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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提出人格由三部分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活动都受这三重人格相互矛盾作用的影响。曹禺的作品《日出》中陈白露的悲剧就是她内心和现实的两个自我的冲突导致的悲剧，也正是这一内心的矛盾冲突搭建起了《日出》戏剧的基本骨架。本文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来对陈白露这一人物形象做简要分析，并探讨诱发这一人物形象心理悲剧的社会因素，揭露都市欲望下潜藏的人性本质。
关键词：弗洛伊德 三重人格结构 陈白露 都市欲望
文学是关于人的艺术，自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产生那天起，无数文艺评论家将其运用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批判中。也许那些作家在创作时，并不像后人分析得那样复杂，那些流自作者心底的文字是长期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的产物，是他们内心情感和思想碰撞的结果。但不能否认，“人格结构”理论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成功解答了作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对我们解读作品思想内涵功不可没；同时弗洛伊德之后的作家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在创作中深深打上了“弗洛伊德”烙印。
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于1936年创作的戏剧《日出》不知是否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剧中人物陈白露身上明显表现出弗洛伊德理论中“三重人格”的相关特征。可以说，陈白露的悲剧就是她内心和现实的两个自我的冲突导致的悲剧，也正是这发自内心的矛盾冲突搭建起了《日出》戏剧的基本骨架。同时，作者曹禺还对都市女性在金钱欲望冲击下的自我定位与命运表示关注，陈白露的每一次人格变迁和心理矛盾都是在浓重的都市欲望的作用下进行的。因此要分析陈白露的复杂性格，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环境下来考察，这样才能对陈白露的心理动机和悲剧结局作合理的解释。
一、陈白露的三重人格映射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指出：“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本我”“超我”三个心理学上的专有名词。简单地说，本我就是属于人潜意识“管辖”的部分，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对应的是人的原始欲望，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陈白露的本我是她内心最隐蔽的东西。有人认为陈白露在成为“陈白露”之前是“竹均”，就是说她在还没有被都市欲望影响之前她的本质是纯洁、善良的。笔者认为，弗洛伊德强调人性的本质也就是潜意识领域的东西都是带有需求性的，是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性格。陈白露在作为“竹均”时固然是美好、单纯的，但那是她在成长环境作用下形成的人格。后来这部分人格作为她的理想标准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使得自己周旋在名利圈中的生活倍感痛苦，这才有了与现实中那个“自我”的心理矛盾。因此，“竹均”的形象，也就是过去的陈白露其实是“超我”的映射。“竹均”虽然已经成了过去式，但是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存在还留在陈白露心中，只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淡去。如果不是诗人方达生的出现，陈白露大概会渐渐淡忘曾经的自己。陈白露对于过去的自己是留恋的，也很希望能回去，这部分想法是因为她简单、快乐的童年；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成长的背景在告诫、谴责着她当下的身份。这是与现状冲突的理想人格“超我”在起作用。
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与方达生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是爱华女校的高才生，受过良好教育。但后来她的父亲死了，这个突然的变故给她的人生划出了另一个阶段。她说过：“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后来她来到大都市，当过电影明星、红舞女，最后成了当红交际花。从她的奋斗经历来看，我们能看到的是她的聪明、美丽、大方、自负、骄傲、爱美、任性。她有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当时清高的性格。但至于她是否具有新时代下女性解放的人格特征则不能就此作出判断。
