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天，正月初七，春节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我坐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参加团拜会。
　　十年前的今天，这个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
　　今天，母亲逝世整整十年。
　　我在一首诗中写下：“自从母亲去世后，不知什么是悲伤！”是的，十年前的今天，是我最悲痛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听不得《母亲》这首歌。“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每当这歌声响起，我就泪水澎湃。
　　从那以后，每次我教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时，总把自己和学生教得热泪盈眶、喉间梗塞乃至涕泗横流，我能大段大段地背下其中的文字：“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是的，我应该感谢母亲。并且，十年来，这种情愫愈发浓烈。
　　2
　　伟大的母亲总是如此相似，她的对子女的影响总是如此无与伦比。
　　母亲只念过三期书，还是陆陆续续念的，因为外婆实在是交不起那几毛钱学费，只能辍学。而母亲对读书是渴盼的，失学之痛，几十年以后向我提及时依旧耿耽她也看到那些上学的同村人都成了工作人员，地位高。因此，母亲最大的希望和决心就是要送我们兄弟三人读书，她不止一次斩钉截铁地说：“发狠读，我就是背犁，把两间‘烂棚棚’（房子）卖掉也要送你们读书！”
　　母亲是无法辅导我什么功课的，但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就给我立下规矩：“要得奖状！”读完小学一年级时，见我考了几次第一名，就把规矩定为：“考第一名！”整个小学六年，我只有四年一期期末考试没有得第一名，而屈居第四。领到通知书那天，我不敢把写了名次的通知书和奖状给母亲看。母亲白天忙得没影，待到煮晚饭时，突然向我问起成绩的事。我怯怯地交给她看。母亲刚瞟了一眼就脸一沉，指着一条木板凳喝道：“跪下！”我乖乖地跪上去。奶奶、伯母、邻人来作保，纷纷责备母亲不近人情，得了奖还要罚。但母亲毫不松口：“能够得第一名的不得第一名，该罚！”伯母甚至把我从板凳上抱下来，要抱我到她那边去，但我挣脱了，又跪到凳子上。没有母亲的许可，我是万万不敢起来的。
　　终于，作保的人都走了，我依然跪着；吃晚饭的时候，我也跪着，母亲不许我吃饭；父亲和弟弟都睡了，我还在跪着：双膝由痛而辣，由辣而麻，终于没有知觉了。母亲在旁边剁猪草，煮猪食。夜渐渐深了，静了，只有母亲剁猪草的声音鼓声一样震动着夜的鼓膜。我的眼皮渐渐沉重，禁不住往下掉，一个趔趄，我从凳上砸下来，额头着地，登时起了一个大包，痛得清醒过来，赶忙又爬上凳子跪下。膝头钻心疼，但我不敢哭，只感觉母亲剁猪草的节奏乱了一下。
　　一会儿，母亲严厉地说：“下期发狠不？能得第一名不？”
　　我点点头。
　　“今天算了，起来！——看你还有什么事没做哪？”
　　我瞧了一瞧，见门没有关，就关上门。
　　“看还有什么事没有做！”
　　我又瞧见猪食煮开了，于是用猪食铲把上层的摁下去，把底层的撬上来，这样能让猪食熟匀称。
　　“你不吃饭啦？”
　　我这才突然觉得异常地饿了，瞧见饭正热在灶上，丘陵似的一碗。我用筷子一扒——碗底两个荷包蛋。
　　我的眼泪一下子无声地涌了出来。
　　这次受罚其实是冤枉的，是我的数学分数被少算了十分，如果加上那十分，我就是第一名。这是次年开学时，老师把卷子发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点的。但那一次是全乡统考，统一阅卷，不知是哪位老师算的分数，也没有办法了。我把卷子带给母亲看，母亲说：“你要多打十分嘛，这样少加十分也无妨了。”
　　呜呼，母亲的道理！多年以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每次阅卷，我都十分细致，统分时总要反复算几次——我可不想由于我的失误而导致某位学生跪一个晚上。
