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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肖川教授提出教育应该无为而治,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然而这仅仅是个理想,当前还很难实现。怎么办?在以量化考核为主要手段的教学管理暂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引入医学上的“正常值”这一概念,或许有助于化解教育内部的许多矛盾,有利于防范与抑制教育异化。
“正常值”是医学上的常用术语,指的是应用统计方法确定的某种生理指标的正常波动范围。对此,参加过体检的人大多比较熟悉。比如人的血压的正常值是多少?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的血压标准是:正常成人收缩压应小于或等于140mmHg,舒张压小于或等于90mmHg;如果成人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或等于95mmHg为高血压;血压值在上述两者之间,亦即收缩压在141至159mmHg之间,舒张压在91至94mmHg之间,为临界高血压。诊断时,必须多次测量血压,还需随访观察。
某种生理指标有正常的波动范围,考试成绩是不是也有正常的波动范围呢?当然有。任何一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都不可能每一门功课每一次考试都得第一,有时候(有的学科)可能连班平均分都达不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教师所任教的班级平均分也这样。有一位初中数学教师,一直教两个班数学。有一年,他所教的两个毕业班在升学考试中平均分获得全区第一,远远超过了整体水平。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以至后来的好多年,他不但辉煌不再,而且常常落到了后面。有人以为他工作不努力了,其实考得越差他工作越努力,这是同事们有目共睹的。不得已,他“跳槽”到了一所民办高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对于现在频繁的考试而言,很多时候不能应验。
如果在量化考核中引进“正常值”(请注意,这是一个区间,以下同)概念呢?一个经常考第一的学生偶尔一次低于班平均分,但是只要分数还在该门学科该次考试的“正常值”之内,也属正常,无需大惊小怪、给他以太大的压力。不仅是个别学生,所有学生都一样:只要考试的分数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就不必大张旗鼓地表扬,或者咬牙切齿地批评。对教师的评价也是这样:只要他教的学生考出的平均分在“正常值”之内,他的教学效果就是合格的。比平均值高一点的无需奖励,低一点的也无需批评,更不能滥用扣奖金之类惩罚性措施。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就血压而言,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年龄)以及不同的时间段(早、中、晚)是不同的,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放松时低一点,紧张时高一点,剧烈运动后血压升高,喝了酒更高。除此之外,测量的仪器也有关系。有时候,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用不同的测量仪器测得的血压是有差别的。所以,医生在确诊高血压时,不会简单以一次测量的数值为凭据,而是要“多次测量”“随访观察”。对于考试中出现高于或者低于正常值的情况也应该这样,不能单凭一次考试、一份试卷就下结论。任何一门学科,如果用A、B两份(或者更多份)试卷考同一个班的学生,按分数高低排出来的名次肯定每次都不一样。对于连续几次考试成绩都特别优异(超出正常值)的,可以给予适当的表扬及奖励,对于连续几次考试成绩都特别差(低于正常值)的,则要分别“随访观察”——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对不能公开批评、简单惩罚了事。
我常常想:如果医学上确定人的正常的生理指标不是一个有波动区间的正常值,而是一个恒定值——比如血压,那么该有多少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啊!说到健康,现在的校园里,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
据《光明日报》(2009年1月7日)报道:至少近10年来,由于过高的期望和沉重的负担,我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学学生长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为了所谓“幸福的成年”,相当多的孩子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不仅如此,“童年恐慌”现象也在孩子中蔓延,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伤害他人,甚至导致诸如自杀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
说起“童年恐慌”,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在同学兴高采烈参加结业仪式的那一天,选择自杀而离开人世,他给父母的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儿童因考试或学业压力而心情不好(76%)、郁闷(55.4%)、睡不着(38.2%)、不想学习(25.1%)、自卑(24.5%),还有少数儿童对生活绝望(9.1%)。
文中还说:“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不仅严重危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团队意识,这对于一个民族乃至世界来说后果都是灾难深重的。”(《科学生活:警惕“童年恐慌”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深重的教育危机?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学质量考核机制中没有“正常值”,只有“平均分”与“排名表”。譬如一个班级50个学生,如果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正常值”,那么就可能没有一个“差生”;一所学校100个老师,如果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正常值”,那么也许就没有因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在末位而挨批评,甚至遭淘汰的教师。还有,考试也不该像现在这么密,不但有月考,还有周考,甚至日考。试问: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天天去体检测量血压呀!考试应该有个法规,除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摸底抽查之外,一个学期的考试不能多于两次。这是极限,不应该超过。一个不用隔三差五频繁考试的学校,一个大家都不为考试成绩患得患失的学校,才是一所没有差生的学校,一所教师没有生存危机感的学校,一所和谐的、理想的学校。
