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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方略，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有其雏形，经过后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今天较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依法治国”思想的演进过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奠定“法治”的强大理论基础。
关键词：“依法治国”；演进；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87-01
“依法治国”现在通常简称为“法治”，我们今天理解的“法治”即法的统治，就是说法律至高无上，标志着民主政治，同专制、人治相对，是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自己的发展演进过程，“依法治国”思想也不例外。
一、古代的“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始于春秋时期，但此“法治”非彼“法治”。我国最早的“依法治国”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韩非为代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他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然而古代“法治”，并非代表人民的意志。君主是法律的创造者，但自身却不受法律的约束，臣子是在对君主绝对忠诚的前提下用好法，使王朝长治久安，百姓对法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没有过问的权利。它与现代“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必须服从君主个人意志。所以古代所说的“法治”只不过是辅助“人治”的一种手段。实施法治是为了加强统治，巩固政权。
二、近代的“法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为改革奔走呼号，提倡由“人治”走向“法治”。具体如下：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主张以法治国，各省设立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设立投票箱，由公众选举官吏等，但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开明君主制。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郑观应主张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以民权为核心“三民主义”，中心目标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力，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的民主法制化进程。
对于近代的“法治”，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然而他们的思想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的“法治”理念直接依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去践行，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三、现代的“法治”
真正的法治国家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建成，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只有在高度物质文明，高度政治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美结合。因此我国“法治”思想的践行，真正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即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后历经几代国家领导人对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才得以形成。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与新中国的政权、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了“民主建国”。1954年9月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重大创新。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历史及一些主客观原因，国家生活中缺乏依法办事的观念，正常的法制建设进程不断受到冲击，尤其是十年动乱对民主和法治的践踏与摧残，使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十年“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经验反思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与“人治”相对的“法治”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治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揭开了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序幕。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并将其写入宪法。至此，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肯定，使这一治国方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的命题，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定为会议主题，并审议通过了规划执政党依法治国路线图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推行全面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2016年的“两会”提出要深入推进法治建设。法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我们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让“依法”蔚然成风。
自建国以来，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我国真正的“依法治国”思想由萌芽走向成熟，并将逐步演进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法治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践行“依法治国”思想，只有党领导下的法治，才更民主、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思想的践行，必将有利的推进国家法治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
参考文献：
[1]吴军.《依法治国新常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2]邵和平.《浅谈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
作者简介：张艳艳（1990-），女，山西洪洞人，西安工程大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依法治国”；演进；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87-01
“依法治国”现在通常简称为“法治”，我们今天理解的“法治”即法的统治，就是说法律至高无上，标志着民主政治，同专制、人治相对，是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自己的发展演进过程，“依法治国”思想也不例外。
一、古代的“法治”
我国的“法治”思想始于春秋时期，但此“法治”非彼“法治”。我国最早的“依法治国”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商鞅、韩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韩非为代表，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他主张“霸道”和“以法治国”。然而古代“法治”，并非代表人民的意志。君主是法律的创造者，但自身却不受法律的约束，臣子是在对君主绝对忠诚的前提下用好法，使王朝长治久安，百姓对法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没有过问的权利。它与现代“法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必须服从君主个人意志。所以古代所说的“法治”只不过是辅助“人治”的一种手段。实施法治是为了加强统治，巩固政权。
二、近代的“法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为改革奔走呼号，提倡由“人治”走向“法治”。具体如下：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主张以法治国，各省设立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设立投票箱，由公众选举官吏等，但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开明君主制。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郑观应主张开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以民权为核心“三民主义”，中心目标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12年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但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拥有皇帝一样的权力，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的民主法制化进程。
对于近代的“法治”，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然而他们的思想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的“法治”理念直接依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去践行，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三、现代的“法治”
真正的法治国家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能建成，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只有在高度物质文明，高度政治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美结合。因此我国“法治”思想的践行，真正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即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后历经几代国家领导人对它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才得以形成。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与新中国的政权、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了“民主建国”。1954年9月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重大创新。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历史及一些主客观原因，国家生活中缺乏依法办事的观念，正常的法制建设进程不断受到冲击，尤其是十年动乱对民主和法治的践踏与摧残，使国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十年“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经验反思的基础上，率先提出与“人治”相对的“法治”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治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揭开了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序幕。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治国方略提出来，并将其写入宪法。至此，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依法治国予以肯定，使这一治国方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的命题，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问题，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定为会议主题，并审议通过了规划执政党依法治国路线图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推行全面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2016年的“两会”提出要深入推进法治建设。法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法治化环境最能聚人聚财，最有利于发展。我们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让“依法”蔚然成风。
自建国以来，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我国真正的“依法治国”思想由萌芽走向成熟，并将逐步演进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我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法治保障。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不同时期的“法治”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践行“依法治国”思想，只有党领导下的法治，才更民主、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思想的践行，必将有利的推进国家法治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幸福。
参考文献：
[1]吴军.《依法治国新常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2]邵和平.《浅谈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发展》[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
作者简介：张艳艳（1990-），女，山西洪洞人，西安工程大学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