　　上初中后，同学多了，我每次都考不赢一位同学。母亲对我说：“你发了狠，实在考不赢也不怪，但争取考赢一次两次，应该做得到吧？”我记着母亲的话，全力以赴，终于在初三时的一次重要考试中勉强得了个全校第一。仅仅一次，我都没敢告诉母亲。
　　母亲就用这样的“蛮王教”，教出了两个大中专生。
　　母亲虽然没有读好多书，却“捡”了许多辈辈口传的“歌粒子”（儿歌、绕口令、山歌等方言韵文），闲暇一点的晚上（母亲何曾闲暇过一个晚上啊），就或边剁猪草，或边纳“千层底”，边教我们念唱。那种时光真的再美妙不过了，我至今还能一一翻唱出来：
　　摇呀摇，捡柴烧，天晴担柴卖，落雨买柴烧，只怪得我们这个伢子有勤条（划算，计划的意思）！
　　六婶六叔，向您借六升半熟糯黍，明年对门园里糯黍熟了，再还您六婶六叔六升半熟糯黍。
　　雪皑皑，雨皑皑，哥哥撞见妹担柴：“妹呀妹，你在屋里穿花鞋，到人家就襻草鞋，草鞋烂了四根筋，花鞋烂了打补丁。皆是娘爷的亲生妹，还是快点把家回！”“哥呀哥，喝了人家的交杯酒，斗量金子也赎不回！”“妹呀妹，我卖田卖土也要赎妹回！”“哥呀哥，只看见龙骨车打水去，哪看见龙骨车打水回？若在龙骨车上栽杨柳，杨柳开花妹就回！”
　　……
　　这些暗藏诗歌芬芳、闪烁生活道理和朴实人性光芒的“歌粒子”，润泽着我幼小的心田。我在小学二年级就弄清了什么是押韵，小学三年级就写下了第一首押韵的诗歌，或许就与此有关。现在的孩子能从电视、网络、学习机等媒介上学来许多儿歌，但我感觉这远没有母亲口授“歌粒子”那般温馨、滋养——母亲的另一种乳汁啊！
　　穷人家的孩子当家早，我们兄弟很早就跟着父母下地劳动。母亲往往边劳动边教我们如何做事和做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的这样一些观点：事要靠自己努力完成，不要靠别人帮忙，不要盼别人帮忙，更不要等别人帮忙。要有划算，想清再做，边做要边想。要好好分工合作，多為别人着想。比如割禾时，要把“禾手子”（割倒的一束一束的稻禾）放好一些，赶拢一些，让递“禾手子”的少跑路，从而少捱工；而递“禾手子”时要让蔸部向前递过去，以方便扮禾的人顺手接过，且禾叶的芒刺不会扎到扮禾人的脸目…… 　　这些打小跟母亲从劳动中获取的处事为人的方法和态度，使我受益终生。一直以来，我在单位都是一个极好共处、极受欢迎的人。
　　母亲还是一个特别能容忍的人。有一个会算“八字”的族伯曾跟我说：“你娘命里‘四柱’全部是水，什么都能容下，总把自己往最低处放。”事实大概也是如此。我们兄弟从不敢到外面跟人吵架，因为不管是我们对还是错，母亲总是不问青红皂白地责罚我们。她有一句口头禅：“管好自己的崽，天下太平。”
　　我是长兄，父母对我的要求尤高，教管尤严。不但要求我自己做好，给弟弟做出榜样，还要负起教管弟弟的责任来。小时候，具体地说来，是初中毕业以前，只要弟弟犯了错，我是要同罚的，甚至弟弟偶尔与别人吵了架，母亲也只责罚我，而不怎么责罚弟弟。有时我也觉得憋屈，但同时自然也就要去管教好弟弟了。直到现在，我们都各自成家了，我讲什么，两位弟弟还是很听的；当然，他们现在也不要我管什么了。
　　母亲有一招是让我最犯怵的：我若犯了什么错，她就哭，打也不打，骂也不骂，说也不说。她一哭，我心里就翻江倒海。我宁可被她打，被她骂，被她责，可她就是不打不骂不责，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跪下“愿招”（认错），再不敢犯了。
　　有一次，父亲被一个人蛮不讲理地打破了头皮；还有一次，满婶为了一件小事打了母亲。其时，我们兄弟都已长成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了，气愤不已，立马要“报仇”。母亲怎么也不准，说别人一错，我不能二错。后来，那个打我父亲的人撞见了我，立刻慌慌张张地拔腿就跑，因为有人对他说过，我是个大孝子，并且练了功夫，有他受的。他跑了一下，见我并不追，就停下来有些不解地看着我。我实在想追过去揍他一顿，但还是说：“我妈妈说你一错不许我二错，你要是知道怕我，就不要再有下次！”那人羞赧不已。
