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整理者按：刘甫江，湖南省隆回县七江乡水源村人，1943年出生。1963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10月调入总参谋部管理处，任林彪内勤警卫。1969年6月转业，任邵阳市纺纱厂保卫科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调出保卫科，以后一直在粮食部门工作，现已退休。下面是他任林彪内勤警卫期间的一些回忆，并由刘期贵整理成文。
一、调往毛家湾
1963年12月中旬，我刚刚过完20岁生日，就被批准入伍，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服役三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立功受奖。因此，1966年10月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军级单位)任警卫战士。去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在总参第四招待所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一辆黑色的小车直接把我送到林彪住所毛家湾西四大街。当时，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更不晓得为林彪负责内勤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浇花、打扫一下室外卫生。
一个月后，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佩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首长的第一秘书，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要接见你，并嘱咐不要紧张，好好放松自己，向首长问一声好。开始时，我不知是哪个首长接见，以为是总参的领导，直到最后才弄清是林副主席接见。当时，我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跟着他几分钟就到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的办公室是座一层的平房，办公和住所都在一层房子里。室内也算豪华，挂着大吊灯，地上是打了蜡的木地板，上面铺着红地毯。刚一进门，林彪就从椅子上起身，走拢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连声说：“首长您好，首长您好!”由于心里紧张，声音都变了调，林彪拖着长长的口音说：“你到这里来，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是为人民服务!”他连说了二遍，接着又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湖南邵阳人。”第一秘书赶忙拿来地图(橡皮做的，有凸凹的)，指着邵阳的地方说：“你是宝庆的，解放战争时，我跟随首长在你们邵东的青树坪与白崇禧的部队打过一次大仗，那时，我是战地记者。我去过你们的隆回洞口、武冈。你们那里的人很朴实。”林彪在一旁微微点头，并说：“那你明天就到我这里来搞内勤嘛。”接见，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搬进了内勤警卫值班室。林彪住所外围有三个连，是“御林军”，不属中央军委编制，直接听命于总理。搞内勤有四个人，一个是山东的吕桂明，负责采购物资；一个是湖北的李望松，是林彪小车司机；另一个是江西人，担任通讯员；我专门负责首长室内温度，每天检查一次卫生。有时也帮通讯员到28号信箱取信件。我们四个内勤人员每个星期要到林彪的警卫副官李文甫那里汇报一次工作。
二、林彪家庭生活琐事
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2小时轮流值班。他的生活管理员叫罗少礼，湖南衡阳人，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归罗少礼负责。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每当我看到时，心里就非常反感。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
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10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20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48个补丁。我对管理员说：“这床被子也真该换了，把他丢进垃圾里算了。”女管理员严肃地说：“丢了你该死!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三、“做客”黄永胜家
1968年5月初，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一次，他与林彪闲谈时，流露出对家里的内勤工作不太满意。林彪随口说：“那我派小刘去你那里指导一段时间。”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去了黄永胜家，指导他们的内勤工作。那时，黄永胜刚调总参不久，没有分配到适合的房子，正好乌兰夫被打倒，搬了出去，黄永胜就借住在“小西天”乌兰夫的房子里。黄永胜生活比较朴素，每餐二菜一汤，最爱吃的好菜是泥鳅、蚯蚓，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最喜欢吃饺子。那时，黄永胜很随和，外出不要警卫护送，大多是单独出车。
黄永胜家门前有一株大枣树，一人都抱不过来。这一年的深秋，枣子熟了，黄里透红，让人垂涎欲滴。一天下午，我就鼓动内勤人员小张，说：“只有你瘦小，快上树打几斤下来尝一尝。”他二话未说，马上爬上树，嘻哩哗啦打落七八斤。正当我们几个吃得津津有味时，恰巧黄永胜回来了，他立即拉下了脸，严肃地批评道：“这不能吃，吃了的，把钱补上，剩下的上交总参服务处。”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要求我们作深刻检查，逐个进行了自我批评。