弗洛伊德特别指出，意识和潜意识部分的界限可能并不那么清晰：“迄今，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的向导是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区分标志；最终我们会看到这个区分标志的意义是多么含混不清。”陈白露的人物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最初的陈白露固然是美好的，这是她先天的“本我”和后来所受教育形成的“超我”的共同作用。但笔者认为陈白露的“本我”还是以享乐至上，兼有都市人浮华虚荣为主的人格成分。曹禺并没有呈现陈白露在一步步走向堕落时的复杂心态。虽然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十多岁少女背井离乡、独自闯荡的巨大生存压力，但同时陈白露这个人物在潜意识部分一定也与都市环境存在共性，这才会有对方达生的拯救的拒绝和对都市生活的不能自拔。“本我”和“超我”的共同作用，才是导致陈白露性格悲剧的根源。
“自我”是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受现实的限制，并促使人学习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陈白露的“自我”就是她在现实与内心矛盾冲突中勉力维持着平衡，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艰难求生的自己。弗洛伊德在解释“自我”时提到了“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自居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处理好“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显然，陈白露的悲剧就在于她寻求两者的心理平衡时导致的失败，“超我”的诉求在都市欲望作用下与“本我”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陈白露的自杀悲剧。
二、角色间的替代性满足
在被作者曹禺称为“《日出》的心脏”的第三幕，是专门为翠喜和小东西这两个角色树牌坊、唱挽歌的。她们和核心人物陈白露一样，是被作者赋予极大同情的女性角色。一个是“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已经被人欺凌到几乎完全麻木”的老妓女；一个是“有十五六岁的样子”的“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两个人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遭人蹂躏、践踏的对象，是曹禺所谓的“可怜的动物”。从根本上来说，她们从事的职业与陈白露高级交际花的角色并无实质区别。这两个人物各自分担了陈白露复杂性格的其中一面，可以说是作者从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中抽离出的在另一种环境下“本我”和“自我”的两种存在形式。
（一）自我的替代——花翠喜的妾妇之道
恩格斯将一类人归为不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空心人物。很显然，花翠喜正是恩格斯所形容的这类人，正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当了妓女的花翠喜才不得不在从事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的卖淫生涯的同时，把一颗空虚麻木的灵魂寄托在宗教神道的祭坛上。花翠喜在本质上选择的是与陈白露一样的矛盾的“自我”，然而不同的是她是完全放弃了为“人”的傲骨，以“人是贱骨头”的低姿态决绝于伦理纲常之外：“你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讲脸。”指引她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妾妇之道，她甚至拿这个来安慰小东西：“你年轻，你还有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从了良，养个大小子就快活一辈子。” 弗洛伊德对“罪恶感”的解释是：“它建立在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的紧张之上，它是自我用它的批判能力进行谴责的表现。”所以，在这种“罪恶感”的作用下花翠喜有时也会表现出“不耐心”和“不烦受”的另一种反抗性格，然而这种反抗性却是以执拗地神往良家妇女的家庭生活为基础的：“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来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就这一点决定了她作为男权社会的精神奴役的反抗永远是不彻底的，这种“罪恶感”所起的自我约束永远与她的妥协性结合在一起。这种矛盾的“自我”也是陈白露在另一种环境和成长背景下可能的存在形式。
（二）本我的替代——小东西的贞节牌坊
小东西的成长经历与陈白露颇为相似：早年丧母，父亲横死，她自己在无依无靠中流落到金八手下的流氓头黑三手中，并被金八垂青，却在被金八施暴时因为“实在是怕他”就狠狠地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作为惩罚，黑三等人饿了她一天还毒打她一顿，走投无路的小东西终于从黑三那里逃了出来，跪倒在陈白露面前乞求拯救。面对有着这样一番经历的小东西，陈白露忘记自己醉生梦死，同时也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毅然伸出援手，并认她做了干女儿。她大概是在面对这个小女孩儿时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至少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眼中的勇气、骄傲、自尊和十六岁那年的自己是一样的。小东西面对金八等人的欺凌，她的反抗纯粹是出于本能的，那种反抗就是陈白露心底最真的自己，所以她才会对小东西打金八的那一掌说：“打得好！”这是当下的陈白露对心中潜藏的那个骄傲、自负、有反抗意识的“本我”的激赏。
