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老家赶回来，我很悲戚，老妈折腾了三个月，没了。
　　早知会有这一天，可真的没了娘，心还是被挖掉般，空落落地疼。老妈患的是肺癌，不能手术了，只好从医院转回家。她忍着剧痛，天天趴在窗户前，盼我回渔村。每当我走进院门口，透过窗玻璃，准能看到老妈那张憔悴的脸。
　　老妈挣扎着爬下炕，想给我做一顿我最爱吃的酱焖小杂鱼。虽说被老爹和弟弟拦下，我看得出老妈盈满泪的眼，充满着依恋和渴望，她努力着，企图给她儿子做一顿饭，哪怕是最后一顿。
　　现在，窗前老妈的剪影倏地飘走了，屋子空了，老妈用过的东西也随着花圈烧了。我害怕走进屋里，我承受不起屋里没有了母亲的那种空荡，也不相信自己是个没娘的孩儿了。
　　每逢回家，我久久不肯进屋，总是望着玻璃发呆，企盼母亲的剪影再飘回来，像三十年前为我攒学费时那样，穿梭如飞地织渔网，哪怕双手勒出淋淋鲜血，那也是个真切的妈呀。
　　有妈才有家，八十岁也想有个妈，何况我才五十岁。
　　我是渔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村里第一个吃官饭的人，按理说，每次回家，都该是荣归故里。然而，近二十年，我每次都是趁夜晚悄悄地回家，不愿见到乡邻。当然，乡邻们在街头见到我，也很冷漠，有时绕开走，有时讥讽两句，当官儿了，有架子了。我只当耳旁风。
　　这次回渔村，和往常不一样，我是回家奔丧的，按乡风民俗，长子主事，村里的老老少少应该安慰我，劝我节哀，我是家里的老大。可是，他们却有意躲着我。我守灵时，没几个人进来吊孝，我孤独地陪着老妈的灵柩。
　　然而，我弟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进到灵堂，接替我守灵时，村里的老老少少鱼贯而入，磕头行礼焚香烧纸，哭号满天。我弟弟腿脚不灵便，很艰难地跪下去，磕头还礼。我站在灵堂之外，村里人与我擦肩而过，顶多是点点头，好像我是个局外人。我带着我媳妇尴尬地站在外面，不知如何应对。
　　我没得罪过村里的任何人，村里人的冷漠与敌视，我始终解不开。我小时候，他们对我挺好的，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我爹当渔业队长，常带着渔船出远海捕捞，一走就是十天八天。老妈当妇女队长，带人织网补网，忙得昏天黑地。无论我走进谁家，都像到了饭堂，炖大鱼、烀螃蟹、蒸爬虾，管够。吃饱了，还往怀里塞。他们都知道，我爹妈的心思都在渔业社，没时间管孩子，也没心思下小海，当然家里就没有海鲜，就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孩子。
　　不过，我也挺有志气，赶到落潮时，瞅着谁家的小网空着，就带着我弟弟扛下来，跑到海边，下海推网。我们俩使出吃奶的劲儿，推上一潮儿，海物也能装上满满一网兜，然后，东一家西一家地给人送。村里人都夸我们哥儿俩懂事儿。
　　爹妈不在家，我们的野性得到了天然的发挥。那时，弟弟就是我的影子，模仿我的一切。我们是天生的海精灵，几乎天天水鸭子一般往风里浪里钻，逮海里所有的活物，不管它们有多么狡猾，总是难逃我们的魔爪。这也是我后来念大学时，专业课比别人优异的原因之一。我记得，讲海洋生物的习性时，教授反倒让我当老师，他坐在下边像小学生一样地听。
　　刚上班那阵子，村里人对我蛮热情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个有出息的人，听说我分配的单位还管着渔业，高兴得不得了，到处传颂，这下可好了，咱村朝中有人了。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借职务之便，给渔村里的人谋点儿好处，不枉我白吃了大家好多鱼虾。
　　然而，事实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渔政扣了村里的船，我要不回来，还得靠船主交罚款赎船。没收了网具，我也讨要不动，干瞪眼看着成千上万块钱的网被付之一炬，我讲情反倒成了知法犯法。渔政没给我面子，港监总该行吧，渔船进港的费用少收点儿，鱼霸欺负渔民管着点儿，村里的渔船和别村的渔船撞了偏向着点儿……这些我都做不到，村里人枉担了朝中有人的虚名。
　　我的同学孙大头十几年前包走了我们渔村的万亩滩涂，村里人赶小海都不让了。大家上告无门，就把我当成了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我自以为海洋滩涂为国家所有，任何私人不得据为己有，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可是，事与愿违，我必须把头缩回来。海滩是市里的头头儿指令给的，我们局的副局长顶多有个建议权，我放个屁都不响。甚至，我的亲弟弟，打着我的旗号，硬是往海里闯，想给老爹老妈弄点儿鲜灵味儿，腿就被孙大头的保安打折了，至今还残着，我都没能帮他主持正义。
