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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顺应经济发展规律、顺应社会民众期盼，深入民心，势必对未来发展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
县级作为最具系统性、基础性、支撑性的基层政权单位，在国家绿色发展整体战略中处在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不仅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基础地位和庞大规模，更由于其在绿色发展中所要破解的问题、作为的空间、具有的潜力和负有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推动绿色发展，必须着力县域层面。
县域发展面临严重生态压力
——城镇化建设中生态负面清单。一些县域城镇化发展“三轮驱动”，同步推进大城关、小城镇和新村建设，对国土空间布局进行了改天换地，实现了山河重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移山填海、毁林断水，虽然城镇新村规模扩大了，但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环境被硬化，沿江造城既占用河道河滩、破坏水系，也使河床窄了、河岸硬了，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下降了。同时，高楼林立封闭了城市通风口，加重了城市温室和雾霾。
——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县域工业化不少地方走了“劳动密集型”“梯度转移型”的小路、“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和“牺牲环境换取眼前发展”的歪路，成片占用农地搞开发，大量引进一些低端企业，虽然解决了一些劳动就业，创造了一定规模GDP，但不少企业“小作坊大占地”“小产值大排污”“小效益大包袱”，让不少工业企业骑虎难下，产能过剩化解难，实现转型升级更难。
——资源开发的生态负面清单。不少县域大量占用海滩、湿地，搞围海造地开发建设，严重破坏了滨海自然生态；有的项目投资少、效益低，却大量占用国土资源，有的甚至只是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县镇村级竞相出让当地的矿产资源，有的急功近利低价出让，粗放无序开发，大量废弃矿渣随意堆放，覆盖植被，冲刷河流，造成一些黑河、红河、白河等有色河流；有的地方无序开发水能，一些小水电站无序布局，既影响流域生态，也影响了正常行洪。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在一些地方大面积毁林栽果种茶，有的毁掉生态林种上了速生林，不仅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破坏土壤环境和水环境；一些地方在河湖中过密过度搞网箱养殖，在河岸周边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场，对河流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农业种植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对水质的面源污染等等。
县域绿色发展重在责任落实
——落实指标。应当把绿色发展的主要指标列入县级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强约束、硬指标进行考核和审计。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用水总量控制、主要流域和近海岸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饮用水安全保障、土壤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和草源综合植被覆盖率、湿地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等，必须根据不同县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可考核、应执行、必问责的指标，纳入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和县级党政领导任期目标确保完成。
——执行制度。必须建立县域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规范、约束和保障。全面实施县域主体功能定位，落实“一县一规、多规合一”，围绕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大力推进确权登记，进一步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边界。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落实水资源“三条红线”管理制度。强化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制度，实施矿产开发准入管理。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惩罚力度和执法力度。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将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之内。完善责任考核和追究制度，扩大绿色生态发展指标权重，增加考核的“硬杠杠”，强化指标约束。
——依法监督。绿色发展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相比执法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县域层面虽有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但实行发挥不尽人意，必须强化国土、环保、经贸、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等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纪检、检察、监察部门对行政监管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发挥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严格落实县党委、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机制。
县域经济呼唤绿色创新与担当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必须在县域强力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执行生态环境规划作为硬任务，对县域不同功能区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留足优化生活空间，保护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同时把环境生态规划执行纳入县级人大执法检查和依法监督的内容，坚持每年一检查，强化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和有效性。要对耕地、生态绿地、海滩、河滩、湿地保护区实施定期不定期的巡察检查，对弄虚作假和违法占用行为以最严格的惩罚和追责。
——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绿色发展是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题中之义，但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多措并举鼓励和扶持节能低排、高端智能的制造业发展，强力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出台鼓励政策，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动力，让绿色品牌和标识成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赢得发展制高点的必由之路。要依托金融系统助力绿色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创立绿色发展基金，打造绿色发展PPP工程包，以绿色金融支撑绿色产业发展。同时，坚持工业企业入园，持续推进工业园区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特别是要对存量企业和新增投资企业两头发力。
