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其政治参与思想博大精深。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位一体的时间向度和价值向度阐释和论述了宏观广义的政治参与理念，并预见和设想了未来理想社会政治参与的实践与框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有助于克服当代政治参与在认知和实践上存在的误区或矛盾，也为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指明了根本价值取向和具体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科学意蕴；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56-04
在马克思恩格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政治参与思想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其科学的判断力、犀利的洞察力，在社会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基础上，阐释和论述了宏观广义的政治参与理念，并预见和设想了未来理想社会政治参与的实践与框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思想体系。党的十八大着重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对于全面把握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特点和未来走向，进一步推动政治参与活动朝着自主性、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科学意蕴
囿于时代和历史实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政治参与问题作专门的系统研究，但是可以追寻到一些政治参与思想渊源，有关政治参与的思想散见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政权、政治民主、公民权利的论述之中。概括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具有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种向度，这种三位一体的时间向度和价值向度构成了理解马克思政治参与思想核心体系和核心内容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政治参与是生产力发展和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政治参与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选择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一把金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3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生活总是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也属于上层建筑，是公民民主权利的现实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权利是一种关系，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决定的。公民行使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既受上层建筑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民主精神、民主观念的制约，也受上层建筑中的政治设施、政治制度的影响，还受制于主体的民主习惯、民主知识、民主能力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政治参与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必然要求，具有社会选择性。恩格斯曾论述了北美易洛魁人的原始民主参与的特征。他认为，这种原始民主参与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劳动平等性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不具有任何政治意识。政治参与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依靠社會的制度安排。马克思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出现，是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商品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到观念上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表现在制度上就是民主政治制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用议会制代替君主制、用选举制代替世袭制、用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参与活动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社会掌握了生产资料，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并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总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政治参与的发展本质上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撇开了生产力来谈论政治参与问题，政治参与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基础就无从谈起。
2.利益驱动——政治参与的条件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追求利益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力，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谋求利益的手段。人们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有层次不同、对象各异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导致比较强烈、持久的目的时，就表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2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03马克思还指出了利益矛盾及其起因，“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208“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8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参与的内驱力蕴含在人们的这种利益关系中，利益驱动是政治参与行为多种动因中最首要的动因，利益的获取途径及来源深刻影响着政治参与主体的现实行为方式。换句话说，人民之所以参与政治，是“为了通过控制和影响公共权威来维护或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使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取利益”。[3]119毋庸置疑，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利益具有根本的性质，它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216
利益决定、支配政治权力、政治活动，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如招摇过市的竞选、讨价还价的院外活动、愤怒的罢工和游行、背地里的拉拢和收买等，都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谋求利益的途径。对这些改头换面的形式，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在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政治参与不是出自“理性”、“本能”、“理智”这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原因，而是建立在切实的物质利益至上的。因此从利益驱动这一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因来看，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转化，以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 3.虚假性和不彻底性——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参与的阶级实质和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鲜明特征在于透彻剖析和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参与。马克思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参与纳入到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肯定它和封建专制主义相比是历史的进步。在封建社会漫长的时期里，君主制政体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政治日益成为极少数人的“私域”，人们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日益被剥夺。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制度内部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发动了一场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且越来越多地为争取普遍的参与权作斗争，要求以平等的契约关系代替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与政治参与形式时，从没有否定作为民主的要素，如“议会制”、“选举”、“监督”以及“罢免”等权利和制度本身，相反，他们常常论及这些权利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另一方面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参与的虚假性和不彻底性。首先， 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统治实质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4]717“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274其次，揭示资本主义政治参与具有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矛盾， 即政治国家领域中的平等仅仅是个表象，而市民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却是真实的。[2]344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宣称是全民的民主，但那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享有民主参与权利，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来说，政治实际上成为他们无法真正涉入的“彼岸领域”。譬如，虽然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上宣告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它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这些实际差别发挥其特殊作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权，更谈不上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公民政治上的平等。
4.人民当家作主——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本质、价值、境界。马克思遵循“人组成社会”、“社会决定國家”、“人民收回国家权力”的观点和思路，得出了“人民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政治性结论。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现代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市民社会私人利益要求的手。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5]145因此，要使现代国家及其政府的公共性得以真正实现，就需要对市民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即生产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民社会是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离并且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市民社会从而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马克思还指出，国家必将由于人类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而自行消亡，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是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公共权力回归大众，也正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意义所在。
