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列宁遇刺前在米黑尔索那工厂对工人们发表的演说一样，那些对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大名少有耳闻的读者，需要“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坚持着把阅读这桩苦工做完。
　　小说集《维特根斯坦的侄子》包括两个中篇和一个短篇，只有八页的短篇《制帽匠》却被放在了最后，这使得我们往往从一起步便要踏入伯恩哈德的语言泥潭。长达十几页甚至几十页不分段的文字，用同一个句式对同一件鸡毛蒜皮小事的反复陈述，很快便会将善良读者的耐心消耗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日益高涨的焦躁不安，更别提两位叙事者——在《波斯女士》中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在与书名同题的中篇中，则干脆是伯恩哈德自己——带给我们足以没顶的绝望：他们无一例外是失败者，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又饱受着精神与肉体双重绝症的折磨，仿佛随时都会死掉。若要形容他们的讲述，话痨二字已经不够，他们仿佛得了话癌。
　　但是，如果我们能扛过初始的不适，权当这是一次难得一遇的文学探险，那么必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升向周身。这些作品完全无意讨好读者，而谄媚和扭捏作态正是所有庸才的通病——套用伯恩哈德的话说，逢迎读者等同卖淫，此类作品当与文学妓院无异。用不了太久，你就会发现，他在语言上的重复创造出了特殊的韵律，层层递进而终使人欲罢不能。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伯恩哈德的小说充满了强烈的疏离感，而且常常刻薄至极，却仿佛能够暂时代替我们发泄出郁积的悲愤。恍然间我们以为，伯恩哈德像弄臣和韩寒般拥有冒犯一切权贵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的特权。他当然没有这种特权，伯恩哈德式的冒犯与嘻笑怒骂无关。这种全然严肃的态度使常见的愤世嫉俗变成了过度的憎恨。
　　奥尔罕·帕慕克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说：“在不幸的时候读伯恩哈德，就像得了一剂补药，”因为“问题不在于痛苦自身，而在于我感受痛苦的方式”。
　　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这篇小说中，叙事者与大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本是好友，终被送入同一个疗养地的两座病院，前者住进了肺痨病院，保尔·维特根斯坦进的是精神病院。
　　“保尔由于对主客观世界的过高估计而毁灭了，我也迟早会因对主客观世界过高估计而毁灭。”当两人终于摆脱了护士们的阻拦和围捕，在肺痨病院与精神病院之间相逢时，保尔坐到长椅上连连说着“荒诞，荒诞！”然后就止不住地哭泣。
　　保尔是虚构的，他是维特根斯坦在当代的化身。我们国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关于鲁迅如果活着是怎样的命运。伟人给出的答案明确指向监狱，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他的归宿就是精神病院。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贵族出身的维特根斯坦身为“一个百万富翁却在乡村小学教书，你不觉得这是变态吗？”小说中写道，“就我所知，维特根斯坦家人一辈子都为此感到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