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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小说、散文、传记，她都在行，但相比她漫长的创作生涯，她的作品确实不算多，她不是一个丰产的作家。可是，她凭借着不多的小说多次获得国内的各项文学大奖，证明了她作品的价值和魅力。
马晓丽是一个关心当代中国精神状况的作家，她专注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通过马晓丽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当然，她所坚持的理想是一种个人的超越性信念，马晓丽希望通过对理想的重拾，使其作为一种卓越的生命追求回归个体，让个体通过坚守理想而实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马晓丽的创作理念和创作个性与当代军旅文学的潜在要求高度契合，这让她的多部作品得到了军队文学评奖的青睐。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被赋予了教育和感召的功能，承载着宣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使命，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无疑是军旅文学着力塑造同时也盼望和期待的作品，马晓丽的作品无疑满足了这种盼望和期待。
马晓丽的理想主义气质一方面来源于她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红旗飘荡的燃情岁月，另一方面来源于老一辈革命者对她的精神晕染。在《婆婆的接收北平记忆》《婆婆的目光》《婆婆的党龄》等散文中，马晓丽记述了婆婆的部分人生经历。婆婆对集体生活的依赖和顺从在今天看来不免顽固和老套，但婆婆对组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坦诚却让人感受到了令人感动的单纯与真诚。婆婆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她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档案的遗失让她无以证实光荣的历史，而“文革”的降临又让她难以让昔日的战友为她作证，这让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失去了体制的庇护和保障，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然而，生活再困难，她始终没有埋怨过组织，也没有向国家要求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她自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为国家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精神追求并未因自身的落魄而减损和消逝，这不仅体现出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朴实和执著，也映射出其高尚的人格和生命的尊严。马晓丽还写过一本《阅读父亲》，追忆她的公公蔡正国烈士。在书中，她陈列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一篇是蔡正国烈士的自传。这篇自传在一般人看来很不正常，自传里没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熟的政治觉悟和听起来高尚的动机，甚至还夹杂着怯懦和迷茫，完全不像是一个革命英雄的传记，只有其中一些觉得当兵光荣的心理袒露，使它看起来多少还像些军人的回忆。然而，正是那些没有经过渲染和伪饰的朴素文字，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命感受，同时勾勒出了他诚实而坦荡的精神轮廓。马晓丽被公公的坦诚所打动，她认为相比于商业社会中流行的虚伪和做作，公公那逝去的精神遗迹更显得清澈和明丽，在看过公公的传记后写道：“不正常的是我，是我们。如果我们能刮掉眼中的油腻，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更纯净；如果我们能从长期委身的狭处挣脱出来，让自己的目光散发得更宽广；如果我们能剔除固定在心里的尊卑，让自己的目光习惯于平视，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看出另一些表情——自然从容、坦荡平和、严谨内敛、果敢坚毅、自省自尊、真实高尚的表情。”马晓丽：《阅读父亲》，第19-20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和人格让马晓丽感动的同时，也影响了马晓丽的创作，在老一辈革命者的影响下，马晓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依然迷恋那些超越世俗的梦想，推崇那些高尚的人格，以理想主义的情怀拒斥消费主义的写作。她以鲜明而犀利的笔触，拨开凡俗和平庸的人群，发现和展示那些与流俗对抗的、默默独行的高贵而浪漫的灵魂。在她的处女作《夜》中，马晓丽讲述了一个女兵精神成长的历程。女兵毕业于护士学校，她由于没有“政治优势”而不能留在心仪的城市，这势必让她失去计划中的未来，也会让她失去理想的爱人。她不甘心命运的发落，希望通过参军的方式获得相应的优待，从而在选择去向上获得一些主动。