然而，在那个华丽的旅店里待了不过半天，她已和十二小时前的模样大改了，穿着白露的玫瑰紫的旧旗袍，还是肥大，一望而知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乌黑的头发垂下来，白净的脸上两块喜饼大的红胭脂，眼睛凸成金鱼的那样大。一半因为这几天哭多了，一半因为四周的新奇使她有些迷惑。她望着白露和李太太一声也不响，如同涂彩的泥娃娃立在那里，所有的改变都是先从外表开始的。仅仅过了十二小时，这个眼睛还是哭肿的小女孩已经对都市生活表现出新奇和迷惑。如果贫穷和饥饿可以使人堕落，那么金钱诱惑下产生的潜藏欲望为什么不可以是人走向堕落的催化剂呢？这个小女孩身上也有着和当初陈白露一样的爱美、骄傲的本性。如果黑三的毒打催生的是她内心的反抗意识，那么亲眼见证和之前环境截然不同的纸醉金迷的十二小时就有可能是她走向迷途的推手。当然，曹禺没有安排给这个人物内心选择的机会，而是直接通过外界环境的压力让小东西走向毁灭。所以，陈白露式的矛盾“自我”并没有在小东西身上上演，但她却是陈白露内心本我的那个现实写照。从这个角度上说，陈白露竭力拯救小东西的行动也是另一形式的自我救赎。
三、集体环境作用下的人格矛盾
只要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经典人物形象，它总是复杂和丰富的，自然也总能引起人们的探讨和争论。自从《日出》问世以来，关于陈白露形象的争鸣从未停止过。如果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观点去解析这个人物，可能对于她的悲剧就能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简单来说，《日出》表现的是一幕人性的悲剧。曹禺出于戏剧舞台演出形式的需要将剧中人物的内心矛盾放大了。而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矛盾人格使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比其他人物更多的艺术魅力的研究价值。
作为一名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陈白露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抽烟、喝酒、打牌、嘲弄着男人，然而当她发现拯救小东西的计划失败时，她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于是，在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下终于依稀可见她的真情流露。她聪明但又糊涂，她自负又软弱。这都是她内心多个自我的反映。如果她最终屈从于某个“自己”，也许她的悲剧就不存在了。曹禺赋予她受过个性解放洗礼的知识女性的身份，于是她比翠喜和小东西多了一些可以立足于社会、抵抗命运的资本；但同时又在她潜意识的本我人格中加入了虚荣、任性、自负的因素，于是产生了理想人格和现实自我的落差。随着剧情的推进，这种落差越来越大，突破了她心理承受的底线，陈白露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矛盾性格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也有它所概括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弗洛伊德在他发表的《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提到：“当一个人处在某个集体中时，他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格特点。他会变得感情用事、责任心下降、良心消失、智能减退。他身上原来被压抑着的那些无意识本能现在统统得到释放，会使他干出一些以前不会干或者不敢干的事情，这些行为是不符合他原来的性格的。”陈白露生存的那个环境，也就是曹禺想要表现的那个时代，是经历过“五四”的洗礼、追求个性解放但同时又受金钱统治、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集体”，她因为早年的贫苦出身而对都市生活有着迷恋，但真正导致她堕落的还是她在过往和现在的对比下产生的“不甘心”，由此才开启她隐藏在交际花身份下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在她成为交际花之前对传统婚姻有过幻想，当那一切都化为泡影后，剩下的就是千帆过尽的苍凉。而在此期间集体环境的糜烂更像是她走向堕落的推手，她目睹了城市人的荒唐无耻后用“虚荣”维系着自己最后的心理平衡：“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陈白露所做的一切离经叛道的事都是“那些无意识本能的释放”，代表的其实是都市女性在城市物质生活的冲击下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背离，或者说是名利社会对潜意识中隐藏的人性欲望的激发。无怪乎有研究者认为，曹禺所有的作品都毫无例外地肇始于被他称为“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情爱情结。笔者以为，这也可以作为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对《日出》这部戏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 [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曹禺.