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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记忆”理论对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具有指导意义。“十四五”时期，佛山的城市化应更加重视“品质提升”，而“文化记忆”是佛山文化自信、品质提升的前提。“文化记忆”理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群体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身份，以文化模因的稳定复制为特征，政府或民间传承是记忆传导的主要方法。对于佛山来说，基于“文化記忆”理论的城市品质提升应避免“忽视城市的文化品质”“不注重塑造城市文化记忆”“城市化均衡程度不够”等误区，采取以下提升策略：发展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精致旅游单元，培育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智力园区。
关键词：文化记忆理论;佛山;城市品质;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21-03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将中国未来的城市样态描绘为“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水和有足够森林绿地、足够江河湖面、足够自然生态”式的“山水城市”，将“山水文章”作为城市品质的核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城市化”到“城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摸索出来的城市化道路在充分吸收国外优秀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经验。在国内外众多与城镇化相关的理论中，“文化记忆”理论是一个极具人文色彩、品质色彩的思想体系，如果说钱学森描绘的“山水城市”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问题，那么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等人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的“品质城市”解决的则是“人与群体性记忆”之间如何良性互动的问题。
一、问题的由来：城镇化为何需要“文化记忆”
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8.4843亿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60.60%，首次突破60%大关，这表明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速度上都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但与这种规模导向的城镇化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城市在发展、扩大过程中的内涵品质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记忆”理论作为一种时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品质提升具有指导借鉴价值。
（一）“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将从大规模、高速度、千篇一律的样式逐步调整到一种中低速度、相对差异化、更为注重城市品质提升的“软实力”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未来城市品质提升将主要从“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等方面实现，最终的目标是“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多地吸收和借鉴了共时态下诸多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涌现出了大量千篇一律、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城市建筑群，并没有历时态地从自身“文化记忆”中找寻本身具有的内涵品质，从而在城市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掉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在“十四五”时期，如何从文化记忆中找到提升城市内涵品质、城市个性、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等的路径，从而更好地满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二）“文化记忆”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前提之一
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文化记忆”概念本身并不神秘，其本质是特定共同体成员“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等，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1]。近年来，随着我国嵌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文化自信”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化自信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对待城市发展与“文化记忆”方面，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由此可见，当前亟需加强对城市文化记忆相关课题的研究。
二、“文化记忆”理论的主要科学内涵
西方对“文化记忆”理论的探讨和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彼时，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等人在开展“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时，基于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共时态范式之超越，提出了从历时态角度审视人类文化的命题，主要的目的在于解释和实践“文化是如何经历了时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其一致性”问题。后来在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织、融合发展中，“文化记忆”理论具有了跨学科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文化记忆”理论的科学内涵：
（一）本质：一个社会群体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身份
西方学者在开展文字考古时敏锐地认识到，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应当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书写文化，体现为文字、文本、图画等内容;另一种是记忆文化，常常表现为一个群体的习俗、行为、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旦我们的文化记忆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着被修改的可能性。”[2]当然，记忆文化也并非仅仅通过文字形式被传承下来，舞蹈、仪式、社会习俗等都是传承记忆文化的重要机制，但是在本质意义上记忆文化是一种群体性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社会身份。
（二）特征：文化模因的稳定复制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一个共同体、城市的发展演变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模因”（culture meme），所谓的“文化模因”指的就是文化要素通过非遗传性方式不断复制、模仿、传承的一种机制。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延续本质上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身份，“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集体身份的基础上。”[3]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呈现出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时间上的连续性、不间断性，一般超过三代人以上才能形成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二是相对稳定性，文化记忆的形成、文化模因的复制本身不是文化断裂、不是文化虚无、不是文化嫁接，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承。 （三）方法论：政府或民间传承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政府官方为主导的传承方式，例如我们常见的官方文献、博物馆、展览馆、祭孔大典、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等;其二是以民间为主导的传承方式，例如常见的各类地域性民俗、民居、民风等，这些文化记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传承，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获得社会群体共识、模仿、复制、代际传承的循环过程。