然而，当她看到战场上那么多的流血和死亡，那么多的伟大和崇高后，她的精神受到了洗礼，她的人格得到了升华，她不愿将报国的热情化为利己的运筹，也不愿玷污军人的职业操守，在完成任务后，她没有行使因立功而被赋予的特权，而是选择了去分配的山沟里的医院报到。她放弃了城市的繁华，大医院的待遇，甚至放弃了爱情，但她的放弃成就了她高尚的精神品格，让她区别于那些渺小利己的庸众。随后在《舵链》中，马晓丽塑造了两个英勇又无私的军人形象，其中一个是在惊涛骇浪中抢修舵链的矮个子兵，另一个是在风浪中将自己绑在舵位上的艇长。小说中，登陆艇在不符合气象要求的情况下驶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执行巡逻任务。风浪的突变让大海咆哮起来，大浪损坏了舵链，小船在奔腾的大海中好似一片落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危难时刻，矮个子兵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冒着随时被大浪卷走的危险抢修舵链，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拼搏，他以双手被严重冻伤的代价完成了那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后，矮个子兵并没有渲染自己的英勇，也没有掩饰当时的恐惧，他的无畏令人敬佩，而他的坦誠更让人尊重。同极端气象条件战斗的还有登陆艇的艇长，他为了能让自己在颠簸的驾驶室里站稳，在起航的时候就让士兵将自己绑在了舵位上，在四个小时的航程里，他的双腿一动不动，已然进入无我的状态而与登陆艇融为了一体。在与风浪的搏斗中，他的精神高度集中，他的身体负荷超过了极限，以致在松开绳子后他便昏厥了过去。事实证明，这不是他第一次带着船员绝境生还，比这更大的风浪他都见识过，面对生死，他的潇洒和从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灾难中，他们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任务无比地专注，死亡的威胁都无法撼动他们对于岗位的坚守和对于信仰的忠诚，他们虽是普通的军人，却承载了这支军队百折不挠的精神传统。
马晓丽不仅善于在战争和灾难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也善于将人物置于复杂的利益纠葛中，在理想追求和现实境遇之间，通过人物的选择和取舍，突出人物的精神品格。当人身处绝境的时候，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利弊得失，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许只是困兽之斗，但若处于日常生活中，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应对他的遭遇，经过权衡的选择也就更能准确地反映其价值立场与精神向度。在《楚河汉界》中，马晓丽塑造了周东进这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军人形象，他珍视自己的军人身份，又无比重视自己军人的职责，漫长的军旅生活让他养成了率真而诚恳的性格。他不加掩饰的真实和诚恳让他显得天真，也让他在事业上和婚姻上屡屡受挫，不断地挫败一度让他动摇和幻灭，但他对军人身份的认知并没有让他放弃对良知的坚守。在小说中，周东进由于性格过于直率和执拗长期得不到提拔，军事素养过硬的他多年停留在团职的岗位上。由于年龄的限制，如果再不晋级，他就要被迫离开部队，而周东进是天生的军人，他无法想象离开部队的生活。周东进领导的二团还差几个月就能连续十年没有重大事故，他留在部队唯一的通路就是确保其麾下的边防二团完成连续十年无重大事故的业绩，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他团里的两名战士在检查通讯线路时出了意外，一人牺牲一人重伤，事故昭示着周东进军旅生涯的终结。然而，峰回路转，政委王耀文想出奇招，要通过解释和宣传，将安全事故化作英雄事迹，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周东进晋级，也会妥善安置重伤的战士和牺牲战士的家属，还会为整个二团带来荣耀。周东进的哥哥周南征身处军区组织部，他赞许王耀文的想法，极力运作此事，此事的成功不但可以帮助周东进升官，也会有助于他自己的晋升。随之，周南征又以升迁许愿，说服了周东进的长官魏明坤，如此，马晓丽将周东进绑定在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之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有他的下属，有他的长官，也有他的亲兄弟。周东进是这个利益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他的选择关系到事情的成败，也关系到自己的未来。他可以选择默许，这样，他不需要施力，这个方案就会按计划运行，相关的各方面都将从中得到好处。他也可以选择诚实，那样他将给整个利益链条上的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选择不仅关己，也会决定其他人的命运，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他军人的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无法容忍欺诈带来的愉悦，他最终选择挑明真相、放弃一切，不计代价地捍卫军人的荣誉。