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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耐特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黑格尔的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思想渊源，以“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为核心内容，以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为理论主旨，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承认理论。这一理论为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承认；蔑视；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5-0043-04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 )的承认理论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核心内容及理论主旨的解析，发掘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有益启示与借鉴。
一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黑格尔的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使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形成成为一种必要，而对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的弘扬与发展，则使这种必要进一步转化为可能。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霍耐特看来，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过度关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忽视社会群体的兴起与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造成了早期批判理论社会性和规范性缺失的困境；而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纠正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生产劳动范式，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诊断现代性的病理性特征，赋予了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以决定性转折。沿着其师哈贝马斯的思路，霍耐特着眼于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继续为批判理论重构规范，以克服社会批判哲学的内部危机。与哈贝马斯将这一理想奠基于未被扭曲的语言交往情境之上不同，霍耐特则将其理论深深锁定在未被扭曲的社会承认之上，试图从承认观念的道德内涵中获得社会理论的规范原则。于是，他指出了一条返本回源之路——返回到早期的黑格尔。在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根据黑格尔早期承认理论，阐明了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正如他在导言中所阐述的：“任何一种力求把福柯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内涵整合到交往行动理论构架中的努力，都必须依赖于具有道德动机的斗争概念。而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为这个概念提供了迄今为止依然是最好的理论资源，因为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1］5
“承认”（德语为anerkennung，英语为recognition）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概念，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一般指独立主体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肯定或确认。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明确论述承认概念的哲学家。早在耶拿时期（1802-1807），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为了命名一种相似的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的关系，他第一次使用了“承认”概念：他在旁注中写道，在爱的关系中，“未开化的自然的自我”得到了“承认”［1］44。而在耶拿结束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对“主奴辩证法”的论述，形成了一种清晰可见的思想，即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社会承认的经验。他指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2］同时，他认为，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是一种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的境界。”［1］9由此，黑格尔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追溯到社会承认的道德动机那里，在斗争中发掘出人类精神伦理形成过程的中心媒介，基本形成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维度与理论构想。
但遗憾的是，青年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天才构想是建立在理性唯心主义前提之上的，“无论他耶拿时期的著作中的构想是何等的生动，何等具有实践取向，这些构想仍然把其大部分的有效性前提交给了高高在上的理性事件所提供的形而上学的背景确定性”［1］72。而在后形而上学前提下，因缺乏强大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支持，这一前提的效力再也无法维系，注定只能成为思想的碎片。霍耐特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试图借助米德（G.H.Mead）的社会心理学重构黑格尔的承认学说。与黑格尔不同，米德的承认理论不是通过思辨的哲学论证，而是“通过对心理学的对象领域进行认识论检验这一迂回途径获得了主体间性理论前提”［1］77。米德通过“主我—客我”的心理学模式和“普遍化他者”的规范立场不断修补和深化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从自然主义角度对黑格尔的承认学说给予论证。正是借助米德的经验社会心理学，霍耐特成功地实现了对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理论的自然主义“经验的转向”。
总之，霍耐特沿袭哈贝马斯的规范性思维路径，从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中汲取营养，主张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复兴以“承认”为核心的道德斗争思想，力求寻找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为其承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对黑格尔承认学说重构的基础上，霍耐特开始详细论述自身的承认观点，并以经验与规范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主体间的三种承认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蔑视形式，从而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承认理论。