我是1954年出生的,“文革”那年小学毕业。记忆当中,那时的考试每个学期总是两次。虽然没有双休,周六下午以及周日的放假是雷打不动的。除此之外,每个学期中间还有一个星期的农忙假。那时候读书,学生是很自由的,作业也不多,在家里可以干很多农活,有条件的可以读好多闲书。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把全校仅有的一个约4平方米的图书室的钥匙交给我保管,让我有机会差不多看完了里面不多的藏书。我现在喜欢看书、码几个字,底子还是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打下的。那时候,虽然社会上好像没有“正常值”的说法,但在人们的心里,却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考试分数算什么,高一点低一点都很正常;只要学生用心读书,教师努力工作,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现在的学生呢,成了“考试专业生”,除了考试做题,什么课外书也不看。这样的情况,小学生刚上一年级就有。前不久,朋友发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说:这次给小孙子过八虚岁生日,问他要什么生日礼物,他回答说“要试卷,其他什么都不要”。每天回家,手机上就出现了语文数学的家庭作业;每次小考,手机上就写明了几分几人,而小孙子也说“最差”是谁谁;语文除“特训”外,还时时有“随堂小考”。
最近网上一篇文章让我们耳目一新——
……袁隆平1950年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单清楚地表明:袁隆平当时农学课程成绩并不很突出,反而英文成绩特别好,高达93分。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农场实习67分。他专业成绩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对此,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表示,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袁隆平自己也说过:“书本很重要,电脑很重要,但书本和电脑都种不出水稻。”
这验证了一句古诗所讲的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我更觉得这58年后的发现,完成了对中国教育理念、体制的又一次深切的反讽。
对于学生,我们的各级教育存在一个从来都未改变的核心评价体系:考试成绩。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流传甚久的校园顺口溜:分,分,学生的命根。从学前一直到大学,重知识轻能力、重灌输轻实践的教育方式始终一以贯之,倒颇继承了靠八股文打天下的遗风,真正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不是被轻易扼杀,就是被打入另册……多少像袁隆平这样成绩平平、拥有异禀的天才已被岁月磨成庸才?
目前,诺贝尔奖在中国保持着尴尬的零记录,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科学贡献亦少得可怜。但愿袁隆平的大学成绩单能使有些决策者惭愧,有些梦中人警醒。(石述思)
这篇文章写得好,当今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机制确实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了。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稿子里说:教育是人的发展的基本需要,与吃饭喝水一样。换句话说,教育是最平常的事,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什么叫平常心?就是什么都看淡一点,尤其是搞教育的,千万不要把它作为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这些年的教育异化,就是因为在教育问题上,我们普遍失却了平常心,尤其是教育管理的决策者与执行者,急功近利,名利欲望无限膨胀。结果,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除了极少数人活得滋润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活得很累。这样的教育,能“让人民满意”吗?
我曾经一再痛斥现在的教学质量考核机制“逼良为娼”。每一次考试按分排名,按名次奖惩,逼迫教师一方面拼命向学生施压,无限制加重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作弊,甚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就亲眼目睹一位还在见习期的年轻教师,把一篇已判为19分的作文改为29分(满分为30分),结果当场被抓获,那篇作文是他所教的学生写的。这虽是极端的个例,但类似的事情就多得不可枚举了。当教师的谁都知道,有的教师教学并不怎么优秀,但他们有一种特殊本领——能够准确无误辨认每一个学生的笔迹,阅卷时看到是自己学生的试卷就给高分,反之,则给低分;还有一种小智慧,私底下一个一个告诉一部分学生,让他们在试卷上作记号,并要求他们保密,阅卷给分时看到记号就多给,没有记号的就少给。这样,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总是要比别人高一点。更有甚者,还有通天手法,考前获得部分试题及答案。这样子还有哪位常态的教师比得过他们呢?为此,教师内部的矛盾比任何单位或团体内部的矛盾都多,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如此种种,不都是因为教育管理者缺乏一颗平常心、教学质量考核手段中缺乏一个“正常值”吗?
