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海军家庭和父亲留下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的50多年来，我和罗莎琳的关系一直是我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我们有许多愉快的时光，也有过不少困难的时刻，然而彼此间的爱慕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帮助我们战胜了对婚姻的挑战。
第一次约会，我就知道她是我想要让她成为我妻子的女孩。
头七年，我们是一个海军家庭，每年不是从一艘船换到另一艘船，就是从一处海军基地搬到另一处海军基地。我们个人的生活圈子很小并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因为在我极少在家的日子里，我们对其他夫妇或军官俱乐部的生活很少有兴趣。那时罗莎琳在人面前会害羞，并且迫切想迎合我的愿望。她承担起所有家务，在有了孩子后还要照顾孩子。
由于某种原因，我常常无法做到或者愿意与罗莎琳谈论关于我在船上执勤时遇到的问题或烦恼。当我沉默不语或不爱说话时，她就不自在，担心我对她不满意或不爱她了。她有时候会哭，这会令我更生气；当我看到她的眼泪毫无缘由时，甚至更加沉默。尽管我们相爱，也不总是那么容易适应对方。
我不清楚我们关系中的这种不自在是由什么造成的。也许我遗传了大男子主义的作风，我还是小孩时就以为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或是我每月至少有25天生活在完全是男人的环境里——在船上生活。还有，很可能我认为罗莎琳的家务和家庭的责任相对于我的工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潜艇军官，正准备升为美国海狼号准船员，这是在海军司令海曼·黎可夫的监督下设计和建造的两艘核动力潜艇之一。
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回去看望父亲。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为邻里的生活作了大量的贡献，几十个黑人和白人朋友来到我们家，向我描述父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父亲爱心奉献的程度出乎我们一家的意料。他的善行大多是不让人知道的，只是在他去世前后的几周中由这些来看望我们的人说出来的。我们还发现在将近20年中他每月给镇上的一家人寄去一张25美元的支票，因为这一家人的丈夫和父亲都过世了。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父亲丰富多彩的生命令我感动不已。我在海军中勤勘恳恳地工作，我也为我所完成的这一切感到自豪。但是我现在开始感到这是一种狭隘的生活。父亲的过世促使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上帝眼里，谁的生命更有意义？我少年时即投身海军，从未认真想过其他职业。现在我感到我面对一个问题：我该不该离开美国海军，回到波莱茵斯小镇度过我的余生？
独自决定结束前途无量的海军生涯
在还没有告诉罗莎琳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决定，开始权衡一切重要的因素。海军为培养我，特别是在核技术的研究生教育方面花了不少钱。尽管我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完成一切交托的职责，当时我仍然感到在彼此的关系上我是亏欠的。
另一个考虑是，罗莎琳和我没有钱，只有一些我们每月从相对微簿的薪水中购买的战争债券。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有多少遗产，或者在遗瞩中他会分给谁。
在海军，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除了我们同其他海军夫妇建立起松散的友谊外，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相对远离人群。我想这也许是海军生活对罗莎琳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她视自己为主角，3个孩子和我都围着她转。当我们结婚并开始海军夫妇生活时，她还不到19岁。作为一个海军的妻子，她喜欢独立。但如果我们搬回到小镇，在那里我们各自的母亲很可能占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我感觉不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宗教的空间。尽管罗莎琳和我偶尔也去海军基地上最方便的新教或天主教教堂参加礼拜，但我没有感到我对我的基督教信仰有任何实质性的委身。相反，我被上一次回波莱茵斯探亲时的那一种紧密连结的基督大家庭的感觉深深地感动。在我父亲临终期间，那种真诚倾倒出来的同情、爱与分担使我想起我在这个社区的早年岁月。看到父亲多姿多彩的生活，我坚信如果我回家，我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宽广。
在这个痛苦的决定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我想怎样度过我的余生。我是否应该专注于一个前途无量又受人尊敬的专业海军军官的生涯，既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工作同时又为国家服务呢，还是要回到已十二年没有在一起的小镇上那些人中间，重新开始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呢？
我继续独自面对这一重大的决定，不断恳求上帝给我智慧来思考一切所要涉及的因素。
我心里越来越偏向于回家。到我向罗莎琳谈这个计划时，我已经做好了决定。罗莎琳千方百计地反对，但是我绝不动摇。她的不满既强烈又持久。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得住我提出辞职。父亲过世，我从海军辞职，几周后，我们从施奈克塔蒂开车回到波莱茵斯。一路上，除了3个男孩在后座上吵吵嚷嚷外，我们几乎没有说话。
我对信仰的理解与委身
我决定离开海军回家乡，对我们家庭生活，对我个人的成长和我灵命的成长至关重要。一段时间后，我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与委身开始加深，这就是一种职业，既是公共性的，也是私人性的，我已经选择从此进行下去。
离开海军回家乡的决定，对我的家庭生活，对我个人的成长和灵命的提升，至关重要。