1969年元旦那天，黄永胜做东，邀请我们几个内勤工作人员吃晚饭。晚宴相当丰盛，全是野味，有野骆驼肉、野猪肉、野兔肉、野狐狸肉、野鸡肉……，这些都是卤好的，酒是他出使阿尔巴尼亚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人赠送的，打开时，香气四溢，让人大饱口福，但规定每人只饮三杯(装一两的杯子)。我和陈司机酒量最大，仅仅三杯酒，怎能过瘾，于是我俩等黄永胜夫妇退席后，又用报纸把吃剩下的菜，包了一大包，到陈司机的卧室对饮起来，我俩也订了个“君子协议”：他喝三杯，我喝一杯。结果，我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而他却泰然无事，第 二天照样开车。我一直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黄永胜见我醉眼惺松，知道昨晚又和陈司机干了杯，他提醒我道：“你怎能和他过量，他是有名的‘八斤半’。以后要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吃过了头。”
四、与毛主席和几位老帅的接触
1966年10月中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的革命小将，齐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参与接见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领导。那次，我有幸被总参管理处选为接见代表，其中还有刘伯承的警卫员周同生(后任总参军需处大校处长)，聂帅警卫员李德福，还有一个周起龙。
中午12点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坐着敞篷车缓缓地开过来了。
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第一排，当与毛主席近在咫尺时，我举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有缘，毛主席向我前倾身体，把手伸了过来，一双宽厚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虽不到一分钟，我却铭记终身。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走访刘伯承元帅家。
刘伯承元帅的住所在王府井跃进路(29号信箱)，那次是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带进去的。那时，刘伯承正在家养病。
那一天，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我向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刘帅您好。”他欠了欠身子，微笑着应了一声，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南的。他说：“还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嗬。”接着又问我在哪个首长家工作，我说在林副主席家里搞内勤时，他毫无表情地应了一下“哦”，看来他对林彪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后来，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告诉我：原来在一次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有人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打破迷信观点。”林彪又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作为军事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在林彪的挑动下，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帅，使这次会议的批判升了级，迫使刘帅违心地作了检查。
五、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1967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北航“红旗”的大头目韩爱晶等造反派骨干，进行批判彭德怀的战前动员。从7月26日开始，彭德怀先后被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1967年8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德怀等的批判会。当时，批斗彭德怀，造反派组织要写借条，要保证留活口。批斗会当晚，林办秘书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批斗会。那次，彭德怀是由两个警卫战士搀扶着出场的。还未站稳，就被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彭德怀被打倒，又被拽起，连续几次殴打，满脸都淌着鲜血，惨不忍睹。那天陪斗的是罗瑞卿，由于他之前被逼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是由两个大汉用大箩筐抬来的。这次批判会由一个姓段的人主持发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军事修正主义分子”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左手持语录本，右手高举喊口号。我本不想举手，但不举手又怕说我是反革命，只好违心地举手喊一阵。
1969年3月份，我从黄永胜处返回林彪家，由于工作出色，受到林彪的表扬。这时，管理处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闲散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要求转业。临近转业时，林彪和叶群又拉我到办公室前面的石榴树下，让我站中间照了张合影。此张由林立衡拍摄的相片，弥足珍贵，可惜在林彪倒台后，这张珍贵照片被家人焚烧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权将这做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吧!
一、调往毛家湾