　　村里人不知道我的苦衷，这些貌似小事的事情，哪一件没有背景？我这个小科长有那么一点儿权，可说话的分量还不如蚊子的劲儿大。我的局长胡魁教训着我，你还是后备干部呢，不管这些烂事儿你能死啊！其实求到局长时，我已经思虑再三，那是肯定有理的事情，或者说是有余地的事情。可胡局长不给我留一点儿余地，让我彻底断了说情的念头。
　　从此，我不办事儿的恶名就留在了村里。
　　其实，我不是一件事儿没办。我弟弟被打，我和同学孙大头就翻了脸，我骂他狗眼看人低，反了天了，连我的弟弟都敢打，我骂他都骂到他们家祖宗了。他服软了，决定养我弟弟一辈子。他还说，换了别人，一分钱别想得到。
　　我说，你他娘的比海盗还狠，别人就不是人了？
　　孙大头笑着说，你也别怨我，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不是我想要的，是自然法则。
　　我没想到，他把强盗的逻辑用到了我身上，我动手要揍他，他仅伸出了一只手指头，就阻止住了我的冲动。他说，一百万，就算你弟弟腿不瘸，一辈子能赚到一百万吗？
　　想一想，这笔数目不算小，何况打人的又不是他本人，保安哪里知道我是谁，我弟弟又是谁。我替弟弟做主，答应了。没想到，我那倔脾气的弟弟死活不肯，钱是不能收买道理的，高低让孙大头把海滩还给村里人。
　　除了码头，绵延几十里的海岸线都是孙大头的防线，他购买了五十年的经营权，从我们村里撕开个口子，整个战线都要崩溃，骂他八辈祖宗他也不可能松口。 　　这么想着，我更觉得对不起老妈了，老妈临死前，就想吃顿韭菜炒海兔子。我小的时候，海兔子多得很，落潮时，拿粪箕子都能推上十几条，吃完海兔子，海螵蛸摆满窗台，谁的手脚受了伤，指甲削出一点粉面，敷上，比创可贴还好使。
　　可是等我过了不惑之年，老妈的最后一个心愿，我都没能满足。那一天，我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码头，大大小小的水产市场，愣是没有买到一条。渔民说，绝种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断子绝孙了一般悲凉。这种俗称为海兔子的乌贼鱼，其实很容易人工饲养，我他娘的要不是官迷，按照老爹给我设计的路去走，养他几万条海兔子，还不是小菜一碟，何苦让我妈带着遗憾而走。
　　出殡的时候，我泪飞如雨，一半为老妈，一半为自己。
　　我的全村渔网织得最好的老妈呀，儿子我再也吃不到您织的网打上来的鱼了。
　　新的副局长来了，自然要开欢迎会，机关干部都去，我坐在角落里，不想让人看到我的沮丧。没人在乎我，我的存在仅仅是让一个椅子不空，新上任的郭凯敏才是核心。从组织部的副部长到胡局长，说的都是恭维话，什么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经验丰富，好像郭凯敏吃奶的时候就懂得海洋渔业，天生就该骑在我的头顶儿。我也鼓掌了，只鼓了三下，妈的，被强奸了，还得说舒服，这孙子真是装够了。
　　胡局长瞧见了，嘴角不易察觉地翘了下，虽然别人不会留意，我却很明白，他的意思是别怪我，推荐你了，没用，这是组织安排。这么多年，我鞍前马后跟着胡局长，指哪儿打哪儿，哪怕打错了，哪怕是做了他的家奴，也无怨无悔。我觉得我太没人格了，像条狗一样。可是，尽管这样，还没有我的戏。我决定挺直腰杆，无欲则刚嘛。
　　散会后，就到了中午，局里没有像以往那样，去大馆子，花个几万块，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而是去了食堂，八项规定到底是管用的，起码面上不敢了。中午的食堂，领导的那一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常是空着，我们也不再调侃九楼为酒楼了。
　　不去喝酒，胡局长的中午就选择了睡觉，一直睡到两点，这是雷打不动的，谁敢敲门，那是自找不顺。
　　我也选择了睡觉，是回家睡觉，一睡睡到第二天。
　　早晨上班，我终于挤上了公交车。城市的汽车密集地穿梭，动不动就憋出好几里的长龙。我被挤得东倒西歪，时常在急刹车和急启动中失控地挤撞别人，即使是不挤不晃地等红灯，也要忍受着馊汗臭屁和车窗外刺耳的喇叭声。外面的高楼大厦，罩上了幽蓝色或者贼绿色的玻璃幕墙，折射着鬼哭狼嚎般炫目的阳光。
　　这哪里是去上班呀，简直是他娘的去月球，身心承受着下地狱的煎熬。想一想那些副局长，舒舒服服地坐着小车，有空调，有小曲，有专门司机接送，能绕开堵车的路，仰在车里还可以睡上个回笼觉。我当牛做马地干了这么多活儿，一有提拔就丢下我，我还这么忍着，缺心眼儿啊。
