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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充满关切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当代伊朗人的生存状态，拍摄手法与电影风格紧密结合，电影里所揭示的信仰与现世的双重挣扎，敏锐地触及了现实社会中伊朗人在内心深处的灵魂与道德拷问。
[关键词] 《一次别离》；艺术本质；生存状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3.024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获得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84届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25项国际大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由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讲述了一对即将分离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自身的去留以及流产的女佣等诸多问题，导致他们在宗教、道德、法律的纠结中痛苦的挣扎。电影的最后，在法院里等待离婚结果与女儿抉择的两人默默相望，无言以对。
电影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充满关切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当代伊朗人的生存状态，看似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实质涵盖了整个伊朗社会的现状，将亲情与伦理、道德与法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化的影片所唤起的现实就要比它实际上所标绘的现实内容更为丰富”。①
电影通过写实的表现手法、张弛结合的节奏、温和而深邃的思考，从细微、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善良与圣洁。“成功的做到表面上简单的叙事方式讨论了复杂的社会、道德、心理命题，其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少有其它影片所能做到。几位演员的表演在近距离的镜头前显得真实且充满深度，快节奏的剪辑方式帮助影片保持情节的紧凑。”②电影并非充满了宏大的叙事构架，而是专注的关心“人”本身。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反映了伊朗人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挣扎。年迈病重的父亲，无法割舍的纳德，渴望并愿意接受现代化去国外生活的西敏，忧伤、沉默、茫然不知所措、始终在父母双方两难选择中苦苦挣扎的女儿，颇具隐喻意味。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说：“电影涵盖了诸多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影片开头，即呈现出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场面，男女主人公在婚姻法庭上针锋相对，展开争辩，为全片铺设了争执与冲突的基调。电影中每一次冲突都绷紧到了观众心理承受的边缘 。矛盾的背后，都牵涉着传统、道德、伦理、人性、法律、宗教、乃至生存的残酷窘境，多层矛盾纵横交错，紧紧围绕着故事的主线深入延展。
电影叙事用以小见大的方式，环环相扣，将两条平行线融在了一起，演绎一个令人纠结的故事。电影视听语言运用精巧，与内容结合紧密。从拍摄手法来讲，全片几乎全部手持摄影，产生出晃动、不稳定感。长焦距镜头压缩了空间，虚实结合，突出主体，同时不免让观众产生窒息、压迫感。前景总是设置障碍物，表现出人物之间交往的阻隔，缺乏沟通。 镜头角度以平视为主，是日常生活状态的呈现。在场景的运用上，内景大多是墙板、隔间和各式各样的门，外景嘈闹的街道和公共场所纷繁杂乱的场面，渲染了气氛，也隐喻了某种隔阂与内心的烦躁。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的所有内容都是在做好了布置与设计的环境下拍摄出来的，在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不断的争取和努力之下，他们曾去了几个真实的场景地进行取景，但不允许拍摄。法哈蒂形容道：“比如说和法官的办公室以及法庭有关的内容，虽然这样的地方都是不允许进行拍摄的，但我们在两座废弃的学校重新建造了一模一样的背景，几乎逼真到了连细节都一一呈现的地步，让你仿佛真的置身在了庄严、神圣的法庭当中，接受道德的审判。”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的人物之间关系其实比较简单，所表现人物具有代表性，老人和孩子在任何一种社会构成中都属于弱势群体。纳德的父亲，那个微微颤抖着嘴唇、行动迟缓的老人，让人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在西敏打算离家出走时，老人紧紧地拽着她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没有言语，表现出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依恋。