1963年12月中旬，我刚刚过完20岁生日，就被批准入伍，光荣地成为河南省洛阳总字352部队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此服役三年，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三次立功受奖。因此，1966年10月被调入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处(军级单位)任警卫战士。去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在总参第四招待所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一辆黑色的小车直接把我送到林彪住所毛家湾西四大街。当时，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更不晓得为林彪负责内勤工作。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浇花、打扫一下室外卫生。
一个月后，大概是11月16日下午，一个中等个儿，佩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到我的宿舍，找我谈话。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首长的第一秘书，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要接见你，并嘱咐不要紧张，好好放松自己，向首长问一声好。开始时，我不知是哪个首长接见，以为是总参的领导，直到最后才弄清是林副主席接见。当时，我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跟着他几分钟就到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的办公室是座一层的平房，办公和住所都在一层房子里。室内也算豪华，挂着大吊灯，地上是打了蜡的木地板，上面铺着红地毯。刚一进门，林彪就从椅子上起身，走拢来热情地和我握手。我连声说：“首长您好，首长您好!”由于心里紧张，声音都变了调，林彪拖着长长的口音说：“你到这里来，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这是为人民服务!”他连说了二遍，接着又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湖南邵阳人。”第一秘书赶忙拿来地图(橡皮做的，有凸凹的)，指着邵阳的地方说：“你是宝庆的，解放战争时，我跟随首长在你们邵东的青树坪与白崇禧的部队打过一次大仗，那时，我是战地记者。我去过你们的隆回洞口、武冈。你们那里的人很朴实。”林彪在一旁微微点头，并说：“那你明天就到我这里来搞内勤嘛。”接见，很快地结束了。
第二天，我搬进了内勤警卫值班室。林彪住所外围有三个连，是“御林军”，不属中央军委编制，直接听命于总理。搞内勤有四个人，一个是山东的吕桂明，负责采购物资；一个是湖北的李望松，是林彪小车司机；另一个是江西人，担任通讯员；我专门负责首长室内温度，每天检查一次卫生。有时也帮通讯员到28号信箱取信件。我们四个内勤人员每个星期要到林彪的警卫副官李文甫那里汇报一次工作。
二、林彪家庭生活琐事
林彪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他一般喜欢晚上办公。我们工作人员2小时轮流值班。他的生活管理员叫罗少礼，湖南衡阳人，林彪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归罗少礼负责。是根据后勤总医院的教授定的，医生每周为林彪检查一次身体，教授再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营养需要、个人爱好而定菜谱。林彪的正餐比较简单，一般是二菜一汤，基本上每餐一个狮子头肉圆，一盘抽了骨头的鱼，半碗小白菜汤。林彪一家不在一起吃饭，除非过节日、贺生日才在一起吃饭。他家各人喜好不同，叶群每天离不开东北水饺，林立衡随便一点，林立果最爱吃北京烤鸭，又喜欢吃蜜桔，他的吃法也与众不同，他把桔子皮剥开，撕下一瓣放在嘴边，将桔汁轻轻吮吸后便将渣子扔掉。他的这种“高雅”吃法，是生活在特殊圈子里养成的习惯。每当我看到时，心里就非常反感。
林立果的小名叫“老虎”，是家里的“小皇帝”，长期养尊处优，养成了威风八面、趾高气扬的气派，虽然他经常亲热地喊我“刘叔叔”，但我还是敬而远之，生怕得罪了他。
林彪家里来往最多的要算吴法宪。每个月至少10次左右，只要林立果看见，他就会大喊：“吴胖子，我俩摔一跤哟。”吴法宪赶忙拱手回道：“不敢，不敢!”还未等吴法宪回过神来，林立果一连环腿扫去，摔得吴法宪仰面朝天，哭笑不得。但还得忍气吞声地称赞：“小虎子真聪明，力气真大。”
林彪由于身体多病，一贯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室内温度我给他一般调在摄氏20度。一次，我到他房间里检查温度表，看见一个女管理员在给他补被子，这是一床褪了色的军用毯子。上面补了不少补丁，掀开里面一看，尽是补丁叠补丁，我数了一下，有大大小小的48个补丁。我对管理员说：“这床被子也真该换了，把他丢进垃圾里算了。”女管理员严肃地说：“丢了你该死!首长说这是打平型关战役时，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来的，烂得不能再补了也不能丢。”
林彪的个人爱好不多，有空时看一看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及一些外国的军事著作，偶尔也听听京剧选段。叶群最喜欢看电影，大多是美国进口的片子，屏幕赤裸的镜头让人看得脸红心跳。林彪虽是行伍出身，但不喜欢看战斗片子，一看到战争场面，就头晕、手脚抽筋。不论是什么好看的片子，他看不过一个小时，林彪一走，我们内勤人员也呼拥着一起走了。但叶群要坚持看到最后。
三、“做客”黄永胜家
1968年5月初，黄永胜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一次，他与林彪闲谈时，流露出对家里的内勤工作不太满意。林彪随口说：“那我派小刘去你那里指导一段时间。”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去了黄永胜家，指导他们的内勤工作。那时，黄永胜刚调总参不久，没有分配到适合的房子，正好乌兰夫被打倒，搬了出去，黄永胜就借住在“小西天”乌兰夫的房子里。黄永胜生活比较朴素，每餐二菜一汤，最爱吃的好菜是泥鳅、蚯蚓，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最喜欢吃饺子。那时，黄永胜很随和，外出不要警卫护送，大多是单独出车。
黄永胜家门前有一株大枣树，一人都抱不过来。这一年的深秋，枣子熟了，黄里透红，让人垂涎欲滴。一天下午，我就鼓动内勤人员小张，说：“只有你瘦小，快上树打几斤下来尝一尝。”他二话未说，马上爬上树，嘻哩哗啦打落七八斤。正当我们几个吃得津津有味时，恰巧黄永胜回来了，他立即拉下了脸，严肃地批评道：“这不能吃，吃了的，把钱补上，剩下的上交总参服务处。”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要求我们作深刻检查，逐个进行了自我批评。
