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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底层写作”是近几年中国文坛上出现的重要文学现象之一,作家陈年以自己熟悉的矿山生活为背景,讲述在煤矿工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在《小说选刊》、《阳光》上发表一系列小说,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本文试对《小烟妆》、《九层塔》两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与典型事件进行分析,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看陈年小说的苦难叙事与人性唤醒,以此分析底层写作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底层写作;陈年;苦难叙事
一、“底层写作”与后现代另类煤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写作逐渐萌芽。
当前学术界对“底层写作”的概念界定存在两种分歧:一种是从写作主体出发,认为底层写作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写社会底层的人和事,是纯粹的底层自身文学,即“底层写”;另一种观点从写作内容出发,认为只要是写底层的人和事便可称之为“底层写作”,即“写底层”。笔者认为,“底层写作”应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描写其周围的人和事。当今社会,煤矿工人的生存状态当属于底层,煤矿的临时户们更是底层的底层,陈年从小生活在大同煤矿,她以自己熟悉的矿山生活为背景,描写在矿区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真实反映煤矿工人的生活,所以陈年的小说当属于“底层写作”。
二、从苦难叙事看陈年小说的人性唤醒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和无意识的升华,文艺的动力来自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未被满足的愿望。幸福的人决不幻想,不幸的人才会幻想。他还提出,“早年经验”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的。厨川白村认为,文艺作品是一种受了伤害的潜意识的表现,是一种人间苦闷的象征,它虽然通过具象表现出来,实则上是作家内在的个性生命、情调、声气的寄寓。陈年从小生活在煤矿,矿难时有发生,在煤矿临时户区长大的陈年,似乎从小就向往温情、温暖。所以,陈年小说讲述的大都是生活在煤矿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不像传统作品主人公那样为批判或超越现实而努力,也不像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他们生活的很平淡,平淡中有人间温情与温暖,有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有些许无奈。
《小烟妆》以两条线展开叙述,一条线是煤矿工人李春在一次矿难中不幸身亡,妻子小烟为了孩子能在城里读书,不得已画着烟熏妆做妓女。另一条线是三鬼下岗后,发现跑摩的也很挣钱,于是让兄弟刘军和他一起跑摩的。一次偶然,三鬼和刘军遇到了同事李春的妻子小烟,相熟之后,他们成为小烟的嫖客。小说中,李春的父亲在矿难中不幸身亡,在能够认知的意识层面,李春从心底里排斥在矿上工作,但结婚后,为了孩子能早日去城里读书,李春克服内心恐惧,申请去工资相对较高的一线工作。李春不幸遇难,小烟独自一人承担起家的责任。刘军因妻子治病欠下许多外债,白天跑出租,晚上回矿里上班,尽力还债,不让妻子操心。在三鬼交不出罚金时,小烟二话没说,悉数垫付。这里,我们看到了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挣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人感动,让人心痛。每一个生命都不能摆脱庸常,摆脱欲望,但同样有自己的尊严,有属于自己的光泽。陈年从精神层面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控握其中真、善、美,淡淡的辛酸透出浓浓的暖意。
小说《九层塔》写了一个离异的女人陈平,她渴望稳定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陈平离婚后,净身出户,因生活所迫坠入风尘成为“戏女”。经人介绍,她认识了老徐,老徐妻子几年前莫名消失,老徐在井下腿伤后,承诺陈平:他出院后就注销出走妻子的户口,和陈平登记结婚。笔锋陡转,老徐出走的女人又有了音信,善良的陈平选择了离开。在老徐许诺陈平会和她结婚后,陈平完全可以要求老徐兑现诺言,但她宁愿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构成。“本我”作为人的原始本能冲动服从于“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代表人的常识和理性,奉行“现实主义”原则;“超我”是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它是道德化、理想化了的自我,代表道义方面的要求,受“道德原则”的支配。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看,陈年小说更多是写“自我”,写人间温情,没有太多超我、理想。但《九层塔》中陈平的最后离开,确是“超我”,是在自我的调节下,本我终于被压抑,以“不忍人之心”的名义出现的超我控制了意识。
三、底层写作价值与意义
从社会层面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普通百姓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意识大大增强;市场经济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普通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经济实力增强。在此基础上,社会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大,促进了社会文化生活逐渐走向多元,從而使得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存在,仍有一些民众生活在社会底层,陈年小说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底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陈年通过苦难叙事描写的煤矿工人及家属的生存命运,引起读者共鸣,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家应该在保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域发展差距,降低底层民众的经济压力,给予底层民众一定的生活保障。
从个人层面讲,陈年通过最直白的方式描述了底层民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周围环境的困苦并不能掩盖或者吞噬人性的美,反而通过艰苦的环境衬托出了人性的不屈与坚强,这样美好品质更显得弥足珍贵。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手机等传播媒体的迅速崛起,很多人每天拿着手机“刷刷刷”,闭门不出,邻居之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很多大学生宁愿拿着手机对陌生人或者隔着很远的高中同学倾诉自己生活、学习的烦恼,也不愿告诉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帮助你的舍友。现代社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冷漠无情和世态炎凉。底层写作立足于当下,恰恰可以唤醒人们对于人性的反思,激起人们对于曾经艰苦环境中存在的那份人性的渴望,慢慢温暖钢铁城市中渐渐冰冷的人心。