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主动放弃奖励，在南疆抢夺395高地的真枪实弹的战斗中，周东进因其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牵制了敌人的主要火力而被授予军功，但周东进拒不领功，他声称战斗中由于自己的贪功冒进给部队带来了不必要的伤亡，他没有资格得到嘉奖。他大义凛然的行为给他个人和所辖连队，甚至整批轮战部队都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他因此从野战军被调去了边防军，边防军的条件更为艰苦，晋升的道路也更为狭窄。也就是说，第一次的拒领军功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教训”，周东进二次拒绝领功绝不是一时的义气之举，他十分清楚这一举动的全部后果，所以，他的理智决定了他不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定而冷静的殉道者。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通过军人的英雄化想象讴歌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是书写军人的一个维度和一种方式，马晓丽对军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使她不满足于单维度地呈现军人的形象和生活，这让她的创作没有止步于理想情怀的表达和理想英雄人物的塑造。她着力透过战争状态和军营生活探索军人的精神世界，书写军人内心的苦难和伤痕，表达了对军人真诚的关爱和同情。其作品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明显感受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阿斯塔菲耶夫《牧童与牧女》和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等俄罗斯当代战争文学的影响。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军旅小说将诸多政治寓意加之于军旅英雄形象之上，使英雄成为理想精神的人格化身，突出其政治性而削弱了其真实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于“高大全”式英雄的反省，使作家们强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随之，军旅文学中出现了刘毛妹（《西线轶事》）、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李云龙（《亮剑》）、梁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周旅长（《走出硝烟的女神》）、爷爷（《英雄无语》）等有缺陷的英雄人物，从习惯到性格，再到行为作风和道德人格，他们都像普通人一样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小说通过书写和强化英雄人物普通人的一面，使英雄人物真实而可信，开拓了军旅文学对于军旅英雄的想象和表现的空间。然而，虽然这些英雄有着粗鄙的习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或是有待商榷的人格，但这些英雄终究不是凡人，他们超群的战斗能量和军事智慧，让他们与众不同，充满了传奇色彩。对军人既定的英雄想象使对军人这一群体的认知窄化和简单化，马晓丽没有被军旅文学的英雄主义传统所束缚，通过马晓丽的作品我们看到，军人首先是人。军人的生活中有金戈铁马和大漠孤烟，也有苦难的遭遇和艰难的抉择，马晓丽在创作中不只表现军人的雄心与热血，她更关注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以母亲般的眼光关注军人，关心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的遭遇，着力发现他们内心的柔软和脆弱，抚慰他们的伤感和疼痛。在《杀猪的女兵》中，女兵入伍，被编入炊事班，炊事班的班长因对女性怀有偏见而有意为难女兵，安排给她杀猪的任务。面对艰巨的挑战，女兵头脑中浮现了无数高大伟岸的英雄身影，女兵为了完成对英雄的追随，在喝了一缸子酒后，就真的完成了这个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人们的印象中，屠夫往往是凶悍而魁梧的糙汉，而文弱秀气的女兵却承担了这样的工作，工作和性别的错位让她成为军营中的奇观，她被树立为巾帼英雄而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力的宣传让她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让人羡慕的荣誉，然而，看起来满身光环的她不过是别人猎奇的对象，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生活的逻辑让人无法接受她这个宣传材料中的先进典型，连负责对她进行宣传的组织干事在心里都无法抹去对她的忌讳，她在别人心中始终是让人忌惮的角色，为了制造英雄神话而被包装出来的巾帼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成了怪物。曾经的经历成了她内心的隐疾，不仅让她变得敏感而脆弱，也带给她无盡的痛苦和折磨。这种心理的伤痛并没有随着军旅生涯的结束而终结，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别人无意的闲聊都会成为不期而至的刺激。经年的压抑导致了她精神的崩溃，在一次与丈夫的冲突中，她神经质地捅伤了丈夫，毁掉了自己的婚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在这里，马晓丽拨开英雄的光环，在耀眼的勋章后面发现了孤独而伤痕累累的灵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为英雄立丰碑，而对受难者多避讳，我们善于制造英雄，而习惯忽视普通人，马晓丽摒弃了这种功利而虚伪的心态，对中国当代的英雄文化做出了反思，表达了她对军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
