打造民族品牌呕心沥血，可是真的等到走出去了，你还听到联想谈民族品牌吗？你面对的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和它们角逐的是国际市场，民族情结这时不管用了。
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汉芯”造假事件，很值得我们反思。在“汉”字所代表的民族情结感召之下，著名的高校和政府机构都有意无意在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民族情结大旗下的民族品牌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畸形儿，它崇尚的是一种违背商业规律的信仰和价值，是我们打造真正世界品牌路上的绊脚石。
臆想中的“阴谋论”哗众取宠
最近，国内“阴谋论”的说法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中，阴谋的涵盖非常之广，从商业到文化，从金融到军事，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忧心忡忡虎视眈眈，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已经成形，旨在遏制中国的成长。这些说法听来符合逻辑，因此传播者众，结果被人广为引用，其实基本是无稽之谈。
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中国工厂制造的1美元的芭比娃娃在沃尔玛要卖10美元，我们中国人流血流汗却只能在最不赚钱的生产环节被人剥削，跨国公司则把持着产业链里的关键环节赚得盆满钵满，太不公平了！这样极富民族情结的言论颇能蛊惑人心。我今年初在印尼把它说给一个做了多年芭比娃娃的供应商听，他耸了耸肩：“我们和美泰（芭比娃娃的品牌商）合作得很愉快，美泰和沃尔玛合作得也很愉快，各赚各的钱，谁也不眼红谁！”光从美国2008、2009年零售连锁店连续大面积倒闭来看，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更何况，在产业链上游的消费者调查、产品开发，下游的广告、销售和消费者服务，中国企业有能力做吗？至少现在还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比较优势，这钱我们至少现在没法赚。那就不要觉得不公平，不要觉得人家在搞什么阴谋。我在美国商界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听说或是感觉到任何可以和“阴谋”搭上边的言行。恰恰相反，美国的商界以其逐利的本性，从来都是中美友好的一股巨大动力，西方其他国家亦不例外。
民族情结有吸引眼球功能的奇效，但是任何利用民族情结有意无意挑拨离间，无中生有，吸引眼球或骗取稿费、演讲费的人，其实都是在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耸人听闻的“国家安全论”
现在好像什么都能和国家安全挂上钩，国际贸易自不用说，新近流行的“持剑经商”论者就往往引经据典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以英国凭借举世无双的海军建立起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说明全球化进程就是一部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史；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则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持剑经商”经典当代版。
虽然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在借鉴历史时断章取义，全球化的大潮流与和平的主旋律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战争的威胁和持剑的重要性则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争取独立付出巨大代价的前英国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致力于废除殖民地政策、建立以法制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从而揭开了以贸易促和平的世界发展新篇章。在这一大潮中，虽不难发现几股混浊的逆流，但它们再也无法改变全球化的主流。
再来看伊拉克战争，虽然我极其反对这一战争，不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并没有用殖民地时代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掠夺当地的石油资源，而中石油、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企业也在战后中标伊拉克的油田开发服务合同。这正体现了一个以法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所起到的威慑作用和社会期望值所起到的行为规范作用。
解决和预防国际争端最有效的手段，已经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战争，而是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全面全球化。以《世界是平的》一书享誉全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凌志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提出了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凡出现麦当劳“金拱门”标志的国家就不会互相打仗。“金拱门理论”揭示的是我们很多人近年都亲身感受到的一个事实：国际贸易除了经济利益外，也实实在在地成为国与国之间文化、政治和军事交流的平台。贸易可以让我们求大同存小异，增进理解消除误会。
当然，也有不少好事者举例说明，开了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照样冲突不断。弗里德曼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反击：“我对‘金拱门理论’的广为流传和如此多的人强烈地要证明其谬误的不懈努力感到既滑稽可笑又惊诧不已。这些反对者大多是现实主义者和无所事事的冷战斗士，他们坚持认为，政治和国家之间永无止境和不可改变的冲突才是国际事务的基因和特征。这些人无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还是从心理上，都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其对世界政治带来的新的、颠覆性的影响和改变深感恐惧。”
