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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党百年 大历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风雨，百年征程，其中经过了无数曲折。但“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从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百年，百年又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从更大的框架中来把握建党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建党百年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关建党百年历史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笔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个前提就是“公共性”。所谓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民心所向”。之所以采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具有日常用语所不具备的概括能力。公共性代表了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它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因为个体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在不同阶级之间。它也不是整体中某个部分的利益，不是个体或整体各部分之间利益协商、妥协的结果。公共性是整体的，它是一个时期个体利益认同的整体跃升。换句话说，它是升华后的价值认同。因此，公共性不是微观的、具体的利益，而是宏观的、抽象的利益整体。
公共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当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公共性才可能呈现出来。的确，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某种意义上，公共性是不断被解构的，个体利益在日益具体化，公共性更像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如今我们更习惯讨论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利益，甚至按照西方的话语逻辑，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把它当成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按照这样的话语逻辑，公共性是对个人利益的侵犯；或者从根本上否定公共性的存在，认为公共性是一个乌托邦，不存在整体性的、抽象的利益，只有具体的、个体的或群体的利益。具体与抽象、部分与整体、个体性与公共性，本来是辩证的关系，片面强调某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辩证法思想的，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公共性是存在的，既有客观的事实基础，也是人主观能动性的目标。公共性是时代发展的指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立足于公共性基础之上。
当代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无可替代的公共性。当中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不仅让中国摆脱了被欺凌、被掠夺的处境，让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完成了历史转型，它也意味着在人类解放与发展的事业中，还存在一条有效的路径。更进一步证明，一个古老的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因而当人类文化在未来面对新的挑战时，或许还有更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引领者与组织者，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按照生产方式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狩猎采集时代、农业时代、工商业时代。中国是农业时代的佼佼者，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开始从狩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与西亚是世界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区。中国同时拥有华北与长江中下游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在此基础上，距今5000多年前，出现的若干个文明起源中心，最后汇聚成统一的中华文明，并且不断地发展延续至今。中国在农业时代，长期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高峰时，GDP占比超过世界的70%。然而，中国在由农业时代向工商业时代转型时落后了，当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在闭关锁国中部分军事技术反而出现了倒退。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中国落后的武器装备和涣散的军纪，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让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何止三千年，这是过去五千年中国都未曾遇到的变局。所幸中国还有一些有志之士，他们不畏艰辛，不畏生死，舍身为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他们带领古老的中国完成了从农业时代向工商业时代的转型（通常称为现代化）。这样一群优秀中华儿女中，中国共产党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58年竣工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词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碑文以最简洁的语言诠释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的艰难历程。传统上，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封建帝国，缺乏清晰的民族认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段让人不愿回顾的、非常屈辱的历史。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1894年，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入北京城。与此同时，统治阶层腐败成风，民众沉湎于鸦片之中，底层民众食不果腹，卖儿卖女以求生存，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
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当时部分中国先进分子试图改变现实，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与现实的约束，这些变革无一成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并未得到缓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尽管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尽管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凭借个人的才华，在巴黎和會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是帝国主义仍然要瓜分在中国的利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组织起来的，不少政党也有不错的纲领与主张，但是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 1938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就曾提出过著名的“蒋廷黻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真正成功地回答“蒋廷黻之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解决了中国社会上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决了社会下层的问题。其实还应该加上一点，改革开放带给了中国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有了上中下三个层次的社会变革，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在各项成就之中，有一点尤为关键，就是民族的集体自尊。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相抗衡，一洗百年国耻，正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集体自尊，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中国2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制胜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人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现了人民的力量。人民利益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公共性，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根本宗旨，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民战争”的理论，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在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英勇无畏、机智灵活、具有钢铁纪律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战争理论更进一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的思想武器。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回应“人民万岁”，这集中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正是依赖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时代的公共性之所在，获得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这也是今后应进一步发扬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脱离了人民，党就会失去生命力。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发扬党作为人民利益捍卫者、组织者、服务者的角色，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近代中国尝试过各种发展道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议会民主到总统独裁，这些制度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让中国走向独立自主，没有让中华民族获得集体自尊，没有让中国获得繁荣发展。