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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莱斯利·本内茨 译：李亚男
她和男友，英国摄影师西蒙·艾特雷正在泰国度一个神仙般的假期，却遭遇到去年12月的海啸。佩特拉•内姆科娃是幸运的，这个捷克超级模特死死搂住一棵树，坚持了八小时之久，最终获救，不过，她的骨盆在初遭海啸袭击时就已经碎裂。艾特雷却失踪了。
布拉格。十周以后，二十五岁的内姆科娃最后得到了艾特雷不幸遇难的确切消息，并接受了莱斯利·本内茨的采访，讲述了她失去爱人那一天的恐怖情形，以及她打算永远把他留在心间的决心。
三月的布拉格，春寒料峭，雪花轻轻飘舞，将这座城市古老的塔楼和植物嫩叶笼罩在一片网状银装中。以穿泳装出名的佩特拉•内姆科娃，穿着一件套头毛衣，围着她祖母替她编织的奶油色围巾。眼下她又能行走了，但非常艰难，她得非常小心地把拐杖稳稳地拄在结冰的大鹅卵石街道上。
于是今天，我们就呆在宾馆内，一边喝绿茶，一边谈论圣诞节后爆发的那场席卷索马里、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海域的灾难性海啸。内姆科娃这位2003年《体育画报》的封面女郎、一炮走红的捷克超模与她男友英国摄影师西蒙•艾特雷，在泰国田园般的度假胜地度假期间，遭遇了这场灾难。海啸吞噬了他们的临海平房，把他们卷入咆哮的大海中。汹涌的海水夹杂着瓦砾向她袭来，内姆科娃的骨盆断裂多处，艾特雷却失踪了。
这位二十五岁的模特在泰国和她在捷克共和国的父母家中度过了后来的几周，逐渐康复。她知道她只是不计其数的不幸者中的一名。“太多人遭遇到这种不幸，”她低声说，无助地摇着头。
艾特雷的失踪却给她带来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感，接连六十九天，她都怀着一线希望，虽然如摇摇欲灭的火苗一般渺茫，可再怎么说，她都不能完全死心。他可能被冲到了海滩上，昏迷不醒，但依然活着，他也可能得了失忆症。
“他可能在哪儿呢，因大脑受伤而失去了知觉，”内姆科娃说道，流露着矛盾的表情。她非常清楚，一个人的最后希望沦落到这种可怕的想法有多么不寻常，但是，只要还没发现他的尸体，她的爱人仍可能还活着。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就像海啸本身，在这样一个完美的日子里，这么一种魔鬼般的巨浪吞噬了大约三十万人的生命。而如果你正处在热恋中，即使你亲眼目睹了男友被冲入大海，被汹涌的海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尖叫你的名字，你也很难放弃最后的希望。
这会儿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内姆科娃先迅速回了一趟自己在饭店的房间，然后直奔时髦雅致的餐厅，在这儿，我们还要和另两位捷克模特韦罗妮娅·韦雷科娃和泰雷莎• 马科索娃会面。静坐时，内姆科娃和随便哪个漂亮女孩没什么分别，可一旦她身着黑色皮夹克、头戴俏皮潇洒的报童帽，立刻就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我们进入餐厅后，见到她的人都会转过头来看她。
起初，似乎一切正常。三位模特捧着一模一样的装着焦金枪鱼的盘子，兴奋地说笑着。内姆科娃时而微笑，时而插话，话题从模特们镜头前签名的技巧到第三世界国家微观财政信贷政策，无所不包。
内姆科娃看来和往常一样魅力四射。她的皮肤细腻、鼻子小巧，近乎完美，洁白的牙齿令人眩晕。一头亮闪闪的棕色秀发，向后梳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的发型。她的面庞如晨露一般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她的笑容或许有点颤抖，在这些日子里，她常常如此。在摇曳的烛光中，她的眼眸或许显得过于明亮——它们会不会湿了呢？不过现在，它们动不动就噙着泪水。若没有注意到她椅子旁靠着的拐杖，你可能永远猜不到她正从几乎致她于死地的伤痛中逐渐恢复。
你当然也料不到她刚遭受过最可怕的打击。等内姆科娃终于泄露了她的秘密时，差不多已是凌晨。就在晚饭前回到旅馆房间以后，她接到了艾特雷的妹妹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说从泰国方面传来了那个她一直害怕听到的消息。
“冰上飘着成千上万具尸体，”内姆科娃说道，因为极力抑制悲伤，她的脸庞显得异常肃穆。“通过DNA测试，他们确认了艾雷特的尸体。”
就这样，最终的结局是：他永远回不来了。内姆科娃五官扭成一团，抽泣起来，她的朋友握住了她的手。
“我一直抱着很大希望，一定能把他找他，”她说。“我一直这么相信了好久，他是个游泳好手。”
不过，即便是现在，她也只许自己发泄一小会儿时间，然后，毅然决然地转移了话题。晚饭后，韦雷科娃驱车把内姆科娃送回旅馆。“你做好了他离去的思想准备吗？”黑暗中，韦雷科娃静静地问。
“他不曾离开过，”内姆科娃答道。“我时时刻刻都感到与他同在。”然后，她下了车，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独自一人。
第二天早上，内姆科娃有了黑眼圈，显然她一夜未眠，似乎也没有化妆。“我什么也没涂。我可能会哭一整天，”她说道，语气平淡。“我看起来要像鲁道夫了。”
她从钱包中拿出一个精巧的蓝色小盒子，是邦德大街英国文具商斯密森的产品。盒子里是艾特雷送给她纪念认识一周年的礼物——一个很小的皮制小本子，封面上镶有“我爱你”三个金字。“在每一页上，他记下了我们共同拥有的每一个美好时刻，我们喜欢的每一句美丽的句子，或者他所钟爱我的某一个美的动作——比如，我怎样弯曲手指，怎样悄悄溜近冰箱、偷偷地大块朵颐，”她说道，双唇颤抖。“这是一个女人可能得到的最令人心动的礼物。他为此付出了许多心思和时间，你可以看出他有多痴情！正是这些小细节令你这么刻骨铭心。”
昨夜，在内姆科娃接到那个伤心的电话后，她拿出这个小本子。“我哭得太厉害，泪水模糊了双眼，看不清楚这些字，我又歇斯底里地大笑，”她说。“在我意识到他永远地去了的那一刻，他传递给我的信息却是‘开心。笑吧！’西蒙给了我许多力量。能和他恋爱，我感到太幸运了。”
内姆科娃本想给这位三十三岁的摄影师一个特别的惊喜：去泰国度假。“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他以前从没去过，”她说。“真奇怪在那里会发生那种事，对我来说，泰国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想让他知道那里的人是多么友好，那里的大自然、食物和文化又多么令人神往。”
