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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
爱情有理
也许没有哪个年代对待婚外情有18世纪的法国来得更宽容。
18世纪对于法国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年代。那个年代极度藐视婚姻，当然主要因为婚姻在当时只是贵族间家世与财富的商业交易而已，对于名媛而言结婚只是嫁给了一个表示身份的姓。婚姻只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荣耀，爱情才是尊从自己的心愿，所以当时的人们对于爱情的尊重前所未有。
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伏尔泰。出身资产阶级的伏尔泰也许算不上贵族，但他的才学与声望却赢得了来自贵族的热捧。伏尔泰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他为贵族夫人们写下了非常流行的宫廷式的夸张赞美。伏尔泰的情妇中最著名的是夏特蕾侯爵夫人。夏特蕾侯爵就更加有意思了，他不仅同意妻子在别的男人怀里寻找幸福，还让出了一幢别墅，伏尔泰拿出钱装修了一番，俨然和夏特蕾夫人过起了日子。侯爵很宽容，有时候也会到新房看望他们。每次当夫人为伏尔泰的花心落泪的时候，侯爵还会做和事佬，劝她不要感情用事，要为伏尔泰的前途着想。这样的三角关系平静地维持了十五年之久，直到侯爵夫人去世。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类似的情形在贵族中比比皆是。人们视之如普通的爱情，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真诚与否。只要真诚，一切好说。
这些情人们其实更像精神伴侣，远非如今偷欢或一夜情可比。女人不一定年轻漂亮，男人也不一定英俊或者家财万贯，重要的是才学和思想。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在一起谈心或者读书。就像法国著名作家拉罗什福科与德·拉法耶特夫人。
德·拉法耶特夫人曾写过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克莱芙王妃》，她曾经组织过一个沙龙，核心人物就是蓝颜知己拉罗什福科。他每天都会来，夫人的房间里甚至有专门为他而设的沙发，他们在那里谈话，写作，相互评判对方的作品，共同招待沙龙来宾。这在今天一定是娱乐版热衷的绯闻，而在当年，大家则说：“这是两个品德高尚的人之间一段真正的精神浪漫，他们平静超然，通过欣赏对方的才艺来体会深情。”
教科书说这是纸醉金迷的年代，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人性张扬的年代呢?至少爱是一个比肉欲、比名利、比市场交易般的婚姻来得更纯洁尊贵的理由。
文／邱秀华
史记
板材史之一
前天下雨，小金问我还踢不踢。“下雨怕什么?下刀子都踢!”我告诉小金，这是板材队训之一，以后不要问这样的糊涂问题。
板材队在广州成立的时候，主要目的是排遣后青春期的焦虑情绪。我们中老有人感慨“人生苦长”，这后来成了队训之二。
四年前的那天，刘青年说要整套队服，搞得正经一些，取个雄起点儿的队名。“贵州情”老板老杨当天夜里请宵夜，大家多灌了老谢几杯，然后骂着说谁愿意出钱给我们买球衣，球队冠名权就给他了。老杨闷头喝酒不说话，老谢急了，清了一杯“小豹子”后站起来嚷：“我们公司买了!叫‘富美家板材队’就行。”
我琢磨，这名儿是土了点，但能省下一千多块，土怕什么。
事实上早半年前这支足球队就成形了的，队服是我所在的杂志社搞活动时剩下的一堆文化衫。文化衫是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老汉褂，洗两水就能搓出洞的那种。严哥刚开了个帮有问题儿童矫正智力的幼儿园，说帮着宣传宣传吧。我说好啊，他出印费，我们就让他印了幼儿园的名儿。
头一次比赛，大家身后都是“美国智多星儿童感统训练系统；地址；番禺丽江花园丽x楼x号；电话号码：……”反正后背全是红色的字，像一群精神病院出来的，也需要智力矫正的疯子。
那一役后，除了牛二昆，我们没人再穿。
我担心这次还会闹出新的典故。老谢说放心，他的公司是世界五百强。我怀疑他吹NB，搞厨房耐火材料的破企业，我怎么也没法把它与五百强挂上钩。
富美家就富美家吧，“板材”能不能去掉?“我出钱我话事!”牟得倾(广州话，没得谈)。第一任赞助商严哥宽慰我，亏得老谢不在肛泰、洁尔阴供职，否则你得叫“肛泰痣疮队”“洁尔阴洗洗队”!