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受益于全球化的颠覆性影响与和平的主旋律，因此，真正拥有浓郁民族崛起情结的国人，需要把民族情结与盲目排外区分开来，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从而更加繁荣强大，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本文内容您有任何评论或补充,请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所谓民族情结，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崛起而明显增长，有时甚至令人感觉在不断膨胀。民族情结高涨，在抗日战争等国家危难时具有鼓舞人民共赴国难的巨大力量，而作为一把双刃剑，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其表现不当也存在可能伤害自己的一面。
坐井观天的“中国中心论”
国人历来有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臆想，所以皇帝以“天子”自居。弗兰克·韦尔什在《香港史》中描写道光皇帝说：“他在老皇帝乾隆身边度过了童年，继承了祖父对世界的看法：中国也许会遭遇困境，但是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文明的社会，周围都是只看重蝇头小利的蛮夷，这些蛮夷冥顽不化，令人生厌。”今天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当然不再是一无所知，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经济飞跃、神舟五号飞天、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伴随中华崛起的自豪感上升，“中国中心论”成为最让国人受用的理论，比较常见的说法有“中国崛起使世界权力中心东移”、“中国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救命稻草”、“中国百亿美元贷款援助非洲，在第三世界，中国已成无可替代的领袖”等。
是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现在已有人在谈论中国何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了，但是如果看看人均GDP，我们还差得太远。我最近到山东临沂去看一家做篮子的企业，所以有机会走访了当地几户参与编织的农民，看到有些农家的生活之艰苦几乎和40年前差不太多：一间房，一张床，除了一张小凳子，没有其他家具。那间房白天是编篮子的小作坊，晚上一掀被子就成了卧室。中国已有一些企业跨入世界500强，可它们大多是国有的垄断性企业，有规模有效益但没有竞争力，因此，全球最佳品牌百强榜上，中国公司年年名落孙山。
“中国中心论”的山寨版就是G2，所幸这一说法刚出笼就被国家领导人明确表态不予赞同，这恰恰是中国领导人日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G2和所谓的“金砖四国”这类时髦名词一样，常常是作者标新立异之言，如果一些坐井观天者由此产生错觉而不思进取，才是可笑并危险的。依我看，中国与其说是“世界的中心”，倒不如说是“世界关注的中心”。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中国中心论”不会销声匿迹，还会越来越流行，最重要的是，听的人不要忘乎所以。
危险的未富先骄情绪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新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忧虑：“今天所见，神州未富先骄，为争取自己利益而不顾大局的人那么多，效与愿违的政策层出不穷”我对“未富先骄”深有同感。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开始回国找货源时，接触到一批台湾商人，感觉这些人口袋里有了几个钱，就是一副暴发户的德行。有意思的是，1/4世纪过去，这种暴发户的嘴脸越来越多地表现在一些内地同胞身上，骄傲自满、唯我独尊的情绪弥漫社会，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而公司和国家是人在管理，人们的这种情绪毫不掩饰地表现在一些公司行为甚至政府行为上。
有位朋友和我探讨中国企业在金融风暴后何去何从时提出：导师没有了，中国企业的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表面上是承认西方跨国公司曾经是我们的导师，潜意识里则代表了一种情绪，即金融危机颠覆了跨国公司管理先进的神话，它们的那套不灵了，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要试主宇宙沉浮了。
我的回答是，且慢，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这个跟头栽得不小，但在复苏中步履艰难的美国经济和美国公司是“大虫未死，百足有力”，美国还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从奥巴马的上台到作为大萧条研究专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特有的敏锐联手白宫推出的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政策初见成效，显示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效纠错功能已现。至于美国公司，经过2008和2009两年的折腾，虽然死的死、伤的伤，但是总体上已走出低谷，再次体现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体制建设、熟谙市场规律和应对危机方面的成熟老到以及纠错能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并未动摇。
