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语言一样的古老，从文明开始的一刻起，诗歌就已经在人类的脑海里孕育而出。一代代伟大的诗人、一首首经典的诗歌流传至今，我们有时浅唱低吟，有时又引颈高歌；唯一不变的是，命运的无常和生命的过往，都将在诗歌之中安静下来，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归宿。“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仰天而问：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当荷尔德林写下这句疑问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百余年后的今天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诗性与存在的话题。然而，在《人，诗意地栖居》一诗的结尾，这位19世纪浪漫派诗人却又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这一否定性的回答，将如何诗意栖居的人生难题彻底地抛给了生活在当代的诗人们。
　　正如熊魁在《当时光把生命快递给我》中所揭示的那样：“人都是这样被不断封口，投递，打开/再封口，再投递，再打开……”的重复过程，对于大部分人来言，如此的困惑每天都在发生，并将永无止境地在有限的生命中循环下去。时光也是一样，它是客观的存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唯独诗性不同，它虽然说不清、道不明，却能够“最终剪开缉口/从信封里抽出万千嫩芽，抽出了春天”，从而使混沌未开的人变成了背负原罪的诗人，像失乐园的亚当和夏娃重新回到了大地之上，因为“那里是我永远的故乡”。至此，诗意地栖居被赋予了创世纪的神话意蕴，空灵又不失厚重。
　　在《说诗》里，“一碟西风支起一个心上秋”，诗人风荷以其女性特有的温润笔触描绘了她与诗歌的“感情纠葛”。相比与诗歌浩瀚而悠久的历史，作为个体存在的诗人无疑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即使抒发感情“也是小儿女情状的”。但她敢于把生活交付于诗歌，把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诗歌的大海之中，使得小小的“浪花”也能够拥有大境界，“三两叠词就能支起一张破碎的地图”，“就像眉睫悬挂了瀑布”。诗歌给予我们的馈赠，恰似“留白中画龙点睛”的妙笔生花，可以肆无忌惮地欢喜和忧伤，也可以“放倒利刃”，放倒月光；甚至连日常生活的琐事都能在诗性的空间里随意变幻出波浪的形状，比如“爱或牙疼”就超越了世俗的症状。然而，单从题目来看，《说诗》却好似诗人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实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元好问不过是借用绝句的形式来阐发自己的诗歌理论而已，如果把它置换成散文的形式也并无二致；而风荷的《说诗》则是诗人对诗歌的女性诉语以及生发自心灵的和谐共振，真实地体现着她对诗性形而上的不懈追求，“直到最后——”。
　　当然，诗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有时，它也会像一株攀援的凌霄花，與诗人的灵魂交织在一起，“一道向左，那是爱的印记”，“一道向右”，“那是爱的另一种姿势”，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场充满诗意而且华丽炫目的双人舞蹈，“搭配在一起，组成一个工整、端庄的人字”。可以说，正是诗歌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每一首来自于心灵深处的语言结晶都是诗人为自己精心撰写的《墓志铭》，更为后来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所谓诗意地栖居，并非让我们逃离生活本身，躲进虚幻脆弱的象牙塔中，而是在生活的重压下懂得放弃不必要的负担，轻身上路，就会发现处处都是美丽的风光。纵然历经了沧桑岁月，你与我仍然是一个矗立在茫茫天地之间的人。
　　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通过语言和文字的外在形式，诗才能与我们产生现实的联系。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曾说过：“语言即世界，语言是存在之家。”即使在面对物质生活喧嚣尘上的时候，我们也还有诗歌可以选择和陪伴，想到把无处安放的流浪灵魂寄身于五彩斑斓的语言国度里，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