对教育功能的强调使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普遍着力于英雄人物的塑造，而缺少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在1949年后的军事文学创作中，“英雄的成长”是重要的叙事主题，《红旗谱》《小兵张嘎》《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为这种成长叙事提供了范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崛起，新成长小说成为小说生产的重要类型，私密的心理和个人的空间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这样的文学思潮也影响到了军旅文学的创作。赵琪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黄国荣的《兵谣》、徐贵祥的《弹道无痕》和《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兰晓龙的《士兵突击》等备受瞩目的军旅小说都涉及到了“英雄成长”的主题。这些小说中，军队对人进行了有效的塑造，经历了革命时代的战争岁月或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的人物，逐步摆脱了原初狭隘的农民意识、张扬放肆的草莽气息和卑琐的功利主义心态，成长为“理想军人”。这些“理想的军人”随时准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赴汤蹈火，血战沙场是他们的义务，而马革裹尸是他们的荣耀。在这些小说中，历史的战场与和平时代的军营都作为英雄生成的布景，在“英雄中心主义”的统摄下，英雄的面目明朗而清晰，战争的残酷性和邪恶本质却被忽略或遮蔽。而马晓丽在关注军人心灵的同时也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她的笔下，战争不是生产光辉和荣耀的工厂，战争将一切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撕碎和毁灭，战争是一个漩涡，是一个黑洞，吞噬普通人的爱和幸福，也吞噬英雄的青春和生命。在《云端》中，通过英雄的陨落对战争的反人性本质进行了控诉。战争的残暴和无情不仅体现为对人类肉体的伤害和毁灭，战争思维对人性无情的扼杀是战争伤害的隐性方面。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展示，马晓丽对忽视人性和个体价值的战争思维和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进而对战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使国家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我们曾将道德政治化，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活动必须在现代性元叙事设定好的轨道内展开，同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由外在被规定的价值尺度所评判。然而，在合目的性的现代性方案下设计和推行的道德理想先天地具有强制性和专断性，其对个体有着必然的统摄性和约束力。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社会的那种“未分化”与“同质性”状态被打破，社会在充满异质性和充分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选择和诉求被要求得到充分的尊重。对时代意识的敏感让马晓丽立足当下，反思那种具有公共设准的追求超越性价值的伦理体系给个体生命造成的心灵创伤，力图通过写作寻找和描述符合现代社会文化的保障个体自由的个人道德观与生命价值观。通过《云端》，马晓丽展示了在那些光辉的足迹和胜利的号角的背面，忽视人性的激进文化给军人带来的扭曲和异化。《云端》是一部特别的作品，马晓丽独辟蹊径，在战争的后方展示了一块特别的战场。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个女人的战争，马晓丽通过两个女人的心理搏斗和行为争端，表现了两种生活观念和价值系统的对峙。
马晓丽严肃的文学态度和严谨的写作作风让她没有在写作中进行自我的复制和重复，她在新世纪之后的每部作品中都寻求着创新和突破，从思想的感召，到精神的抚慰，再到战争和政治文化的反思，她的作品不仅体现出她对历史的反思，也表现出了她强烈的介入意识，她注目于人民军队整体的发展，也关怀个体军人的心灵，阅读她的作品，使我们增加了对军人的了解，也增加了对军人的尊重。马晓丽的写作还在继续，不知下一次她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和经验，等待马晓丽的作品需要耐心，但这耐心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多次的等待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惊艳和感动。