阿斯哈?法哈蒂解释道：“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婚姻无疑只是其中的一个存在形式，这个与时代或社会的不同分布是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而且探讨这种命题的故事，与文化和地点也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其实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最复杂的组成部分而已，在我看来，这种主题正好可以令这部影片被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所接受，而无需受到像地理环境、文化氛围或语言这样的客观条件的划分和限制。”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如同大部分伊朗电影一样，冷静而客观的镜头在本分地讲着故事，不矫情、不煽情，不娇柔、不做作。没有炫目的特技，没有华丽的场面，展现的是最朴素的生活状态，表达的却是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故事本身，便已包容一切。”
电影中，人物空间距离的设置，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关系。在家中，门隔开，男女主人公分坐两边。片尾，男女主人公分开坐，即使身边空着椅子也不坐在一起，走廊中的门将两人隔开，以表现两人情感的距离。电影节奏的形成，靠镜头语言传达出来，如老人走丢，跑到街上，前景穿越的汽车营造危险，紧张的气氛，加强观众心理节奏。除片尾出字幕时，全片没有用无声源的音乐，体现出生活的质感，并加强现实感。通过音响、人声，传达出人物心境的烦闷与压抑。片头片尾形成呼应，都是现实时空中的声音，延续人物动作，彰显电影风格。
电影中的每个人都有苦衷，却没有善与恶的鲜明对比。即使在矛盾激化后，双方家庭对峙时，他们的女儿还在屋外嬉笑玩耍。所有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无意伤害他人，但大家心中都有一些自私、胆怯。钟点工女佣无奈隐瞒胎儿死亡的真正原因，纳德隐瞒他推女佣的事实，女儿流泪对法官撒谎以保护父亲，电影里所揭示的信仰与现世的双重挣扎，敏锐地触及了现实社会中伊朗人在内心深处的灵魂与道德拷问。
电影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抓住了艺术最本质的意义，即对人的生存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影片中的两个小孩，瑞兹的女儿跟着母亲，寄人篱下，为生计奔波，看到母亲带着身孕仍然工作，在公车上颠簸，在纳德家为维护清白争吵，被推出门外，摔下楼梯。在影片最后，她看到母亲要面对古兰经发誓时，失声痛哭，这些深深地刺激着她年幼的心灵。相对而言，纳德夫妇的女儿，虽然生活在较富裕的家庭，可她的精神世界也同样是彷徨孤冷，纯洁的心灵因为父亲的谎言而蒙上了怀疑和羞愧，却又为了帮父亲免除牢狱之灾，无可奈何地成了谎言的帮凶。
女佣瑞兹怀着身孕，但是为了挣钱替丈夫还债，偷偷出来工作，承受了极其艰苦的身体劳动和心灵煎熬。瑞兹焦虑地看着生活不能自理的的老人，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压低声音询问“宗教上允不允许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年迈的异性擦洗”？并叮嘱女儿不要把这一举动告诉父亲，通过给纳德父亲换裤子行为，表明女佣瑞兹的宗教信仰观念，以及善良的本性和对工作的负责。《别离》也可看作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家庭的成员中有四位女性，其中两位是小女孩，她们从未缺席，西敏和女儿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她们相拥而泣时，更像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支持，仿佛是对男权社会的呐喊。
西敏要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女儿，会像她一样，在国内不受尊重，限制重重，希望离开父权制度的国家，接收西方教育。伊朗社会中，男性是权力中心，正如电影中一句对话，瑞兹丈夫吼道：“你们怎敢雇佣未经丈夫批准的女人当佣人”！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没有用仰视的眼光看人性的伟大，也没有用俯视的角度看社会的阴暗，他只是平视、淡定地审视着整个社会，饱含着一种最为深切的悲悯和追索。《别离》用两个家庭日常生活演变出的悲剧，反映民众的生存困境，继而辐射到全球不分地域和种族的人性本质。
全片结尾处，一家三口又回到了开始时的婚姻法庭。法官听取女儿最终选择，愿跟随父母哪一方生活，女儿含泪不肯说出，做着痛苦的抉择，导演将镜头转到法庭外的长廊，夫妻两人门外埋头静候裁决，他们表面平静，内心焦虑。走廊里，前后景人物行色匆匆，大家所遇到的事情何尝不一样呢？
割舍的无奈，放弃的不甘，选择的茫然与沉重，以及对前景无法把握却不能拒绝的迷惘与伤痛之后，爱与残酷同时书写，导演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表明生活在继续，窘困依旧，把思考留给观众。
注释
①齐格佛里德?克拉考尔（德）.电影的本性.[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9
②伊朗的密码 金熊奖《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J] 电影世界，2011(3)