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经面临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独立自主是从同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搏斗中获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依附体系中，成为西方的商品倾销市场与产品加工工厂。中国必须把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印度比中国早独立数年，两国的起步水平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发展到今天，尽管西方媒体不断鼓吹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缺乏社会改革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落后的种姓制度、巨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性别歧视，都让其所谓的民主黯然失色。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和工业基地，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帮助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同时也为后来我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来，中国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2019年和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1万美元，但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要超过诸如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同等收入的国家，工业科技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是远胜于这些国家。下一步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在思想文化战场上取得胜利，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大力宣传，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20年，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如期完成，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动员、科学防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2020年我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关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篇章。从人类社会权力演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高度成熟期。二战后，尤其是过去数十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着力打造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首先打破了其军事霸权，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动摇了西方资本的垄断地位。如今它们能够依赖的主要是文化霸权，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输出其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缺乏现实基础的宣传是不会长久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积极发展民生，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坚定支持。在处理国际社会与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扩张，不转移回避矛盾，积极践行人類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从政治纷争到环境危机，从核武器威胁到全球疫情失控，所有这些都需要人类社会能够真正的携手合作。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能进行全面性的深刻改革，指望它来解决全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是不现实的，中国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也不仅仅是一种特色政权的崛起，而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崛起。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同属历史悠久的古文明，但是在所有古文明中（包括美洲文明在内），只有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未曾中断，并且不断融合，现在形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4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的文明体。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庞大的体量，之所以能夠绵延不绝，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除了独特的地理因素之外，中华文明具有优秀的包容传统，能够不断学习与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把从印度引入的佛教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如今又把西方的科学文化吸收到中华文化中来。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应该说是发展最为充分的，不仅文化连续，而且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意识形态。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四大板块：以农耕为主的东南板块，以游牧为主的西北板块，处在两者之间的生态交错带板块，以及海洋板块。四大板块相互补充、交融，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经验与文化财富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中华文明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曾经落后了，错失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近代化进程，以至于当代人类文化几乎为西方所垄断，从思想到审美，从科学技术到生活方式。许多人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等同于先进文化，而忘记了我们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提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尤其是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西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由此形成了一套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观念体系，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现代性垄断了科研、教育、文化传播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批评与反思都可以用保守、僵化、反科学来标签化。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中，中国文化是属于前现代的、已经过时的，是历史包袱，需要批判与抛弃。按照现代性的观念，人类文化将会被一种“先进的”文化所代替，当然，这种文化必定是西方文化。现代性观念把自己包装成具有普世价值的、唯一合理的、符合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思想。我们绝不能以之为标准来批判自身的文化，浑然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日益认识到西方文化是有问题的。这不仅仅包括现代性的观念，而且还可以追溯至更深远的根源。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文化，而古希腊的农业基础来自西亚，在这种经济生产方式中，农耕与畜牧是矛盾的，需要发展贸易来进行交换。古希腊利用爱琴海岛屿众多的优势，很早就形成了利用海上贸易不断进行海外殖民的传统。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在开拓世界方面曾经很优秀，但其文化基因是具有侵略性的，这更进一步为其宗教思想所强化。与之相应的是缺乏包容精神，到处挑起纷争，到处制造对立，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给世界留下了许多难解的矛盾。当这种文化与资本主义结合之后，表现为无止境的贪婪。为了满足无穷尽的物质欲望，在全球资源利用上几乎是竭泽而渔。侵略性、狭隘、贪婪构成西方文化难以改变的文化基因。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动荡。欧美一些国家其后又发展核武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陷入军备竞赛，把全人类安放在火山口上，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机制避免核毁灭。哲学家罗素曾言，如果中国完全模仿西方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悲剧，而且是世界的灾难。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全球遭遇危机时，可能是世界唯一的希望。如果世界只有一种西方文化，一旦遭遇危机，人类可能就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
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军事上免于挨打，经济上免于挨饿，这一崛起代表的最终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兴起。中国的崛起立足于中国文化基础之上，是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是更久远中华文明的绵延。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为文化所浸润，都有了文化意义。这是经过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等反复歌咏的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早已为历史文化所渗透。中国文化含蓄隽永、包容宽和，我们尊重世界每一种文化的优点，愿意向所有的文化学习。同时，中华文明对于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保护文化遗产、守护文明成果、促进对话交流，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②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
③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
④陈胜前：《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
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⑥[英]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问题》，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