〔本文系2017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新世纪“文学辽军”研究（项目编号：wqn2017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维阳，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张立军）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19
马晓丽是一个关心当代中国精神状况的作家，她专注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通过马晓丽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当然，她所坚持的理想是一种个人的超越性信念，马晓丽希望通过对理想的重拾，使其作为一种卓越的生命追求回归个体，让个体通过坚守理想而实现生命的尊严和价值。马晓丽的创作理念和创作个性与当代军旅文学的潜在要求高度契合，这让她的多部作品得到了军队文学评奖的青睐。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被赋予了教育和感召的功能，承载着宣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使命，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品无疑是军旅文学着力塑造同时也盼望和期待的作品，马晓丽的作品无疑满足了这种盼望和期待。
马晓丽的理想主义气质一方面来源于她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红旗飘荡的燃情岁月，另一方面来源于老一辈革命者对她的精神晕染。在《婆婆的接收北平记忆》《婆婆的目光》《婆婆的党龄》等散文中，马晓丽记述了婆婆的部分人生经历。婆婆对集体生活的依赖和顺从在今天看来不免顽固和老套，但婆婆对组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坦诚却让人感受到了令人感动的单纯与真诚。婆婆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生，她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档案的遗失让她无以证实光荣的历史，而“文革”的降临又让她难以让昔日的战友为她作证，这让她在漫长的岁月里失去了体制的庇护和保障，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然而，生活再困难，她始终没有埋怨过组织，也没有向国家要求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她自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为国家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精神追求并未因自身的落魄而减损和消逝，这不仅体现出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朴实和执著，也映射出其高尚的人格和生命的尊严。马晓丽还写过一本《阅读父亲》，追忆她的公公蔡正国烈士。在书中，她陈列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一篇是蔡正国烈士的自传。这篇自传在一般人看来很不正常，自传里没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熟的政治觉悟和听起来高尚的动机，甚至还夹杂着怯懦和迷茫，完全不像是一个革命英雄的传记，只有其中一些觉得当兵光荣的心理袒露，使它看起来多少还像些军人的回忆。然而，正是那些没有经过渲染和伪饰的朴素文字，表达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生命感受，同时勾勒出了他诚实而坦荡的精神轮廓。马晓丽被公公的坦诚所打动，她认为相比于商业社会中流行的虚伪和做作，公公那逝去的精神遗迹更显得清澈和明丽，在看过公公的传记后写道：“不正常的是我，是我们。如果我们能刮掉眼中的油腻，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更纯净；如果我们能从长期委身的狭处挣脱出来，让自己的目光散发得更宽广；如果我们能剔除固定在心里的尊卑，让自己的目光习惯于平视，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看出另一些表情——自然从容、坦荡平和、严谨内敛、果敢坚毅、自省自尊、真实高尚的表情。”马晓丽：《阅读父亲》，第19-20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和人格让马晓丽感动的同时，也影响了马晓丽的创作，在老一辈革命者的影响下，马晓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依然迷恋那些超越世俗的梦想，推崇那些高尚的人格，以理想主义的情怀拒斥消费主义的写作。她以鲜明而犀利的笔触，拨开凡俗和平庸的人群，发现和展示那些与流俗对抗的、默默独行的高贵而浪漫的灵魂。在她的处女作《夜》中，马晓丽讲述了一个女兵精神成长的历程。女兵毕业于护士学校，她由于没有“政治优势”而不能留在心仪的城市，这势必让她失去计划中的未来，也会让她失去理想的爱人。她不甘心命运的发落，希望通过参军的方式获得相应的优待，从而在选择去向上获得一些主动。