绿色生态更是县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追求和选择。必须从源头上和流通环节双管齐下加强监管，并实施更严格的处罚办法，使违规生产经营者付出足以不敢再违的代价。新阶段农业发展新目标就是让农业绿起来。绿色农业发展要求在投入品使用、产地环境保护、生产经营方式、市场营销体系方面进行深刻调整，既要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要让消费者乐意为绿色消费付费。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要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开展面源污染监测治理，建立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坚持科学施肥、合理用药，并切实做到可监测、可追究、可持续。 ——坚持城镇村三级发力，持续创建绿色生态家园。首先从城乡规划抓起，把营造绿色生态人居环境和生活空间摆上首位，让绿色真正成为城乡的“底色”。在县域森林覆盖率、城镇绿地率、建设项目容积率，以及城镇村土地成片整理和闲置非农用地公园化等方面，下功夫推进绿色生态行动。同时，在三线以下城市房地产开发过剩情况下，政策推动绿色生态房地产异军突起，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体育、保健、休闲、旅游地产，增加这些产业的绿色用地供应，并明确其作为生态功能的定位，赋予保护养护的责任。这方面，各地虽有探索，但总体力度还不大，实践覆盖面不广。另一方面，部门联动合力创造绿色生态家园的行动，在一些县域得到积极响应，“土十条”“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始得到积极实施。这两年还出现了区域联盟共同打造跨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板块，如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东部生态文明旅游区，覆盖4省19个设区市、123个区县，受益辖区生态空间及生态质量环境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合理有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必须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在探明矿产资源存储情况下，根据县域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城乡发展规划，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编制矿产资源禁采区、限采区和可采区规划，由县人大审议通过，严格按规划组织实施，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对可采区和限采区的矿产开采，必须按规划编制项目可研和环评，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县，必须有项目不可行性研究和社会稳定评价，确保矿产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严格规范探矿权和采矿权拍卖转上，探索采用PPP模式，确保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优最大化，确保采矿权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积极采用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提升矿产资源开采的科学化、集约化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弘扬和培育绿色生态文化，把保护绿色生态环境作为保障生命健康的首要任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运用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贷款、排放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市场激活拉动绿色生产。积极倡导和鼓励绿色生态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工艺变革、新材料应用，以及绿色发展、生态治理机制创新，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绿色生态创建氛围。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大数据时代为“互联网+”绿色生态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绿色生态行动和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必须运用互联网深入洞察绿色生态行动“特征、影响、效果”，适时调整矫正行动中不适应自然生态规律的行为。
县级作为最具系统性、基础性、支撑性的基层政权单位，在国家绿色发展整体战略中处在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不仅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基础地位和庞大规模，更由于其在绿色发展中所要破解的问题、作为的空间、具有的潜力和负有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推动绿色发展，必须着力县域层面。
县域发展面临严重生态压力
——城镇化建设中生态负面清单。一些县域城镇化发展“三轮驱动”，同步推进大城关、小城镇和新村建设，对国土空间布局进行了改天换地，实现了山河重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移山填海、毁林断水，虽然城镇新村规模扩大了，但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生活环境被硬化，沿江造城既占用河道河滩、破坏水系，也使河床窄了、河岸硬了，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下降了。同时，高楼林立封闭了城市通风口，加重了城市温室和雾霾。
——工业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县域工业化不少地方走了“劳动密集型”“梯度转移型”的小路、“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和“牺牲环境换取眼前发展”的歪路，成片占用农地搞开发，大量引进一些低端企业，虽然解决了一些劳动就业，创造了一定规模GDP，但不少企业“小作坊大占地”“小产值大排污”“小效益大包袱”，让不少工业企业骑虎难下，产能过剩化解难，实现转型升级更难。
——资源开发的生态负面清单。不少县域大量占用海滩、湿地，搞围海造地开发建设，严重破坏了滨海自然生态；有的项目投资少、效益低，却大量占用国土资源，有的甚至只是面子工程或政绩工程；一些地方县镇村级竞相出让当地的矿产资源，有的急功近利低价出让，粗放无序开发，大量废弃矿渣随意堆放，覆盖植被，冲刷河流，造成一些黑河、红河、白河等有色河流；有的地方无序开发水能，一些小水电站无序布局，既影响流域生态，也影响了正常行洪。
——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负面清单。在一些地方大面积毁林栽果种茶，有的毁掉生态林种上了速生林，不仅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破坏土壤环境和水环境；一些地方在河湖中过密过度搞网箱养殖，在河岸周边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场，对河流造成污染；一些地方农业种植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造成对水质的面源污染等等。
县域绿色发展重在责任落实
——落实指标。应当把绿色发展的主要指标列入县级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作为强约束、硬指标进行考核和审计。特别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用水总量控制、主要流域和近海岸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饮用水安全保障、土壤环境质量、森林覆盖率和草源综合植被覆盖率、湿地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等，必须根据不同县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可考核、应执行、必问责的指标，纳入年度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和县级党政领导任期目标确保完成。