依霍耐特之见，“承认”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承认”的形成过程就是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为获取相互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过程。相互承认关系至少应该包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面：一是承认领域，二是承认形式，三是承认原则。［3］通过对黑格尔承认理论与米德社会心理学的分析，霍耐特发现，黑格尔和米德都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承认形式，即黑格尔的“爱、法权、伦理”承认形式和米德的“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团结赞许”承认形式。但二者都未对相互承认的三分法进行经验论证，同时，也没有准确认识到承认斗争的社会经验，没有发现一种对蔑视的系统研究。
鉴于此，首先，霍耐特通过考察舍勒、普莱斯纳等人的相关观点，利用经验科学提供的依据，对相互承认三分法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承认形式。他按照主体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阐述现代社会的三种承认形式：爱、法律和团结。其一，爱的承认形式。爱是原生性的首要的承认形式，它代表着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在霍耐特看来，爱不仅是指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和友谊关系。一切伦理的结构内核都存在于爱当中，个体只有在无条件的爱和情感所支撑的承认关系中，才能产生自信。其二，法律的承认形式。法律代表着相互承认的第二个阶段。个体通过法律体系赋予的普遍权利将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成员平等的人，并在对等的相互关系中对待他人，从而获得自尊。其三，团结的承认形式。在共同的价值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拥有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都有机会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尊重。简而言之，爱、法律和团结三种相互承认的形式对应着三种实践的自我关系，即自信（self-confidence）、自尊（self-respect）和自重（self-esteem）。“自信的前景内在于爱的经验，自尊的前景内在于法律承认的经验，自重的前景内在于团结的经验。”［1］180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中，霍耐特对承认领域（爱、法律、成就）、承认形式（情感关怀、法律承认、社会尊重）以及承认原则（需要原则、平等原则、贡献原则）进行详细区分。［3］从而，使其承认形式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层面，在私人领域、法权领域、社会领域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其次，霍耐特通过考察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社会哲学的思想轨迹，指出“蔑视与反抗”是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而构建了与承认形式相对应的蔑视形式。在霍耐特那里，所谓蔑视就是对承认的拒绝与否定，是在实践自我关系中主体所遭遇的道德伤害。对应于自信、自尊和自重三种实践的自我关系，他按照对实践自我关系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将蔑视的基本形式分为三种：强暴、剥夺权利、侮辱。强暴深深地扎根于虐待体验中，它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剥夺权利深深地扎根于贬低体验中，它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自尊；侮辱深深地扎根于羞辱体验中，它破坏了个体的自豪感。这三种蔑视形式所造成的后果分别是“心理死亡”、“社会死亡”和“伤害”。与此同时，他指出，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框架中，而道德经验又产生于对根深蒂固的承认遭到伤害，蔑视体验是社会对抗和冲突的深层动因。换而言之，个体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的消极情感反应会成为一种道德知识，而这种道德知识一旦被告知或交流，使个体认识到自己被非法地否定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形成一种集体在行动上的反抗和对立，社会冲突就会产生，人们就会为了承认而斗争。鉴于此，为使现代社会的人们获得承认，避免蔑视，实现主体的自我统一性与人格完整性，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霍耐特特别关注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边缘性群体的权利实现问题，力求显现那些被社会忽视、蔑视甚至驱逐的声音与经验。这对解决社会的对立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霍耐特在阐述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的基础上，以实践的自我关系为中介，一方面，以肯定的方式建构了主体间的承认形式；另一方面，以否定的形式建构了主体所遭遇的蔑视形式。承认与蔑视形式的构建标志着霍耐特承认理论基本框架的正式形成，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承认理论的核心所在。
三
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主旨所在。在《不确定性的痛苦：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再分配，还是承认?》、《正义的他者》、《承认道德》等著作中，霍耐特对承认理论加以完善与拓展，阐述了承认与正义、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道德等关系，表达了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
首先，霍耐特试图把规范的承认理论发展成道德一元论。在其成名作《为承认而斗争》中，他还只是把“承认”视为引发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承认与道德开始有了初步的关联。正如霍耐特在导言中所言，他只是“扼要描述一种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概念”［1］6。而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承认道德的勾画》一文中，霍耐特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当代道德哲学已陷入困境：一直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他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个体观念如此分歧，以至于单纯地回归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伦理学去形成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已经不能引导我们实现美好生活。于是，霍耐特试图对这两种道德观进行整合，使自己的承认道德构想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向。”［1］179在《承认与道德责任》一文中，霍耐特又进一步探讨了承认与道德的内在关联，试图揭示承认对道德的积极意义。他从道德伤害现象学的角度对主体所遭受的道德伤害进行细致的分析，指出主体在道德上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主体肯定的自我关系的建立在于他者的承认，如果主体得不到他者的承认，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主体精神的伤害，从而造成对自我的否定。”［4］通过这种否定论证的方法，他为承认与道德的内在关联的原初解释提供了合适的答案。概言之，霍耐特将承认与道德相关联，试图用承认这一道德范畴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试图用承认道德的实现推动“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实现，以承认为中心的道德一元论由此形成。