　　见你娘的鬼去吧，去他妈的工作，我是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了，我要回家，给老妈守孝，陪老爹说话。我他娘的要彻底丢下包袱，反正这么多年没休假了，我要休个透。从公交车上挨到了单位，我把摆在桌上的文件材料数据全推到了地上，清理出办公桌，抓过一张A4纸，提笔写下休假单，往胡局长的办公桌上一丢，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走人了。
　　既然职位没争上，我得回家修补亲情。
　　从动物的本源上讲，人和狗没啥区别，受了伤害，都想回到老巢舔伤口。
　　我就是那条受了伤的狗，还是条落水狗。

三

　　渔村在二十年前曾辉煌一时，家家盖起了北京平，如今，房子的彩色涂料已经掉了颜色，土旧了。我是坐着一辆卡车回的家，我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看到我弟弟魏蒙骑着一辆破摩托，从我们家陈旧的院子里出来。
　　弟弟瞥了我一眼，没打招呼，没有减速，也没按喇叭，基本上无视我的存在，一转眼就走了。
　　我弟弟在养殖区当技术员，也就是鱼医生，养殖户给鱼防病治病都找我弟弟。我弟弟没上大学，给鱼治病像是天赋，我口头上说一次，或者他翻书本看一遍，就能记住，加上他自己也总结了一套办法，看一看鱼的眼睛，翻一翻鱼的鳃，就知道给饵料中掺入何种药，谁家雇了我弟弟，就等于上了保险。所以，我弟弟很忙碌，收入也不薄。因此，我弟弟也不会被孙大头收买。
　　弟弟最擅长的是防控多宝鱼的病，赚的也是那些养殖户的钱。养殖户像种蔬菜一般，扣上大棚，冬日取暖，夏天遮阳，养殖着需要恒温的多宝鱼。
　　鱼棚用的是井盐水养的多宝鱼，这种鱼在咸淡混合水中长得飞快，卖到了北京的各家饭店，供不应求，若是没有八项规定，鱼棚主能把钱挣疯了。现在，把钱挣疯了的，只剩下我的同学孙大头了，鱼棚里养鱼的水，必须在海滩里打井，抽出含着淡水的海水。海滩都被孙大头承包了，一口井就卖出十万块。海滩上密密麻麻的井，孙大头一年到头坐享其成得捞出多少钱？鱼棚的老板基本上是给孙大头打工了。
　　我弟弟本想一生与孙大头毫无瓜葛，可是，想在海边活着，没法办到。给别人打工，也就是间接地给孙大头打工了。
　　这一次回家，我不是空着手。我老妈这一辈子的最后一场事儿，村里人可以不捧我的场，可我单位里的人，还有我的同学朋友，都追到了火葬场，给我老妈鞠躬，给我随份子。最多的一份是孙大头，两捆。我得了钱，并不感谢孙大头，他欠我们家的，我弟弟腿不瘸，我老妈能上火吗？能得病吗？能到这个鬼地方来吗？
　　一下子收了那么多钱，可我谁都不感谢。老妈有病时，谁给我钱，我会感谢他，那是雪中送炭。老妈没了，钱再多也换不回我老妈一天的生命，还有啥用？接钱时，我突然冒出一种幻觉，我觉得，我把老妈的肉割了，一两一两地卖了，否则，老妈怎会值这么多钱？
　　老妈再也不需要我的钱了，我要把欠我老妈的，都还给我老爹。
　　老妈去世时，我曾和父亲商量，让他和我一块儿到城市里住。他反问我，你家楼里能看到大海吗？能听到海浪声吗？有渔船吗？有渔民吗？
　　我无语，父亲是不可能离开渔村的，还有我那瘸腿的弟弟。 　　这时，我就更怀念我的老妈了，有老妈在，家就是完整的家，怎么也不会考虑父亲的去留。在家的这段日子里，每天的大清早，我穿上弟弟在家干活的衣服，走到老妈的坟前，跪着哭一通。我总是觉得老妈的神灵就在我的头顶之上，我说什么，老妈都能听得到，直到太阳升起，老妈才和我分手。
　　我雇了一群人，改造我们家的老北京平，木窗户变成了塑钢，旱厕改成了抽水马桶，卫生间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台式电视换成了LED的大平板。当然，我也没忘给老妈留个小地方，挂着老妈的遗像，享受着我和弟弟的供果还有三炷香火。
　　靠着西边的一面墙，我给老爹安上了一排四米长半米宽的大鱼缸，铺上了二寸厚的海沙，造出了好几块镂空的礁石，灌入了半吨的海水，用水泵模仿着潮汐，形成了浓缩的大海，让我老爹趴在炕头上都能看到渤海里的鱼虾贝蟹们的生生灭灭。
　　我和父亲都热爱大海，用这种方式，解了父亲见不到海物的困惑，也为自己营建了个小小实验室，温习我快要忘却了的海洋渔业繁殖。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丢下了我是端公家饭碗的人，更忘掉了科长身份。我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仍然是村里的渔娃娃，一身灰两手泥地和大家一块儿干活儿。以至于村里的人像不认识一样，盯着我看，好像我变成了怪物。
　　半个月的光景，老爹的家焕然一新，老爹也在村里人面前抬起了头，你们可以骂我儿子不办事儿，可不能骂我儿子不孝顺。弟弟虽然不肯理我，但总算学会了用鼻子和我说话了。
　　我本想陪老爹好好待一段日子，和老爹一块研究渤海里那些生命的习性，每天在新的卫生间里给老爹搓澡捶背，泡泡老爹的老寒腿。可是，局里的电话接连不断地催我回去，事情堆成山了，再不回去，局长该挨市长骂了。
