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激烈运动,大小战争连绵不绝,南北政权对峙和急剧更替,以致“天下骚然,民不堪命”,“四方嗷嗷,危殆天下,人民悉不安居”。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难,正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适宜的土壤;世俗社会的黑暗,恰为宗教的传播和兴盛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因此,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域外传入的佛教皆乘时而兴,竞相以各自的教义与活动方式施加影响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从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法性、等级性、民族性特点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宗教性的历史特点。但在这一时期,道、佛二教并非相安无争、并驾齐驱,而是互争雄长。尽管道教与佛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互有消长,道教也曾一度占过上风,但从总体看,佛教在宗教世界的竞争中,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得到了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甚至在较长时期内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生土长、占有地利优势的道教,却不敌域外传入、根基尚浅的佛教?答案只能从它们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程度上的差异去探寻,而道、佛二教适应社会需求的程度,归根结底又是由各自的内部结构和特点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