　　我刚教书时就教初三。那时初三补课，任课老师收入相对高一些。每次周末回去，母亲都勉励我要认真工作，不能“乱弹琴”，不能打牌赌博烂人心，我也迅速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但就在第二年，由于某些人事安排的原因，在我教了一个月初三的情况下，领导把我换下来教初二。我心里大不平，周末回来愤愤地说给母亲听。我清楚地记得，其时母亲正在挖土种萝卜菜籽，她说：“斟了就斟了，一样地教书，少赚几个辛苦钱也无妨。不过工作一样地要干好，千万不能任性‘耍乱弹’——我看反而要更加干好一些，让别人去评说。是块肥土就随便种什么都有。”我心气顿消，心窗顿亮。我在十三年半的教师生涯中，教过七届毕业班，并被选任为全镇首个全寄宿制班级班主任，从而为全镇初中实现全寄宿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多次被评优评先评立功，成为全镇教师中的翘楚和楷模。别人在叹服我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我，是被母亲用心施过肥的那块肥土。后来，我考上公务员，不久就进入市里工作；二弟大学毕业后进入市委核心部门工作，去年又被娄底市委的一个核心部门选去；三弟南下打工，从一个搬运工干到高管。别人在感叹、称赞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母亲在我们的“土”里下过多少肥！
　　母亲教我们待人的宗旨是：不记仇，要记恩。我家得到过许多亲戚朋友的接济。对那些周济过我们的人，母亲常常念叨于口，并想方设法报答他们。比方母亲酿酒、打豆腐的技术好，就帮他们酿酒，打豆腐；常常叫我们去给他们干点活，等等。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自然也就成为我的处世原则之一了。
　　有一句话，母亲不知对我讲过多少次：“我不羡慕别人家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也不羡慕别人好玩，只羡慕有的人家团结得好——家和万事兴。你爹爹他们有的兄弟团结得不够好，你们兄弟就千万要团结。你是大哥，当然要多吃些亏。”我参加工作以后，自己沒有买过什么像样的衣服和鞋子，而鼎力资助两位弟弟上学，二弟高考失利后，父母都觉得无力再送他读书了，是我坚决支持他复读的，并说：“你大学毕业之前，我不找女朋友。”母亲去世后，两位弟弟先后完婚，家里建新房，还旧债，我都倾其所有，以至我至今几乎没有余钱，但我却从无怨言。
　　没有别的，听母亲的话而已。
　　3
　　今年正月初一，我到一个族婶家去拜年。一九八八年，她和我母亲同时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她牢遵医嘱，从此以后不再干重活，不下田，不进土，饭都不太煮；不再操心任何事；有好的尽量吃——她至今健在，而我母亲，却已逝去十年。
　　母亲，是累死的。
　　父母从奶奶手里分家仅仅分得一间土砖房，一张床，一张小茶几，一条凳子，一个破旧的碗柜。吃饭时，父亲坐凳子，母亲则坐在一截土砖或者门槛上。我们那里是个狭窄的小山村，叫马尾冲，田少旱土多，盛产红薯。每年立冬以后，挖回的红薯就堆满了大半个房间，小山似的。我们睡觉时得从这边的“山坡”爬上去，再从那边的“坡”滚落下去，红薯圆溜溜的，在脚底一滚动，就把人“自动”送到了床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红薯吃。每年春上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连几十天都煮红薯吃。外婆或者母亲的娘家亲戚来我家时，母亲总要把饭锅洗了又洗，刷了又刷，把贴锅的薯气洗净，再煮出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外婆当然不解，说不用洗。母亲就说是我父亲吃得挑剔，每餐都得洗干净才煮饭。外婆信以为真，回去逢人就讲：“老地主人家就是不一样，吃饭都有讲究。”其实，母亲是不想让自己母亲知道女儿在夫家过苦日子而担心。母亲平时穿得烂烂落落，但备有一身——仅仅一身——体面衣裳，每次出去，特别是走亲戚时都要穿戴整齐。所以一般的亲戚都以为母亲过得还好。我们兄弟穿的大多是别人接济的旧衣服，母亲就把它们改得尽量合身，洗得干干净净，折放得有棱有角的，硬是整出三分“新样”来。就算是补丁，也颜色相配，方方正正，针脚绵密。因而学校的老师都以为我家较为殷实。
　　母亲用她的能巧，蒙出一个穷家的体面。然而，贫贱母亲百事哀。我幼时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一天傍晚，母亲在家里掉了一枚五分的硬币，十分懊恨地哭着。她用煤油灯照着，趴在地上反复寻找，后来又把墙根的鼠洞反复扒挖，恨不得掘地三尺，但还是没找到。最后引得邻居一起来帮忙寻找，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母亲又找了许久，最终还是没找着，母亲伤心了好几天。 　　这样的母亲，注定是勤苦的，节俭的。