三、“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城市品质提升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佛山是身处我国广东省改革开放前沿的一个传统制造业城市，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赢得了“中国制造名城”的荣誉，“经济佛山”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但是就“文化佛山”而论，尽管2012年以来佛山市提出了建设“文化导向型城市”的倡议，在其出台的《文化行动计划》中提出了以“文城相融、文经相促、因文善治、因文立名”为路径的城市品质提升路线，但是在“文化记忆”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佛山市未来提升城市品质、文化品质应当致力于避免以下几个误区：
（一）忽视城市的文化品质
新型城镇化是一系列城市资产资源管理融合的过程，包括土地、建筑、基础设施、管理、文化、社会习俗等若干要素。一方面，城市的存在价值、发展面向等取决于多项要素的集合，而非仅仅是硬件设施、建筑等的堆砌;另一方面，城市品质、城市内涵的提升是由多要素综合决定的，不是单一要素可以决定的。因此，在“后土地经济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视野中，佛山打造“文化导向型城市”应当科学筹划，将文化记忆更好地融入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最终展现到市民的一言一行中。
（二）不注重培育城市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格外推崇一个城市对自身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延续。对于佛山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来讲，一度忽视了“无形的城市化”，没有对城市的无形资产如文化、制度、习俗等城市文明元素进行推陈出新。因此，佛山在设计“文化导向型城市”战略时，既要将城市无形资产纳入城市资产的范畴，又要重点将沉睡的“文化记忆”开发出来，将城市品质提升从“投资推动型”向“需求拉动型”和“精益管理型”[4]的新型城镇化方向转变。
（三）城市化均衡程度不够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不同地区、不同地域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有侧重点。例如，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地意味着城市新经济结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升级，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意味着城区如何建设、如何开发的问题。因此，佛山结合自身的城市化发展赛道，应当找准突破方向，在老城区的品质提升方面应当聚焦于将包括“文化记忆”在内的城市治理创新，“像绣花一样”编织城市文化记忆。而对于尚未建成的新城区，应当注重同周边城区的“文化记忆融合”，均衡地、稳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四、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佛山城市品质提升策略
从文化记忆产生的来源看，佛山的城市文化记忆源于历史、源于社会建构、源于制度形塑、源于习俗传承等，是一个多元化的来源渠道。面向未来，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佛山城市品质提升，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发展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传承可以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完成。从人类城市化经验来看，产城融合是城市品质提升的新路径也是必然路径。一个城市的产业规模是支撑城市的最重要基石。“文化佛山”以“文城相融、文经相促、因文善治、因文立名”为发展路径，因此发展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叫响佛山文化记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在城市文化记忆资源方面，佛山素来享有“陶瓷文化”“武术文化”“粤剧文化”“醒狮文化”“龙舟文化”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佛山可以结合这些资源的分布情况，通过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平台公司、建立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等多样化方式，让类似于“佛山无影脚”“蔡李佛拳”这样的文化记忆融入到当地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中，构建市民生活、生产、消费等“一条龙”的区域文化记忆和文化产业纽带。
（二）打造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精致旅游单元
如果说城市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化、文化记忆的外化，那么对于佛山来讲“文旅融合”则代表着一种向四方来客提供高品质城市生活、深度旅游体验生活的“城市记忆”。一方面，佛山市应当针对自身城市积淀的文化记忆资源打造“全域旅游”模式，打造“佛山市内皆属景区”的文旅融合路径，盘活境内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景点、不可移动文物等“城市文化记忆”资源;另一方面，依托岭南年俗欢乐节、行通济、北帝诞、塔坡公诞、粤剧华光诞、秋色欢乐节和蔡李佛功夫赛等大型文体旅游活动，打造具有佛山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区块，选取部分街角或路口的临街历史老建筑加以艺术化装点，给游客提供一种沉浸式的美学享受，更好感悟佛山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培育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智力园区
新型城鎮化理念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未来佛山城市品质提升最根本、最具疗效的路径就是培养和造就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新市民，使佛山城市文化记忆更多地依靠各行业智力人才尤其是高智人才进行传承、创新。其一，加大对具有佛山本地化、区域化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人力的培育，例如可以依托境内高校、职业学院等开展深层次的“产—学—研”协同教育创新，探索如何将佛山粤剧推广到大湾区。其二，为满足“文化佛山”战略所需要的高层次紧缺人才，通过建设创客大街、创客社区、创客智谷等，吸引一批优秀工匠、民间艺人、科研院所等入驻，将具有佛山特色的文化记忆资源盘活、推广到大湾区乃至世界，为“文化佛山”的发展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五、结语
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反思、改进城市品质提升，在目前来讲是一个前瞻性的课题。在未来佛山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走向内涵提升、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就是提升城市文化记忆，而评价这项工作的关键就在于“人的城市化”是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应当看到，佛山“城市文化记忆”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历时态、多主体、多产业的全局命题，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把历史文化资源、金融资源、产业资源、人才资源、品牌资源、土地资源、媒介资源等全方位整合起来，讲好佛山故事、培育“佛山精神”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参考文献：
[1]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N].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03-26（11）.
