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县扩红
　　
　　 1932年1月，红3军在于都取得重大军事胜利，中央苏区又扩大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以于都北部的马鞍乡为基础，加上与之毗邻的兴国、宁都、瑞金各一部，设置胜利县。胜利县下辖11个区78个乡，在当时是一个工作范围很广的县份。
　　为了尽快打开胜利县的工作局面，1932年8月，中央决定把在于都作出重要贡献的金维映调到胜利县，接替原县委书记胡家宾的工作。金维映上任后短短7个月，就扭转颓局，一改过去落后的面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被中央评为苏区模范县。
　　1933年春天，金维映光荣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金维映在胜利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前三次；‘围剿”红军都失败了，这一次，蒋介石除了投入大量兵力发起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外，还主张采取“剿抚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所谓七分政治，就是学中共的样子，组织政工队到江西去争取民心，除此还要实行“保甲制度”，即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一人犯法，十家连坐。蒋介石企图以此来扼杀江西人民对他的敌对情绪。
　　另外，蒋介石曾和陈诚研究过中共顺利征兵扩大红军队伍的方法，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出钱拉壮丁都那么难，而共产党却能让村姑唱着山歌送情郎去当红军。最后他们认为这是人心所向的原因。所以这一次他们派了特务进入苏区进行反共宣传，妄图离间群众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
　　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第四次“围剿”，和这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特点，特别是针对蒋介石收买人心的办法，金维映作了极为有力的宣传，击败了敌人的阴谋，坚定了苏区人民的信心。
　　在反“围剿”最激烈的时候，为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保卫苏维埃，金维映按照中央的指示，号召全县党政军民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为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提供重要的物质保证。
　　第一点是全力做好扩红工作。
　　前方战事激烈，需要不断地充实兵源，以增强红军的战斗力。当时的扩红动员，以宣传工作鸣锣开道，而宣传工作非常有效的一项是演唱兴国山歌。
　　送郎当红军，坚决打敌人，
　　消灭反动派，大家有田分。
　　动人的歌声响彻苏区各地，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子上前线的场面到处可见。
　　1932年11月，金维映亲自带领县里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分六路深入到各区各乡，到群众中去落实宣传动员的各项措施，从而掀起全县扩红的高潮。
　　由于工作得力，宣传有效到位，在短短的8天里，胜利县就有1207名青年人参军。金维映特地在于都银坑主持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向新战士赠送慰问晶，这让新战士和家属们倍感自豪。按中央军委部署，新战士除留200名在后方医院工作外，全部补充到了各主力部队。
　　1933年2月中旬至下旬初的12天中，又扩红924名，受到了《红色中华》报的表彰。
　　1933年3月中旬，胜利县模范师一部先期开赴前线作战。部队出发前，在平安区进行了两天集训，金维映前往集训地作动员报告。她鼓励新战士说：“为了苏维埃，你们要勇敢地走向前线，不要牵挂家里，我向大家保证，家里的事有地方党和政府照料，你们尽可放心。 ”
　　听了金维映的话，新战士们情绪激昂，他们满怀信心地对她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在前线一定勇敢杀敌人，为苏维埃而英勇战斗。”
　　第二天清晨，金维映又率领欢送队，敲锣打鼓，早早地来到集训地为战士们送行，她亲手为新战士戴上大红花。
　　在两个月的“冲锋月”中，胜利县总计扩大红军人数达到2715名。
　　5月27日胜利县军事部决议，胜利县的模范师全师25个连共2895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胜利师”组建那天，金维映到会并作了动员讲话，不久“胜利模范师”奉命加入主力红军，被中革军委誉为“第二兴国模范师”。开赴前线那天，省苏政府、省军区在宁都举行庄严的阅兵仪式和授旗典礼，省军区政委亲自授旗给胜利师。
　　1933年5月，胜利县在“红五月”中全县扩红3200名，其比例为当时全县总人口的2．1％。胜利县因此被评为扩红先进县。
　　接下来，胜利县成立了少共胜利团，不久，全团赴宁都加入少共国际师。
　　
　　 赤色戒产
　　
　　 1933年4月的一天，金维映在她的办公室一边与干部谈心一边打着草鞋，突然听到文书进来向她汇报：“金书记，儿童团员押着人来了。”
　　文书的话音刚落，只见警卫战士和一群儿童团员“押解”着一个人进来，金维映仔细一看，那个被押的男子40岁左右，长得厚道稳重，这不就是朱德总司令吗?朱总司令是金维映初到瑞金工作时就认识的。
　　金维映连忙放下手中的草鞋，iEiE衣帽，立正举手敬了一个礼：“朱总司令，您好。”看到朱德身后一个个横眉怒目的儿童团员，她又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厂