　　母亲曾说：“我这一辈子做了好几辈子的事。”我从没有见过母亲清清爽爽地休息过一天，她每天睡得很晚，起得又很早，中午也从不休息。就算是夏天，父亲中午都要眯一会儿，可母亲却要利用这一段时间把猪草打回来；晚餐后再剁碎，煮熟，备下第二天的猪食。有时困极了，蹲在茅厕上解大手或坐在尿桶上解小手（原来农村里的尿桶一般放在卧室的门角落）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瞌了过去。有一年，临近过年了，母亲半夜里还在炒准备招待客人的南瓜子，炒着炒着就瞌起来，迷糊中，把盛熟瓜子的竹团箕放到了火上，结果团箕烧坏了，瓜子也全部落到火中烧了。第二天听了母亲的述说后，我们大笑不止——若是现在，我怎还能笑得出来，母亲是太困了！
　　而生活，给了母亲更多的残忍，是的，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下了这个词：残忍。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母亲是结扎对象。当时村干部来动员时说，两天内去的有奖，两天后去的就没有了。母亲为了这点奖励，急急地赶去了。别人都是休养一周，母亲术后两天就回来了。第二天，也就是术后的第三天，她就入山砍柴去了。而此时伤口还未拆线，封着包，不能弯腰。她就跪着砍，血渗出来了，染红了衣物。母亲后来提起此事时，轻描淡写；可在母亲去世十年后的今夜，当我的笔触及它时，我眼里的伤口也开始渗水，心里的伤口也开始渗血。
　　也还是在八十年代，大约是末期了吧，我家由于缺粮而租种了许多“包田”（早稻谷归自己，晚稻谷要每亩给田主五百斤甚至更多的租谷），有的“包田”还要翻过一座山去耕作。有一年收了山外的早稻，没有晒就直接用车运回来。但我家在山脚底，而马路是在半山腰上通过的，稻谷只能卸在马路边，再一担担担回来。偏偏天公不作美，雷雨大作。父亲到山外犁田去了；母亲大急，生怕稻谷被雨淋了，连跑带拖，担着几十斤一担的水漉漉的稻谷抢回来，中间一口气匀不过来，呛出了一大口血。母亲还是顾不上歇气，在雨中把稻谷全部抢担了回来。殷红的血被雨水一冲，就不见了踪影，但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大约从此就诱发了。
　　母亲患病以后，没有住院治疗，依旧如前地干活。病发作了，就到诊所里打几天针，输点液，稍好一点就又田里土里风里雨里地做。这样，母亲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有时一病就要拖十天半个月，嫌到医院去太远太哕嗦，就买回药让父亲给她打针，打针的地方往往结起了硬痂。好几次，父亲一针扎下去，针头都扎弯了，只得换针头，霸蛮刺进去，母亲疼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即使病发作打针吃药时候，母亲依旧操持家务，仅仅不做挑担之类的重活而已。
　　母亲的病和我们的读书，使家里的债务像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父亲又不能出去赚钱，也没有学手艺做工。这样的家，够呛的。
　　母亲节俭得近乎苛刻。她喜欢吃包子，但很多年就是没舍得买一个吃，有时候经过包子铺时，喉咙里生出了双手要抓一个，但摸摸口袋，只能吞吞口水挺过去——这是母亲后来一脸幸福地吃着我们给她买的包子时说的——何止是包子，母亲是多年不曾给自己缝过一件衣服。我们在外读书期间，她和父亲在家里煮菜时油都舍不得放，锅子烧得红生生的。
　　为了增加一点收入，父母打过很多年的魔芋豆腐。那是一件很费力的事。那时交通不发达，只能靠人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把魔芋买回来，清早去，天黑才能赶回来，一次只能挑几十斤，十来天就要去挑一次。为了能多隔几天，母亲也常常和父亲一起去。几十里的长途跋涉，担几十斤的东西，对于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买回来后，要洗净，去皮。魔芋确实有点“魔”：能让皮肤过敏，那种介于蚂蚁咬和蜂蜇之间的感觉，真的很叫人“享受”。然后要用擂钵一个个磨成浆，由于过敏刺激，只能用铁叉子扎着磨，很费时；后来买了电磨，就要先把魔芋剁碎，相对轻松了一些——这些工序，一般是由母亲完成。磨成浆后，就放到大锅里用“狼牙棒”不间断地搅拌个把小时，浆稠重无比，那可是考验臂力和耐力的好试题。一般是我们父子轮番上阵，大雪天都要出一身汗的，母亲有时也要帮着搅一阵。最后配膏，烧开，封好。第二天清早再打开，由父亲挑出去卖。