他们假期的前几天是乘一艘带有自携式水下呼吸器设施的游船漫游。“仰望着星星入眠，真是太美了，”内姆科娃说。“西蒙非常开心。万万料不到，眨眼间，一切都彻底变了。”
她眼里满含泪水，但和往常一样，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事情往好处想。“我很庆幸我们在泰国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停顿片刻，她又继续说：“仿佛一个神话故事。我们总在旅行；他住在伦敦，而我在纽约，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相逢—－葡萄牙，迈阿密，好望角，智利和佛蒙特。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不能常在一起，但是，分离正是为了相聚，对我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
两年前，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一个拍摄现场。“他太与众不同了，”内姆科娃说，她经常用他在家里的小名“西迪”来称呼他。“西迪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感觉敏锐。他拥有最迷人的蓝眼睛，很有男子气概。”他会穿着摩托车皮装步行去上班——啊，真性感！他同时还很风趣。在拍摄现场，我会一直笑个不停，胃都笑疼了。他喜欢逗大家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天没有笑声，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艾特雷特别肯花心思在逗她开心上。他会穿着黑西装，戴着黑领带，装扮成司机，去机场接她，手里拿着一个迎接牌，上面有他亲笔写的她的名字。内姆科娃还非常倾慕他的广泛兴趣和出众才华。“他知道许许多多事情——不仅仅是摄影，对政治之类的也非常了解。他会成为下议院议员，”她说，眼睛睁得很大。“他滑雪滑得很专业。他画漫画，骑摩托车，打高尔夫。他对一切都是那么热情。当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些不寻常时，他为我自弹自唱了一首歌，并说，‘这首歌是专为你而唱。’那是王子普林斯的《我愿意为你而死》。现在想起来，我真觉得有点奇怪呢。”
说到这里，她不得不紧闭双眼，抑制住盈盈欲滴的泪水。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她整个面孔都绷起来，就像个努力不哭出来的小孩。理智胜于感情：这是她坚信的，就像牢牢抱住救生圈一样执著于这个念头。你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身体因为这个努力而绷紧。
“西迪热爱生活，”她最后说。“他活得像个摇滚明星。他做事也像个摇滚明星。”
圣诞节他们是在普吉岛北部的攀牙湾度假胜地度过的。他们在沙地上画画，玩着的笃扣门的游戏（注：指儿童于万圣节前夕与人开玩笑，在门窗上装纽扣类东西，上系一长线至远处，拉动时发出扣击声。），还做刽子手游戏。他们把椰子当作足球来踢。他们还读书，内姆科娃带着一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订婚，她说，“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件事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在海滩上吃了一顿浪漫的晚餐，我们憧憬着未来，计划要生几个孩子。他说我们要生两个，再从孤儿院领养一个。”
那天晚上，他们看了《白色圣诞节》，内姆科娃以前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看到一半，他们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接着看了一点，然后就去海滩上散步，海滩依旧是那么平和可爱，然而，却没人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从海上汹涌而来。“电影里有一首歌叫《姐妹》，我们俩都五音不全，但我们还是在唱,”内姆科娃格格笑着说。“然后，我们大笑，又唱《兄弟》。真是非同寻常，非常浪漫。我们没有看完那个电影。也许我再也不会看这个结尾了。”
更多的泪水。“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就在眨眼之间，最美好的时刻就变成了最艰难的时刻，”她又说道。
吃过早餐以后，内姆科娃开始整理行李。“我们原本计划两个小时内出发到另一个地方的。”她解释道。“那时西迪去了卫生间。接着，我听到外面一片尖叫，我看见有人朝游泳池里跳，还有人东奔西跑。每个人都惊恐万分。当时我以为地震了。接着，眨眼功夫，大水冲进平房里。我听到西迪尖叫，‘佩特拉，佩特拉，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大水冲破了所有窗户，把我们都冲到屋外。势不可挡啊！耳边是可怕的劈哩啪啦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冲倒了，然后，大水把我们卷走，冲到平房外面。”
艾特雷几乎一下子就不见了。“我看见西迪——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脸，当时他还在大叫我的名字，他脸上满是恐惧，”内姆科娃非常艰难地回忆着。“另一座平房上有个屋顶，我说，‘搂住那屋顶！’”
但是，就在内姆科娃拼命自救的时候，艾特雷被冲走了。“我刚好搂住屋顶，但是咆哮的巨浪把木头、树木和垃圾都冲了过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挤压着，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我的骨盆，”她说。“太疼了——我不禁声嘶力竭地尖叫，简直无法忍受。然后，大水冲走了木头，我想，我安全了。几乎就在同时，一个浪头打来，我被大水淹没，身上压着一层厚厚的垃圾。我试图探出头来，但垃圾太厚，我无法做到。水开始呛进我嘴里，在那一刻，我内心十分平静，我停止了挣扎。让它去吧。我想，就这样了。然后，垃圾漂走了，我得以探出头来，可以呼吸了。我又看见了蓝天，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但是，她骨盆断裂的身体迅速被冲进大海。“水流太猛太急，我不知道要把我冲到哪里，”内姆科娃说。“我的骨盆断裂了，但我集中注意力看看我该怎样做。我看见人们抱住一棵棕榈树，于是我也抱住一根树枝，紧紧抱住不松。”