作者简介:焦俞萍(1994-06-08),女,山西运城,山西大学初民学院,汉语言文学2012级本科生。
关键词:底层写作;陈年;苦难叙事
一、“底层写作”与后现代另类煤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否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写作逐渐萌芽。
当前学术界对“底层写作”的概念界定存在两种分歧:一种是从写作主体出发,认为底层写作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写社会底层的人和事,是纯粹的底层自身文学,即“底层写”;另一种观点从写作内容出发,认为只要是写底层的人和事便可称之为“底层写作”,即“写底层”。笔者认为,“底层写作”应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描写其周围的人和事。当今社会,煤矿工人的生存状态当属于底层,煤矿的临时户们更是底层的底层,陈年从小生活在大同煤矿,她以自己熟悉的矿山生活为背景,描写在矿区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真实反映煤矿工人的生活,所以陈年的小说当属于“底层写作”。
二、从苦难叙事看陈年小说的人性唤醒
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和无意识的升华,文艺的动力来自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未被满足的愿望。幸福的人决不幻想,不幸的人才会幻想。他还提出,“早年经验”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的。厨川白村认为,文艺作品是一种受了伤害的潜意识的表现,是一种人间苦闷的象征,它虽然通过具象表现出来,实则上是作家内在的个性生命、情调、声气的寄寓。陈年从小生活在煤矿,矿难时有发生,在煤矿临时户区长大的陈年,似乎从小就向往温情、温暖。所以,陈年小说讲述的大都是生活在煤矿的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不像传统作品主人公那样为批判或超越现实而努力,也不像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他们生活的很平淡,平淡中有人间温情与温暖,有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有些许无奈。
《小烟妆》以两条线展开叙述,一条线是煤矿工人李春在一次矿难中不幸身亡,妻子小烟为了孩子能在城里读书,不得已画着烟熏妆做妓女。另一条线是三鬼下岗后,发现跑摩的也很挣钱,于是让兄弟刘军和他一起跑摩的。一次偶然,三鬼和刘军遇到了同事李春的妻子小烟,相熟之后,他们成为小烟的嫖客。小说中,李春的父亲在矿难中不幸身亡,在能够认知的意识层面,李春从心底里排斥在矿上工作,但结婚后,为了孩子能早日去城里读书,李春克服内心恐惧,申请去工资相对较高的一线工作。李春不幸遇难,小烟独自一人承担起家的责任。刘军因妻子治病欠下许多外债,白天跑出租,晚上回矿里上班,尽力还债,不让妻子操心。在三鬼交不出罚金时,小烟二话没说,悉数垫付。这里,我们看到了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挣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让人感动,让人心痛。每一个生命都不能摆脱庸常,摆脱欲望,但同样有自己的尊严,有属于自己的光泽。陈年从精神层面描写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控握其中真、善、美,淡淡的辛酸透出浓浓的暖意。
小说《九层塔》写了一个离异的女人陈平,她渴望稳定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陈平离婚后,净身出户,因生活所迫坠入风尘成为“戏女”。经人介绍,她认识了老徐,老徐妻子几年前莫名消失,老徐在井下腿伤后,承诺陈平:他出院后就注销出走妻子的户口,和陈平登记结婚。笔锋陡转,老徐出走的女人又有了音信,善良的陈平选择了离开。在老徐许诺陈平会和她结婚后,陈平完全可以要求老徐兑现诺言,但她宁愿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构成。“本我”作为人的原始本能冲动服从于“快乐原则”,追求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本能欲望的满足;“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本我与外部世界、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居中间者,代表人的常识和理性,奉行“现实主义”原则;“超我”是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它是道德化、理想化了的自我,代表道义方面的要求,受“道德原则”的支配。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看,陈年小说更多是写“自我”,写人间温情,没有太多超我、理想。但《九层塔》中陈平的最后离开,确是“超我”,是在自我的调节下,本我终于被压抑,以“不忍人之心”的名义出现的超我控制了意识。
三、底层写作价值与意义
从社会层面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进一步解放,普通百姓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意识大大增强;市场经济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普通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经济实力增强。在此基础上,社会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大,促进了社会文化生活逐渐走向多元,從而使得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存在,仍有一些民众生活在社会底层,陈年小说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底层民众主体意识的觉醒。陈年通过苦难叙事描写的煤矿工人及家属的生存命运,引起读者共鸣,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家应该在保证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域发展差距,降低底层民众的经济压力,给予底层民众一定的生活保障。
从个人层面讲,陈年通过最直白的方式描述了底层民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周围环境的困苦并不能掩盖或者吞噬人性的美,反而通过艰苦的环境衬托出了人性的不屈与坚强,这样美好品质更显得弥足珍贵。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手机等传播媒体的迅速崛起,很多人每天拿着手机“刷刷刷”,闭门不出,邻居之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很多大学生宁愿拿着手机对陌生人或者隔着很远的高中同学倾诉自己生活、学习的烦恼,也不愿告诉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帮助你的舍友。现代社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冷漠无情和世态炎凉。底层写作立足于当下,恰恰可以唤醒人们对于人性的反思,激起人们对于曾经艰苦环境中存在的那份人性的渴望,慢慢温暖钢铁城市中渐渐冰冷的人心。
作者简介:焦俞萍(1994-06-08),女,山西运城,山西大学初民学院,汉语言文学2012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