　　除了卖魔芋豆腐，我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母亲喂猪婆子。喂猪婆子很耗粮，先前我家还缺粮，没有条件喂；后来做了很多“包田”，打粮多，母亲就喂了一头。猪婆子每年能产两窝崽，喂到二三十斤的时候，就分卖给邻近的人，每次能进账一两千元，还可以留一两头豮猪自己喂大杀肉卖，赚个几百元。这种零星散养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费力而没有赚头的事，只是当时没有算粮食的成本，也没有算自己的时间，所以觉得还划得来。这样，母亲就喂了十多年的豬婆子，硬是从猪肚子里生出了我们的学费。记得我读中专的那两年，猪价好，我家的猪婆子也很争气，每窝能下十几只崽，每出一窝收入能达两千元以上，最多的一次超过了三千，极大地缓解了我的高额学费、生活费所造成的困难。那头猪婆子为母亲撑了很大的力，以致后来衰老卖掉时，母亲还有点舍不得。
　　喂猪婆子是很辛苦的。特别是临产之时，母亲就得全天候地伺候。猪婆子生崽也怪，一般都是在晚上，害得母亲要熬通宵。猪崽子断奶发食后，四五天就要碾一担米煮猪食，喂养一个多月，那是母亲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如果碰上与农忙偶合，就会忙得不可开交。我初中时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母亲把猪栏前面的路踩出了一道深深的坑，也踩出了我们读书和生活的希望！”老师看了大加赞赏——确实如此啊！
　　那个时代，经济本来就不发达，父母又都只在家里“搓泥巴坨子”（种田的意思），没有出去赚过钱，家里自然十分拮据。在我的印象中，我家一直靠举债过日子。每年两次开学之时，母亲都要走遍亲戚家去为我们借学费，往往要呛几天。母亲借钱极讲信用，一般在限期内想方设法提前还清；实在一时没有办法还的，也要及时登门说明。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一定要亲自到每一户债主家去照会一次，有钱钱招呼，没钱话招呼，从未错过一笔钱，更不会赖掉一分钱。因此，亲戚们都愿意接济。我家是我们村子里欠债最多最久的，但从未有人在过年时来家里讨过债。邻人都不相信我家欠了那么多钱。 　　母亲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作两个用的，咬紧牙、攥紧手地省，能自己做的绝不请人，也绝不花钱买。就说烧煤吧，我家每年要烧一两千斤煤，都是母亲从十多里外的煤矿挑回来的，而且不是用钱买，而是在去的时候顺便到山里砍一根树（请原谅我母亲破坏生态平衡），掮到煤矿换煤，每次担不了那么多换来的煤，就折算成钱存到煤矿的账上，零存整取，以备急用。在外婆去世时，父亲面对巨额的祭奠费用，几乎手足无措，是母亲跑到煤矿支取了一笔钱从容对付过去的。
　　我不敢想象，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没有母亲的计划、操劳，会是怎样的一种境地。
　　4
　　母亲是那种典型的贤妻良母，为人处事从未落人话柄。父亲每餐都要喝点小酒，酒都是母亲酿的。酿酒是一种很繁琐、很辛苦的事，但母亲从无怨言，而是很用心地酿，使父亲不曾断过一餐酒。而且，一般每餐的第一碗饭都是要先盛给父亲的，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父亲从小就生风疹块，一直生到三十多岁，母亲就到处打听偏方，试用了许多次，还真的帮父亲根治了。我也得了遗传，生了好几次，也是母亲用偏方治好的。有一年，父亲得了一种怪病：整日昏昏沉沉，奄奄无力，精神不振，医药无效。母亲焦急地四处求医问神，还跑到四五十里外的邵东斫螬去问“仙娘”，最终查清了根源：是中了类似巫蛊的一种“神伤”。据那个给父亲治伤病的人讲，再过三个月，就可能无法挽回了。