承认道德一元论的问世遭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反对者当属美国当代左翼女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在《超越所有被扭曲的承认：对阿克塞尔•霍耐特的回答》一文中，她指出，霍耐特的承认道德一元论观点无法为批判理论确保一个可信的经验参照点，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中文化的地位提供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说明，无法提供能够裁定今天的承认诉求的一系列规范标准，它是把政治经济学还原为道德心理学，把资本主义社会还原为承认秩序，把正义理论还原为承认伦理学。［5］为此，她在《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构正义》一文中提出了批判理论的新框架，用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并以平等的原则作为这个框架的规范基础；与三个正义尺度相对应，提出了三个理论化的非正义概念：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6］从而试图以现代正义的三元维度取代霍耐特的承认道德一元维度。
针对弗雷泽的指责，霍耐特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承认道德一元论的立场；另一方面，在与弗雷泽的争论中，对原有的理论构想进行补充、修正与完善。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中，通过对承认与再分配的分析，他指出，再分配斗争是承认斗争的特殊形式，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在《正义的他者》中，通过对承认与正义的分析，霍耐特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关于如何使每个社会成员充分享有自由平等权利，在相互承认的交往关系中创造、实现和维护自己的价值；正义的实现需要一种承认的秩序，承认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诉求。进而，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关怀等问题进行探讨，使以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初见端倪。在其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中，一元是多元的基础，获取相互承认、尊重和重视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必然诉求；多元是一元的目标，承认诉求的满足旨在追求平等互惠的正义秩序的实现。
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的提出凸显了现代社会强烈的道德精神指导和正义价值旨归，成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主旨所在。这一构想虽然尚属初创阶段，还不完善，但已把霍耐特推到了当代实践哲学理论的争论中心，乃至跻身于当代著名实践哲学家之列。
四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为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首先，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沿袭哈贝马斯的规范性思维路径，从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中汲取营养，通过对承认、再分配、正义、关怀等问题的探讨，分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蔑视、政治伤害、社会不公等弊端，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新维度，从而在客观上拓宽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空间，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境况，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式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物质维度，仅仅依靠伦理—政治维度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不免使人对霍耐特承认理论产生“道德乌托邦”的质疑。当然，这也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其次，为实现对人的承认与尊重，实现主体的自我统一性与人格完整性，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霍耐特以实践的自我关系为中介，建构了“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关注社会日常生活现象和社会边缘问题，批判分配不公、道德蔑视、情感伤害等非正义现象，力求显现那些被社会忽视、蔑视甚至驱逐的声音与经验，使他们获得自信、自尊和自重的体验。这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确立以人为本、友爱团结、和谐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霍耐特通过对承认与道德、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正义等关系的分析，对自由、民主、人权、关怀等问题的探讨，提出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为我们揭示了一种从道德动因理解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新的独特视角，提供了一种对社会正义的道德、心理意义上的现代理解，凸显了现代性社会强烈的道德精神指导和正义价值旨归，为现阶段从道德、政治层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确立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2.
［3］王凤才.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J］.哲学研究，2008（3）.
［4］Honneth.Recognition and Moral Obligation［J］.Social Research，1997（64）：24.
［5］弗雷泽，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0-180.
［6］周穗明.N.弗雷泽和A.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对近十余年来西方批判理论第三代的一场政治哲学论战的评析［J］.世界哲学，2009（2）.