然而，当她看到战场上那么多的流血和死亡，那么多的伟大和崇高后，她的精神受到了洗礼，她的人格得到了升华，她不愿将报国的热情化为利己的运筹，也不愿玷污军人的职业操守，在完成任务后，她没有行使因立功而被赋予的特权，而是选择了去分配的山沟里的医院报到。她放弃了城市的繁华，大医院的待遇，甚至放弃了爱情，但她的放弃成就了她高尚的精神品格，让她区别于那些渺小利己的庸众。随后在《舵链》中，马晓丽塑造了两个英勇又无私的军人形象，其中一个是在惊涛骇浪中抢修舵链的矮个子兵，另一个是在风浪中将自己绑在舵位上的艇长。小说中，登陆艇在不符合气象要求的情况下驶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执行巡逻任务。风浪的突变让大海咆哮起来，大浪损坏了舵链，小船在奔腾的大海中好似一片落叶，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危难时刻，矮个子兵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冒着随时被大浪卷走的危险抢修舵链，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拼搏，他以双手被严重冻伤的代价完成了那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后，矮个子兵并没有渲染自己的英勇，也没有掩饰当时的恐惧，他的无畏令人敬佩，而他的坦誠更让人尊重。同极端气象条件战斗的还有登陆艇的艇长，他为了能让自己在颠簸的驾驶室里站稳，在起航的时候就让士兵将自己绑在了舵位上，在四个小时的航程里，他的双腿一动不动，已然进入无我的状态而与登陆艇融为了一体。在与风浪的搏斗中，他的精神高度集中，他的身体负荷超过了极限，以致在松开绳子后他便昏厥了过去。事实证明，这不是他第一次带着船员绝境生还，比这更大的风浪他都见识过，面对生死，他的潇洒和从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灾难中，他们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任务无比地专注，死亡的威胁都无法撼动他们对于岗位的坚守和对于信仰的忠诚，他们虽是普通的军人，却承载了这支军队百折不挠的精神传统。
马晓丽不仅善于在战争和灾难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也善于将人物置于复杂的利益纠葛中，在理想追求和现实境遇之间，通过人物的选择和取舍，突出人物的精神品格。当人身处绝境的时候，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利弊得失，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许只是困兽之斗，但若处于日常生活中，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应对他的遭遇，经过权衡的选择也就更能准确地反映其价值立场与精神向度。在《楚河汉界》中，马晓丽塑造了周东进这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军人形象，他珍视自己的军人身份，又无比重视自己军人的职责，漫长的军旅生活让他养成了率真而诚恳的性格。他不加掩饰的真实和诚恳让他显得天真，也让他在事业上和婚姻上屡屡受挫，不断地挫败一度让他动摇和幻灭，但他对军人身份的认知并没有让他放弃对良知的坚守。在小说中，周东进由于性格过于直率和执拗长期得不到提拔，军事素养过硬的他多年停留在团职的岗位上。由于年龄的限制，如果再不晋级，他就要被迫离开部队，而周东进是天生的军人，他无法想象离开部队的生活。周东进领导的二团还差几个月就能连续十年没有重大事故，他留在部队唯一的通路就是确保其麾下的边防二团完成连续十年无重大事故的业绩，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他团里的两名战士在检查通讯线路时出了意外，一人牺牲一人重伤，事故昭示着周东进军旅生涯的终结。然而，峰回路转，政委王耀文想出奇招，要通过解释和宣传，将安全事故化作英雄事迹，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周东进晋级，也会妥善安置重伤的战士和牺牲战士的家属，还会为整个二团带来荣耀。周东进的哥哥周南征身处军区组织部，他赞许王耀文的想法，极力运作此事，此事的成功不但可以帮助周东进升官，也会有助于他自己的晋升。随之，周南征又以升迁许愿，说服了周东进的长官魏明坤，如此，马晓丽将周东进绑定在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之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有他的下属，有他的长官，也有他的亲兄弟。周东进是这个利益链条上关键的一环，他的选择关系到事情的成败，也关系到自己的未来。他可以选择默许，这样，他不需要施力，这个方案就会按计划运行，相关的各方面都将从中得到好处。他也可以选择诚实，那样他将给整个利益链条上的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选择不仅关己，也会决定其他人的命运，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他军人的操守和正直的品格无法容忍欺诈带来的愉悦，他最终选择挑明真相、放弃一切，不计代价地捍卫军人的荣誉。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主动放弃奖励，在南疆抢夺395高地的真枪实弹的战斗中，周东进因其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牵制了敌人的主要火力而被授予军功，但周东进拒不领功，他声称战斗中由于自己的贪功冒进给部队带来了不必要的伤亡，他没有资格得到嘉奖。