曹禺选集·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曹禺.曹禺选集.《日出》（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鲍昌.爱情心理学·序言[M].林克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5] [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赵鑫珊，周玉明.人脑·人欲·都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弗洛伊德 三重人格结构 陈白露 都市欲望
文学是关于人的艺术，自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产生那天起，无数文艺评论家将其运用在文学作品的人物批判中。也许那些作家在创作时，并不像后人分析得那样复杂，那些流自作者心底的文字是长期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的产物，是他们内心情感和思想碰撞的结果。但不能否认，“人格结构”理论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成功解答了作品人物的动机和心态，对我们解读作品思想内涵功不可没；同时弗洛伊德之后的作家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在创作中深深打上了“弗洛伊德”烙印。
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于1936年创作的戏剧《日出》不知是否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剧中人物陈白露身上明显表现出弗洛伊德理论中“三重人格”的相关特征。可以说，陈白露的悲剧就是她内心和现实的两个自我的冲突导致的悲剧，也正是这发自内心的矛盾冲突搭建起了《日出》戏剧的基本骨架。同时，作者曹禺还对都市女性在金钱欲望冲击下的自我定位与命运表示关注，陈白露的每一次人格变迁和心理矛盾都是在浓重的都市欲望的作用下进行的。因此要分析陈白露的复杂性格，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环境下来考察，这样才能对陈白露的心理动机和悲剧结局作合理的解释。
一、陈白露的三重人格映射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指出：“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弗洛伊德提出“自我”“本我”“超我”三个心理学上的专有名词。简单地说，本我就是属于人潜意识“管辖”的部分，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对应的是人的原始欲望，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陈白露的本我是她内心最隐蔽的东西。有人认为陈白露在成为“陈白露”之前是“竹均”，就是说她在还没有被都市欲望影响之前她的本质是纯洁、善良的。笔者认为，弗洛伊德强调人性的本质也就是潜意识领域的东西都是带有需求性的，是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存在的性格。陈白露在作为“竹均”时固然是美好、单纯的，但那是她在成长环境作用下形成的人格。后来这部分人格作为她的理想标准意识到了自己的堕落，使得自己周旋在名利圈中的生活倍感痛苦，这才有了与现实中那个“自我”的心理矛盾。因此，“竹均”的形象，也就是过去的陈白露其实是“超我”的映射。“竹均”虽然已经成了过去式，但是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存在还留在陈白露心中，只是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淡去。如果不是诗人方达生的出现，陈白露大概会渐渐淡忘曾经的自己。陈白露对于过去的自己是留恋的，也很希望能回去，这部分想法是因为她简单、快乐的童年；曾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成长的背景在告诫、谴责着她当下的身份。这是与现状冲突的理想人格“超我”在起作用。
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与方达生有着青梅竹马的情谊，是爱华女校的高才生，受过良好教育。但后来她的父亲死了，这个突然的变故给她的人生划出了另一个阶段。她说过：“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去。”后来她来到大都市，当过电影明星、红舞女，最后成了当红交际花。从她的奋斗经历来看，我们能看到的是她的聪明、美丽、大方、自负、骄傲、爱美、任性。她有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当时清高的性格。但至于她是否具有新时代下女性解放的人格特征则不能就此作出判断。