　　我不得不回去了，我毕竟不是渔民，我无法摆脱掉我的身份，那是我的饭碗。我只能舔着伤口，重新钻进笼子一般的办公楼。
　　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常的休假，反成了闹情绪的标志。闹得骑在我头顶上九楼的局长们，见了我都刮目相看。还有那些同事，见了我竖起了拇指，称我还没被太监化，像个爷们儿，遇到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我哭笑不得，吼个球，我夹尾巴狗般回到了老家，正常地休我从未休过的假，他们倒觉得反常了。
　　胡局长也一改惯例，不再午睡，吩咐秘书叫我到他办公室。我问秘书，啥事儿？秘书不咸不淡地说，反正不是坏事儿。
　　敲开胡局长办公室的门，他像十五年前的校长那样，拍了下我的肩头，以示亲切。我用手拂了下肩头，表达不满，我在用动作告诉他，别虚情假意了，没用，副局长们都比我小，我没戏了。
　　胡局长眯缝着眼睛瞅我，忽然笑出声来，他说，你小子，心里的劲儿不小啊。
　　我说，年到半百，头发花白，知天命了。
　　胡局长说，五十也敢称老，我都耳顺了，换在从前，你敢这样说话，我训死你。
　　我说，哀莫大于心死，你训我，我也不往心里去，这个科长还是让别人干吧，趁我的水产养殖知识还没落伍，出去赚几个钱，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月就这么三千块钱，咋活？
　　胡局长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又一次拍我的肩膀，他说，傻小子，别闹情绪了，我就剩下一年多了，郭凯敏接班的势头没人可挡，他想出政绩，没有你这个业务尖子，怎行？他是市长的秘书，根儿硬，到时候，你当副局长也就水到渠成了。人啊，有时候是熬出来的。
　　我笑了，说，你的意思我明白，这两年帮你画个圆满的句号，至于以后如何，那就不是你的事儿了，我想怨也怨不着你了。
　　胡局长说，我退下之前，把你的问题解决好。
　　我苦笑了一声，别安慰我了，十五年前，局里的后备干部就我一个，现在已经五个了，渔政、海监、港监，这几个直属部门，谁没执法权？哪个不是实力派？谁又不是虎视眈眈？我已经是超龄了的后备，没有优势了，真的有机会，谁能让我？
　　胡局长有点儿不愿意了，他很少这么耐心地说话，他说，你要真的等不得，我让老侯现在就退，你先当一段儿副县调。
　　局里的副县调是个闲差，一般都是安排五十六七的老科长，老侯当副县调没几天，就回家调研抱孙子的技巧去了，班上找不到他的踪影。胡局长威胁过他，再不上班，就免了他，他却笑嘻嘻地夸孙子，眼里除了孙子，没有了别人，还调侃道，谁当了爷爷，就是孙子了。
　　就算是胡局长借整顿机关纪律之机，让老侯提前病退，那几个快退休的老家伙，红着眼睛盯着呢，谁能让我？还不是拿我当猴耍。
　　没等我表态，我的手机铃声响了，唱的是“千年等一回”，是新来的副局长郭凯敏，要我去他办公室，和我商量事儿。
　　电话打进来得不是时候，我又不能拒接，两个局长一块儿找我，又不知是什么话题，够我喝一壶的了。只好冷落了一会儿胡局长，反正副县调的事儿对我没啥吸引力，撂下电话，我没答复胡局长，屁股有点儿坐不住了。
　　见我这般状态，胡局长立刻变脸了，我是为你着想呢，别不识抬举，我不挺你，你在局里能有今天的人气儿？能有这么多人替你叫冤？就算是副县调，没有我替你斡旋，民主测评的票你也不够，一辈子就“剋”在这儿吧，不信咱就试试，这步棋你不走，下一步就没你的了。
　　我知道，局里的民主就是胡局长的眼色。我不能得罪民主，立刻收回了刚刚冒出的骨气，连忙点头称是，蚂蚱腿也是肉，尽管不是我最想要的，但也不是我轻而易举能得到的。
　　胡局长这才收回怒容，警告我别耍小心眼儿，好好干活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心里说，狗屁群众，群众还不都得看你的眼色，你他娘的是怕我不干活儿，影响了你的形象。
　　副局长郭凯敏满面笑容地把我迎进来，端茶倒水地侍候我，好像我是多么尊贵的客人。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市长派他来，就是要接班的，市长对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极为忧虑，希望他能改变现状，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他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又在局里核心业务科室，希望我能支持他。 　　对我的副科长陈佐，我是另一种态度，啥人啥对待，拿话哄他就够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们都在午夜阳光，他若知道了，没准会给我捅到小报上去，或者拿到网上晒晒去。卖弄才华的人，比敌人还可怕。这样的事儿，他不是没干过，得防着点儿。有个渔政执法时打了渔民，就被他写到了小报上，虽然后果不很严重，可那个渔政见到他就骂，精神病。