他大义凛然的行为给他个人和所辖连队，甚至整批轮战部队都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他因此从野战军被调去了边防军，边防军的条件更为艰苦，晋升的道路也更为狭窄。也就是说，第一次的拒领军功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教训”，周东进二次拒绝领功绝不是一时的义气之举，他十分清楚这一举动的全部后果，所以，他的理智决定了他不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坚定而冷静的殉道者。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通过军人的英雄化想象讴歌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只是书写军人的一个维度和一种方式，马晓丽对军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使她不满足于单维度地呈现军人的形象和生活，这让她的创作没有止步于理想情怀的表达和理想英雄人物的塑造。她着力透过战争状态和军营生活探索军人的精神世界，书写军人内心的苦难和伤痕，表达了对军人真诚的关爱和同情。其作品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明显感受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阿斯塔菲耶夫《牧童与牧女》和拉斯普京《活着，可要记住》等俄罗斯当代战争文学的影响。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军旅小说将诸多政治寓意加之于军旅英雄形象之上，使英雄成为理想精神的人格化身，突出其政治性而削弱了其真实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对于“高大全”式英雄的反省，使作家们强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随之，军旅文学中出现了刘毛妹（《西线轶事》）、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李云龙（《亮剑》）、梁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周旅长（《走出硝烟的女神》）、爷爷（《英雄无语》）等有缺陷的英雄人物，从习惯到性格，再到行为作风和道德人格，他们都像普通人一样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小说通过书写和强化英雄人物普通人的一面，使英雄人物真实而可信，开拓了军旅文学对于军旅英雄的想象和表现的空间。然而，虽然这些英雄有着粗鄙的习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或是有待商榷的人格，但这些英雄终究不是凡人，他们超群的战斗能量和军事智慧，让他们与众不同，充满了传奇色彩。对军人既定的英雄想象使对军人这一群体的认知窄化和简单化，马晓丽没有被军旅文学的英雄主义传统所束缚，通过马晓丽的作品我们看到，军人首先是人。军人的生活中有金戈铁马和大漠孤烟，也有苦难的遭遇和艰难的抉择，马晓丽在创作中不只表现军人的雄心与热血，她更关注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以母亲般的眼光关注军人，关心他们的处境，同情他们的遭遇，着力发现他们内心的柔软和脆弱，抚慰他们的伤感和疼痛。在《杀猪的女兵》中，女兵入伍，被编入炊事班，炊事班的班长因对女性怀有偏见而有意为难女兵，安排给她杀猪的任务。面对艰巨的挑战，女兵头脑中浮现了无数高大伟岸的英雄身影，女兵为了完成对英雄的追随，在喝了一缸子酒后，就真的完成了这个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人们的印象中，屠夫往往是凶悍而魁梧的糙汉，而文弱秀气的女兵却承担了这样的工作，工作和性别的错位让她成为军营中的奇观，她被树立为巾帼英雄而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大力的宣传让她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让人羡慕的荣誉，然而，看起来满身光环的她不过是别人猎奇的对象，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生活的逻辑让人无法接受她这个宣传材料中的先进典型，连负责对她进行宣传的组织干事在心里都无法抹去对她的忌讳，她在别人心中始终是让人忌惮的角色，为了制造英雄神话而被包装出来的巾帼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成了怪物。曾经的经历成了她内心的隐疾，不仅让她变得敏感而脆弱，也带给她无盡的痛苦和折磨。这种心理的伤痛并没有随着军旅生涯的结束而终结，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别人无意的闲聊都会成为不期而至的刺激。经年的压抑导致了她精神的崩溃，在一次与丈夫的冲突中，她神经质地捅伤了丈夫，毁掉了自己的婚姻，葬送了自己的幸福。在这里，马晓丽拨开英雄的光环，在耀眼的勋章后面发现了孤独而伤痕累累的灵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为英雄立丰碑，而对受难者多避讳，我们善于制造英雄，而习惯忽视普通人，马晓丽摒弃了这种功利而虚伪的心态，对中国当代的英雄文化做出了反思，表达了她对军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