第二天1600块到账。30块的劣质衣服很快发到队员们手上，上面只有“富美家”的LOGO，没有那三个其土无比的汉字。那是因为几天前，老谢在广州美术学院看了我们的一场比赛，对方是广州某个球迷协会，结果2：18，输得难看无比。守门的果园反复从网窝里捡了18次球——这也成了他含恨离开广州的原因。后来在北京，他喝高了对我说，只要做爱时想起那场球，立马不举。
老谢也是因为看了那场球，才决定不让我们印“富美家”三个汉字的。我记得他的原话：大爷们，别丢富美家的脸了。事实是，那支打我们18：2的球队实在太强了，后来黄妃红还想约他们再踢一场，对方那位妖艳的女性经纪人说，还是上次那个什么板材队?省省吧，咱们真的不在一个档次。
这位妖艳的女性经纪人后来成了牛二昆的女朋友。原因之一，她说是喜欢他和板材队那股傻劲，当然还有我们的队训之三：“生命不息，恋爱不止。”
表面上，这理念和足球无关，但我们一致认为，精神源上二者是相通的，都是双方生命力的抵耗与较量。
文／陈晓守
流年
与足球争宠
女友恶狠狠向我抱怨：“这日子没法过了。”难得一个大好周末，阳光正好，她在网上搜索了周边游的线路，男人却说：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去酒吧看球…
她气得发抖，连连问：“我与足球，谁更重要?你说，你说，你说还是不说!”马上就要揪脖领子了，男人终于讷讷道：“你每天都在……强强相遇的球赛，不可求。”眼神何其无辜，她差一点儿大嘴巴抡上去。
好女人大概都得是好母亲，面对男人一刹那的任性、孩子气，忍气吞声。他要看球，这是天赋男权，女人只好退避三舍，然而……嘿嘿，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一、让他分摊家务。“亲爱的老公，球赛是凌晨一点的吗?呀，你要不要先睡一觉呢?我十一点睡，我到时候会叫你的。本来有三大锅换下来的内衣要洗……你在11点和1点之间准备做什么?”话说到这份上，再没良知的男人也得挺身而出：“我来洗。”
二、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购物要求。已经到了广告时间，球员即将上场，女人适时地翻一个身，娇吟一声：“老公，我们来玩吧。”好脾气的男人会为难：“可是，球赛马上就开始了。”粗鲁的男人会直接大怒：“别闹了别闹了我看球呢。”这时候，别急别躁，再翻一身，幽幽长叹一声：“美人卷珠帘，深坐蹙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再铁石心肠的男人，此刻也难免不忍一下。这么来个两三回，就可以提出：“老公，我想买一辆小宝马。”比较温良恭俭让的同志则提出：“我们同事都拎了LV的包……”
三、利用放风时间自由散漫一把。终于可以在暖洋洋的午后逛街，感觉像徜徉花丛，不必赶回去做晚饭，他和朋友去酒吧看 球了；也终于可以去后海边度一个安静的晚上，红烛一明一暗，云头灯笼转过去转过去，偶然听见湖上的琴声，这么舒适，还美其名曰：不打扰他。自由多快乐。
而我们，一直都是与足球争宠的女子。
想想我们的高中大学阶段。校园里放学后，大群男孩子在操场上踢球，呼喝奔跑，青春如烟火挥洒。远远地，一个女孩子正大光明地走过来，喊出其中一个男孩的名字。也许是问功课，也许只传一句话，却忽然间，气氛便黯淡下来，亲如兄弟的朋友间起了嫌隙。球，谁踮在脚下，可是不传，那一刻的微妙暂停像遥控器坏了，别扭却又天长地久。
被喊的男孩去了，前三步还犹豫不定，第四步便已紧随女孩身畔，有说有笑。身后看他们的眼光，全仇人似的。
那时候他选择她，或者不过因为：足球天天有，而她，一生才遇到一次?而她终于成为了身边人，他终于又可以踢球了。
时间，不是不残忍的。
文／叶倾城
后窗
关于地震的记忆碎片
这些天一直沉浸在莫名的情绪中，迟迟不能回到原来正常的生活中去。每天近乎强迫症般关注着互联网和电视上关于救灾的消息，直到眼睛疼痛得难以坚持下去，才知道了那种莫名的情绪原来是悲伤。
想了很多关于地震的事情。1976年的时候我两岁，自然对唐山大地震后的情形毫无感知。但在整个童年时期，地震却如张开在天空中的一道庞大而又阴翳的巨网，随时会降临到大地之上。唐山地震之后的数年里，由于信息闭塞，加之随时有谣言散布，在我的老家乡村，几乎家家的院子里都盖有防震棚，每逢有地震谣言，全家都会挤到棚子里居住，就算是天有降雨，或者动物有不正常的征兆，大家也都会机警地躲到防震棚里去。