　　郭局长毕竟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官场经验也不老辣，居然问我一句，陈佐是精神病啊？
　　我看见陈佐就在郭局长身后不远处，忙说，他很好，他比我还强，我们科没有他，就得散架子。
　　陈佐也不识趣儿，我已经替他挡着了，他却火了，追上来骂着郭局长，谁精神病了？海洋渔业局让精神病扛大梁啊？你们当官儿的才有病呢。
　　我心里暗笑，这个世界少了谁天都塌不下来，你小子太自以为是了。可我又不想让矛盾激化，忙把陈佐拉走，小声警告他，你还想不想接我的科长？
　　这句话果然奏效，他不再和郭局长较劲儿了，问我，咋回事儿？你的事儿有说法了？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有好事儿，你还能不挺我。
　　趁着陈佐和我刨根问底，郭局长一走了之，可两个人心里的嫌隙却做下了，没人能解。陈佐逢人就发牢骚，郭局长说我是精神病，我是吗？他才是精神病呢。大家忙说，陈科长是咱们局的大梁，郭局长误会了。等到陈佐走开，大家便相视一笑，意思是陈佐真的病了。
　　老侯提前退休的事儿，局里已经闹腾开了，几个老科长到处找人谈话，拉关系，互相掐架，根本没想到我是黄雀。陈佐直着嗓子为我争，不让魏科长当副局长，还不让人家当副县调吗？还有天理没有？大家都投魏科长的票。
　　我连忙否认，称自己的公仆还没做够呢，不想早早地退休。
　　一个岔打了过去，我不想掉进旋涡。陈佐却猜中了我的心思，一个劲儿地替我张罗。那几个老科长不高兴了，分别来找我，兴师问罪，问我是啥意思，也来蹚浑水。我说，啥意思还看不出来吗？陈佐想当科长想疯了，不挤走我，他咋上？老科长说，我的位置下来了，给他不就算了吗？我说，他精神有问题，局里谁不知道？他总认为全局只有他能扛大梁，就想在我们科当科长，他的话你也信？
　　我的这番解释，多少让他们解除了警惕，却把陈佐陷于不义了。

八

　　我们在午夜阳光快乐的时候，陈佐并不消停。那几天，胡局长要在市长办公会上汇报工作，材料的事儿就落到陈佐的身上，他趁机向胡局长推荐我当副县调，他好接任科长。胡局长着急要材料，又怕陈佐尥蹶子丢下材料不写，耽误了大事儿，嗯嗯了两声，就算是答应了。
　　回到办公室，他看到我，脸色潮红，幸福地对我说，咱哥儿俩要比翼齐飞了。
　　我瞅着他，看着他幸福的样子，不忍心伤害他，惦记我位置的人多着呢，还那么天真。他以为我没懂，神秘地告诉我，胡局长的意思是让你当副县调，我接科长。我真的不想破坏他的好心情，只好暗示他一句，顺其自然吧，人啊，不要想得太多。
　　他以为我是自谦，兴高采烈地忙他的材料去了。我趁机脱身，去了午夜阳光。去他娘的职务，人生就是三万天，我得要享受生命去了，多谢我的同学孙大头。
　　我赖在午夜阳光，我的王牌金卡就是招牌，没人敢怠慢我，消费多少，都有人买单。我是不会挥霍金卡的，我是幕后老板，我不能像那帮遗老遗少们那样，花别人的钱不心疼，可劲儿地造，金卡里划掉的终究是我自己的钱。我的享受非常具有目的性，事实上，我的享受过程就是对员工的考察过程。我会记住每个人的胸牌号，也会看他们对别人怎么服务，闲着没事儿，我会躲在一个小屋里，对他们的服务打分，然后，拿出一部专用的手机，给我拐弯抹角聘请来的经理发微信，让经理给某某红包，督促某某的服务质量，扣某某的工资。我曾听经理大声训斥员工，大老板无处不在，在网上监控呢，谁偷懒，谁耍滑，谁占小便宜，谁吃小费，老板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经理的这一招儿，果然吓住了员工们。
　　这座城市里，不知有多少和我一样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洗钱，我不过是小科长，还在非权力部门，只是偶尔捞到一次机会而已。我不图赚多少钱，只要不赔，就是收获。何况员工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会让我赔上。我支付报酬的方式是，底薪加提成。管理我们午夜阳光的最高智囊不是任何人，而是电脑，只要我打开电脑，输入密码，一切情况了如指掌。
　　还没到下班的时候，我的那群遗老遗少们又来了，他们一夜不来，就觉得煎熬，不把我啃得精光，绝不罢休。他们还把狐朋狗友们都带来了，吃喝唱歌洗浴按摩。好在卡里不含泡妞和吸毒的钱。这两件坏事儿，我是坚决拒绝的，但客人的私自行为，我却无法制止。