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习惯和行为很困难。如果没有一套指导原则，就无法承认和改正错误的看法以及可能成为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选择带领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容易放低自己的眼界。在海军，我可以履行我的职责，我可以说诚实话，但却没有真正的理由或机会志愿参与那些可以改善他人生活的社区活动。倘若商人只遵循商界和专业领域约定俗成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去关心那些跟他们没有业务关系的人的福利。真理、公正和忠诚是这些领域和政治中共有的美德，但这里面很少包括仁慈、谦卑、同情、宽容、怜悯以及舍己的爱。
就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有信仰的人而言，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如耶稣所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对基督徒来说，它不只是一条普通法则，而且也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准则。
她后来参与了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
在我们结婚的早些年间，我非常不愿意让罗莎琳知道我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不让她知道我有麻烦。我不无自豪地承认，凡是涉及教育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知识，我自认为比她高明，我以为她也认同这一看法。在海军和在我们开始做生意时，我并没有把每一件事都告诉她。
即使到1962年当我竞选佐治亚州参议员时，我一人独自苦苦思索这一决定，只是当她问我为什么在工作日穿礼拜天的裤子时，我才告诉她我正准备去提交议员资格的材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她的智慧和由两个人一起来寻求答案或解决的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她30年来一如既往地密切参与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对我来说几乎不可思议。
1953年秋我们带着3个儿子回到了波莱茵斯的家，老大才上一年级。罗莎琳工作很忙。我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我独自一人支撑着我们的农业物资生意。第一年遇到了最严重的干旱，我们把所有的积蓄和我们能够借到的钱全部用来买种子、肥料等物资，结果1954年我们全部收入还不足3000美元，欠了很多债。地方银行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最后我还是从那家我为他们销售肥料的公司弄到了一小笔放贷。1955年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差不多盈利3000元。
与大多数在波莱茵斯的人一样，教会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很快我和罗莎琳分别开始教9到12岁之间男女孩子的主日学。除此以外，我是皇家使者团的团长，它是一个与童子军相类似的浸信会组织，我还教男孩子们户外经验，教他们传福音。我还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并担任团长，罗莎琳是幼年童子军的女训导。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永活的信心》 作者：[美]吉米·卡特 译者：赵正祥）
到目前为止的50多年来，我和罗莎琳的关系一直是我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我们有许多愉快的时光，也有过不少困难的时刻，然而彼此间的爱慕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帮助我们战胜了对婚姻的挑战。
第一次约会，我就知道她是我想要让她成为我妻子的女孩。
头七年，我们是一个海军家庭，每年不是从一艘船换到另一艘船，就是从一处海军基地搬到另一处海军基地。我们个人的生活圈子很小并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因为在我极少在家的日子里，我们对其他夫妇或军官俱乐部的生活很少有兴趣。那时罗莎琳在人面前会害羞，并且迫切想迎合我的愿望。她承担起所有家务，在有了孩子后还要照顾孩子。
由于某种原因，我常常无法做到或者愿意与罗莎琳谈论关于我在船上执勤时遇到的问题或烦恼。当我沉默不语或不爱说话时，她就不自在，担心我对她不满意或不爱她了。她有时候会哭，这会令我更生气；当我看到她的眼泪毫无缘由时，甚至更加沉默。尽管我们相爱，也不总是那么容易适应对方。
我不清楚我们关系中的这种不自在是由什么造成的。也许我遗传了大男子主义的作风，我还是小孩时就以为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或是我每月至少有25天生活在完全是男人的环境里——在船上生活。还有，很可能我认为罗莎琳的家务和家庭的责任相对于我的工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当时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潜艇军官，正准备升为美国海狼号准船员，这是在海军司令海曼·黎可夫的监督下设计和建造的两艘核动力潜艇之一。
我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回去看望父亲。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为邻里的生活作了大量的贡献，几十个黑人和白人朋友来到我们家，向我描述父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父亲爱心奉献的程度出乎我们一家的意料。他的善行大多是不让人知道的，只是在他去世前后的几周中由这些来看望我们的人说出来的。我们还发现在将近20年中他每月给镇上的一家人寄去一张25美元的支票，因为这一家人的丈夫和父亲都过世了。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父亲丰富多彩的生命令我感动不已。我在海军中勤勘恳恳地工作，我也为我所完成的这一切感到自豪。但是我现在开始感到这是一种狭隘的生活。父亲的过世促使我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上帝眼里，谁的生命更有意义？我少年时即投身海军，从未认真想过其他职业。现在我感到我面对一个问题：我该不该离开美国海军，回到波莱茵斯小镇度过我的余生？
独自决定结束前途无量的海军生涯