　　“好，好，你这个女书记手下的儿童团员可真厉害哟!”朱老总说。
　　“怎么?”金维映不解地问。
　　“你手下的人不买我的账呀。”朱德说。
　　朱德这一说，倒真让金维映不安起来。
　　原来，从去年的11月开始，金维映领导全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赤色“清乡”运动，实行严密的赤色戒严。这项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一、立即审结已立的各种案件；二、搜捕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土豪劣绅和阶级异己分子；三、捣毁拆除各种可让反动势力藏身活动的土围和山寨，完成各条战略干线的桥梁路面的修补任务；五、长期在各交通要道设岗立哨，检查路条，实施赤色戒严，严防反动分子逃窜；六、全面加强政治保3／35作。
　　由于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岗哨是长期的任务，所以担任警戒任务的儿童团就格外认真严格地执行着。
　　朱德见儿童团不让自己通过，就笑咪咪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朱德，让我过去吧。”
　　“不行，就算你是朱总司令也应该有路条。”
　　“好，我回去去开路条。”朱德说完后转身就走。
　　“不行，万一你们是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能让你逃走。”儿童团员团团围住了朱德，严厉地说：“走!跟我们到县委去!”
　　就这样，儿童团员们“押解”着朱德来到县委所在地银坑。
　　金维映看了看朱德，又看了看儿童团员们说：“你们搞错了，这位是朱德总司令呀!”
　　“什么?他真是朱总司令?”孩子们说着侧头看看朱德，又看看金维映，他们不禁担心会挨批评。
　　但金维映没有批评他们，而是转向朱德说：“总司令，是我要他们这么做的。因为这里规定任何人都是凭路条通过的。您看，我们的儿童团员是应该受表扬，还是挨批评呢?”
　　“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你这个女书记把你的儿童团都训练成优秀的警卫战士了。”朱德哈哈笑起来，“你这位书记应该好好表彰儿童团，胜利县的赤色戒严做得真好真认真啊。要好好表扬!”
　　从此，朱德和儿童团员的故事就在苏区传开了。
　　
　　发展工农经济
　　
　　 金维映任于都和胜利两县县委书记时，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执行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方面也是富有成效的。
　　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劳动热情也空前高涨。但刚分到土地时，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荒芜现象比较严重，加之生产工具落后、肥料不足，粮食生产一直徘徊不前。
　　据《于都人民革命史》记载：1932年春天，金维映领导胜利县委以“不荒一寸土”为口号，组织了数百人的开荒队，进行突击垦荒，掀起了开垦荒坡荒地的高潮。
　　为战胜自然灾害，金维映又及时组织兴修水利，动员青壮年组成“冲锋队”、“突击队”，除对季节性强的重要水利设施进行应急抢修外，还采取义务投工和集资等方式新建水陂、水库和灌溉渠道，使一大批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劣质土地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大批青壮年走上前线参军参战，农村劳动力减少。金维映号召农民们组织起来，开展广泛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协作，以自愿的形式建立帮耕队，在农忙季节广泛开展劳动互助。在没有建立互助组的乡村，采用以工换工的办法，开展户与户之间的生产协作。为解决耕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县政府动员大部分乡村将耕牛集中起来，组成耕牛合作社，以便统一管理、调配和租用。另一种方法是发动农户集资购买耕牛，轮流饲养，共同使用。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的劳动互助，县政府都把红军家属和烈属的生产放在第一位，每当大忙时节，总是为军、烈属优先安排劳动力和农具。
　　劳动用工和生产资料的互助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萌发了集约生产的方式，从而给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得到快速发展。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金维映重视和发挥妇女的作用，号召广大妇女解放思想，改变旧的封建传统和陈腐观念，要求广大妇女下田参加农业生产，掌握各种耕田技术，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生力军。同时把儿童团和赤少队组织起来，成为农业生产的辅助力量。各级赤少组织及各类学校建立起儿童肥料所、儿童菜园，还将他们平时所积的肥料送到军烈属田中。
　　在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县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收获季节，稻菽飘香，呈现出一派喜人景象，粮食亩产有很大的提高。
　　在以粮为主的同时，金维映和县政府提倡发展多种经营，要求农民多种杂粮和菜类，多养牲畜，多种棉花(棉籽由政府设法购买，免费发给农民)，并号召农民捕鱼、捞虾、放鸭、割柴、编芦席、打野鸭、挖藕、采莲、摘菱角、植桑养蚕等。