平心而论，人家倒是从来没有以导师自诩。美国公众和商界不像我们那样整天津津乐道于GDP排名，甚至他们的言谈举止间也难找到那种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骄傲。他们谈论更多的是我怎么办、我们公司怎么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民族情结表现得不如我们那么浓厚。而民族情结往往有明显的障眼功能，它会让我们盲目自大，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未富先骄情绪已露端倪的同胞，尤需警惕。
值得警惕的现代版锁国思潮
井底之蛙的见识和未富先骄的心态容易导致的另一种倾向就是闭门锁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倒退到近代的闭门锁国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倒退曾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的历程都较战前呈现出明显的停滞甚至倒退，意识形态和政治联盟取代了互利为原则的经济合作，世界不是变得更加扁平而是筑起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壁垒，加上原有的国界线，使得国际贸易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中国历史上，如果把郑和下西洋看作是中国“全球化”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明朝后期对海外贸易的禁令和晚清的极端闭门锁国又是180度的倒退。
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待眼下种种可能导致全球化倒退的思潮。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中国是个大国，根本不用害怕海外市场的萎缩，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取代海外市场的有效需求。我同意刺激内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国策，但是，这种把国际、国内市场完全独立开来的看法不但不利于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协调奔跑，更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内需和外销市场唇齿相依，很难泾渭分明。拿迈克尔斯公司来说，作为全球最大的手工艺品零售商，每年要在中国采购大量的相框、圣诞灯、蜡烛等产品，由此拉动的内需不仅包括出口企业的机械设备、办公室的电脑电话、包装出口产品的包装箱袋，还包括农民工宿舍使用的建材甚至员工食堂采购的柴米油盐。我的一个供应商告诉我，几乎每家出口企业都至少有25家主要供应商，而它们之间的生意都是内贸，都是内需。
再看可口可乐、星巴克、沃尔玛、戴尔电脑等在内地设立的公司，它们的很多产品都不用于出口，也和传统意义上的进口关系不那么大，可是，在全球化的大前提下，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经营不仅为其自身带来了回报，也开拓了中国的内需市场，并提供了大量的职位。显而易见，全球化已经成为刺激内需市场的先决条件之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警惕现代版的闭门锁国思潮。
民族品牌:时代的畸形儿
中美企业家一个特别明显的差异，就是前者的“爱国”和后者的“不爱国”。中国的企业家似乎个个以创建民族品牌为天职。1999年的《财富》杂志上海年会上，风头正旺的三九药业董事长赵新先曾雄心勃勃地表示为振兴民族产业，要通过“麦当劳计划”在美国开设1000家连锁诊所。那时三九的广告牌已经在纽约曼哈顿广场竖了好几年，三九俨然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头人，而今天这个中药王国早已易手。当时，其他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也纷纷摩拳擦掌表决心，旁观一切的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回国后对记者说，他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好像都在演戏，其中的倾向显而易见。
美国的CEO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民族情结，他们大多很实际，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域追逐公司的最大利益和股东的最大回报为己任。恰是如此，美国才拥有世界上最多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拿我本人来说，我现在总是花很多时间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律，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但是，在中外企业竞争时，从公司决策人的角度，我从来都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公司的战略和利益作取舍，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原本下到印度的订单就优先给中国企业，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根本就不允许我有其他选择。
我先后在6家美国公司工作过，小到年销售额2000万美元、名不见经传的进口商，大到年销售额15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类似“我们一定要振兴民族工业，打造民族品牌”的话。当今的世界日益扁平，你要么是世界品牌，要么就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被人家收拾了。拿联想来说，当年柳传志也曾为了打造民族品牌呕心沥血，可是真的等到走出去了，你还听到联想谈民族品牌吗？你面对的是世界级的竞争对手，和它们角逐的是国际市场，民族情结这时不管用了。
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汉芯”造假事件，很值得我们反思。在“汉”字所代表的民族情结感召之下，著名的高校和政府机构都有意无意在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民族情结大旗下的民族品牌就是全球化时代的畸形儿，它崇尚的是一种违背商业规律的信仰和价值，是我们打造真正世界品牌路上的绊脚石。