[4] 余宏.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城市文化记忆建构[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
作者简介：陈姝颖（1987—），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为中共佛山市委党校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古村落与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文化记忆理论;佛山;城市品质;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121-03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将中国未来的城市样态描绘为“有山有水、依山傍水、显山露水和有足够森林绿地、足够江河湖面、足够自然生态”式的“山水城市”，将“山水文章”作为城市品质的核心。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城市化道路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城市化”到“城镇化”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摸索出来的城市化道路在充分吸收国外优秀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经验。在国内外众多与城镇化相关的理论中，“文化记忆”理论是一个极具人文色彩、品质色彩的思想体系，如果说钱学森描绘的“山水城市”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问题，那么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等人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的“品质城市”解决的则是“人与群体性记忆”之间如何良性互动的问题。
一、问题的由来：城镇化为何需要“文化记忆”
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8.4843亿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了60.60%，首次突破60%大关，这表明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速度上都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但与这种规模导向的城镇化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城市在发展、扩大过程中的内涵品质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记忆”理论作为一种时兴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对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品质提升具有指导借鉴价值。
（一）“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将从大规模、高速度、千篇一律的样式逐步调整到一种中低速度、相对差异化、更为注重城市品质提升的“软实力”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未来城市品质提升将主要从“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等方面实现，最终的目标是“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多地吸收和借鉴了共时态下诸多西方城市的发展经验，涌现出了大量千篇一律、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城市建筑群，并没有历时态地从自身“文化记忆”中找寻本身具有的内涵品质，从而在城市化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掉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在“十四五”时期，如何从文化记忆中找到提升城市内涵品质、城市个性、城市精神、城市文化等的路径，从而更好地满足“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二）“文化记忆”是文化自信形成的前提之一
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文化记忆”概念本身并不神秘，其本质是特定共同体成员“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等，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1]。近年来，随着我国嵌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文化自信”正在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文化自信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在对待城市发展与“文化记忆”方面，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由此可见，当前亟需加强对城市文化记忆相关课题的研究。
二、“文化记忆”理论的主要科学内涵
西方对“文化记忆”理论的探讨和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彼时，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等人在开展“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时，基于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共时态范式之超越，提出了从历时态角度审视人类文化的命题，主要的目的在于解释和实践“文化是如何经历了时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其一致性”问题。后来在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织、融合发展中，“文化记忆”理论具有了跨学科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文化记忆”理论的科学内涵：
（一）本质：一个社会群体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身份
西方学者在开展文字考古时敏锐地认识到，对文化记忆的研究应当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书写文化，体现为文字、文本、图画等内容;另一种是记忆文化，常常表现为一个群体的习俗、行为、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旦我们的文化记忆借助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就面临着被修改的可能性。”[2]当然，记忆文化也并非仅仅通过文字形式被传承下来，舞蹈、仪式、社会习俗等都是传承记忆文化的重要机制，但是在本质意义上记忆文化是一种群体性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社会身份。
（二）特征：文化模因的稳定复制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一个共同体、城市的发展演变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模因”（culture meme），所谓的“文化模因”指的就是文化要素通过非遗传性方式不断复制、模仿、传承的一种机制。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延续本质上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建构起来的历时态的身份，“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集体身份的基础上。”[3]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呈现出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时间上的连续性、不间断性，一般超过三代人以上才能形成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二是相对稳定性，文化记忆的形成、文化模因的复制本身不是文化断裂、不是文化虚无、不是文化嫁接，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承。 （三）方法论：政府或民间传承
“文化记忆”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政府官方为主导的传承方式，例如我们常见的官方文献、博物馆、展览馆、祭孔大典、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等;其二是以民间为主导的传承方式，例如常见的各类地域性民俗、民居、民风等，这些文化记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传承，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获得社会群体共识、模仿、复制、代际传承的循环过程。