弗洛伊德特别指出，意识和潜意识部分的界限可能并不那么清晰：“迄今，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的向导是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区分标志；最终我们会看到这个区分标志的意义是多么含混不清。”陈白露的人物形象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最初的陈白露固然是美好的，这是她先天的“本我”和后来所受教育形成的“超我”的共同作用。但笔者认为陈白露的“本我”还是以享乐至上，兼有都市人浮华虚荣为主的人格成分。曹禺并没有呈现陈白露在一步步走向堕落时的复杂心态。虽然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十多岁少女背井离乡、独自闯荡的巨大生存压力，但同时陈白露这个人物在潜意识部分一定也与都市环境存在共性，这才会有对方达生的拯救的拒绝和对都市生活的不能自拔。“本我”和“超我”的共同作用，才是导致陈白露性格悲剧的根源。
“自我”是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受现实的限制，并促使人学习如何在现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陈白露的“自我”就是她在现实与内心矛盾冲突中勉力维持着平衡，在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中艰难求生的自己。弗洛伊德在解释“自我”时提到了“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自居作用”。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处理好“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显然，陈白露的悲剧就在于她寻求两者的心理平衡时导致的失败，“超我”的诉求在都市欲望作用下与“本我”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陈白露的自杀悲剧。
二、角色间的替代性满足
在被作者曹禺称为“《日出》的心脏”的第三幕，是专门为翠喜和小东西这两个角色树牌坊、唱挽歌的。她们和核心人物陈白露一样，是被作者赋予极大同情的女性角色。一个是“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已经被人欺凌到几乎完全麻木”的老妓女；一个是“有十五六岁的样子”的“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两个人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遭人蹂躏、践踏的对象，是曹禺所谓的“可怜的动物”。从根本上来说，她们从事的职业与陈白露高级交际花的角色并无实质区别。这两个人物各自分担了陈白露复杂性格的其中一面，可以说是作者从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中抽离出的在另一种环境下“本我”和“自我”的两种存在形式。
（一）自我的替代——花翠喜的妾妇之道
恩格斯将一类人归为不具备“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空心人物。很显然，花翠喜正是恩格斯所形容的这类人，正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当了妓女的花翠喜才不得不在从事与正统观念格格不入的卖淫生涯的同时，把一颗空虚麻木的灵魂寄托在宗教神道的祭坛上。花翠喜在本质上选择的是与陈白露一样的矛盾的“自我”，然而不同的是她是完全放弃了为“人”的傲骨，以“人是贱骨头”的低姿态决绝于伦理纲常之外：“你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讲脸。”指引她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妾妇之道，她甚至拿这个来安慰小东西：“你年轻，你还有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从了良，养个大小子就快活一辈子。” 弗洛伊德对“罪恶感”的解释是：“它建立在自我和自我典范之间的紧张之上，它是自我用它的批判能力进行谴责的表现。”所以，在这种“罪恶感”的作用下花翠喜有时也会表现出“不耐心”和“不烦受”的另一种反抗性格，然而这种反抗性却是以执拗地神往良家妇女的家庭生活为基础的：“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来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就这一点决定了她作为男权社会的精神奴役的反抗永远是不彻底的，这种“罪恶感”所起的自我约束永远与她的妥协性结合在一起。这种矛盾的“自我”也是陈白露在另一种环境和成长背景下可能的存在形式。
（二）本我的替代——小东西的贞节牌坊
小东西的成长经历与陈白露颇为相似：早年丧母，父亲横死，她自己在无依无靠中流落到金八手下的流氓头黑三手中，并被金八垂青，却在被金八施暴时因为“实在是怕他”就狠狠地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作为惩罚，黑三等人饿了她一天还毒打她一顿，走投无路的小东西终于从黑三那里逃了出来，跪倒在陈白露面前乞求拯救。面对有着这样一番经历的小东西，陈白露忘记自己醉生梦死，同时也是朝不保夕的生活毅然伸出援手，并认她做了干女儿。她大概是在面对这个小女孩儿时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至少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眼中的勇气、骄傲、自尊和十六岁那年的自己是一样的。小东西面对金八等人的欺凌，她的反抗纯粹是出于本能的，那种反抗就是陈白露心底最真的自己，所以她才会对小东西打金八的那一掌说：“打得好！”这是当下的陈白露对心中潜藏的那个骄傲、自负、有反抗意识的“本我”的激赏。