臆想中的“阴谋论”哗众取宠
最近，国内“阴谋论”的说法甚嚣尘上。在各种说法中，阴谋的涵盖非常之广，从商业到文化，从金融到军事，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崛起的中国忧心忡忡虎视眈眈，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已经成形，旨在遏制中国的成长。这些说法听来符合逻辑，因此传播者众，结果被人广为引用，其实基本是无稽之谈。
一个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中国工厂制造的1美元的芭比娃娃在沃尔玛要卖10美元，我们中国人流血流汗却只能在最不赚钱的生产环节被人剥削，跨国公司则把持着产业链里的关键环节赚得盆满钵满，太不公平了！这样极富民族情结的言论颇能蛊惑人心。我今年初在印尼把它说给一个做了多年芭比娃娃的供应商听，他耸了耸肩：“我们和美泰（芭比娃娃的品牌商）合作得很愉快，美泰和沃尔玛合作得也很愉快，各赚各的钱，谁也不眼红谁！”光从美国2008、2009年零售连锁店连续大面积倒闭来看，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更何况，在产业链上游的消费者调查、产品开发，下游的广告、销售和消费者服务，中国企业有能力做吗？至少现在还没有。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个比较优势，这钱我们至少现在没法赚。那就不要觉得不公平，不要觉得人家在搞什么阴谋。我在美国商界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一次听说或是感觉到任何可以和“阴谋”搭上边的言行。恰恰相反，美国的商界以其逐利的本性，从来都是中美友好的一股巨大动力，西方其他国家亦不例外。
民族情结有吸引眼球功能的奇效，但是任何利用民族情结有意无意挑拨离间，无中生有，吸引眼球或骗取稿费、演讲费的人，其实都是在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耸人听闻的“国家安全论”
现在好像什么都能和国家安全挂上钩，国际贸易自不用说，新近流行的“持剑经商”论者就往往引经据典强调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以英国凭借举世无双的海军建立起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说明全球化进程就是一部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血腥掠夺史；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则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持剑经商”经典当代版。
虽然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在借鉴历史时断章取义，全球化的大潮流与和平的主旋律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而战争的威胁和持剑的重要性则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为争取独立付出巨大代价的前英国殖民地美国，在二战后致力于废除殖民地政策、建立以法制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从而揭开了以贸易促和平的世界发展新篇章。在这一大潮中，虽不难发现几股混浊的逆流，但它们再也无法改变全球化的主流。
再来看伊拉克战争，虽然我极其反对这一战争，不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并没有用殖民地时代的手段肆无忌惮地掠夺当地的石油资源，而中石油、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企业也在战后中标伊拉克的油田开发服务合同。这正体现了一个以法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所起到的威慑作用和社会期望值所起到的行为规范作用。
解决和预防国际争端最有效的手段，已经不再是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战争，而是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全面全球化。以《世界是平的》一书享誉全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凌志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提出了防止冲突的“金拱门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凡出现麦当劳“金拱门”标志的国家就不会互相打仗。“金拱门理论”揭示的是我们很多人近年都亲身感受到的一个事实：国际贸易除了经济利益外，也实实在在地成为国与国之间文化、政治和军事交流的平台。贸易可以让我们求大同存小异，增进理解消除误会。
当然，也有不少好事者举例说明，开了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照样冲突不断。弗里德曼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反击：“我对‘金拱门理论’的广为流传和如此多的人强烈地要证明其谬误的不懈努力感到既滑稽可笑又惊诧不已。这些反对者大多是现实主义者和无所事事的冷战斗士，他们坚持认为，政治和国家之间永无止境和不可改变的冲突才是国际事务的基因和特征。这些人无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还是从心理上，都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其对世界政治带来的新的、颠覆性的影响和改变深感恐惧。”
中国经济的成长正受益于全球化的颠覆性影响与和平的主旋律，因此，真正拥有浓郁民族崛起情结的国人，需要把民族情结与盲目排外区分开来，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大家庭，从而更加繁荣强大，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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