⑦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责编/孙垚 美编/陈琳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百年风雨，百年征程，其中经过了无数曲折。但“风物长宜放眼量”，当我们从大历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百年，百年又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从更大的框架中来把握建党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建党百年深远的历史意义。
公共性是时代发展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立足于公共性基础之上
有关建党百年历史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笔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个前提就是“公共性”。所谓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民心所向”。之所以采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具有日常用语所不具备的概括能力。公共性代表了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它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因为个体的利益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在不同阶级之间。它也不是整体中某个部分的利益，不是个体或整体各部分之间利益协商、妥协的结果。公共性是整体的，它是一个时期个体利益认同的整体跃升。换句话说，它是升华后的价值认同。因此，公共性不是微观的、具体的利益，而是宏观的、抽象的利益整体。
公共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有当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时候，公共性才可能呈现出来。的确，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某种意义上，公共性是不断被解构的，个体利益在日益具体化，公共性更像是一个多余的概念。如今我们更习惯讨论某个阶层、某个群体的利益，甚至按照西方的话语逻辑，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把它当成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按照这样的话语逻辑，公共性是对个人利益的侵犯；或者从根本上否定公共性的存在，认为公共性是一个乌托邦，不存在整体性的、抽象的利益，只有具体的、个体的或群体的利益。具体与抽象、部分与整体、个体性与公共性，本来是辩证的关系，片面强调某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是不符合辩证法思想的，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公共性是存在的，既有客观的事实基础，也是人主观能动性的目标。公共性是时代发展的指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立足于公共性基础之上。
当代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具有无可替代的公共性。当中国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不仅让中国摆脱了被欺凌、被掠夺的处境，让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完成了历史转型，它也意味着在人类解放与发展的事业中，还存在一条有效的路径。更进一步证明，一个古老的文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因而当人类文化在未来面对新的挑战时，或许还有更多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引领者与组织者，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按照生产方式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狩猎采集时代、农业时代、工商业时代。中国是农业时代的佼佼者，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开始从狩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过渡，与西亚是世界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区。中国同时拥有华北与长江中下游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在此基础上，距今5000多年前，出现的若干个文明起源中心，最后汇聚成统一的中华文明，并且不断地发展延续至今。中国在农业时代，长期是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高峰时，GDP占比超过世界的70%。然而，中国在由农业时代向工商业时代转型时落后了，当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在闭关锁国中部分军事技术反而出现了倒退。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中国落后的武器装备和涣散的军纪，难以形成有效的抵抗，让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实何止三千年，这是过去五千年中国都未曾遇到的变局。所幸中国还有一些有志之士，他们不畏艰辛，不畏生死，舍身为国，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他们带领古老的中国完成了从农业时代向工商业时代的转型（通常称为现代化）。这样一群优秀中华儿女中，中国共产党又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58年竣工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词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段碑文以最简洁的语言诠释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兴起的艰难历程。传统上，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封建帝国，缺乏清晰的民族认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一段让人不愿回顾的、非常屈辱的历史。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不断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1894年，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攻入北京城。与此同时，统治阶层腐败成风，民众沉湎于鸦片之中，底层民众食不果腹，卖儿卖女以求生存，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
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当时部分中国先进分子试图改变现实，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与现实的约束，这些变革无一成功。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情况并未得到缓解，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尽管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尽管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凭借个人的才华，在巴黎和會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但是帝国主义仍然要瓜分在中国的利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组织起来的，不少政党也有不错的纲领与主张，但是最终只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 1938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就曾提出过著名的“蒋廷黻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真正成功地回答“蒋廷黻之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按照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解决了中国社会上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解决了社会下层的问题。其实还应该加上一点，改革开放带给了中国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有了上中下三个层次的社会变革，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当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在各项成就之中，有一点尤为关键，就是民族的集体自尊。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相抗衡，一洗百年国耻，正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不可忽视的一员。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集体自尊，就没有当代中国的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中国2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制胜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人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发现了人民的力量。人民利益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公共性，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根本宗旨，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民战争”的理论，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在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英勇无畏、机智灵活、具有钢铁纪律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战争理论更进一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的思想武器。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回应“人民万岁”，这集中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正是依赖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把握了时代的公共性之所在，获得了人民的充分支持。