在还没有告诉罗莎琳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决定，开始权衡一切重要的因素。海军为培养我，特别是在核技术的研究生教育方面花了不少钱。尽管我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完成一切交托的职责，当时我仍然感到在彼此的关系上我是亏欠的。
另一个考虑是，罗莎琳和我没有钱，只有一些我们每月从相对微簿的薪水中购买的战争债券。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有多少遗产，或者在遗瞩中他会分给谁。
在海军，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除了我们同其他海军夫妇建立起松散的友谊外，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相对远离人群。我想这也许是海军生活对罗莎琳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她视自己为主角，3个孩子和我都围着她转。当我们结婚并开始海军夫妇生活时，她还不到19岁。作为一个海军的妻子，她喜欢独立。但如果我们搬回到小镇，在那里我们各自的母亲很可能占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我感觉不到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宗教的空间。尽管罗莎琳和我偶尔也去海军基地上最方便的新教或天主教教堂参加礼拜，但我没有感到我对我的基督教信仰有任何实质性的委身。相反，我被上一次回波莱茵斯探亲时的那一种紧密连结的基督大家庭的感觉深深地感动。在我父亲临终期间，那种真诚倾倒出来的同情、爱与分担使我想起我在这个社区的早年岁月。看到父亲多姿多彩的生活，我坚信如果我回家，我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宽广。
在这个痛苦的决定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我想怎样度过我的余生。我是否应该专注于一个前途无量又受人尊敬的专业海军军官的生涯，既在科学技术的前沿工作同时又为国家服务呢，还是要回到已十二年没有在一起的小镇上那些人中间，重新开始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呢？
我继续独自面对这一重大的决定，不断恳求上帝给我智慧来思考一切所要涉及的因素。
我心里越来越偏向于回家。到我向罗莎琳谈这个计划时，我已经做好了决定。罗莎琳千方百计地反对，但是我绝不动摇。她的不满既强烈又持久。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得住我提出辞职。父亲过世，我从海军辞职，几周后，我们从施奈克塔蒂开车回到波莱茵斯。一路上，除了3个男孩在后座上吵吵嚷嚷外，我们几乎没有说话。
我对信仰的理解与委身
我决定离开海军回家乡，对我们家庭生活，对我个人的成长和我灵命的成长至关重要。一段时间后，我对宗教信仰的理解与委身开始加深，这就是一种职业，既是公共性的，也是私人性的，我已经选择从此进行下去。
离开海军回家乡的决定，对我的家庭生活，对我个人的成长和灵命的提升，至关重要。
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习惯和行为很困难。如果没有一套指导原则，就无法承认和改正错误的看法以及可能成为我们一种生活方式的习惯。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选择带领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容易放低自己的眼界。在海军，我可以履行我的职责，我可以说诚实话，但却没有真正的理由或机会志愿参与那些可以改善他人生活的社区活动。倘若商人只遵循商界和专业领域约定俗成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去关心那些跟他们没有业务关系的人的福利。真理、公正和忠诚是这些领域和政治中共有的美德，但这里面很少包括仁慈、谦卑、同情、宽容、怜悯以及舍己的爱。
就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有信仰的人而言，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如耶稣所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对基督徒来说，它不只是一条普通法则，而且也是我们个人的行为准则。
她后来参与了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
在我们结婚的早些年间，我非常不愿意让罗莎琳知道我还有问题没有解决，不让她知道我有麻烦。我不无自豪地承认，凡是涉及教育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知识，我自认为比她高明，我以为她也认同这一看法。在海军和在我们开始做生意时，我并没有把每一件事都告诉她。
即使到1962年当我竞选佐治亚州参议员时，我一人独自苦苦思索这一决定，只是当她问我为什么在工作日穿礼拜天的裤子时，我才告诉她我正准备去提交议员资格的材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认识到她的智慧和由两个人一起来寻求答案或解决的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她30年来一如既往地密切参与我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对我来说几乎不可思议。
1953年秋我们带着3个儿子回到了波莱茵斯的家，老大才上一年级。罗莎琳工作很忙。我们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我独自一人支撑着我们的农业物资生意。第一年遇到了最严重的干旱，我们把所有的积蓄和我们能够借到的钱全部用来买种子、肥料等物资，结果1954年我们全部收入还不足3000美元，欠了很多债。地方银行拒绝了我的贷款申请，最后我还是从那家我为他们销售肥料的公司弄到了一小笔放贷。1955年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差不多盈利3000元。
与大多数在波莱茵斯的人一样，教会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很快我和罗莎琳分别开始教9到12岁之间男女孩子的主日学。除此以外，我是皇家使者团的团长，它是一个与童子军相类似的浸信会组织，我还教男孩子们户外经验，教他们传福音。我还组织了一个童子军并担任团长，罗莎琳是幼年童子军的女训导。
（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永活的信心》 作者：[美]吉米·卡特 译者：赵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