对教育功能的强调使中国当代的军旅文学普遍着力于英雄人物的塑造，而缺少对战争本质的反思。在1949年后的军事文学创作中，“英雄的成长”是重要的叙事主题，《红旗谱》《小兵张嘎》《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为这种成长叙事提供了范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崛起，新成长小说成为小说生产的重要类型，私密的心理和个人的空间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这样的文学思潮也影响到了军旅文学的创作。赵琪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黄国荣的《兵谣》、徐贵祥的《弹道无痕》和《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兰晓龙的《士兵突击》等备受瞩目的军旅小说都涉及到了“英雄成长”的主题。这些小说中，军队对人进行了有效的塑造，经历了革命时代的战争岁月或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的人物，逐步摆脱了原初狭隘的农民意识、张扬放肆的草莽气息和卑琐的功利主义心态，成长为“理想军人”。这些“理想的军人”随时准备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赴汤蹈火，血战沙场是他们的义务，而马革裹尸是他们的荣耀。在这些小说中，历史的战场与和平时代的军营都作为英雄生成的布景，在“英雄中心主义”的统摄下，英雄的面目明朗而清晰，战争的残酷性和邪恶本质却被忽略或遮蔽。而马晓丽在关注军人心灵的同时也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她的笔下，战争不是生产光辉和荣耀的工厂，战争将一切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撕碎和毁灭，战争是一个漩涡，是一个黑洞，吞噬普通人的爱和幸福，也吞噬英雄的青春和生命。在《云端》中，通过英雄的陨落对战争的反人性本质进行了控诉。战争的残暴和无情不仅体现为对人类肉体的伤害和毁灭，战争思维对人性无情的扼杀是战争伤害的隐性方面。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展示，马晓丽对忽视人性和个体价值的战争思维和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进而对战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为了应对战争的需要，使国家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我们曾将道德政治化，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活动必须在现代性元叙事设定好的轨道内展开，同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由外在被规定的价值尺度所评判。然而，在合目的性的现代性方案下设计和推行的道德理想先天地具有强制性和专断性，其对个体有着必然的统摄性和约束力。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社会的那种“未分化”与“同质性”状态被打破，社会在充满异质性和充分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体的选择和诉求被要求得到充分的尊重。对时代意识的敏感让马晓丽立足当下，反思那种具有公共设准的追求超越性价值的伦理体系给个体生命造成的心灵创伤，力图通过写作寻找和描述符合现代社会文化的保障个体自由的个人道德观与生命价值观。通过《云端》，马晓丽展示了在那些光辉的足迹和胜利的号角的背面，忽视人性的激进文化给军人带来的扭曲和异化。《云端》是一部特别的作品，马晓丽独辟蹊径，在战争的后方展示了一块特别的战场。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个女人的战争，马晓丽通过两个女人的心理搏斗和行为争端，表现了两种生活观念和价值系统的对峙。
马晓丽严肃的文学态度和严谨的写作作风让她没有在写作中进行自我的复制和重复，她在新世纪之后的每部作品中都寻求着创新和突破，从思想的感召，到精神的抚慰，再到战争和政治文化的反思，她的作品不仅体现出她对历史的反思，也表现出了她强烈的介入意识，她注目于人民军队整体的发展，也关怀个体军人的心灵，阅读她的作品，使我们增加了对军人的了解，也增加了对军人的尊重。马晓丽的写作还在继续，不知下一次她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和经验，等待马晓丽的作品需要耐心，但这耐心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多次的等待换来的是一次次的惊艳和感动。
〔本文系2017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基本科研项目：新世纪“文学辽军”研究（项目编号：wqn20173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维阳，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张立军）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