　　好在狐朋狗友都是我们局里的人，也都有投票权，我很感谢我的遗老遗少们，他们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不把选票坐实，决不罢休。我佯装不知，任他们挥霍。我的属下，尽管都有来头，不过是个科员，没上过大场面，不知道啥叫挥金如土，终其所能，有多大的挥霍？尽管如此，那段日子，他们依然是发了疯似的胡作海闹。
　　蹲守在午夜阳光的这段日子里，我算是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叫一掷千金。一瓶只当成样子摆，显示我们午夜阳光有品位的法国帕图斯红酒，也有人敢消费，那可是一万多块。POS机刷下的金额，让我这个幕后老板直咋舌，数以万计是稀松平常。我知道，这个头儿是孙大头带的，他时常把客户带到午夜阳光，花钱如流水般。以至于我们聘请的经理误以为孙大头才是真的大老板，不是他挂在嘴边的二老板。直至有一天，经理看到了孙大头进来，故意拿手机联络，发现孙大头毫无反应，而躲在暗处的我却给他回了微信，嘱咐他企业就是效益第一，就拿二老板当大头，经理才明白，幕后老板是不会跑到前面来的。当然，经理不会知道我是幕后老板，在他眼里，我是孙大头的副产品，混吃混喝混玩混乐的跟屁虫而已。
　　明面上的高档宾馆、高级酒店都萧条了，会馆和会所也都被人盯上了，弄不好照片就发到网上去。经我们改造后的午夜阳光，既不是酒店也不是会所，充其量是供大家休闲娱乐的夜总会，似乎不涉及公款消费，反倒不怎么显眼了。 　　我接受孙大头的建议，午夜阳光内部设三个区，普通消费区、中档娱乐区和高档休闲区。普通消费区和中档娱乐区走正常的门面，灯红酒绿的招牌下，进进出出的都是普通的人。我的那些遗老遗少们，出入的就是这座门，顶多是消费层次高一点儿罢了。高档休闲区没有大门，从地下停车场进去，坐电梯，上到消费场所，停车场的入口，自动刷卡，没有内部发放的感应卡，什么车都甭想进去。想徒步进去，那是绝对不行，除了没有人行道，保安也看得紧，不容车辆通行的间隙有人混进来。
　　午夜阳光没有窗户，外面看不到里面怎样，走进来七扭八拐，像地道战。普通消费区和高档休闲区只有一个秘密通道，不是特殊的员工，甭想通过。市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正愁找不到体面的地方谈生意，谋划事情，健身保养，怡情娱乐。午夜阳光的新项目正中他们的下怀，那些热衷于人肉搜索和喜欢向巡视组提供照片的人，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看不到车，也看不到人，更甭想进来，各种消费又样样不少，权贵们当然是趋之若鹜。
　　没有孙大头带着，我轻易不过那边去，那里边说的事儿，都是市里的大事儿，包括让谁谁上台，给谁谁挪个地方，把哪项大工程给谁谁，黑掉谁谁，捧红谁谁，整倒谁谁。我是个懂事儿的人，这些事儿，都不沾我的边儿，我必须装聋作哑，别给自己找麻烦。市里的不同帮派，分不同的时段，聚会在午夜阳光，孙大头差不多是不同帮派的秘书长，每一次聚会，大多都是他在圈局，他在买单。他不缺钱，他在营造一种势，一种看不见的影响力，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市里的政商两界。
　　我的天呀，孙大头把我带进了从前我全然不知的世界，午夜阳光成了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的预备会了。还有，我的经理，我真是佩服他，年薪一百万，值。他几乎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权贵阶层的大管家，地下车库的车辆调度安排，熊掌燕窝鱼翅的烹制，娱乐休闲的配套档次，房间的布局摆设及隔音措施，还有客人的接送，电话的沟通，他操办得滴水不漏，绝不会让市里不同派系的人在同一时间相会在此。他在为午夜阳光和自己创造价值的时候，我也跟着水涨船高了。
　　本来是快破产的午夜阳光，经我们的手，起死回生了。我有点儿蒙，市里的权贵阶层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午夜阳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进来谈事儿。孙大头说我蹲机关蹲傻了，这里的经理是远在南方的外地人，啥事和他都没瓜葛，不会走话，服务员不看电视也不读报纸，谁是谁都不知道，更是局外人，到这里边享受，边谈事儿，安全。
　　我说，家里和别墅，不更安全吗？
　　孙大头撸了下我的脑袋，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能让老婆孩子知道吗？

九

　　我常常在午夜阳光里度过白昼一般的夜晚，我要应酬一下那些准备给我投票的人，你求着人家，就不能装屁。他们在享受过之后，不再叫我科长，一口一个地叫我魏哥，魏哥义气大方，不当局长就屈了，怎么也得把魏哥推上去。我向大家抱拳，兄弟们，拜托了。他们向我发誓，不投魏哥，天诛地灭。我忙阻止，不让他们发毒誓，我说，就图做一辈子哥们儿。