　　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力支持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并为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工业生产上，金维映也是全力推进，尤其对发展手工业和开发矿产资源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时，中央苏区面临着革命战争不断扩大，国民党经济封锁日益加剧的局面。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央苏区境内，以军需工业为主体的苏维埃新式工业蓬勃兴起，先后建立了一批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纺织厂、卫生材料厂等国有工业企业。同时，各地还积极组织发展刨烟、造纸、铸铁、制糖、熬硝盐、熬樟脑、烧石灰等手工业生产，建立了各种生产合作社。
　　1931年夏天开始，于都境内先后兴办了军需和民用相结合的平安寨通讯材料厂、桥头卫生材料厂、岭背硝盐厂和铁锅厂、碗厂等。为使有技术专长的工匠和工人更好地为苏区工业服务，金维映号召组织有经验的能工巧匠在乡村中兴办各种手工业合作社或工厂，仅瓷窑就办起了好几座。
　　金维映还领导胜利县委和县政府，充分开发利用境内的各种矿产资源，在银坑等地建立了十几个石灰窑，还开办了煤矿。石灰和煤炭产品源源不断地往外销。
　　“一苏大会”后，苏区内还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于都县消费合作总社成立之后，胜利县也相继建立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积极通过各种渠道组织货源，繁荣市场，打击不法商人，满足苏区军民的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为苏区革命斗争提供物质保障。1933年底，胜利县因消费合作社办得好，成绩显著，被中央政府评为“中央苏区第一县总社”。
　　胜利县为活跃苏区贸易，便利商品交易，还让所属区乡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立圩场和集市，基本达到了每区都有集市、圩场1-2个，使商品的交换流通有了场所和渠道。县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管 理，对一些重要的商品，如食盐、粮食、布匹实行全县性流通，统一计划调配。另外还组织货郎担，走村串寨。这样做，不仅方便群众，加快合作社资金与货物的周转流畅，还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不法商贩渔利群众的行为，成为苏维埃商业贸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自1933年春天起，胜利县相继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优惠政策，使各类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对工人的劳动时间进行调整。这一切大大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胜利县工业经济的发展。
　　
　　 教育群众 宣传群众
　　
　　 知识分子出身和当过教师的金维映对教育非常重视，把办好教育当作建立、巩固红色政权的一件大事来抓。
　　金维映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对教师薪金的专门规定，由政府解决教师工资。在保证教师待遇的同时，她在保证生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时，很多村民因家庭劳力不够，不愿让自己家的孩子上学，尤其不让女孩子上学，认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长大了反正要嫁出去。对此，金维映不辞劳苦，利用休息时间一家一户地上门做思想工作。在她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大多数的小女孩像小男孩一样进了学校，参加了儿童团和少年队。
　　为提高成人文化素质，胜利县开办了各类夜校，如识字班、俱乐部和业余文化补习班，组织大家识字扫盲，并规定列宁小学的教员晚上都要到夜校上课，列宁小学的学生通常也充当夜校识字班的“小先生”。大家群策群力，在各村口、十字路口和交通要道设识字牌，每次写两三个字，隔天更换，以方便群众识字。本村的小学生既是教员又是监督员，他们手执“教鞭”站在字牌旁教人识字，过路的必须认出字后才准予经过。夜校除组织群众识字外，还经常组织学习《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的文章，让群众了解时事政治，提高思想觉悟。通过夜校的学习，大部分群众都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常用字。
　　胜利县自1932年设立以后，成立了“胜利县蓝衫团”，为红军服务，为苏区的工农群众服务。金维映担任胜利县委书记后，重视“蓝衫团”的巩固与扩大，要求剧团带着干粮和背包深入到前线，进行火线慰问演出，到农村去热情地为苏区群众演出，起到了组织群众、鼓舞斗志、打击敌人的良好作用。
　　蓝衫剧团除演出外，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写墙头标语。没有写标语的材料，队员们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白灰、黑烟子、红土等拌和水制成书写的材料。每当前往各地演出时便带上一把棕麻刷子，边走边写，在沿途的墙壁或树杆上刷写标语口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