然而，随着其他树木断裂倒下，内姆科娃被掩埋在重重的树枝之下。“我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人能看见我，”她说。“水的力量太大了，你无力还击——冲击力太强了。每一次都卷来更多的垃圾。我努力保持清醒，竭力不让自己昏过去，但是我想我可能还是昏迷过去两次。”
她所能做的只是倾听她周围可怕的声音。“我听到孩子们求救的尖叫声，听见人们疼痛难忍的呻吟。但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没声了，”她静静地说。“你感到如此绝望。你什么也不能做。”
海啸席卷攀牙府寇立海滩的时间大约是早上十点，内姆科娃抱着树枝坚持了八个小时。“我不知道灾难有多严重。我知道树上还有其他人，受了伤，但我看不见他们，”她说。“我当时想起所有的人，给他们鼓劲，为他们祈祷，因为在那个时刻，我只能做这个了。 最后，我开始听到有人过来了，打着招呼。我大声喊叫，过来了两个泰国人，他们看见了我。”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赤身裸体、放逐到亚马逊丛林中的人，吊在一棵棕榈树的顶部。“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大水冲走了一切，”内姆科娃说，她的浴袍被咆哮的激流卷走了。“他们试图用什么东西盖住我的身子，但在那一刻你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那个男人问我是否可以搂住他的脖子，这样他就可以背着我离开，但我的身体太疼，无法移动。他给我一些果汁，然后他们俩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回来。我在想，黑夜降临以后，我怎么办？海水一定很凉。但过了一会儿，刚才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回来了，还带着几个泰国人和瑞典人。他们都冒了生命危险——他们可能被冲走，可能有什么东西倒塌砸伤他们。但是每个人都忘了自己的安危，只想着拯救别人。看到这些人做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善举，那感觉真奇妙。太美好了。”
然而，即使来了这些救兵，由于内姆科娃伤势过重，使得救援工作非常困难。“疼痛简直无法忍受，”她说。她被冲到离旅馆很远的地方，所以，最终他们把她放到一个木筏上，一路拖了回来，然后又把她放在一扇冲坏的门板上，送到了小车里。“他们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了夕阳——如血的夕阳，”她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般火红的太阳。”
到达医院的时候，“那里就像一个战区，有那么多的伤员。” 内姆科娃说。“没有病床。他们只好把我们并排放在地上。人们疼得大叫。”
我们说话的时候，内姆科娃一直摆弄着她脖子上的项链，那是一串象牙和木制珠子，银质吊坠是一个小小的佛像。“在医院里，我躺在一个泰国男子的旁边，这串项链是他送给我的，”她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件东西，他把它送给了一个陌生人。他说：‘它会保护你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二天，内姆科娃被送上直升飞机，转到另一家医院。她严重断裂的盆骨离脊椎很近，医生说，她没有瘫痪已经是个奇迹，但是内伤使她失去了体内一半的血液，她的一个肾还出现了血肿。“我体内出血，胃胀得像一个足球，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我鼻子里插一根管子，沿着喉咙一直插到胃里，把血吸出，”她说。“我无法呼吸。那种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就是在佩特拉的姐姐奥尔加从纽约飞来照顾陪伴她的时候，她继续受到陌生人友善的帮助，这让她感动不已。“医生和护士太好啦，”她说“在除夕之夜，我疼得厉害，我姐姐就打电话找医生。他不是非来不可的，但还是赶来了。他向我解释意志的力量：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疼痛就会消失。我们的意志就会变得更坚强。第二天，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天——我居然可以下床走动了。”
说到这里，她朝我粲然一笑。“我相信我们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她说。“那位医生说，‘保持快乐。不要让你的信念处于悲伤的情绪中。’这就是我正在努力做到的——记住他的话。”
新生婴儿区的婴儿们刚吃过奶，在洁白的婴儿床上满足地打着盹儿。隔壁的房间里，一至二岁半的小孩们也应该睡觉了，但当内姆科娃开始用捷克语对他们轻声地说话时，甚至最害羞的孩子也发出了格格的笑声。外界也许对东欧孤儿院有着各种各样的黑暗报道和印象，但这里的孩子却没有那么凄惨。他们的头发很干净，也很整洁，就像刚出壳的小鸭羽毛一样毛茸茸的。一旦哪个孩子哭了，微笑而和善的育婴老师就会立刻赶过去抚慰他。
为了帮助这样的福利事业维持下去，泰雷扎• 马科索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协助布拉格这家孤儿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姆科娃和韦雷科娃，以及其他一些捷克名人，如模特伊娃·赫齐戈娃，每年都参加这个基金会的年度时尚秀进行募捐，摄影由艾特雷负责。
在这几个月的恢复期期间，医生禁止内姆科娃乘飞机（飞机旅行可能导致血栓），所以她比往常来孤儿院的次数要多。今天，她和韦雷科娃带来成包的尿布、衣服，成袋的水果和糖果，内姆科娃一个一个童床看过去，逗弄一番。“这个小孩是个侏儒，”她和一个护士商量后用捷克语告诉我，“他的父母没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遗弃了。”她对着这个矮小的婴孩甜甜地笑着，逗弄着他的小手，他则开心地咯咯笑。内姆科娃可能无法挽救那些在海啸中惨叫并丧生的孩子，她也永远不可能生育她和西蒙在最后一天共同起好名字的孩子，但她对布拉格的弃儿付出她能付出的一切。