从“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就必须承认人民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阐述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剖析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才是广泛的、现实的，同样，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的、有限的政治参与相区别，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参与是真正体现民主本意的政治参与。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民主主体的最广泛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通过评价巴黎公社的实践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6]95公社实行“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真正民主制”，它代表着“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方向，它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新型民主——人民民主，即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在这一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参与，是未来理想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根本之处。
5.社会自治——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基础。社会自治是通过人民自己直接实现的人民管理制，是社会参与和制约国家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那些“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制的勤务员”，“把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6]57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管理模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全民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它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6]120
但是，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由社会全体成员无秩序地去处理和解决，广大劳动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通过“议行合一”的权力运作模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工人阶级要求得到彻底解放，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特别是自己的代表机关。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巴黎公社这种真正体现广泛民主和现实民主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实现了人民最为广泛深刻的政治参与，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变成了事实。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了公社对解放农民的作用。其中，每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他们的共同事务；各地区向国家的最高层次的公社派出代表。通过各级代表会议，人民真正行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议行合一的国家体制开创了民选机关支配行政机关的权力配置原则，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造成的代表和统治者之间的障碍。“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的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削，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利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6]102公社可以成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和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6]56可见，马克思认为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在公社中，由于真正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一致，真正的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从而使公社能够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通过以代表会议为核心的公社权力运行模式实现的社会自治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自治。 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罢免制度是人民群众实现社会自治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实现民主化、制度化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把民主选举比作人民选择“社会公仆”，认为只有人民选择的公仆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选举制是真正民主的人民普选制。“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通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6]393监督是人民民主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认为，监督是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一种重要手段。为了防止官僚腐败和权力异化的产生，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性质，必须实施监督。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使政治权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一切社会公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这样“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6]96可以看出，正是形成了“人民监督”的新型民主监督机制，人民才随时有权撤换和罢免由他们选举的代表和公职人员。
6.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价值旨归。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新人的特征，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政治参与是人民自身的需要，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政治参与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和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来说，其价值取向自然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条件。马克思主张将国家从剥削阶级手中所夺取的各种权利适时地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人民，扩大社会自主性，使人民群众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事务，有权参与制约国家的一切活动，营造使劳动者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本身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政治职能转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给全体社会提供高效的服务。政治参与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全体社会成员都应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参与政治的范围和力度都将逐步加大，它标志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际尺度。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广泛而切实的政治参与活动。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7]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9]“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5]61诚然，每个社会成员能力的全面发展，内含了政治素质、政治修养和政治能力的全面发展与提高。人民群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活动不仅是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人权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保证人在社会政治领域提高政治素质、发挥政治主动性、增强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只有在积极地、直接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践中，才能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才能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其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发展与进步的主体因素和决定力量。人是全部人类社会活动和全部历史的本质和基础，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政治参与离不开人的存在，其产生与发展需从政治参与主体即人的方面去把握。政治参与不仅有一个主动性、广泛性的数量问题，而且有一个参与者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质量问题。政治参与主体应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理解、分析、判断问题以及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等良好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民主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从政治参与主体的角度而言，主体性条件如何，直接影响到其政治参与活动的层次和目的，直接影响到政治参与行为是否有序。可以说，在政治参与中，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如果条件可能的话，政治参与主体是能够并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因而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为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指南。
1.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有助于克服当代政治参与在认知和实践上存在的误区或矛盾。从世界范围看，早在古希腊政治学说中，就已孕育着某种政治参与的思想，并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在古希腊民主社会中，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和法律活动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16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和与极权国家的斗争中民主思想的再现，政治参与思想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进入代议制民主政治时期。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自由主义推崇的代议制民主自身的各种缺陷和局限明显地凸显，扩大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政治潮流。这时，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主张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构建参与民主的民主政治新形态。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了通过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来改造民主现状的方案，但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来加以分析，更没有触及根本性的经济、阶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参与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辩证分析西方政治参与理论，更好地把握政治参与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为合理建构中国化的政治参与理论模式，即需要把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正确原则和科学方法。