然而，在那个华丽的旅店里待了不过半天，她已和十二小时前的模样大改了，穿着白露的玫瑰紫的旧旗袍，还是肥大，一望而知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乌黑的头发垂下来，白净的脸上两块喜饼大的红胭脂，眼睛凸成金鱼的那样大。一半因为这几天哭多了，一半因为四周的新奇使她有些迷惑。她望着白露和李太太一声也不响，如同涂彩的泥娃娃立在那里，所有的改变都是先从外表开始的。仅仅过了十二小时，这个眼睛还是哭肿的小女孩已经对都市生活表现出新奇和迷惑。如果贫穷和饥饿可以使人堕落，那么金钱诱惑下产生的潜藏欲望为什么不可以是人走向堕落的催化剂呢？这个小女孩身上也有着和当初陈白露一样的爱美、骄傲的本性。如果黑三的毒打催生的是她内心的反抗意识，那么亲眼见证和之前环境截然不同的纸醉金迷的十二小时就有可能是她走向迷途的推手。当然，曹禺没有安排给这个人物内心选择的机会，而是直接通过外界环境的压力让小东西走向毁灭。所以，陈白露式的矛盾“自我”并没有在小东西身上上演，但她却是陈白露内心本我的那个现实写照。从这个角度上说，陈白露竭力拯救小东西的行动也是另一形式的自我救赎。
三、集体环境作用下的人格矛盾
只要是一个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经典人物形象，它总是复杂和丰富的，自然也总能引起人们的探讨和争论。自从《日出》问世以来，关于陈白露形象的争鸣从未停止过。如果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观点去解析这个人物，可能对于她的悲剧就能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简单来说，《日出》表现的是一幕人性的悲剧。曹禺出于戏剧舞台演出形式的需要将剧中人物的内心矛盾放大了。而正是这种被放大了的矛盾人格使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比其他人物更多的艺术魅力的研究价值。
作为一名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陈白露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抽烟、喝酒、打牌、嘲弄着男人，然而当她发现拯救小东西的计划失败时，她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于是，在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下终于依稀可见她的真情流露。她聪明但又糊涂，她自负又软弱。这都是她内心多个自我的反映。如果她最终屈从于某个“自己”，也许她的悲剧就不存在了。曹禺赋予她受过个性解放洗礼的知识女性的身份，于是她比翠喜和小东西多了一些可以立足于社会、抵抗命运的资本；但同时又在她潜意识的本我人格中加入了虚荣、任性、自负的因素，于是产生了理想人格和现实自我的落差。随着剧情的推进，这种落差越来越大，突破了她心理承受的底线，陈白露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矛盾性格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也有它所概括的深刻的社会内容。
弗洛伊德在他发表的《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提到：“当一个人处在某个集体中时，他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格特点。他会变得感情用事、责任心下降、良心消失、智能减退。他身上原来被压抑着的那些无意识本能现在统统得到释放，会使他干出一些以前不会干或者不敢干的事情，这些行为是不符合他原来的性格的。”陈白露生存的那个环境，也就是曹禺想要表现的那个时代，是经历过“五四”的洗礼、追求个性解放但同时又受金钱统治、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集体”，她因为早年的贫苦出身而对都市生活有着迷恋，但真正导致她堕落的还是她在过往和现在的对比下产生的“不甘心”，由此才开启她隐藏在交际花身份下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在她成为交际花之前对传统婚姻有过幻想，当那一切都化为泡影后，剩下的就是千帆过尽的苍凉。而在此期间集体环境的糜烂更像是她走向堕落的推手，她目睹了城市人的荒唐无耻后用“虚荣”维系着自己最后的心理平衡：“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陈白露所做的一切离经叛道的事都是“那些无意识本能的释放”，代表的其实是都市女性在城市物质生活的冲击下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背离，或者说是名利社会对潜意识中隐藏的人性欲望的激发。无怪乎有研究者认为，曹禺所有的作品都毫无例外地肇始于被他称为“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情爱情结。笔者以为，这也可以作为从弗洛伊德心理学角度对《日出》这部戏的最好注解。
参考文献：
[1] [奥地利]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曹禺.曹禺选集·日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曹禺.曹禺选集.《日出》（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鲍昌.爱情心理学·序言[M].林克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5] [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赵鑫珊，周玉明.人脑·人欲·都市[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