她对慈善事业的兴趣始于海啸这场灾难之前，自“佩特拉·内姆科娃年”之后，那一年，艾特雷拍摄的佩特拉的天仙容貌风靡了整个时尚界，内姆科娃急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取得更多联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她指定获取海啸后最先使用她刊登照片的费用的慈善机构之一。
“悲剧给我们提供了给生命注入意义的机会，”她说。“它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我们要往何处去。我失去了最亲密的人，但我获得了重生的机会。现在我觉得我是在为我们俩活着。我不仅觉得我有责任去完成他的遗愿，而且，我有责任去帮助别人。我只是觉得我能够做得更多。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让我做得比过去更好。我相信，你付出的终会回报给你。”
内姆科娃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劫后人生的意志和毅力不是刚刚产生的。她出身贫寒，妈妈是位教师，父亲是名建筑工人，住在离布拉格五个小时车程的一个灰暗的小煤城，但她一直都在寻找困难中的曙光。“那时家中没什么钱，所以买鞋子都得买大两号的，这样长大点还可以穿，”她说。“我们吃倒是能吃得饱，但没有多余的钱买水果，更没有奢侈品。这种境遇教会我如何珍惜。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我一直深怀感激。”
在当地一次“选秀”活动中，她脱颖而出，十八岁的她离开捷克去了米兰，后又移居巴黎、伦敦、纽约，二十二岁时做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女郎。她能不同熟练程度地说捷克语、英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七种语言。她说英语时口音很重，语法也经常出错，但确实非常流利，这是她为了职业需要刻苦努力的成绩。别的模特也许会流露出疲劳和厌倦的心态，但内姆科娃对她的职业一直饱含着热情，好像她只是一个刚从农场走出来的乡下小丫头。
“模特职业是一所伟大的人生学校，在那里你学习语言，知道了不同的国家，了解了不同的文化，遇到了不起的人物，”她说。“这给了我太多的力量和信心。我想我能够沉着应付这场变故，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如何照顾我自己，如何应对陌生的环境。我能做这么多事，真是上苍赐给我的一件礼物。你去学习，就会成长。”
现在，她重新开始了劫后人生。“肯定是非常不适应，”内姆科娃承认，她和她的姐姐共同居住在一所办公室兼起居室的公寓里。“对我来说，这整个的经历使我就像一个新生婴儿，要学会翻身，学会站立，学会走路。将完全是一种崭新的人生。我过去常常过多地活在未来，活在计划之中，但从现在起，我活在现在，活在每一天。”
她发现自己把艾特雷升华为无形的内心的向导。“他的家人和朋友努力像过去一样生活着，”她解释道。“这是他发给我们所有人的一种信息：你必须活得完满，珍惜每一分钟，珍惜你所拥有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何时会消失。任何时候，一刹那的功夫，都可能再也不属于你。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爱的信号。所以，我在努力保持坚强，努力充分利用我所拥有的。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只能接受它，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且，西迪也不想看见我们活在痛苦中。他一定希望我们活得幸福，充满欢笑。”
首先要考虑的是，找到纪念他的方法。“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是实现西蒙的梦想，”内姆科娃说。“我们计划5月在伦敦举办一场他的作品展览，所有收入都捐给捷克的孤儿院。我相信他肯定会乐开花，因为他一直想帮助那些孤儿。”
还要尽快回泰国一次。“我希望提供帮助，用我的双手，建一所学校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她说。“我能做的至少是给与帮助。这是回报他们的途径。”
我们在布拉格的最后一晚，内姆科娃带我去了查尔斯大桥，“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说。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大桥，两头各矗立着一座石头塔楼，桥身两侧雕刻着天使，因为岁月的流逝，颜色有点暗淡而模糊。夜幕中，汽油灯亮了起来，向幽静的大鹅卵石小径投来一个个神秘的暗影。
内姆科娃拄着双拐一蹦一跳地把我领到内波穆克圣约翰的雕像前，约翰于1393年被国王瓦茨拉夫四世下令从这座桥上扔到水里溺死。她指着雕像底座上的青铜浅浮雕，在发黑的金属之间是一条肥瘦适中的狗，经过无数人的抚摩，狗身都发亮了。“他们说抚摩这条狗能带来好运，”她说。“你该许个愿。”
我抚摸着狗，此时雪花飘舞在我们身旁，跳舞似地慢慢飘落在结冰的河上。“西迪喜欢雪，”内姆科娃温柔地说。“每当我看到雪，我就想起他。他的妹妹送给我一首美丽的诗，诗中这样写道：‘不要悲伤——我就在雪花里，就在阳光中，星星眨眼之时，我也在对你眨眼睛。’”
在南亚，人们已经回到了以往的家园，只是海啸以将它们变成了墓地。为了悼念死者，斯里兰卡的村民们为逝去的亲人煮了一顿盛宴。“印度人相信 ‘今天’欠 ‘昨天’的，‘未来’欠‘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这样解释说。“在死者找到自己的宁静之前，活着的人必须使他们满意。”