三、“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城市品质提升应避免的几个误区
佛山是身处我国广东省改革开放前沿的一个传统制造业城市，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浪潮、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赢得了“中国制造名城”的荣誉，“经济佛山”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但是就“文化佛山”而论，尽管2012年以来佛山市提出了建设“文化导向型城市”的倡议，在其出台的《文化行动计划》中提出了以“文城相融、文经相促、因文善治、因文立名”为路径的城市品质提升路线，但是在“文化记忆”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佛山市未来提升城市品质、文化品质应当致力于避免以下几个误区：
（一）忽视城市的文化品质
新型城镇化是一系列城市资产资源管理融合的过程，包括土地、建筑、基础设施、管理、文化、社会习俗等若干要素。一方面，城市的存在价值、发展面向等取决于多项要素的集合，而非仅仅是硬件设施、建筑等的堆砌;另一方面，城市品质、城市内涵的提升是由多要素综合决定的，不是单一要素可以决定的。因此，在“后土地经济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视野中，佛山打造“文化导向型城市”应当科学筹划，将文化记忆更好地融入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最终展现到市民的一言一行中。
（二）不注重培育城市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格外推崇一个城市对自身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延续。对于佛山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来讲，一度忽视了“无形的城市化”，没有对城市的无形资产如文化、制度、习俗等城市文明元素进行推陈出新。因此，佛山在设计“文化导向型城市”战略时，既要将城市无形资产纳入城市资产的范畴，又要重点将沉睡的“文化记忆”开发出来，将城市品质提升从“投资推动型”向“需求拉动型”和“精益管理型”[4]的新型城镇化方向转变。
（三）城市化均衡程度不够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一般经验来看，不同地区、不同地域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有侧重点。例如，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地意味着城市新经济结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升级，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意味着城区如何建设、如何开发的问题。因此，佛山结合自身的城市化发展赛道，应当找准突破方向，在老城区的品质提升方面应当聚焦于将包括“文化记忆”在内的城市治理创新，“像绣花一样”编织城市文化记忆。而对于尚未建成的新城区，应当注重同周边城区的“文化记忆融合”，均衡地、稳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四、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佛山城市品质提升策略
从文化记忆产生的来源看，佛山的城市文化记忆源于历史、源于社会建构、源于制度形塑、源于习俗传承等，是一个多元化的来源渠道。面向未来，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佛山城市品质提升，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发展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传承可以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完成。从人类城市化经验来看，产城融合是城市品质提升的新路径也是必然路径。一个城市的产业规模是支撑城市的最重要基石。“文化佛山”以“文城相融、文经相促、因文善治、因文立名”为发展路径，因此发展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叫响佛山文化记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渠道。在城市文化记忆资源方面，佛山素来享有“陶瓷文化”“武术文化”“粤剧文化”“醒狮文化”“龙舟文化”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佛山可以结合这些资源的分布情况，通过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平台公司、建立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等多样化方式，让类似于“佛山无影脚”“蔡李佛拳”这样的文化记忆融入到当地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中，构建市民生活、生产、消费等“一条龙”的区域文化记忆和文化产业纽带。
（二）打造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精致旅游单元
如果说城市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化、文化记忆的外化，那么对于佛山来讲“文旅融合”则代表着一种向四方来客提供高品质城市生活、深度旅游体验生活的“城市记忆”。一方面，佛山市应当针对自身城市积淀的文化记忆资源打造“全域旅游”模式，打造“佛山市内皆属景区”的文旅融合路径，盘活境内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景点、不可移动文物等“城市文化记忆”资源;另一方面，依托岭南年俗欢乐节、行通济、北帝诞、塔坡公诞、粤剧华光诞、秋色欢乐节和蔡李佛功夫赛等大型文体旅游活动，打造具有佛山文化特色的精品旅游区块，选取部分街角或路口的临街历史老建筑加以艺术化装点，给游客提供一种沉浸式的美学享受，更好感悟佛山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培育具有佛山文化记忆特色的智力园区
新型城鎮化理念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因此未来佛山城市品质提升最根本、最具疗效的路径就是培养和造就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新市民，使佛山城市文化记忆更多地依靠各行业智力人才尤其是高智人才进行传承、创新。其一，加大对具有佛山本地化、区域化文化记忆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人力的培育，例如可以依托境内高校、职业学院等开展深层次的“产—学—研”协同教育创新，探索如何将佛山粤剧推广到大湾区。其二，为满足“文化佛山”战略所需要的高层次紧缺人才，通过建设创客大街、创客社区、创客智谷等，吸引一批优秀工匠、民间艺人、科研院所等入驻，将具有佛山特色的文化记忆资源盘活、推广到大湾区乃至世界，为“文化佛山”的发展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五、结语
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反思、改进城市品质提升，在目前来讲是一个前瞻性的课题。在未来佛山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走向内涵提升、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就是提升城市文化记忆，而评价这项工作的关键就在于“人的城市化”是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应当看到，佛山“城市文化记忆”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历时态、多主体、多产业的全局命题，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把历史文化资源、金融资源、产业资源、人才资源、品牌资源、土地资源、媒介资源等全方位整合起来，讲好佛山故事、培育“佛山精神”仍然值得我们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参考文献：
[1]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N].金寿福，译.光明日报，2016-03-26（11）.
[4] 余宏.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城市文化记忆建构[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
作者简介：陈姝颖（1987—），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为中共佛山市委党校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古村落与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