——执行制度。必须建立县域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规范、约束和保障。全面实施县域主体功能定位，落实“一县一规、多规合一”，围绕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大力推进确权登记，进一步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边界。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落实水资源“三条红线”管理制度。强化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制度，实施矿产开发准入管理。建立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惩罚力度和执法力度。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将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之内。完善责任考核和追究制度，扩大绿色生态发展指标权重，增加考核的“硬杠杠”，强化指标约束。
——依法监督。绿色发展的立法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相比执法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县域层面虽有较为完整的监督体系，但实行发挥不尽人意，必须强化国土、环保、经贸、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等部门的监督职能，发挥纪检、检察、监察部门对行政监管失职渎职的责任追究，发挥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严格落实县党委、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机制。
县域经济呼唤绿色创新与担当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必须在县域强力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执行生态环境规划作为硬任务，对县域不同功能区产业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留足优化生活空间，保护扩大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同时把环境生态规划执行纳入县级人大执法检查和依法监督的内容，坚持每年一检查，强化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和有效性。要对耕地、生态绿地、海滩、河滩、湿地保护区实施定期不定期的巡察检查，对弄虚作假和违法占用行为以最严格的惩罚和追责。
——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绿色发展是县域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题中之义，但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必须多措并举鼓励和扶持节能低排、高端智能的制造业发展，强力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出台鼓励政策，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动力，让绿色品牌和标识成为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赢得发展制高点的必由之路。要依托金融系统助力绿色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创立绿色发展基金，打造绿色发展PPP工程包，以绿色金融支撑绿色产业发展。同时，坚持工业企业入园，持续推进工业园区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特别是要对存量企业和新增投资企业两头发力。
绿色生态更是县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追求和选择。必须从源头上和流通环节双管齐下加强监管，并实施更严格的处罚办法，使违规生产经营者付出足以不敢再违的代价。新阶段农业发展新目标就是让农业绿起来。绿色农业发展要求在投入品使用、产地环境保护、生产经营方式、市场营销体系方面进行深刻调整，既要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要让消费者乐意为绿色消费付费。实现农业绿色发展要以现代科技为支撑，开展面源污染监测治理，建立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坚持科学施肥、合理用药，并切实做到可监测、可追究、可持续。 ——坚持城镇村三级发力，持续创建绿色生态家园。首先从城乡规划抓起，把营造绿色生态人居环境和生活空间摆上首位，让绿色真正成为城乡的“底色”。在县域森林覆盖率、城镇绿地率、建设项目容积率，以及城镇村土地成片整理和闲置非农用地公园化等方面，下功夫推进绿色生态行动。同时，在三线以下城市房地产开发过剩情况下，政策推动绿色生态房地产异军突起，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体育、保健、休闲、旅游地产，增加这些产业的绿色用地供应，并明确其作为生态功能的定位，赋予保护养护的责任。这方面，各地虽有探索，但总体力度还不大，实践覆盖面不广。另一方面，部门联动合力创造绿色生态家园的行动，在一些县域得到积极响应，“土十条”“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始得到积极实施。这两年还出现了区域联盟共同打造跨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板块，如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正在规划建设国家东部生态文明旅游区，覆盖4省19个设区市、123个区县，受益辖区生态空间及生态质量环境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合理有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必须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在探明矿产资源存储情况下，根据县域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和城乡发展规划，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编制矿产资源禁采区、限采区和可采区规划，由县人大审议通过，严格按规划组织实施，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对可采区和限采区的矿产开采，必须按规划编制项目可研和环评，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县，必须有项目不可行性研究和社会稳定评价，确保矿产资源开采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必须严格规范探矿权和采矿权拍卖转上，探索采用PPP模式，确保矿产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优最大化，确保采矿权招投标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积极采用先进设备和先进工艺，提升矿产资源开采的科学化、集约化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推进绿色发展管理能力现代化。强化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弘扬和培育绿色生态文化，把保护绿色生态环境作为保障生命健康的首要任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运用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贷款、排放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市场激活拉动绿色生产。积极倡导和鼓励绿色生态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工艺变革、新材料应用，以及绿色发展、生态治理机制创新，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绿色生态创建氛围。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大数据时代为“互联网+”绿色生态提供了广阔平台，也为绿色生态行动和管理能力建设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必须运用互联网深入洞察绿色生态行动“特征、影响、效果”，适时调整矫正行动中不适应自然生态规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