责任编辑：戴群英
关键词：承认；蔑视；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5-0043-04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 )的承认理论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核心内容及理论主旨的解析，发掘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有益启示与借鉴。
一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黑格尔的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使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形成成为一种必要，而对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的弘扬与发展，则使这种必要进一步转化为可能。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霍耐特看来，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家过度关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忽视社会群体的兴起与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造成了早期批判理论社会性和规范性缺失的困境；而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纠正工具理性，以交往范式取代生产劳动范式，以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诊断现代性的病理性特征，赋予了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以决定性转折。沿着其师哈贝马斯的思路，霍耐特着眼于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继续为批判理论重构规范，以克服社会批判哲学的内部危机。与哈贝马斯将这一理想奠基于未被扭曲的语言交往情境之上不同，霍耐特则将其理论深深锁定在未被扭曲的社会承认之上，试图从承认观念的道德内涵中获得社会理论的规范原则。于是，他指出了一条返本回源之路——返回到早期的黑格尔。在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根据黑格尔早期承认理论，阐明了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正如他在导言中所阐述的：“任何一种力求把福柯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内涵整合到交往行动理论构架中的努力，都必须依赖于具有道德动机的斗争概念。而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为这个概念提供了迄今为止依然是最好的理论资源，因为黑格尔提出了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1］5
“承认”（德语为anerkennung，英语为recognition）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概念，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一般指独立主体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肯定或确认。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明确论述承认概念的哲学家。早在耶拿时期（1802-1807），黑格尔在《实在哲学》中，为了命名一种相似的在他者身上认识自我的关系，他第一次使用了“承认”概念：他在旁注中写道，在爱的关系中，“未开化的自然的自我”得到了“承认”［1］44。而在耶拿结束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对“主奴辩证法”的论述，形成了一种清晰可见的思想，即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社会承认的经验。他指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2］同时，他认为，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是一种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引导着伦理的不成熟状态向伦理关系的更成熟水平发展。“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且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制度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的境界。”［1］9由此，黑格尔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追溯到社会承认的道德动机那里，在斗争中发掘出人类精神伦理形成过程的中心媒介，基本形成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维度与理论构想。
但遗憾的是，青年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天才构想是建立在理性唯心主义前提之上的，“无论他耶拿时期的著作中的构想是何等的生动，何等具有实践取向，这些构想仍然把其大部分的有效性前提交给了高高在上的理性事件所提供的形而上学的背景确定性”［1］72。而在后形而上学前提下，因缺乏强大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支持，这一前提的效力再也无法维系，注定只能成为思想的碎片。霍耐特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并试图借助米德（G.H.Mead）的社会心理学重构黑格尔的承认学说。与黑格尔不同，米德的承认理论不是通过思辨的哲学论证，而是“通过对心理学的对象领域进行认识论检验这一迂回途径获得了主体间性理论前提”［1］77。米德通过“主我—客我”的心理学模式和“普遍化他者”的规范立场不断修补和深化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从自然主义角度对黑格尔的承认学说给予论证。正是借助米德的经验社会心理学，霍耐特成功地实现了对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理论的自然主义“经验的转向”。
总之，霍耐特沿袭哈贝马斯的规范性思维路径，从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中汲取营养，主张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复兴以“承认”为核心的道德斗争思想，力求寻找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为其承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对黑格尔承认学说重构的基础上，霍耐特开始详细论述自身的承认观点，并以经验与规范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主体间的三种承认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蔑视形式，从而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承认理论。