也就是说，我从小就接受了来自民间的、多渠道的、科学的甚至是迷信的防震知识教育，但更多的知识还是来自我奶奶，她那些年用无数次的唠叨，固化了我对地震的认识。她教给我躲地震的方式有：跑到麦田里趴在沟壑中，躲在墙角里，掀起麦缸盖子钻进去再把盖子盖上，不要哭闹保存体力
看不见摸不着的地震带来的恐惧是属于黑夜的。白天的时候，夜里的大雨刚刚下过，天气初晴，院子里的树叶和地震棚上攀爬着的葫芦叶，都坠着清亮的雨滴。早早起床的奶奶在大锅中一碗碗地将米粥盛出来，一大家人从棚里出来，散坐在院子里喝粥…这成了我记忆里每次想起来都感动无比的一个场景。那时候懵懂，只是隐约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注定身边要有一个无形的敌人，它威胁着我和我的家人，却又使得我们更加相亲相爱。
那个时代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很多都取了和地震相关的名字。在我姑姑的村子里，我就有一个叫“防震”的朋友，这是他的乳名，农村人喜欢随手抓来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物，给自己的孩子取名。20多年后，当我在北京高高的楼层上，感觉到楼体颤动，突然想到他了，我的这个叫“防震”的朋友，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那里是否感觉到地震，是不是也在这刻想到我。
电视中的救灾镜头里，偶尔会出现绿油油的草地和柔弱娇嫩的花朵，每当看到这心里便疼痛一下。地震过去了，这些青草和花朵还会继续生长，它们的生命过程会循序渐进地萌芽、拔节、开花、繁茂再至枯萎。可那些同样柔弱的孩子，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要好好活下去。无数人说过这句话，今天，在汶川之后，更感觉到这几个字的分量。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因为在这个过去有过无数苦难、未来有着无数未知的世界，我们都是幸存者。
文／韩浩月
爱情有理
也许没有哪个年代对待婚外情有18世纪的法国来得更宽容。
18世纪对于法国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年代。那个年代极度藐视婚姻，当然主要因为婚姻在当时只是贵族间家世与财富的商业交易而已，对于名媛而言结婚只是嫁给了一个表示身份的姓。婚姻只是为了延续家族的荣耀，爱情才是尊从自己的心愿，所以当时的人们对于爱情的尊重前所未有。
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伏尔泰。出身资产阶级的伏尔泰也许算不上贵族，但他的才学与声望却赢得了来自贵族的热捧。伏尔泰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他为贵族夫人们写下了非常流行的宫廷式的夸张赞美。伏尔泰的情妇中最著名的是夏特蕾侯爵夫人。夏特蕾侯爵就更加有意思了，他不仅同意妻子在别的男人怀里寻找幸福，还让出了一幢别墅，伏尔泰拿出钱装修了一番，俨然和夏特蕾夫人过起了日子。侯爵很宽容，有时候也会到新房看望他们。每次当夫人为伏尔泰的花心落泪的时候，侯爵还会做和事佬，劝她不要感情用事，要为伏尔泰的前途着想。这样的三角关系平静地维持了十五年之久，直到侯爵夫人去世。
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类似的情形在贵族中比比皆是。人们视之如普通的爱情，唯一的道德标准是真诚与否。只要真诚，一切好说。
这些情人们其实更像精神伴侣，远非如今偷欢或一夜情可比。女人不一定年轻漂亮，男人也不一定英俊或者家财万贯，重要的是才学和思想。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在一起谈心或者读书。就像法国著名作家拉罗什福科与德·拉法耶特夫人。