政治参与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政治参与问题，其经典作家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实现民主的重要标志。在西方学者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参与压力更大，甚至有可能变成一种社会危机。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有着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其政治参与状况明显呈现出新的趋势和动向。值得注意的是，各种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层出不穷，规模趋大，使社会秩序失范问题继续蔓延，还有可能对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挑战。如果对待公民无序化政治参与仅仅保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思想上已达成共识，成为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责任。在此背景下，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如何在实践中行使以及通过哪些有效方式和渠道来具体实现，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同时，时代和社会的變迁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当今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原则，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实践模式，从而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利诉求和参与表达需要，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2.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为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指明了根本价值取向和具体路径。第一，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设立利益表达相应的制度安排，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人民群众对现实利益的感受和追求成为政治行为的基础性动力。对政治参与进行利益的还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研究公民政治参与首先要分析公民的利益诉求，重视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和利益诉求的密切联系。当今时代，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这样，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利益表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现象。在一个对利益表达没有做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就很容易导致出现“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因此，构建和谐的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利益分配问题，建立开放的、多元的民主决策机制，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使公民在有关公共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中充分表达和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供决策者调控、整合、吸取。相反，如果公民没有合理的、健全的利益表达体制和机制，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就无从谈起，群众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和保障，社会矛盾与冲突就难以缓解和避免，全社会和谐相处的政治局面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治的直接参与和代表制的间接参与方式，积极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自治的思想，勾勒了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即由人民参与政治管理，逐步实现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从这一点看，它为积极推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根基和目标，国家要承认社会的独立性，须给予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权，有效地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国家不仅要发展社会的自治力量，而且还必须发展基层社会中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政府的力量，在保持基本自治的基础上积极与国家进行互动，这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力量所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管理是实行人民自治的重要保障，国家在承认社会独立性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国家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和必要干预。因此，国家权力下放基层社会，给予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权的同时，还要对社会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引导。与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政治参与的实质，而且也十分注重政治参与的形式，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自治的直接参与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方式之一，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在每个层面都实现自治形式，代表制的间接参与方式就成为了必然。马克思指出，直接民主应该与人民代表制相结合，在实现手段上，通过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普遍参与、管理包括立法在内的各项社会活动，是代表制的主要间接参与方式和内容。当前，特别是在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乡镇政权治理体制的变革和转换问题、乡镇政府权力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问题、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基层群众参与自治的路径和渠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不予以正视或处理不好，就会制约和约束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60.
[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33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125.
[9]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223.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科学意蕴；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056-04
在马克思恩格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政治参与思想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其科学的判断力、犀利的洞察力，在社会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基础上，阐释和论述了宏观广义的政治参与理念，并预见和设想了未来理想社会政治参与的实践与框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参与思想体系。党的十八大着重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对于全面把握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特点和未来走向，进一步推动政治参与活动朝着自主性、制度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科学意蕴
囿于时代和历史实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政治参与问题作专门的系统研究，但是可以追寻到一些政治参与思想渊源，有关政治参与的思想散见于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政权、政治民主、公民权利的论述之中。概括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参与问题的关注具有历史、现实和未来三种向度，这种三位一体的时间向度和价值向度构成了理解马克思政治参与思想核心体系和核心内容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政治参与是生产力发展和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政治参与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选择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的一把金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1]3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生活总是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也属于上层建筑，是公民民主权利的现实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权利是一种关系，它从来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归根到底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决定的。公民行使政治参与的民主权利，既受上层建筑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民主精神、民主观念的制约，也受上层建筑中的政治设施、政治制度的影响，还受制于主体的民主习惯、民主知识、民主能力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政治参与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必然要求，具有社会选择性。恩格斯曾论述了北美易洛魁人的原始民主参与的特征。他认为，这种原始民主参与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劳动平等性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不具有任何政治意识。政治参与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依靠社會的制度安排。马克思认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出现，是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商品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到观念上就是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表现在制度上就是民主政治制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用议会制代替君主制、用选举制代替世袭制、用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参与活动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只有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社会掌握了生产资料，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并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总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政治参与的发展本质上是建立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撇开了生产力来谈论政治参与问题，政治参与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基础就无从谈起。
2.利益驱动——政治参与的条件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追求利益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力，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谋求利益的手段。人们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有层次不同、对象各异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导致比较强烈、持久的目的时，就表现为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2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利益推动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和进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03马克思还指出了利益矛盾及其起因，“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208“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8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参与的内驱力蕴含在人们的这种利益关系中，利益驱动是政治参与行为多种动因中最首要的动因，利益的获取途径及来源深刻影响着政治参与主体的现实行为方式。换句话说，人民之所以参与政治，是“为了通过控制和影响公共权威来维护或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使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取利益”。[3]119毋庸置疑，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利益具有根本的性质，它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216