依霍耐特之见，“承认”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承认”的形成过程就是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为获取相互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过程。相互承认关系至少应该包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面：一是承认领域，二是承认形式，三是承认原则。［3］通过对黑格尔承认理论与米德社会心理学的分析，霍耐特发现，黑格尔和米德都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承认形式，即黑格尔的“爱、法权、伦理”承认形式和米德的“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团结赞许”承认形式。但二者都未对相互承认的三分法进行经验论证，同时，也没有准确认识到承认斗争的社会经验，没有发现一种对蔑视的系统研究。
鉴于此，首先，霍耐特通过考察舍勒、普莱斯纳等人的相关观点，利用经验科学提供的依据，对相互承认三分法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承认形式。他按照主体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阐述现代社会的三种承认形式：爱、法律和团结。其一，爱的承认形式。爱是原生性的首要的承认形式，它代表着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在霍耐特看来，爱不仅是指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和友谊关系。一切伦理的结构内核都存在于爱当中，个体只有在无条件的爱和情感所支撑的承认关系中，才能产生自信。其二，法律的承认形式。法律代表着相互承认的第二个阶段。个体通过法律体系赋予的普遍权利将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成员平等的人，并在对等的相互关系中对待他人，从而获得自尊。其三，团结的承认形式。在共同的价值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拥有充分实现自我的机会，都有机会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从而赢得尊重。简而言之，爱、法律和团结三种相互承认的形式对应着三种实践的自我关系，即自信（self-confidence）、自尊（self-respect）和自重（self-esteem）。“自信的前景内在于爱的经验，自尊的前景内在于法律承认的经验，自重的前景内在于团结的经验。”［1］180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中，霍耐特对承认领域（爱、法律、成就）、承认形式（情感关怀、法律承认、社会尊重）以及承认原则（需要原则、平等原则、贡献原则）进行详细区分。［3］从而，使其承认形式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层面，在私人领域、法权领域、社会领域具有了普遍的理论解释力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其次，霍耐特通过考察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社会哲学的思想轨迹，指出“蔑视与反抗”是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而构建了与承认形式相对应的蔑视形式。在霍耐特那里，所谓蔑视就是对承认的拒绝与否定，是在实践自我关系中主体所遭遇的道德伤害。对应于自信、自尊和自重三种实践的自我关系，他按照对实践自我关系所造成的伤害程度将蔑视的基本形式分为三种：强暴、剥夺权利、侮辱。强暴深深地扎根于虐待体验中，它摧毁了个体的基本自信；剥夺权利深深地扎根于贬低体验中，它削弱了个体的道德自尊；侮辱深深地扎根于羞辱体验中，它破坏了个体的自豪感。这三种蔑视形式所造成的后果分别是“心理死亡”、“社会死亡”和“伤害”。与此同时，他指出，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框架中，而道德经验又产生于对根深蒂固的承认遭到伤害，蔑视体验是社会对抗和冲突的深层动因。换而言之，个体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的消极情感反应会成为一种道德知识，而这种道德知识一旦被告知或交流，使个体认识到自己被非法地否定了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形成一种集体在行动上的反抗和对立，社会冲突就会产生，人们就会为了承认而斗争。鉴于此，为使现代社会的人们获得承认，避免蔑视，实现主体的自我统一性与人格完整性，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霍耐特特别关注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边缘性群体的权利实现问题，力求显现那些被社会忽视、蔑视甚至驱逐的声音与经验。这对解决社会的对立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霍耐特在阐述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的基础上，以实践的自我关系为中介，一方面，以肯定的方式建构了主体间的承认形式；另一方面，以否定的形式建构了主体所遭遇的蔑视形式。承认与蔑视形式的构建标志着霍耐特承认理论基本框架的正式形成，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承认理论的核心所在。
三
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主旨所在。在《不确定性的痛苦：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再分配，还是承认?》、《正义的他者》、《承认道德》等著作中，霍耐特对承认理论加以完善与拓展，阐述了承认与正义、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道德等关系，表达了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
首先，霍耐特试图把规范的承认理论发展成道德一元论。在其成名作《为承认而斗争》中，他还只是把“承认”视为引发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承认与道德开始有了初步的关联。正如霍耐特在导言中所言，他只是“扼要描述一种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概念”［1］6。而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承认道德的勾画》一文中，霍耐特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当代道德哲学已陷入困境：一直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伦理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他认为，在现代性条件下，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个体观念如此分歧，以至于单纯地回归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伦理学去形成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已经不能引导我们实现美好生活。于是，霍耐特试图对这两种道德观进行整合，使自己的承认道德构想正好居于康德传统的道德理论和社群主义伦理学的中间。“与前者一致的地方在于关注最普遍的规范，而这个规范被认为是特殊可能性的条件；与后者一致的地方则是那种以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取向。”［1］179在《承认与道德责任》一文中，霍耐特又进一步探讨了承认与道德的内在关联，试图揭示承认对道德的积极意义。他从道德伤害现象学的角度对主体所遭受的道德伤害进行细致的分析，指出主体在道德上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主体肯定的自我关系的建立在于他者的承认，如果主体得不到他者的承认，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主体精神的伤害，从而造成对自我的否定。”［4］通过这种否定论证的方法，他为承认与道德的内在关联的原初解释提供了合适的答案。概言之，霍耐特将承认与道德相关联，试图用承认这一道德范畴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试图用承认道德的实现推动“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实现，以承认为中心的道德一元论由此形成。