　　还有，既然我选择了用特务的方式管理午夜阳光，就得像真正的特务，把一切侦查清楚，让员工们的弦儿紧绷着，谁敢得罪顾客，我就在微信上和网络上给谁眼罩戴，让经理看着手机和电脑屏幕，心里就发紧，时刻让他感觉到幕后的老板无时无刻不在掌控着他。
　　我可以给经理高薪，也可以给他充分的权力，就是不能让他有非分之想，他这么有本事，想骗我还不是轻而易举。就像我和孙大头骗郭副局长，他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用的是什么办法，因为他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嘛。党校里学的鲶鱼效应，我没有用到工作岗位，却用到了企业管理，我这个幕后老板，就是那条可恶的鲶鱼，让所有的员工疲于奔命，把经理的权力关进了笼子里，让他不敢，也不想从中捞钱，毕竟一百万的年薪，不是个小数目。他若不给我带来四百万的利润，年薪他也拿不走。
　　我的小舅子不怎么精通财务，活儿干得很慢，是午夜阳光里最差的员工，经常被罚得工资都拿不回家去，好在我经常补贴他。他也很听话，从不嘚瑟，哪怕经理骂他，他也是规规矩矩地听，加班加点也要把账算完，他知道，他管的是自己的钱，不允许他马虎。后来，经理不骂他了，因为我在微信上只同意责罚，不同意开除或者调换小舅子的工作。他感觉得到，我的小舅子不是寻常的人，就像围棋里的一枚闲子，弃不得，关键的时候有可能救命，就忍下了。
　　我小舅子挨了骂也不走的另一个原因，也是体现对他姐姐的忠心，他总是探头探脑地往我休息的房间瞅几眼，看我是不是有了花心，毕竟这里美女如云。一旦我有了出格的做法，我媳妇绝不会饶过我，会和我鱼死网破。那样的话，午夜阳光也就无密可守了，我也就成了一条从海里捞到岸上，又暴晒在阳光下的死鱼了。
　　老婆是和我过一辈子的人，就算我有非分之想，也不能在午夜阳光。
　　我盼望的那个时刻终于来了。
　　组织部的一位哥们儿向我透露，就要到我们局搞民主推荐。
　　不巧的是，那一天和放流增殖日子重合了，胡局长主持民主推荐会，不能参加特别重要的放流增殖的仪式。本该是主角的我，被胡局长派出去了，监督放流。当然，我的主管领导也得缺席，他是放流增殖仪式的主持人，要上镜头的。就这样，郭局长和我不能参加推荐会了，我们陪同省厅的处长，一块乘坐渔船，到大海里放流。
　　无形中，我丢了两票。
　　胡局长看出了我的忐忑，临走的时候，他特意把我找到办公室，那意思是放心，你不在，更能体现你的价值。我当然放心了，否则，那么多钱就白花出去了。
　　我知道，这是胡局长刻意安排的，表面上他以此体现民主与公平，事实上他在故意回避放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作弊。天上掉馅饼，肯定有陷阱，何况天上掉下来的是座门市呢，他不在现场，就不承担责任，即使将来出事儿了，也是郭局长和我的事儿。更重要的是，放流增殖的事儿，是郭局长一手促成的，在这件事儿上突出了郭局长，也等于给了市长面子。一箭三雕啊。
　　我怀疑，他故意把两个日子捏在了一起。 　　这只老狐狸。
　　放流的场景十分壮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孙大头所有繁殖鱼苗的鱼棚都行动了起来，把鱼苗连同养鱼池里的海水全装进了大塑料袋里，厚实而又坚韧的白色塑料袋立刻被染黑了，密密匝匝地挤着将近三厘米长的鲈鱼苗。塑料袋里虽然注了氧，但鱼太挤，应该快马加鞭地放到海里，迟了，鱼苗有可能因缺氧而死。渔村里的人全都出来帮忙，出工出力借给孙大头大小车辆。
　　一溜望不到边的车辆，从不同的鱼棚出发，首尾相连地开向了码头。
　　渔村里的人真是格外的朴实，渔民的爱恨情仇全在脸上。他们原谅了孙大头独霸海滩，也原谅了我的不仁不义，听说放流，本来因休渔在家的渔民们全赶过来，码头里所有的渔船全出动了，大人小孩儿都跳上了船，帮助我们往海里撒鱼苗。
　　我昂首挺胸地走在生我养我的这片盐碱滩上，我终于有脸面见我的父老乡亲，毕竟，我的存在，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人这一生，最渴望的是啥，荣归故里。尽管我内心还有一些赧然和负罪，我却不可能流露出来。谁人能知道我和孙大头在暗地里打下的折扣，可半个太阳照样明亮，没人在乎天狗咬掉的那一口。
　　海风依然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可熟悉的乡亲们却不再熟悉，许多人老得我不能认识了，毕竟长大后的三十年的时光我远离了他们，但这并不妨碍这些长辈对我的崇敬。簇拥着我的，是叔叔伯伯们的子孙们，他们以我为荣，也和我一样，昂扬着头往前走。我头一次成了村里人的楷模，父亲的骄傲。我的放流行动，将会载入渔村的史册。这时，我感觉到，我不再是小科长了，我成了一条能繁育小鱼苗的大鱼，带着我的鱼子鱼孙自豪地游荡在大海里。