德·拉法耶特夫人曾写过法国第一部心理小说《克莱芙王妃》，她曾经组织过一个沙龙，核心人物就是蓝颜知己拉罗什福科。他每天都会来，夫人的房间里甚至有专门为他而设的沙发，他们在那里谈话，写作，相互评判对方的作品，共同招待沙龙来宾。这在今天一定是娱乐版热衷的绯闻，而在当年，大家则说：“这是两个品德高尚的人之间一段真正的精神浪漫，他们平静超然，通过欣赏对方的才艺来体会深情。”
教科书说这是纸醉金迷的年代，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一个人性张扬的年代呢?至少爱是一个比肉欲、比名利、比市场交易般的婚姻来得更纯洁尊贵的理由。
文／邱秀华
史记
板材史之一
前天下雨，小金问我还踢不踢。“下雨怕什么?下刀子都踢!”我告诉小金，这是板材队训之一，以后不要问这样的糊涂问题。
板材队在广州成立的时候，主要目的是排遣后青春期的焦虑情绪。我们中老有人感慨“人生苦长”，这后来成了队训之二。
四年前的那天，刘青年说要整套队服，搞得正经一些，取个雄起点儿的队名。“贵州情”老板老杨当天夜里请宵夜，大家多灌了老谢几杯，然后骂着说谁愿意出钱给我们买球衣，球队冠名权就给他了。老杨闷头喝酒不说话，老谢急了，清了一杯“小豹子”后站起来嚷：“我们公司买了!叫‘富美家板材队’就行。”
我琢磨，这名儿是土了点，但能省下一千多块，土怕什么。
事实上早半年前这支足球队就成形了的，队服是我所在的杂志社搞活动时剩下的一堆文化衫。文化衫是好听的名字，其实就是老汉褂，洗两水就能搓出洞的那种。严哥刚开了个帮有问题儿童矫正智力的幼儿园，说帮着宣传宣传吧。我说好啊，他出印费，我们就让他印了幼儿园的名儿。
头一次比赛，大家身后都是“美国智多星儿童感统训练系统；地址；番禺丽江花园丽x楼x号；电话号码：……”反正后背全是红色的字，像一群精神病院出来的，也需要智力矫正的疯子。
那一役后，除了牛二昆，我们没人再穿。
我担心这次还会闹出新的典故。老谢说放心，他的公司是世界五百强。我怀疑他吹NB，搞厨房耐火材料的破企业，我怎么也没法把它与五百强挂上钩。
富美家就富美家吧，“板材”能不能去掉?“我出钱我话事!”牟得倾(广州话，没得谈)。第一任赞助商严哥宽慰我，亏得老谢不在肛泰、洁尔阴供职，否则你得叫“肛泰痣疮队”“洁尔阴洗洗队”!
第二天1600块到账。30块的劣质衣服很快发到队员们手上，上面只有“富美家”的LOGO，没有那三个其土无比的汉字。那是因为几天前，老谢在广州美术学院看了我们的一场比赛，对方是广州某个球迷协会，结果2：18，输得难看无比。守门的果园反复从网窝里捡了18次球——这也成了他含恨离开广州的原因。后来在北京，他喝高了对我说，只要做爱时想起那场球，立马不举。
老谢也是因为看了那场球，才决定不让我们印“富美家”三个汉字的。我记得他的原话：大爷们，别丢富美家的脸了。事实是，那支打我们18：2的球队实在太强了，后来黄妃红还想约他们再踢一场，对方那位妖艳的女性经纪人说，还是上次那个什么板材队?省省吧，咱们真的不在一个档次。
这位妖艳的女性经纪人后来成了牛二昆的女朋友。原因之一，她说是喜欢他和板材队那股傻劲，当然还有我们的队训之三：“生命不息，恋爱不止。”
表面上，这理念和足球无关，但我们一致认为，精神源上二者是相通的，都是双方生命力的抵耗与较量。
文／陈晓守
流年
与足球争宠
女友恶狠狠向我抱怨：“这日子没法过了。”难得一个大好周末，阳光正好，她在网上搜索了周边游的线路，男人却说：我已经和朋友约好了，去酒吧看球…
她气得发抖，连连问：“我与足球，谁更重要?你说，你说，你说还是不说!”马上就要揪脖领子了，男人终于讷讷道：“你每天都在……强强相遇的球赛，不可求。”眼神何其无辜，她差一点儿大嘴巴抡上去。
好女人大概都得是好母亲，面对男人一刹那的任性、孩子气，忍气吞声。他要看球，这是天赋男权，女人只好退避三舍，然而……嘿嘿，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一、让他分摊家务。“亲爱的老公，球赛是凌晨一点的吗?呀，你要不要先睡一觉呢?我十一点睡，我到时候会叫你的。本来有三大锅换下来的内衣要洗……你在11点和1点之间准备做什么?”话说到这份上，再没良知的男人也得挺身而出：“我来洗。”
二、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购物要求。已经到了广告时间，球员即将上场，女人适时地翻一个身，娇吟一声：“老公，我们来玩吧。”好脾气的男人会为难：“可是，球赛马上就开始了。”粗鲁的男人会直接大怒：“别闹了别闹了我看球呢。”这时候，别急别躁，再翻一身，幽幽长叹一声：“美人卷珠帘，深坐蹙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再铁石心肠的男人，此刻也难免不忍一下。这么来个两三回，就可以提出：“老公，我想买一辆小宝马。”比较温良恭俭让的同志则提出：“我们同事都拎了LV的包……”