利益决定、支配政治权力、政治活动，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如招摇过市的竞选、讨价还价的院外活动、愤怒的罢工和游行、背地里的拉拢和收买等，都不过是一定的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谋求利益的途径。对这些改头换面的形式，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在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政治参与不是出自“理性”、“本能”、“理智”这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原因，而是建立在切实的物质利益至上的。因此从利益驱动这一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因来看，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促使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转化，以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 3.虚假性和不彻底性——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参与的阶级实质和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鲜明特征在于透彻剖析和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参与。马克思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参与纳入到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肯定它和封建专制主义相比是历史的进步。在封建社会漫长的时期里，君主制政体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政治日益成为极少数人的“私域”，人们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日益被剥夺。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制度内部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发动了一场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且越来越多地为争取普遍的参与权作斗争，要求以平等的契约关系代替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与政治参与形式时，从没有否定作为民主的要素，如“议会制”、“选举”、“监督”以及“罢免”等权利和制度本身，相反，他们常常论及这些权利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另一方面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参与的虚假性和不彻底性。首先， 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统治实质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4]717“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274其次，揭示资本主义政治参与具有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敏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矛盾， 即政治国家领域中的平等仅仅是个表象，而市民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却是真实的。[2]344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宣称是全民的民主，但那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享有民主参与权利，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来说，政治实际上成为他们无法真正涉入的“彼岸领域”。譬如，虽然资产阶级国家在法律上宣告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它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这些实际差别发挥其特殊作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权，更谈不上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公民政治上的平等。
4.人民当家作主——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本质、价值、境界。马克思遵循“人组成社会”、“社会决定國家”、“人民收回国家权力”的观点和思路，得出了“人民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政治性结论。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着政治国家；现代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市民社会私人利益要求的手。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5]145因此，要使现代国家及其政府的公共性得以真正实现，就需要对市民社会自身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造。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即生产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民社会是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离并且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达到了极点，市民社会从而也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马克思还指出，国家必将由于人类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而自行消亡，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是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过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公共权力回归大众，也正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大意义所在。
从“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就必须承认人民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阐述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剖析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才是广泛的、现实的，同样，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的、有限的政治参与相区别，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参与是真正体现民主本意的政治参与。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民主主体的最广泛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通过评价巴黎公社的实践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6]95公社实行“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真正民主制”，它代表着“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方向，它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新型民主——人民民主，即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在这一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治参与，是未来理想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根本之处。
5.社会自治——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基础。社会自治是通过人民自己直接实现的人民管理制，是社会参与和制约国家的一种形式。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那些“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制的勤务员”，“把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6]57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的管理模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全民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它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6]120
但是，社会自治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由社会全体成员无秩序地去处理和解决，广大劳动人民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通过“议行合一”的权力运作模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工人阶级要求得到彻底解放，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特别是自己的代表机关。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巴黎公社这种真正体现广泛民主和现实民主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实现了人民最为广泛深刻的政治参与，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变成了事实。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了公社对解放农民的作用。其中，每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他们的共同事务；各地区向国家的最高层次的公社派出代表。通过各级代表会议，人民真正行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议行合一的国家体制开创了民选机关支配行政机关的权力配置原则，克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造成的代表和统治者之间的障碍。“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的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削，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利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6]102公社可以成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和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6]56可见，马克思认为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在公社中，由于真正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一致，真正的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从而使公社能够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通过以代表会议为核心的公社权力运行模式实现的社会自治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自治。 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和罢免制度是人民群众实现社会自治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实现民主化、制度化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把民主选举比作人民选择“社会公仆”，认为只有人民选择的公仆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选举制是真正民主的人民普选制。“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正关系”，“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通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6]393监督是人民民主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认为，监督是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一种重要手段。为了防止官僚腐败和权力异化的产生，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性质，必须实施监督。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使政治权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一切社会公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这样“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6]96可以看出，正是形成了“人民监督”的新型民主监督机制，人民才随时有权撤换和罢免由他们选举的代表和公职人员。