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这也是今后应进一步发扬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脱离了人民，党就会失去生命力。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发扬党作为人民利益捍卫者、组织者、服务者的角色，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近代中国尝试过各种发展道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议会民主到总统独裁，这些制度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让中国走向独立自主，没有让中华民族获得集体自尊，没有让中国获得繁荣发展。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经面临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的独立自主是从同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搏斗中获得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依附体系中，成为西方的商品倾销市场与产品加工工厂。中国必须把发展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也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印度比中国早独立数年，两国的起步水平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发展到今天，尽管西方媒体不断鼓吹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缺乏社会改革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落后的种姓制度、巨大的贫富差距与严重的性别歧视，都让其所谓的民主黯然失色。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部门和工业基地，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帮助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同时也为后来我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来，中国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2019年和2020年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1万美元，但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要超过诸如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同等收入的国家，工业科技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是远胜于这些国家。下一步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要在思想文化战场上取得胜利，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与大力宣传，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20年，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如期完成，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动员、科学防治，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2020年我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果，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关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篇章。从人类社会权力演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高度成熟期。二战后，尤其是过去数十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着力打造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首先打破了其军事霸权，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动摇了西方资本的垄断地位。如今它们能够依赖的主要是文化霸权，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输出其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缺乏现实基础的宣传是不会长久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积极发展民生，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坚定支持。在处理国际社会与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时，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扩张，不转移回避矛盾，积极践行人類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从政治纷争到环境危机，从核武器威胁到全球疫情失控，所有这些都需要人类社会能够真正的携手合作。如果西方资本主义不能进行全面性的深刻改革，指望它来解决全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是不现实的，中国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经验与文化财富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也不仅仅是一种特色政权的崛起，而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崛起。中华文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同属历史悠久的古文明，但是在所有古文明中（包括美洲文明在内），只有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未曾中断，并且不断融合，现在形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4亿人口，国土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的文明体。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庞大的体量，之所以能夠绵延不绝，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除了独特的地理因素之外，中华文明具有优秀的包容传统，能够不断学习与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把从印度引入的佛教文化融入到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如今又把西方的科学文化吸收到中华文化中来。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应该说是发展最为充分的，不仅文化连续，而且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意识形态。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出四大板块：以农耕为主的东南板块，以游牧为主的西北板块，处在两者之间的生态交错带板块，以及海洋板块。四大板块相互补充、交融，构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经验与文化财富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中华文明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曾经落后了，错失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等近代化进程，以至于当代人类文化几乎为西方所垄断，从思想到审美，从科学技术到生活方式。许多人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等同于先进文化，而忘记了我们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提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尤其是科学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西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由此形成了一套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观念体系，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现代性垄断了科研、教育、文化传播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批评与反思都可以用保守、僵化、反科学来标签化。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中，中国文化是属于前现代的、已经过时的，是历史包袱，需要批判与抛弃。按照现代性的观念，人类文化将会被一种“先进的”文化所代替，当然，这种文化必定是西方文化。现代性观念把自己包装成具有普世价值的、唯一合理的、符合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思想。我们绝不能以之为标准来批判自身的文化，浑然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日益认识到西方文化是有问题的。这不仅仅包括现代性的观念，而且还可以追溯至更深远的根源。西方文化源自古希腊文化，而古希腊的农业基础来自西亚，在这种经济生产方式中，农耕与畜牧是矛盾的，需要发展贸易来进行交换。古希腊利用爱琴海岛屿众多的优势，很早就形成了利用海上贸易不断进行海外殖民的传统。我们承认西方文化在开拓世界方面曾经很优秀，但其文化基因是具有侵略性的，这更进一步为其宗教思想所强化。与之相应的是缺乏包容精神，到处挑起纷争，到处制造对立，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给世界留下了许多难解的矛盾。当这种文化与资本主义结合之后，表现为无止境的贪婪。为了满足无穷尽的物质欲望，在全球资源利用上几乎是竭泽而渔。侵略性、狭隘、贪婪构成西方文化难以改变的文化基因。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全球，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动荡。欧美一些国家其后又发展核武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陷入军备竞赛，把全人类安放在火山口上，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机制避免核毁灭。哲学家罗素曾言，如果中国完全模仿西方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悲剧，而且是世界的灾难。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全球遭遇危机时，可能是世界唯一的希望。如果世界只有一种西方文化，一旦遭遇危机，人类可能就失去了其他选择的可能。
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军事上免于挨打，经济上免于挨饿，这一崛起代表的最终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兴起。中国的崛起立足于中国文化基础之上，是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继承发展，是更久远中华文明的绵延。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为文化所浸润，都有了文化意义。这是经过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等反复歌咏的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早已为历史文化所渗透。中国文化含蓄隽永、包容宽和，我们尊重世界每一种文化的优点，愿意向所有的文化学习。同时，中华文明对于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保护文化遗产、守护文明成果、促进对话交流，充分展现中华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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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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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
责编/孙垚 美编/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