三、利用放风时间自由散漫一把。终于可以在暖洋洋的午后逛街，感觉像徜徉花丛，不必赶回去做晚饭，他和朋友去酒吧看 球了；也终于可以去后海边度一个安静的晚上，红烛一明一暗，云头灯笼转过去转过去，偶然听见湖上的琴声，这么舒适，还美其名曰：不打扰他。自由多快乐。
而我们，一直都是与足球争宠的女子。
想想我们的高中大学阶段。校园里放学后，大群男孩子在操场上踢球，呼喝奔跑，青春如烟火挥洒。远远地，一个女孩子正大光明地走过来，喊出其中一个男孩的名字。也许是问功课，也许只传一句话，却忽然间，气氛便黯淡下来，亲如兄弟的朋友间起了嫌隙。球，谁踮在脚下，可是不传，那一刻的微妙暂停像遥控器坏了，别扭却又天长地久。
被喊的男孩去了，前三步还犹豫不定，第四步便已紧随女孩身畔，有说有笑。身后看他们的眼光，全仇人似的。
那时候他选择她，或者不过因为：足球天天有，而她，一生才遇到一次?而她终于成为了身边人，他终于又可以踢球了。
时间，不是不残忍的。
文／叶倾城
后窗
关于地震的记忆碎片
这些天一直沉浸在莫名的情绪中，迟迟不能回到原来正常的生活中去。每天近乎强迫症般关注着互联网和电视上关于救灾的消息，直到眼睛疼痛得难以坚持下去，才知道了那种莫名的情绪原来是悲伤。
想了很多关于地震的事情。1976年的时候我两岁，自然对唐山大地震后的情形毫无感知。但在整个童年时期，地震却如张开在天空中的一道庞大而又阴翳的巨网，随时会降临到大地之上。唐山地震之后的数年里，由于信息闭塞，加之随时有谣言散布，在我的老家乡村，几乎家家的院子里都盖有防震棚，每逢有地震谣言，全家都会挤到棚子里居住，就算是天有降雨，或者动物有不正常的征兆，大家也都会机警地躲到防震棚里去。
也就是说，我从小就接受了来自民间的、多渠道的、科学的甚至是迷信的防震知识教育，但更多的知识还是来自我奶奶，她那些年用无数次的唠叨，固化了我对地震的认识。她教给我躲地震的方式有：跑到麦田里趴在沟壑中，躲在墙角里，掀起麦缸盖子钻进去再把盖子盖上，不要哭闹保存体力
看不见摸不着的地震带来的恐惧是属于黑夜的。白天的时候，夜里的大雨刚刚下过，天气初晴，院子里的树叶和地震棚上攀爬着的葫芦叶，都坠着清亮的雨滴。早早起床的奶奶在大锅中一碗碗地将米粥盛出来，一大家人从棚里出来，散坐在院子里喝粥…这成了我记忆里每次想起来都感动无比的一个场景。那时候懵懂，只是隐约觉得，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注定身边要有一个无形的敌人，它威胁着我和我的家人，却又使得我们更加相亲相爱。
那个时代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很多都取了和地震相关的名字。在我姑姑的村子里，我就有一个叫“防震”的朋友，这是他的乳名，农村人喜欢随手抓来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事物，给自己的孩子取名。20多年后，当我在北京高高的楼层上，感觉到楼体颤动，突然想到他了，我的这个叫“防震”的朋友，我们已经有20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那里是否感觉到地震，是不是也在这刻想到我。
电视中的救灾镜头里，偶尔会出现绿油油的草地和柔弱娇嫩的花朵，每当看到这心里便疼痛一下。地震过去了，这些青草和花朵还会继续生长，它们的生命过程会循序渐进地萌芽、拔节、开花、繁茂再至枯萎。可那些同样柔弱的孩子，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要好好活下去。无数人说过这句话，今天，在汶川之后，更感觉到这几个字的分量。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因为在这个过去有过无数苦难、未来有着无数未知的世界，我们都是幸存者。
文／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