内姆科娃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信仰式的教育，她不信奉宗教，但她和她渴望重新相逢的亚洲农民们有着一种神秘的共同信念。“西迪一直都在我和他的家人身边。”她说。“他在关爱着我们。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她没有抚摩那条狗。她已经拥有幸运了——毕竟，她在这儿，在布拉格最著名的建筑边，而没被埋葬在攀牙府寇立如山的垃圾堆下。西蒙的遗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离他们租住的小平房一英里半远。
但是，她知道没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了。
她和男友，英国摄影师西蒙·艾特雷正在泰国度一个神仙般的假期，却遭遇到去年12月的海啸。佩特拉•内姆科娃是幸运的，这个捷克超级模特死死搂住一棵树，坚持了八小时之久，最终获救，不过，她的骨盆在初遭海啸袭击时就已经碎裂。艾特雷却失踪了。
布拉格。十周以后，二十五岁的内姆科娃最后得到了艾特雷不幸遇难的确切消息，并接受了莱斯利·本内茨的采访，讲述了她失去爱人那一天的恐怖情形，以及她打算永远把他留在心间的决心。
三月的布拉格，春寒料峭，雪花轻轻飘舞，将这座城市古老的塔楼和植物嫩叶笼罩在一片网状银装中。以穿泳装出名的佩特拉•内姆科娃，穿着一件套头毛衣，围着她祖母替她编织的奶油色围巾。眼下她又能行走了，但非常艰难，她得非常小心地把拐杖稳稳地拄在结冰的大鹅卵石街道上。
于是今天，我们就呆在宾馆内，一边喝绿茶，一边谈论圣诞节后爆发的那场席卷索马里、斯里兰卡以及印度尼西亚海域的灾难性海啸。内姆科娃这位2003年《体育画报》的封面女郎、一炮走红的捷克超模与她男友英国摄影师西蒙•艾特雷，在泰国田园般的度假胜地度假期间，遭遇了这场灾难。海啸吞噬了他们的临海平房，把他们卷入咆哮的大海中。汹涌的海水夹杂着瓦砾向她袭来，内姆科娃的骨盆断裂多处，艾特雷却失踪了。
这位二十五岁的模特在泰国和她在捷克共和国的父母家中度过了后来的几周，逐渐康复。她知道她只是不计其数的不幸者中的一名。“太多人遭遇到这种不幸，”她低声说，无助地摇着头。
艾特雷的失踪却给她带来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感，接连六十九天，她都怀着一线希望，虽然如摇摇欲灭的火苗一般渺茫，可再怎么说，她都不能完全死心。他可能被冲到了海滩上，昏迷不醒，但依然活着，他也可能得了失忆症。
“他可能在哪儿呢，因大脑受伤而失去了知觉，”内姆科娃说道，流露着矛盾的表情。她非常清楚，一个人的最后希望沦落到这种可怕的想法有多么不寻常，但是，只要还没发现他的尸体，她的爱人仍可能还活着。这个世界上总有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就像海啸本身，在这样一个完美的日子里，这么一种魔鬼般的巨浪吞噬了大约三十万人的生命。而如果你正处在热恋中，即使你亲眼目睹了男友被冲入大海，被汹涌的海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尖叫你的名字，你也很难放弃最后的希望。
这会儿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内姆科娃先迅速回了一趟自己在饭店的房间，然后直奔时髦雅致的餐厅，在这儿，我们还要和另两位捷克模特韦罗妮娅·韦雷科娃和泰雷莎• 马科索娃会面。静坐时，内姆科娃和随便哪个漂亮女孩没什么分别，可一旦她身着黑色皮夹克、头戴俏皮潇洒的报童帽，立刻就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我们进入餐厅后，见到她的人都会转过头来看她。
起初，似乎一切正常。三位模特捧着一模一样的装着焦金枪鱼的盘子，兴奋地说笑着。内姆科娃时而微笑，时而插话，话题从模特们镜头前签名的技巧到第三世界国家微观财政信贷政策，无所不包。
内姆科娃看来和往常一样魅力四射。她的皮肤细腻、鼻子小巧，近乎完美，洁白的牙齿令人眩晕。一头亮闪闪的棕色秀发，向后梳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的发型。她的面庞如晨露一般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她的笑容或许有点颤抖，在这些日子里，她常常如此。在摇曳的烛光中，她的眼眸或许显得过于明亮——它们会不会湿了呢？不过现在，它们动不动就噙着泪水。若没有注意到她椅子旁靠着的拐杖，你可能永远猜不到她正从几乎致她于死地的伤痛中逐渐恢复。
你当然也料不到她刚遭受过最可怕的打击。等内姆科娃终于泄露了她的秘密时，差不多已是凌晨。就在晚饭前回到旅馆房间以后，她接到了艾特雷的妹妹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说从泰国方面传来了那个她一直害怕听到的消息。
“冰上飘着成千上万具尸体，”内姆科娃说道，因为极力抑制悲伤，她的脸庞显得异常肃穆。“通过DNA测试，他们确认了艾雷特的尸体。”
就这样，最终的结局是：他永远回不来了。内姆科娃五官扭成一团，抽泣起来，她的朋友握住了她的手。
“我一直抱着很大希望，一定能把他找他，”她说。“我一直这么相信了好久，他是个游泳好手。”
不过，即便是现在，她也只许自己发泄一小会儿时间，然后，毅然决然地转移了话题。晚饭后，韦雷科娃驱车把内姆科娃送回旅馆。“你做好了他离去的思想准备吗？”黑暗中，韦雷科娃静静地问。
“他不曾离开过，”内姆科娃答道。“我时时刻刻都感到与他同在。”然后，她下了车，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独自一人。
第二天早上，内姆科娃有了黑眼圈，显然她一夜未眠，似乎也没有化妆。“我什么也没涂。我可能会哭一整天，”她说道，语气平淡。“我看起来要像鲁道夫了。”
她从钱包中拿出一个精巧的蓝色小盒子，是邦德大街英国文具商斯密森的产品。盒子里是艾特雷送给她纪念认识一周年的礼物——一个很小的皮制小本子，封面上镶有“我爱你”三个金字。“在每一页上，他记下了我们共同拥有的每一个美好时刻，我们喜欢的每一句美丽的句子，或者他所钟爱我的某一个美的动作——比如，我怎样弯曲手指，怎样悄悄溜近冰箱、偷偷地大块朵颐，”她说道，双唇颤抖。“这是一个女人可能得到的最令人心动的礼物。他为此付出了许多心思和时间，你可以看出他有多痴情！正是这些小细节令你这么刻骨铭心。”
昨夜，在内姆科娃接到那个伤心的电话后，她拿出这个小本子。“我哭得太厉害，泪水模糊了双眼，看不清楚这些字，我又歇斯底里地大笑，”她说。“在我意识到他永远地去了的那一刻，他传递给我的信息却是‘开心。笑吧！’西蒙给了我许多力量。能和他恋爱，我感到太幸运了。”