6.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未来社会政治参与的价值旨归。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广泛的政治参与，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描述了未来共产主义新人的特征，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政治参与是人民自身的需要，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政治参与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和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来说，其价值取向自然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社会主义政治参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条件。马克思主张将国家从剥削阶级手中所夺取的各种权利适时地交还给社会，交还给人民，扩大社会自主性，使人民群众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事务，有权参与制约国家的一切活动，营造使劳动者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本身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政治职能转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给全体社会提供高效的服务。政治参与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全体社会成员都应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参与政治的范围和力度都将逐步加大，它标志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际尺度。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广泛而切实的政治参与活动。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7]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9]“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5]61诚然，每个社会成员能力的全面发展，内含了政治素质、政治修养和政治能力的全面发展与提高。人民群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活动不仅是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人权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保证人在社会政治领域提高政治素质、发挥政治主动性、增强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只有在积极地、直接地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践中，才能满足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才能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其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发展与进步的主体因素和决定力量。人是全部人类社会活动和全部历史的本质和基础，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政治参与离不开人的存在，其产生与发展需从政治参与主体即人的方面去把握。政治参与不仅有一个主动性、广泛性的数量问题，而且有一个参与者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性的质量问题。政治参与主体应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理解、分析、判断问题以及科学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等良好的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民主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从政治参与主体的角度而言，主体性条件如何，直接影响到其政治参与活动的层次和目的，直接影响到政治参与行为是否有序。可以说，在政治参与中，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治参与的发展状况。如果条件可能的话，政治参与主体是能够并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因而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参与思想为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指南。
1.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有助于克服当代政治参与在认知和实践上存在的误区或矛盾。从世界范围看，早在古希腊政治学说中，就已孕育着某种政治参与的思想，并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在古希腊民主社会中，公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和法律活动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16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和与极权国家的斗争中民主思想的再现，政治参与思想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进入代议制民主政治时期。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自由主义推崇的代议制民主自身的各种缺陷和局限明显地凸显，扩大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政治潮流。这时，西方的一些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主张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以构建参与民主的民主政治新形态。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了通过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来改造民主现状的方案，但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来加以分析，更没有触及根本性的经济、阶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参与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辩证分析西方政治参与理论，更好地把握政治参与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为合理建构中国化的政治参与理论模式，即需要把政治参与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正确原则和科学方法。
政治参与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一贯重视政治参与问题，其经典作家把它作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实现民主的重要标志。在西方学者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参与压力更大，甚至有可能变成一种社会危机。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有着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其政治参与状况明显呈现出新的趋势和动向。值得注意的是，各种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层出不穷，规模趋大，使社会秩序失范问题继续蔓延，还有可能对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挑战。如果对待公民无序化政治参与仅仅保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思想上已达成共识，成为中国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责任。在此背景下，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如何在实践中行使以及通过哪些有效方式和渠道来具体实现，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同时，时代和社会的變迁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当今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原则，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实践模式，从而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利诉求和参与表达需要，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2.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思想为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指明了根本价值取向和具体路径。第一，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设立利益表达相应的制度安排，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人民群众对现实利益的感受和追求成为政治行为的基础性动力。对政治参与进行利益的还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参与理论的一个基本维度。研究公民政治参与首先要分析公民的利益诉求，重视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和利益诉求的密切联系。当今时代，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这样，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利益表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现象。在一个对利益表达没有做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就很容易导致出现“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因此，构建和谐的政治参与，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利益分配问题，建立开放的、多元的民主决策机制，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有序进行，使公民在有关公共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中充分表达和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供决策者调控、整合、吸取。相反，如果公民没有合理的、健全的利益表达体制和机制，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就无从谈起，群众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和保障，社会矛盾与冲突就难以缓解和避免，全社会和谐相处的政治局面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治的直接参与和代表制的间接参与方式，积极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自治的思想，勾勒了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即由人民参与政治管理，逐步实现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从这一点看，它为积极推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指明了具体的方向。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根基和目标，国家要承认社会的独立性，须给予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权，有效地培育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国家不仅要发展社会的自治力量，而且还必须发展基层社会中的自下而上的制约政府的力量，在保持基本自治的基础上积极与国家进行互动，这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力量所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管理是实行人民自治的重要保障，国家在承认社会独立性的同时，并不等于放弃国家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和必要干预。因此，国家权力下放基层社会，给予基层社会一定的自主权的同时，还要对社会进行必要的调节和引导。与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政治参与的实质，而且也十分注重政治参与的形式，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自治的直接参与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方式之一，但是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在每个层面都实现自治形式，代表制的间接参与方式就成为了必然。马克思指出，直接民主应该与人民代表制相结合，在实现手段上，通过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普遍参与、管理包括立法在内的各项社会活动，是代表制的主要间接参与方式和内容。当前，特别是在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乡镇政权治理体制的变革和转换问题、乡镇政府权力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问题、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问题、基层群众参与自治的路径和渠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不予以正视或处理不好，就会制约和约束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60.
[3]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5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0：33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125.
[9]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223.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