作者简介
魏晓军(1973年3月— )，男，副教授，电影学专业，北京电影学院硕士。工作单位：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
[关键词] 《一次别离》；艺术本质；生存状态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3.024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获得第61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84届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25项国际大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由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讲述了一对即将分离的夫妻纳德和西敏，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自身的去留以及流产的女佣等诸多问题，导致他们在宗教、道德、法律的纠结中痛苦的挣扎。电影的最后，在法院里等待离婚结果与女儿抉择的两人默默相望，无言以对。
电影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充满关切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当代伊朗人的生存状态，看似在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实质涵盖了整个伊朗社会的现状，将亲情与伦理、道德与法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化的影片所唤起的现实就要比它实际上所标绘的现实内容更为丰富”。①
电影通过写实的表现手法、张弛结合的节奏、温和而深邃的思考，从细微、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人性的善良与圣洁。“成功的做到表面上简单的叙事方式讨论了复杂的社会、道德、心理命题，其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少有其它影片所能做到。几位演员的表演在近距离的镜头前显得真实且充满深度，快节奏的剪辑方式帮助影片保持情节的紧凑。”②电影并非充满了宏大的叙事构架，而是专注的关心“人”本身。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反映了伊朗人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挣扎。年迈病重的父亲，无法割舍的纳德，渴望并愿意接受现代化去国外生活的西敏，忧伤、沉默、茫然不知所措、始终在父母双方两难选择中苦苦挣扎的女儿，颇具隐喻意味。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说：“电影涵盖了诸多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
影片开头，即呈现出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场面，男女主人公在婚姻法庭上针锋相对，展开争辩，为全片铺设了争执与冲突的基调。电影中每一次冲突都绷紧到了观众心理承受的边缘 。矛盾的背后，都牵涉着传统、道德、伦理、人性、法律、宗教、乃至生存的残酷窘境，多层矛盾纵横交错，紧紧围绕着故事的主线深入延展。
电影叙事用以小见大的方式，环环相扣，将两条平行线融在了一起，演绎一个令人纠结的故事。电影视听语言运用精巧，与内容结合紧密。从拍摄手法来讲，全片几乎全部手持摄影，产生出晃动、不稳定感。长焦距镜头压缩了空间，虚实结合，突出主体，同时不免让观众产生窒息、压迫感。前景总是设置障碍物，表现出人物之间交往的阻隔，缺乏沟通。 镜头角度以平视为主，是日常生活状态的呈现。在场景的运用上，内景大多是墙板、隔间和各式各样的门，外景嘈闹的街道和公共场所纷繁杂乱的场面，渲染了气氛，也隐喻了某种隔阂与内心的烦躁。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的所有内容都是在做好了布置与设计的环境下拍摄出来的，在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不断的争取和努力之下，他们曾去了几个真实的场景地进行取景，但不允许拍摄。法哈蒂形容道：“比如说和法官的办公室以及法庭有关的内容，虽然这样的地方都是不允许进行拍摄的，但我们在两座废弃的学校重新建造了一模一样的背景，几乎逼真到了连细节都一一呈现的地步，让你仿佛真的置身在了庄严、神圣的法庭当中，接受道德的审判。”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的人物之间关系其实比较简单，所表现人物具有代表性，老人和孩子在任何一种社会构成中都属于弱势群体。纳德的父亲，那个微微颤抖着嘴唇、行动迟缓的老人，让人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在西敏打算离家出走时，老人紧紧地拽着她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没有言语，表现出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依恋。