　　但父亲那时有大男子主义，脾气也暴，动辄对母亲动怒，往往还蛮不讲理，而母亲总是忍让。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母亲下定决心要离家出走。那天晚上，父亲出去了，弟弟也睡了，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异常平静地交代我，要我听话，要照顾好自己和两个弟弟，她要走了，走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去，就是讨米、饿死也再不回来。我一听，泪如泉涌，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呵斥我不许哭，可我怎能止住？幸好第二天菩萨保佑，一位篾匠来我家做工，母亲实在不愿让匠人没招待，就留下来做饭。篾匠在我家一做就是三天，母亲也勉强回心转意了。我之所以用“勉强”一词，因为我知道母亲当时是真的下了决心的，我每天上学时总是魂不守舍，回家以后都不敢离开母亲一步。但母亲似乎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其后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父亲酿酒、盛饭。
　　其实，父亲是深恋着母亲的。就在母亲出殡的那天早上，父亲起身相送，一个趔趄就栽倒在门角落里。其后半年，父亲大病一场，尤其是肠胃不适，再也不喝酒了。
　　母亲对爷爷奶奶也很好。爷爷在世时，喜欢吃米粉丸子，他只要我母亲为他磨米粉，做丸子，说只有我母亲做的他才放心。這是奶奶告诉我的，因为爷爷在我一岁时就去世了。我家不远处有一座水库，父亲有时去钓鱼。只要钓得一条半斤的鲫鱼，煮好后，母亲一定会拣上肉体最丰厚的那几块，让我或者弟弟给奶奶送去。就连春插时在田坳边摘得的覆盆子，也要选出最大最红的，让我们送给奶奶。这种孝道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我把孝道视为第一人道——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对不孝顺父母的人，我懒得与其交往，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别人都很羡慕我父母有三个孝顺、懂事的儿子，有一个儿女不太孝顺的邻居多次对母亲讲：“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法术，儿子个个听话。”母亲有什么法术呢？只不过几块丰厚的鱼肉，几粒最甜的覆盆子而已。而今，我孝敬给父亲和岳父母的钱物，都要经我小孩的手转交，或者当着她的面交，不为别的，只为一种传承。在我成为教师后，特别是当班主任时，我也总是把孝顺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第一要务”，对个别“忤逆子”学生，我曾动用“重典”促其转变。至今还有那么几个家长对我感激不尽呢。
　　世人是容易欺贫奉富的，但母亲以她的品行赢得了邻里大小的尊重，村里那些小孩子，竞都愿意听我母亲的话。因为，我母亲从不讽刺、奚落、怂恿、唆使他们，而总是规劝他们奋发学习，走正道，行大道，语方言正的。我的一位伯母常羡嫉有加地说：“不晓得江柏（母亲的名字）婆子有什么‘咬卵法’，三岁细伢子都服了她！”母亲有什么法呢？有德而已。所以母亲去世后，外面的人都说：“唉，马尾冲的茶坛子打碎了！”意思是从此以后，他们有事没事到我们村里来的时候，再没有人会像我母亲那样为他们殷勤倒茶了。
　　像我妻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没有几个人会不被她“看扁”的，她和母亲仅仅认识半年，只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但一说起我母亲，总是赞不绝口，说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5
　　我和妻子是在二000年下半年，也就是离母亲去世仅有半年开始恋爱的。因为这，我对母亲是心存愧疚的。
　　虽然，从参加工作起，我把所有的工资一分一厘都交给了母亲，甚至每个周末回来也都把口袋里的钱掏给她收起来，回单位时再向她讨个车费，她要多给点，我也不要。从而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再没有怎么为钱而奔波过了。