1969年元旦那天，黄永胜做东，邀请我们几个内勤工作人员吃晚饭。晚宴相当丰盛，全是野味，有野骆驼肉、野猪肉、野兔肉、野狐狸肉、野鸡肉……，这些都是卤好的，酒是他出使阿尔巴尼亚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人赠送的，打开时，香气四溢，让人大饱口福，但规定每人只饮三杯(装一两的杯子)。我和陈司机酒量最大，仅仅三杯酒，怎能过瘾，于是我俩等黄永胜夫妇退席后，又用报纸把吃剩下的菜，包了一大包，到陈司机的卧室对饮起来，我俩也订了个“君子协议”：他喝三杯，我喝一杯。结果，我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而他却泰然无事，第 二天照样开车。我一直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才起床，黄永胜见我醉眼惺松，知道昨晚又和陈司机干了杯，他提醒我道：“你怎能和他过量，他是有名的‘八斤半’。以后要吸取教训，千万不要吃过了头。”
四、与毛主席和几位老帅的接触
1966年10月中旬，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的革命小将，齐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参与接见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等领导。那次，我有幸被总参管理处选为接见代表，其中还有刘伯承的警卫员周同生(后任总参军需处大校处长)，聂帅警卫员李德福，还有一个周起龙。
中午12点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雷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坐着敞篷车缓缓地开过来了。
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的第一排，当与毛主席近在咫尺时，我举着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岁!”真是有缘，毛主席向我前倾身体，把手伸了过来，一双宽厚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虽不到一分钟，我却铭记终身。
在内勤警卫工作期间，我先后拜访过贺帅、刘帅、聂帅及粟裕、肖劲光、肖华等将军。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走访刘伯承元帅家。
刘伯承元帅的住所在王府井跃进路(29号信箱)，那次是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带进去的。那时，刘伯承正在家养病。
那一天，我到他家时，他正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我向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刘帅您好。”他欠了欠身子，微笑着应了一声，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湖南的。他说：“还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嗬。”接着又问我在哪个首长家工作，我说在林副主席家里搞内勤时，他毫无表情地应了一下“哦”，看来他对林彪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在当时，一些老帅在一起时，一提到林彪，大都不高兴，背后不呼其名，都不屑地戏称他为“林小子”。后来，刘帅警卫员周同生告诉我：原来在一次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的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有人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打破迷信观点。”林彪又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作为军事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在林彪的挑动下，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帅，使这次会议的批判升了级，迫使刘帅违心地作了检查。
五、我参加的一次批判大会
1967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人民大会堂里接见北航“红旗”的大头目韩爱晶等造反派骨干，进行批判彭德怀的战前动员。从7月26日开始，彭德怀先后被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
1967年8月中旬，我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斗彭德怀等的批判会。当时，批斗彭德怀，造反派组织要写借条，要保证留活口。批斗会当晚，林办秘书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批斗会。那次，彭德怀是由两个警卫战士搀扶着出场的。还未站稳，就被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左右开弓打了两耳光，彭德怀被打倒，又被拽起，连续几次殴打，满脸都淌着鲜血，惨不忍睹。那天陪斗的是罗瑞卿，由于他之前被逼跳楼自杀，跌断了腿，是由两个大汉用大箩筐抬来的。这次批判会由一个姓段的人主持发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军事修正主义分子”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家左手持语录本，右手高举喊口号。我本不想举手，但不举手又怕说我是反革命，只好违心地举手喊一阵。
1969年3月份，我从黄永胜处返回林彪家，由于工作出色，受到林彪的表扬。这时，管理处没给我安排具体工作，闲散了一段时间，我自己要求转业。临近转业时，林彪和叶群又拉我到办公室前面的石榴树下，让我站中间照了张合影。此张由林立衡拍摄的相片，弥足珍贵，可惜在林彪倒台后，这张珍贵照片被家人焚烧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在眼前，权将这做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