内姆科娃本想给这位三十三岁的摄影师一个特别的惊喜：去泰国度假。“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他以前从没去过，”她说。“真奇怪在那里会发生那种事，对我来说，泰国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我想让他知道那里的人是多么友好，那里的大自然、食物和文化又多么令人神往。”
他们假期的前几天是乘一艘带有自携式水下呼吸器设施的游船漫游。“仰望着星星入眠，真是太美了，”内姆科娃说。“西蒙非常开心。万万料不到，眨眼间，一切都彻底变了。”
她眼里满含泪水，但和往常一样，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事情往好处想。“我很庆幸我们在泰国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停顿片刻，她又继续说：“仿佛一个神话故事。我们总在旅行；他住在伦敦，而我在纽约，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相逢—－葡萄牙，迈阿密，好望角，智利和佛蒙特。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不能常在一起，但是，分离正是为了相聚，对我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
两年前，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一个拍摄现场。“他太与众不同了，”内姆科娃说，她经常用他在家里的小名“西迪”来称呼他。“西迪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感觉敏锐。他拥有最迷人的蓝眼睛，很有男子气概。”他会穿着摩托车皮装步行去上班——啊，真性感！他同时还很风趣。在拍摄现场，我会一直笑个不停，胃都笑疼了。他喜欢逗大家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天没有笑声，这一天就算白过了。”
艾特雷特别肯花心思在逗她开心上。他会穿着黑西装，戴着黑领带，装扮成司机，去机场接她，手里拿着一个迎接牌，上面有他亲笔写的她的名字。内姆科娃还非常倾慕他的广泛兴趣和出众才华。“他知道许许多多事情——不仅仅是摄影，对政治之类的也非常了解。他会成为下议院议员，”她说，眼睛睁得很大。“他滑雪滑得很专业。他画漫画，骑摩托车，打高尔夫。他对一切都是那么热情。当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些不寻常时，他为我自弹自唱了一首歌，并说，‘这首歌是专为你而唱。’那是王子普林斯的《我愿意为你而死》。现在想起来，我真觉得有点奇怪呢。”
说到这里，她不得不紧闭双眼，抑制住盈盈欲滴的泪水。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她整个面孔都绷起来，就像个努力不哭出来的小孩。理智胜于感情：这是她坚信的，就像牢牢抱住救生圈一样执著于这个念头。你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身体因为这个努力而绷紧。
“西迪热爱生活，”她最后说。“他活得像个摇滚明星。他做事也像个摇滚明星。”
圣诞节他们是在普吉岛北部的攀牙湾度假胜地度过的。他们在沙地上画画，玩着的笃扣门的游戏（注：指儿童于万圣节前夕与人开玩笑，在门窗上装纽扣类东西，上系一长线至远处，拉动时发出扣击声。），还做刽子手游戏。他们把椰子当作足球来踢。他们还读书，内姆科娃带着一本《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
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订婚，她说，“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件事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在海滩上吃了一顿浪漫的晚餐，我们憧憬着未来，计划要生几个孩子。他说我们要生两个，再从孤儿院领养一个。”
那天晚上，他们看了《白色圣诞节》，内姆科娃以前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看到一半，他们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接着看了一点，然后就去海滩上散步，海滩依旧是那么平和可爱，然而，却没人知道一场灭顶之灾正从海上汹涌而来。“电影里有一首歌叫《姐妹》，我们俩都五音不全，但我们还是在唱,”内姆科娃格格笑着说。“然后，我们大笑，又唱《兄弟》。真是非同寻常，非常浪漫。我们没有看完那个电影。也许我再也不会看这个结尾了。”
更多的泪水。“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就在眨眼之间，最美好的时刻就变成了最艰难的时刻，”她又说道。
吃过早餐以后，内姆科娃开始整理行李。“我们原本计划两个小时内出发到另一个地方的。”她解释道。“那时西迪去了卫生间。接着，我听到外面一片尖叫，我看见有人朝游泳池里跳，还有人东奔西跑。每个人都惊恐万分。当时我以为地震了。接着，眨眼功夫，大水冲进平房里。我听到西迪尖叫，‘佩特拉，佩特拉，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大水冲破了所有窗户，把我们都冲到屋外。势不可挡啊！耳边是可怕的劈哩啪啦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冲倒了，然后，大水把我们卷走，冲到平房外面。”
艾特雷几乎一下子就不见了。“我看见西迪——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脸，当时他还在大叫我的名字，他脸上满是恐惧，”内姆科娃非常艰难地回忆着。“另一座平房上有个屋顶，我说，‘搂住那屋顶！’”
但是，就在内姆科娃拼命自救的时候，艾特雷被冲走了。“我刚好搂住屋顶，但是咆哮的巨浪把木头、树木和垃圾都冲了过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挤压着，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我的骨盆，”她说。“太疼了——我不禁声嘶力竭地尖叫，简直无法忍受。然后，大水冲走了木头，我想，我安全了。几乎就在同时，一个浪头打来，我被大水淹没，身上压着一层厚厚的垃圾。我试图探出头来，但垃圾太厚，我无法做到。水开始呛进我嘴里，在那一刻，我内心十分平静，我停止了挣扎。让它去吧。我想，就这样了。然后，垃圾漂走了，我得以探出头来，可以呼吸了。我又看见了蓝天，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但是，她骨盆断裂的身体迅速被冲进大海。“水流太猛太急，我不知道要把我冲到哪里，”内姆科娃说。“我的骨盆断裂了，但我集中注意力看看我该怎样做。我看见人们抱住一棵棕榈树，于是我也抱住一根树枝，紧紧抱住不松。”