承认道德一元论的问世遭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反对者当属美国当代左翼女哲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在《超越所有被扭曲的承认：对阿克塞尔•霍耐特的回答》一文中，她指出，霍耐特的承认道德一元论观点无法为批判理论确保一个可信的经验参照点，无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中文化的地位提供一个能站得住脚的说明，无法提供能够裁定今天的承认诉求的一系列规范标准，它是把政治经济学还原为道德心理学，把资本主义社会还原为承认秩序，把正义理论还原为承认伦理学。［5］为此，她在《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构正义》一文中提出了批判理论的新框架，用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并以平等的原则作为这个框架的规范基础；与三个正义尺度相对应，提出了三个理论化的非正义概念：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6］从而试图以现代正义的三元维度取代霍耐特的承认道德一元维度。
针对弗雷泽的指责，霍耐特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承认道德一元论的立场；另一方面，在与弗雷泽的争论中，对原有的理论构想进行补充、修正与完善。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中，通过对承认与再分配的分析，他指出，再分配斗争是承认斗争的特殊形式，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在《正义的他者》中，通过对承认与正义的分析，霍耐特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关于如何使每个社会成员充分享有自由平等权利，在相互承认的交往关系中创造、实现和维护自己的价值；正义的实现需要一种承认的秩序，承认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诉求。进而，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关怀等问题进行探讨，使以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初见端倪。在其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中，一元是多元的基础，获取相互承认、尊重和重视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必然诉求；多元是一元的目标，承认诉求的满足旨在追求平等互惠的正义秩序的实现。
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的提出凸显了现代社会强烈的道德精神指导和正义价值旨归，成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主旨所在。这一构想虽然尚属初创阶段，还不完善，但已把霍耐特推到了当代实践哲学理论的争论中心，乃至跻身于当代著名实践哲学家之列。
四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为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首先，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沿袭哈贝马斯的规范性思维路径，从黑格尔早期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中汲取营养，通过对承认、再分配、正义、关怀等问题的探讨，分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揭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蔑视、政治伤害、社会不公等弊端，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新维度，从而在客观上拓宽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空间，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境况，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式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物质维度，仅仅依靠伦理—政治维度解决现实问题，那么，不免使人对霍耐特承认理论产生“道德乌托邦”的质疑。当然，这也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其次，为实现对人的承认与尊重，实现主体的自我统一性与人格完整性，引导人们追求美好生活，霍耐特以实践的自我关系为中介，建构了“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关注社会日常生活现象和社会边缘问题，批判分配不公、道德蔑视、情感伤害等非正义现象，力求显现那些被社会忽视、蔑视甚至驱逐的声音与经验，使他们获得自信、自尊和自重的体验。这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确立以人为本、友爱团结、和谐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霍耐特通过对承认与道德、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正义等关系的分析，对自由、民主、人权、关怀等问题的探讨，提出承认道德一元为基础的多元正义构想，为我们揭示了一种从道德动因理解人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新的独特视角，提供了一种对社会正义的道德、心理意义上的现代理解，凸显了现代性社会强烈的道德精神指导和正义价值旨归，为现阶段从道德、政治层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确立公平正义、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2.
［3］王凤才.论霍耐特的承认关系结构说［J］.哲学研究，2008（3）.
［4］Honneth.Recognition and Moral Obligation［J］.Social Research，1997（64）：24.
［5］弗雷泽，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0-180.
［6］周穗明.N.弗雷泽和A.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对近十余年来西方批判理论第三代的一场政治哲学论战的评析［J］.世界哲学，2009（2）.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