　　虽然，我以及两位弟弟，一直抢着帮她干活儿，不让她干重活儿。比如放学回家，只要看见母亲在担担子，就会立即大声叫她放下，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抢过扁担。母亲生怕我急不择路而摔跤，赶紧“自觉”放下担子等我；而我见到她放下后，也就不再跑，而是走过去了。
　　虽然，我们兄弟都很听她的话，关心体贴她，甚至比有的女儿还要细心。有一次弟弟过生日，母亲照例打了两个荷包蛋给他吃，弟弟硬要母亲吃一个，母亲硬不肯吃，推来让去，弟弟火了，一筷子把蛋扔到沟坑里。母亲无可奈何地笑了，乖乖地吃了另一个。
　　虽然如此，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半年里，我是愧对母亲的，因为，这半年，我把母亲抛在了孤单甚至恐惧里。
　　二000年下半年，我调到了离家较近的中学，并开始恋爱。而这一年上半年，我家新建了房子，欠下了许多新债，两个弟弟又在读书，都要大把的钱对付。母亲急了，硬要从未出门打过工的父亲出去打工。父亲当然不放心，母亲就说我已调到了近边，可以照顾家里，我也表示可以，父亲就出去了。开学后，我每天放学都跑回去，第二天早上再赶回学校。但后来和妻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两情日蜜，不可分开了；而且学校开始要求教师住校。很快，我平时就不再回去，只在双休日回去了，而让母亲一个人独守在家里。我家的新房建在一处山林里，单门独户，而母亲晚上又胆小，以前晚上她上个厕所都要我们做个伴的（农村的厕所一般离住房较远），当时她独自守家，一定是很害怕的。我后来得知，她是用一个小桶子晚上放在卧室里解手，早上再倒掉的，我愧疚不已。 　　有一天晚上，寒潮初到，我恰好要临时到家里去讨一个证件，夜里赶回去，只见屋里亮着灯，却不见母亲的踪影。我慌忙四处呼喊寻找。一会儿，只见母亲弓着背，背着小丘似的一背篓萝卜从后山气喘吁吁地下来。我慌忙帮她接下，责怪她为什么晚上还要这么做。母亲说先是準备明天再去扯的，但看见变天了，怕今晚下雨，就赶紧去把几天的猪草寻回来。
　　当晚我没有再回校，而留在家里陪母亲。母亲说起她前一段时间病发作，在床上躺了三四天，几乎动弹不得，还要喂猪。她说：“这一次真的是变了崽了，有时想喝一口开水都倒不出手来，你爹在家时就舒服多啦。那几天，我生怕自己病死了都无人知晓，菩萨保佑没死。”我听了愧疚不已，硬是忍住了泪，不让母亲看见，并决心不顾学校的规矩和女友的责怪，每晚回来陪母亲。但天见可怜似的，父亲竟在当晚半夜时分回来了，我于是就放心了。
　　快放寒假的时候，不想母亲竟染上了沉疴，治到过年时依旧不见好，反而越发严重了，最后竟不能说话，仅仅靠点头和摇头来交流了，还出现了败血症。我却一直和女友腻在学校里没有回去，因为想到弟弟他们都回来了，似乎可以放心了。
　　拖到过年时，母亲的生命已无法挽回了。母亲那几天被病痛折磨的模样，我依旧历历在目，一回想起来就心酸不已。即便如此，母亲依旧操心很多。我第一次接女友回家过年，由于当时家况惨淡，没有好好招待，母亲当时已经无法说话，但神情焦急。正月初二，我送女友回去，然后一个人回来。母亲以为是女友见了家里和她的如此境况要跟我吹，急得要死，病情急转直下。我们过了一天才“领悟”到母亲的这点心思，向她解释，并赶忙把女友又接到家里——母亲竟舒心地笑了，也似乎好了许多，一直到正月初七……
　　在那半年里，还有一件事，成为我对母亲最深的愧疚。我家有一片油茶林，采了几担茶籽。打茶油的时候，我请了一辆拖拉机把茶籽运到油榨坊，母亲就守在那里打油。本来计划白天能打完的，结果拖到了晚上。油榨坊离学校不远，我给母亲送了晚饭，一起等。但那天榨油机偏偏出了问题，我家的茶籽等到好迟时候还没有开榨。我一面担心女友在学校里胆小害怕，而想马上回校；一面又担心母亲要赶夜路回去，而坚持想送母亲。母亲见我魂不守舍、心挂两头的神情，就安慰我说她不怕，有手电，油也没多重，可以自己回去，何况到半路路过我的堂兄家时，还可以叫他送一程。母亲找了一大堆理由叫我不要顾虑她，而要我回去照顾女友。我一时“轻信”了她，也知道这位堂兄对母亲挺好的，就犹犹豫豫地回校去了。后来，我问堂兄，才知道母亲根本没有叫他，而是独自一人，担着几十斤茶油，深更半夜回去的。而进冲的那段山道，母亲曾在那里吓破了一次胆的。我恨不得打自己一记耳光。后来有位邻居笑我是典型的“讨了婆娘忘了老娘”，我愧疚得要死。我决心决不许自己再落下这样的遗憾了，但是，母亲，却再不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了。
　　6