然而，随着其他树木断裂倒下，内姆科娃被掩埋在重重的树枝之下。“我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有人能看见我，”她说。“水的力量太大了，你无力还击——冲击力太强了。每一次都卷来更多的垃圾。我努力保持清醒，竭力不让自己昏过去，但是我想我可能还是昏迷过去两次。”
她所能做的只是倾听她周围可怕的声音。“我听到孩子们求救的尖叫声，听见人们疼痛难忍的呻吟。但一会儿功夫，他们就没声了，”她静静地说。“你感到如此绝望。你什么也不能做。”
海啸席卷攀牙府寇立海滩的时间大约是早上十点，内姆科娃抱着树枝坚持了八个小时。“我不知道灾难有多严重。我知道树上还有其他人，受了伤，但我看不见他们，”她说。“我当时想起所有的人，给他们鼓劲，为他们祈祷，因为在那个时刻，我只能做这个了。 最后，我开始听到有人过来了，打着招呼。我大声喊叫，过来了两个泰国人，他们看见了我。”
他们看见的是一个赤身裸体、放逐到亚马逊丛林中的人，吊在一棵棕榈树的顶部。“我当时身上什么也没有，大水冲走了一切，”内姆科娃说，她的浴袍被咆哮的激流卷走了。“他们试图用什么东西盖住我的身子，但在那一刻你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那个男人问我是否可以搂住他的脖子，这样他就可以背着我离开，但我的身体太疼，无法移动。他给我一些果汁，然后他们俩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回来。我在想，黑夜降临以后，我怎么办？海水一定很凉。但过了一会儿，刚才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回来了，还带着几个泰国人和瑞典人。他们都冒了生命危险——他们可能被冲走，可能有什么东西倒塌砸伤他们。但是每个人都忘了自己的安危，只想着拯救别人。看到这些人做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善举，那感觉真奇妙。太美好了。”
然而，即使来了这些救兵，由于内姆科娃伤势过重，使得救援工作非常困难。“疼痛简直无法忍受，”她说。她被冲到离旅馆很远的地方，所以，最终他们把她放到一个木筏上，一路拖了回来，然后又把她放在一扇冲坏的门板上，送到了小车里。“他们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了夕阳——如血的夕阳，”她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般火红的太阳。”
到达医院的时候，“那里就像一个战区，有那么多的伤员。” 内姆科娃说。“没有病床。他们只好把我们并排放在地上。人们疼得大叫。”
我们说话的时候，内姆科娃一直摆弄着她脖子上的项链，那是一串象牙和木制珠子，银质吊坠是一个小小的佛像。“在医院里，我躺在一个泰国男子的旁边，这串项链是他送给我的，”她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件东西，他把它送给了一个陌生人。他说：‘它会保护你的。’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第二天，内姆科娃被送上直升飞机，转到另一家医院。她严重断裂的盆骨离脊椎很近，医生说，她没有瘫痪已经是个奇迹，但是内伤使她失去了体内一半的血液，她的一个肾还出现了血肿。“我体内出血，胃胀得像一个足球，所以，他们不得不在我鼻子里插一根管子，沿着喉咙一直插到胃里，把血吸出，”她说。“我无法呼吸。那种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就是在佩特拉的姐姐奥尔加从纽约飞来照顾陪伴她的时候，她继续受到陌生人友善的帮助，这让她感动不已。“医生和护士太好啦，”她说“在除夕之夜，我疼得厉害，我姐姐就打电话找医生。他不是非来不可的，但还是赶来了。他向我解释意志的力量：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疼痛就会消失。我们的意志就会变得更坚强。第二天，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一天——我居然可以下床走动了。”
说到这里，她朝我粲然一笑。“我相信我们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她说。“那位医生说，‘保持快乐。不要让你的信念处于悲伤的情绪中。’这就是我正在努力做到的——记住他的话。”
新生婴儿区的婴儿们刚吃过奶，在洁白的婴儿床上满足地打着盹儿。隔壁的房间里，一至二岁半的小孩们也应该睡觉了，但当内姆科娃开始用捷克语对他们轻声地说话时，甚至最害羞的孩子也发出了格格的笑声。外界也许对东欧孤儿院有着各种各样的黑暗报道和印象，但这里的孩子却没有那么凄惨。他们的头发很干净，也很整洁，就像刚出壳的小鸭羽毛一样毛茸茸的。一旦哪个孩子哭了，微笑而和善的育婴老师就会立刻赶过去抚慰他。
为了帮助这样的福利事业维持下去，泰雷扎• 马科索娃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协助布拉格这家孤儿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姆科娃和韦雷科娃，以及其他一些捷克名人，如模特伊娃·赫齐戈娃，每年都参加这个基金会的年度时尚秀进行募捐，摄影由艾特雷负责。
在这几个月的恢复期期间，医生禁止内姆科娃乘飞机（飞机旅行可能导致血栓），所以她比往常来孤儿院的次数要多。今天，她和韦雷科娃带来成包的尿布、衣服，成袋的水果和糖果，内姆科娃一个一个童床看过去，逗弄一番。“这个小孩是个侏儒，”她和一个护士商量后用捷克语告诉我，“他的父母没办法照顾他，就把他遗弃了。”她对着这个矮小的婴孩甜甜地笑着，逗弄着他的小手，他则开心地咯咯笑。内姆科娃可能无法挽救那些在海啸中惨叫并丧生的孩子，她也永远不可能生育她和西蒙在最后一天共同起好名字的孩子，但她对布拉格的弃儿付出她能付出的一切。