阿斯哈?法哈蒂解释道：“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婚姻无疑只是其中的一个存在形式，这个与时代或社会的不同分布是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而且探讨这种命题的故事，与文化和地点也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其实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最复杂的组成部分而已，在我看来，这种主题正好可以令这部影片被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所接受，而无需受到像地理环境、文化氛围或语言这样的客观条件的划分和限制。”
《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如同大部分伊朗电影一样，冷静而客观的镜头在本分地讲着故事，不矫情、不煽情，不娇柔、不做作。没有炫目的特技，没有华丽的场面，展现的是最朴素的生活状态，表达的却是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故事本身，便已包容一切。”
电影中，人物空间距离的设置，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关系。在家中，门隔开，男女主人公分坐两边。片尾，男女主人公分开坐，即使身边空着椅子也不坐在一起，走廊中的门将两人隔开，以表现两人情感的距离。电影节奏的形成，靠镜头语言传达出来，如老人走丢，跑到街上，前景穿越的汽车营造危险，紧张的气氛，加强观众心理节奏。除片尾出字幕时，全片没有用无声源的音乐，体现出生活的质感，并加强现实感。通过音响、人声，传达出人物心境的烦闷与压抑。片头片尾形成呼应，都是现实时空中的声音，延续人物动作，彰显电影风格。
电影中的每个人都有苦衷，却没有善与恶的鲜明对比。即使在矛盾激化后，双方家庭对峙时，他们的女儿还在屋外嬉笑玩耍。所有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每个人都无意伤害他人，但大家心中都有一些自私、胆怯。钟点工女佣无奈隐瞒胎儿死亡的真正原因，纳德隐瞒他推女佣的事实，女儿流泪对法官撒谎以保护父亲，电影里所揭示的信仰与现世的双重挣扎，敏锐地触及了现实社会中伊朗人在内心深处的灵魂与道德拷问。
电影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抓住了艺术最本质的意义，即对人的生存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影片中的两个小孩，瑞兹的女儿跟着母亲，寄人篱下，为生计奔波，看到母亲带着身孕仍然工作，在公车上颠簸，在纳德家为维护清白争吵，被推出门外，摔下楼梯。在影片最后，她看到母亲要面对古兰经发誓时，失声痛哭，这些深深地刺激着她年幼的心灵。相对而言，纳德夫妇的女儿，虽然生活在较富裕的家庭，可她的精神世界也同样是彷徨孤冷，纯洁的心灵因为父亲的谎言而蒙上了怀疑和羞愧，却又为了帮父亲免除牢狱之灾，无可奈何地成了谎言的帮凶。
女佣瑞兹怀着身孕，但是为了挣钱替丈夫还债，偷偷出来工作，承受了极其艰苦的身体劳动和心灵煎熬。瑞兹焦虑地看着生活不能自理的的老人，犹豫再三还是拿起了电话，压低声音询问“宗教上允不允许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年迈的异性擦洗”？并叮嘱女儿不要把这一举动告诉父亲，通过给纳德父亲换裤子行为，表明女佣瑞兹的宗教信仰观念，以及善良的本性和对工作的负责。《别离》也可看作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电影，家庭的成员中有四位女性，其中两位是小女孩，她们从未缺席，西敏和女儿的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她们相拥而泣时，更像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相互支持，仿佛是对男权社会的呐喊。
西敏要移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女儿，会像她一样，在国内不受尊重，限制重重，希望离开父权制度的国家，接收西方教育。伊朗社会中，男性是权力中心，正如电影中一句对话，瑞兹丈夫吼道：“你们怎敢雇佣未经丈夫批准的女人当佣人”！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没有用仰视的眼光看人性的伟大，也没有用俯视的角度看社会的阴暗，他只是平视、淡定地审视着整个社会，饱含着一种最为深切的悲悯和追索。《别离》用两个家庭日常生活演变出的悲剧，反映民众的生存困境，继而辐射到全球不分地域和种族的人性本质。
全片结尾处，一家三口又回到了开始时的婚姻法庭。法官听取女儿最终选择，愿跟随父母哪一方生活，女儿含泪不肯说出，做着痛苦的抉择，导演将镜头转到法庭外的长廊，夫妻两人门外埋头静候裁决，他们表面平静，内心焦虑。走廊里，前后景人物行色匆匆，大家所遇到的事情何尝不一样呢？
割舍的无奈，放弃的不甘，选择的茫然与沉重，以及对前景无法把握却不能拒绝的迷惘与伤痛之后，爱与残酷同时书写，导演用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表明生活在继续，窘困依旧，把思考留给观众。
注释
①齐格佛里德?克拉考尔（德）.电影的本性.[M]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9
②伊朗的密码 金熊奖《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J] 电影世界，2011(3)
作者简介
魏晓军(1973年3月— )，男，副教授，电影学专业，北京电影学院硕士。工作单位：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