　　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母亲生前多次满怀憧憬地说：“我没有其他愿望，只要建好新房子，住上几年，抱一抱孙子，就死得了。”
　　母亲的这两个再平常不过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她走了。虽然，在二000年上半年，我家建了新房子，但只建好了一层，母亲也只住了大半年；而直到她去世，我还在恋爱阶段。
　　但我想，母亲的愿望其实都有了良好的开端，并都实现了。二00一年底，我小孩出生了；二00五年暑假，我倾尽积蓄，合着两位弟弟支持，主持把房子升了第二层；是年下半年，大弟弟结了婚，次年有了小孩；二00七年初，小弟弟也结婚了，我陪他到湖北仙桃接回了仙桃一样的新娘，现在有了两个小孩。我想，我们已在母亲的愿望之路上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而且可能还超出了这条路的承载：比如我和二弟进入本市的重点机关工作，前途看好；比如我在许多报刊上留下名字，就连她的孙女、我的小孩，也在八岁时就开始正儿八经地发表作品了；比如我为她写下这万言长文，成文后我将带一份到她的坟头去焚化，但愿母亲能读懂。
　　前行中，我总觉得母亲并未远离我，她的眼睛，白天太阳一样晚上月亮一样悬在我的头顶，沐浴着我。母亲不会打牌玩耍，我至今也不会，有同事经常怂恿我学各种牌技，我总说我是受了“皇封”的，不能学也不会学。就在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依然能真切地感到母亲的眼睛就悬在头顶，灯一样明亮。
　　我不止一次诅咒过并不存在的上天：为什么不多赐予母亲几年时光，让她过几天舒服日子，那个和她同时得病的族婶不是还健在吗？母亲为了这个家，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刚要苦尽甘来的时候，她却尝不到了。难道母亲生来就只能是受苦受累的命？难道是像母亲说的“我是前世欠你们的，是来还债的”？命运，待母亲太不公平！十年来，亲戚朋友每每看到我们时，总要感叹道：“要是你娘还在那……”是啊，要是我娘还在……当我第一次立功时，心里默念：要是母亲还在！当我自考本科毕业时，我想：要是母亲还在！当我走进市政府上班的第一天，坐在空调下，一个念头暖气一样潮潮地冒出来：要是母亲还在！当弟弟被选调到娄底工作的那天，我目送接他的车驶入雨幕，我眼里也突然生出雨幕：要是母亲还在！今年过年，我们悉数回家团聚，儿辈追鸡赶狗，尽情嬉戏，放花炮、抢糖果；我们陪着父亲打牌消遣，面对此情此景，我心里时常涌起一阵“幸福”的难过：要是母亲还在！
　　母亲去世前不久，要我把所有债务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我当时就觉得心堵。她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就深切地感到了债的巨大的沉，和为一个大家庭计划的重。是啊，要是母亲还在！我为这个念头纠结不已，后来，我宁愿相信是母亲太累了，不能再操心了，于是休息去了；如果她不去休息，也许现在更累！我们，实在不能让母亲再操心了。但是，她不操心了吗？我怎么看到她的眼睛一直悬在头顶。
　　母亲，就在那！
　　今年过年，是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第一次一起回家过年。此前十年，因为奔波和各种原因，没有这样齐斩斩地回来过。正月初一上午，我们一起来到母亲坟前，扑通一声跪下！
　　——母亲，您还有遗憾吗？
　　7
　　十年间，我无数次梦见母亲；就在写这篇文章的近一个月里，我也不断梦见。我知道，母亲还将频频出现在我的梦里。梦中的母亲，总在做饭、洗衣、喂猪、割禾、砍柴……和十年以前一样地忙碌，母亲啊！
　　就在刚才，梦里，母亲又端了一碗饭给我吃……忽而醒来，唯闻夜雨滴答。
　　下雨了。雨滴敲打着街巷两旁的不锈钢窗棚，异常地响。
　　明日，母亲坟头的青草又该长一寸了吧？
　　作者简介：李群芳，男，1976年3月出生，湖南涟源市人。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已出版诗文集《爱的回音壁》、诗集《地大天大》《墙有茨》。
　　（责任编辑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