她对慈善事业的兴趣始于海啸这场灾难之前，自“佩特拉·内姆科娃年”之后，那一年，艾特雷拍摄的佩特拉的天仙容貌风靡了整个时尚界，内姆科娃急于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取得更多联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她指定获取海啸后最先使用她刊登照片的费用的慈善机构之一。
“悲剧给我们提供了给生命注入意义的机会，”她说。“它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我们要往何处去。我失去了最亲密的人，但我获得了重生的机会。现在我觉得我是在为我们俩活着。我不仅觉得我有责任去完成他的遗愿，而且，我有责任去帮助别人。我只是觉得我能够做得更多。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让我做得比过去更好。我相信，你付出的终会回报给你。”
内姆科娃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劫后人生的意志和毅力不是刚刚产生的。她出身贫寒，妈妈是位教师，父亲是名建筑工人，住在离布拉格五个小时车程的一个灰暗的小煤城，但她一直都在寻找困难中的曙光。“那时家中没什么钱，所以买鞋子都得买大两号的，这样长大点还可以穿，”她说。“我们吃倒是能吃得饱，但没有多余的钱买水果，更没有奢侈品。这种境遇教会我如何珍惜。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我一直深怀感激。”
在当地一次“选秀”活动中，她脱颖而出，十八岁的她离开捷克去了米兰，后又移居巴黎、伦敦、纽约，二十二岁时做了《体育画报》的封面女郎。她能不同熟练程度地说捷克语、英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七种语言。她说英语时口音很重，语法也经常出错，但确实非常流利，这是她为了职业需要刻苦努力的成绩。别的模特也许会流露出疲劳和厌倦的心态，但内姆科娃对她的职业一直饱含着热情，好像她只是一个刚从农场走出来的乡下小丫头。
“模特职业是一所伟大的人生学校，在那里你学习语言，知道了不同的国家，了解了不同的文化，遇到了不起的人物，”她说。“这给了我太多的力量和信心。我想我能够沉着应付这场变故，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如何照顾我自己，如何应对陌生的环境。我能做这么多事，真是上苍赐给我的一件礼物。你去学习，就会成长。”
现在，她重新开始了劫后人生。“肯定是非常不适应，”内姆科娃承认，她和她的姐姐共同居住在一所办公室兼起居室的公寓里。“对我来说，这整个的经历使我就像一个新生婴儿，要学会翻身，学会站立，学会走路。将完全是一种崭新的人生。我过去常常过多地活在未来，活在计划之中，但从现在起，我活在现在，活在每一天。”
她发现自己把艾特雷升华为无形的内心的向导。“他的家人和朋友努力像过去一样生活着，”她解释道。“这是他发给我们所有人的一种信息：你必须活得完满，珍惜每一分钟，珍惜你所拥有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何时会消失。任何时候，一刹那的功夫，都可能再也不属于你。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爱的信号。所以，我在努力保持坚强，努力充分利用我所拥有的。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我们只能接受它，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且，西迪也不想看见我们活在痛苦中。他一定希望我们活得幸福，充满欢笑。”
首先要考虑的是，找到纪念他的方法。“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是实现西蒙的梦想，”内姆科娃说。“我们计划5月在伦敦举办一场他的作品展览，所有收入都捐给捷克的孤儿院。我相信他肯定会乐开花，因为他一直想帮助那些孤儿。”
还要尽快回泰国一次。“我希望提供帮助，用我的双手，建一所学校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她说。“我能做的至少是给与帮助。这是回报他们的途径。”
我们在布拉格的最后一晚，内姆科娃带我去了查尔斯大桥，“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说。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大桥，两头各矗立着一座石头塔楼，桥身两侧雕刻着天使，因为岁月的流逝，颜色有点暗淡而模糊。夜幕中，汽油灯亮了起来，向幽静的大鹅卵石小径投来一个个神秘的暗影。
内姆科娃拄着双拐一蹦一跳地把我领到内波穆克圣约翰的雕像前，约翰于1393年被国王瓦茨拉夫四世下令从这座桥上扔到水里溺死。她指着雕像底座上的青铜浅浮雕，在发黑的金属之间是一条肥瘦适中的狗，经过无数人的抚摩，狗身都发亮了。“他们说抚摩这条狗能带来好运，”她说。“你该许个愿。”
我抚摸着狗，此时雪花飘舞在我们身旁，跳舞似地慢慢飘落在结冰的河上。“西迪喜欢雪，”内姆科娃温柔地说。“每当我看到雪，我就想起他。他的妹妹送给我一首美丽的诗，诗中这样写道：‘不要悲伤——我就在雪花里，就在阳光中，星星眨眼之时，我也在对你眨眼睛。’”
在南亚，人们已经回到了以往的家园，只是海啸以将它们变成了墓地。为了悼念死者，斯里兰卡的村民们为逝去的亲人煮了一顿盛宴。“印度人相信 ‘今天’欠 ‘昨天’的，‘未来’欠‘今天’的，”一则新闻报道这样解释说。“在死者找到自己的宁静之前，活着的人必须使他们满意。”
内姆科娃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信仰式的教育，她不信奉宗教，但她和她渴望重新相逢的亚洲农民们有着一种神秘的共同信念。“西迪一直都在我和他的家人身边。”她说。“他在关爱着我们。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她没有抚摩那条狗。她已经拥有幸运了——毕竟，她在这儿，在布拉格最著名的建筑边，而没被埋葬在攀牙府寇立如山的垃圾堆下。西蒙的遗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离他们租住的小平房一英里半远。
但是，她知道没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