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