　　我父亲拄着拐杖也来了，看着整个码头上的渔船装满了鱼苗，老泪纵横。我不隐瞒我是渔民的儿子，也不怕他们看到我父亲的寒酸样儿，我把我们的郭局长还有省厅的处长县里的县长与局长一一介绍给了父亲。父亲感激涕零，称赞他们是大救星，明年的这个时候，就该有鱼打了。
　　我提醒了父亲，明年的这个时候，还没过禁捕期呢。
　　父亲擦擦眼泪，忙说，对，对，这海也该好好养养了，让鱼再长大些，等它们甩完子，繁育完下一代，我再出海也不迟。
　　记者们记录下了这一幕。
　　渔船一字排开，向大海里驶去。我一直提着的心，这才掉下来，这么隆重而浩大的场面，恐怕神仙也数不清究竟有多少尾鱼苗，就算是我们全局的人都来当统计员，也会被这壮观的场面搅乱。我就是权威了，我说一亿尾，就是一亿尾了，我的嘴就是金口玉言，面对记者的摄像机，我是面不改色心不跳，死咬着一亿尾。放流之后，那就是未知数，谁都不是龙王爷，没有本事追到海里查。
　　人们纷纷走向船舷，抱起了沉重的塑料袋，割开封口，将鱼苗撒向大海。霎时，蓝色的大海，飘起了一道黑色的带子。在鱼棚里娇生惯养的鲈鱼苗，在大海里惊慌失措地东奔西闯。我知道，没有野化训练的鱼苗，将有一批过不了今晚。
　　不过，今天晚上，我要睡个好觉了，我真佩服孙大头，把场面搞得如此轰轰烈烈，就算我这个明眼人，也没看出破绽。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繁荣有时会掩盖一切，包括罪恶。
　　此时此刻，我的心还在忐忑，不是为鱼苗。我看看表，上午十点，测评的结果该出来了，我不知道那些吃着我，嚼着我，挥霍着我，又向我发毒誓的哥们儿，是不是真的投了我的票？个别谈话时，在组织部人面前，推荐的人是不是我？好了，不去想了，反正来我们局的是我组织部的铁哥们儿，谁没推荐我，他会告诉我的。
　　孙大头看出了我的担忧，他猛地拍一下我的肩头，和当年校长拍得一样重，他大声说，放心吧，放流。
　　我抱起一个塑料袋，割开了封口，将鱼苗撒进了海里。
　　看着鱼苗钻进海里，孙大头瞅着我，会心地一笑。
　　我知道他笑的内容，无为有时有还无，尘埃落定，死无对证。
　　寂寞好久的手机，终于有了动静，而且是接二连三，信息的提示音声声不断。我的手哆嗦起来，伸进兜里，想掏出来看。
　　孙大头按住了我的手，只说了两个字，淡定。
　　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看了一条又一条短信和微信，都是两个字，祝贺，有的还配发一个搞怪的表情。那一天，我是双喜临门，副县调到手，两千万到孙大头的账，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卸下了。晚上，我独自躲在午夜阳光的小屋里，端着红酒，泪流满面。
　　我舔着心里的伤口，品味着生活的滋味。

十

　　接下来的日子是公示，一张A4的纸，盖着组织部的公章，贴在我们局办公楼的楼梯口，我的名字第一次这样招摇。没有几个人认真地看那张决定我命运的纸，一番动荡过后，我的命运又和他们无关了。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旁边一掠而过。我的心里却开了锅，既得意又凄然，人的命有时不就是一张纸吗？副县调贴在楼梯口，只有清风对它感兴趣，试图把它掀下来，戏弄一番。副局长的公示呢，似乎好一点儿，登在市里的日报上，擦屁股都嫌硬，只等有一天卖废纸，或者直接塞进垃圾桶。
　　公示期过后，我就不是科长了，但还待在科里，等待新的科长领导我，没有新的办公室给我，我上不了九楼，还待在原地不动。这就是副县调的尴尬，名义上是升了，实际上是闲了，哪个科长不懂事儿，使用我们这样的老太爷？我时常在午后的时光里，待在午夜阳光，一直待到真正的午夜，或入睡，或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集体到午夜阳光是在我公示结束那天，答谢宴是省不得的，那天我们全喝大了，如痴如醉地玩个通宵达旦，像是最后的疯狂。此后的日子，我依然鼓励我的遗老遗少们去消费金卡，我不是那种现用现交用完拉倒的人，也不在乎多花几个钱。可是，我从电脑的清单上看，他们来得越来越少了，好像对午夜阳光不感兴趣了。我一想，明白了，谁的工资都是有限的，遗老遗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谁能没皮没脸地总是祸害别人。我心里一乐，他们哪里知道，我他娘的也发横财了，不怕祸害。
　　他们来得少的原因还有一个，都在争我空下来的位置，遗老遗少们早就混成了主任科员和副主任科员，谁都具备了当科长的资格。他们在挖空心思地争，彼此之间突然从朋友变成了敌人，谁还有心情到午夜阳光来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