写到这里,一些读者也许对我的文章标题有异议:其实教育统计学中早有诸如方差、标准差、误差区间等“正常值”概念,何须“引入”?是的,但管理者一般只用来评价某一份试卷,而不是用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与教师的教学效果。拙作借医学上的“正常值”类比,使我的观点更为通俗明白,更易于被人接受而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百代千秋,教育管理者任重道远。希望各级教育管理者要树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尽快把“正常值”概念引入教学质量考核机制中来,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六石高级中学)
“正常值”是医学上的常用术语,指的是应用统计方法确定的某种生理指标的正常波动范围。对此,参加过体检的人大多比较熟悉。比如人的血压的正常值是多少?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使用的血压标准是:正常成人收缩压应小于或等于140mmHg,舒张压小于或等于90mmHg;如果成人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60mmHg,舒张压大于或等于95mmHg为高血压;血压值在上述两者之间,亦即收缩压在141至159mmHg之间,舒张压在91至94mmHg之间,为临界高血压。诊断时,必须多次测量血压,还需随访观察。
某种生理指标有正常的波动范围,考试成绩是不是也有正常的波动范围呢?当然有。任何一个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都不可能每一门功课每一次考试都得第一,有时候(有的学科)可能连班平均分都达不到。这样的情况常常出现,教师所任教的班级平均分也这样。有一位初中数学教师,一直教两个班数学。有一年,他所教的两个毕业班在升学考试中平均分获得全区第一,远远超过了整体水平。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以至后来的好多年,他不但辉煌不再,而且常常落到了后面。有人以为他工作不努力了,其实考得越差他工作越努力,这是同事们有目共睹的。不得已,他“跳槽”到了一所民办高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句话对于现在频繁的考试而言,很多时候不能应验。
如果在量化考核中引进“正常值”(请注意,这是一个区间,以下同)概念呢?一个经常考第一的学生偶尔一次低于班平均分,但是只要分数还在该门学科该次考试的“正常值”之内,也属正常,无需大惊小怪、给他以太大的压力。不仅是个别学生,所有学生都一样:只要考试的分数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就不必大张旗鼓地表扬,或者咬牙切齿地批评。对教师的评价也是这样:只要他教的学生考出的平均分在“正常值”之内,他的教学效果就是合格的。比平均值高一点的无需奖励,低一点的也无需批评,更不能滥用扣奖金之类惩罚性措施。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就血压而言,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年龄)以及不同的时间段(早、中、晚)是不同的,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放松时低一点,紧张时高一点,剧烈运动后血压升高,喝了酒更高。除此之外,测量的仪器也有关系。有时候,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用不同的测量仪器测得的血压是有差别的。所以,医生在确诊高血压时,不会简单以一次测量的数值为凭据,而是要“多次测量”“随访观察”。对于考试中出现高于或者低于正常值的情况也应该这样,不能单凭一次考试、一份试卷就下结论。任何一门学科,如果用A、B两份(或者更多份)试卷考同一个班的学生,按分数高低排出来的名次肯定每次都不一样。对于连续几次考试成绩都特别优异(超出正常值)的,可以给予适当的表扬及奖励,对于连续几次考试成绩都特别差(低于正常值)的,则要分别“随访观察”——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对不能公开批评、简单惩罚了事。
我常常想:如果医学上确定人的正常的生理指标不是一个有波动区间的正常值,而是一个恒定值——比如血压,那么该有多少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啊!说到健康,现在的校园里,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都不容乐观。
据《光明日报》(2009年1月7日)报道:至少近10年来,由于过高的期望和沉重的负担,我国半数以上的中小学学生长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为了所谓“幸福的成年”,相当多的孩子被剥夺了快乐的童年,不仅如此,“童年恐慌”现象也在孩子中蔓延,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伤害他人,甚至导致诸如自杀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
说起“童年恐慌”,青少年教育专家,中国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在同学兴高采烈参加结业仪式的那一天,选择自杀而离开人世,他给父母的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当多的儿童因考试或学业压力而心情不好(76%)、郁闷(55.4%)、睡不着(38.2%)、不想学习(25.1%)、自卑(24.5%),还有少数儿童对生活绝望(9.1%)。
文中还说:“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不仅严重危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团队意识,这对于一个民族乃至世界来说后果都是灾难深重的。”(《科学生活:警惕“童年恐慌”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深重的教育危机?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学质量考核机制中没有“正常值”,只有“平均分”与“排名表”。譬如一个班级50个学生,如果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正常值”,那么就可能没有一个“差生”;一所学校100个老师,如果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正常值”,那么也许就没有因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在末位而挨批评,甚至遭淘汰的教师。还有,考试也不该像现在这么密,不但有月考,还有周考,甚至日考。试问:有哪一个正常的人天天去体检测量血压呀!考试应该有个法规,除了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摸底抽查之外,一个学期的考试不能多于两次。这是极限,不应该超过。一个不用隔三差五频繁考试的学校,一个大家都不为考试成绩患得患失的学校,才是一所没有差生的学校,一所教师没有生存危机感的学校,一所和谐的、理想的学校。
我是1954年出生的,“文革”那年小学毕业。记忆当中,那时的考试每个学期总是两次。虽然没有双休,周六下午以及周日的放假是雷打不动的。除此之外,每个学期中间还有一个星期的农忙假。那时候读书,学生是很自由的,作业也不多,在家里可以干很多农活,有条件的可以读好多闲书。我至今还清晰记得,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学校把全校仅有的一个约4平方米的图书室的钥匙交给我保管,让我有机会差不多看完了里面不多的藏书。我现在喜欢看书、码几个字,底子还是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打下的。那时候,虽然社会上好像没有“正常值”的说法,但在人们的心里,却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考试分数算什么,高一点低一点都很正常;只要学生用心读书,教师努力工作,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现在的学生呢,成了“考试专业生”,除了考试做题,什么课外书也不看。这样的情况,小学生刚上一年级就有。前不久,朋友发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说:这次给小孙子过八虚岁生日,问他要什么生日礼物,他回答说“要试卷,其他什么都不要”。每天回家,手机上就出现了语文数学的家庭作业;每次小考,手机上就写明了几分几人,而小孙子也说“最差”是谁谁;语文除“特训”外,还时时有“随堂小考”。
最近网上一篇文章让我们耳目一新——
……袁隆平1950年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单清楚地表明:袁隆平当时农学课程成绩并不很突出,反而英文成绩特别好,高达93分。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农场实习67分。他专业成绩在班上仅相当于中等。对此,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表示,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袁隆平自己也说过:“书本很重要,电脑很重要,但书本和电脑都种不出水稻。”
这验证了一句古诗所讲的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我更觉得这58年后的发现,完成了对中国教育理念、体制的又一次深切的反讽。
对于学生,我们的各级教育存在一个从来都未改变的核心评价体系:考试成绩。我记得有这样一句流传甚久的校园顺口溜:分,分,学生的命根。从学前一直到大学,重知识轻能力、重灌输轻实践的教育方式始终一以贯之,倒颇继承了靠八股文打天下的遗风,真正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不是被轻易扼杀,就是被打入另册……多少像袁隆平这样成绩平平、拥有异禀的天才已被岁月磨成庸才?
目前,诺贝尔奖在中国保持着尴尬的零记录,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科学贡献亦少得可怜。但愿袁隆平的大学成绩单能使有些决策者惭愧,有些梦中人警醒。(石述思)
这篇文章写得好,当今中国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机制确实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了。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稿子里说:教育是人的发展的基本需要,与吃饭喝水一样。换句话说,教育是最平常的事,应该用平常心来对待。什么叫平常心?就是什么都看淡一点,尤其是搞教育的,千万不要把它作为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这些年的教育异化,就是因为在教育问题上,我们普遍失却了平常心,尤其是教育管理的决策者与执行者,急功近利,名利欲望无限膨胀。结果,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除了极少数人活得滋润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活得很累。这样的教育,能“让人民满意”吗?
我曾经一再痛斥现在的教学质量考核机制“逼良为娼”。每一次考试按分排名,按名次奖惩,逼迫教师一方面拼命向学生施压,无限制加重学生的作业负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作弊,甚至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就亲眼目睹一位还在见习期的年轻教师,把一篇已判为19分的作文改为29分(满分为30分),结果当场被抓获,那篇作文是他所教的学生写的。这虽是极端的个例,但类似的事情就多得不可枚举了。当教师的谁都知道,有的教师教学并不怎么优秀,但他们有一种特殊本领——能够准确无误辨认每一个学生的笔迹,阅卷时看到是自己学生的试卷就给高分,反之,则给低分;还有一种小智慧,私底下一个一个告诉一部分学生,让他们在试卷上作记号,并要求他们保密,阅卷给分时看到记号就多给,没有记号的就少给。这样,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总是要比别人高一点。更有甚者,还有通天手法,考前获得部分试题及答案。这样子还有哪位常态的教师比得过他们呢?为此,教师内部的矛盾比任何单位或团体内部的矛盾都多,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如此种种,不都是因为教育管理者缺乏一颗平常心、教学质量考核手段中缺乏一个“正常值”吗?
写到这里,一些读者也许对我的文章标题有异议:其实教育统计学中早有诸如方差、标准差、误差区间等“正常值”概念,何须“引入”?是的,但管理者一般只用来评价某一份试卷,而不是用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与教师的教学效果。拙作借医学上的“正常值”类比,使我的观点更为通俗明白,更易于被人接受而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百代千秋,教育管理者任重道远。希望各级教育管理者要树立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尽快把“正常值”概念引入教学质量考核机制中来,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六石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