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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末，香港沦陷。一批暂居香港的文化界名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组织营救。在广东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下，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经东江抗日游击队和东江特委的精心安排，从水陆两路，由东、中、西三线，越过重重封锁，闯过层层关卡，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后，安全地撤离了香港，转移到大后方。这场被茅盾称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的大营救，老隆作为营救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确定老隆为中转站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滞留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艰难。12月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发来紧急电报，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滞留在港的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
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开展营救工作。首先是联系那些滞留在港的著名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打通营救出港的通道。12月底，廖承志、连贯会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粱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等人研究部署营救方案。决定趁日军在香港立足未稳之际，分水陆两路同时出港，快速转移，并制定具体撤退香港线路：1，取道五邑，从香港以西的澳门、中山、台山、江门等地撤离；2，从九龙北上，走陆路抵港九游击区再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3，从香港坐船出海经大鹏湾撤离到惠阳、海陆丰根据地。并决定整个撤离出港行动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负责；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先行撤离出港，开辟内陆营救线路。
3条线路中，l线和3线都是坐船从海上撤离，对于拖儿带女的名人们，行动相对方便，但日本巡逻艇经常在海上巡逻，沿途盘查过往船只，加上海盗也很猖獗，因此这两条线路并不十分安全。考虑到这些因素，从这两条线路转移的一般是国际和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电影戏剧界大红大紫的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他们很容易被人认出，即使被日军截获，鉴于国际影响也不会如何。如影视文化名人夏衍、范长江、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金仲华等，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少将陈策，国民党元老邹鲁，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国民党南京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何香凝、经普椿婆媳以及柳亚子父女等人都是从1、3线撤离。2线相对较长，路途艰辛，险阻重重，沿路虽有伪军的岗哨和日军的封锁，但容易隐蔽。走这条路虽然艰苦，一路跋山涉水，却相对安全。因此从这条路线上撤退的一般是进步的文化界精英，他们既遭日本法西斯的迫害，又为国民党所不容，茅盾、邹韬奋、廖沫沙、戈宝权、胡风、胡绳、袁水拍、张铁生、刘清扬、沈志远等人都是从这条路线撤离。
当时广州、东莞、惠州等一线城市已经沦陷。如何将撤离出来的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处于广东北面的大后方呢?沿北江或西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显然是最方便快捷的，但西江和北江都要经珠江过广州后才能抵达，通过沦陷区非常不安全，风险很高。当时以水路交通为主，亦相对方便安全些，对于有老有小的这批文化人，水路也没陆路劳顿，唯有选择东江了，但东江源头在江西南部，并不是转移的目的地，那么，在哪上岸转移至大后方呢?打开地图，处于东江上游的老隆跃入了他们的眼里。
老隆是广东省龙川县的重镇。龙川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居东江和韩江的上游，北接江西，南临珠江三角洲，东面是梅州、汕头等地，西出韶关。老隆镇位于龙川县境内的南部，处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枢纽地位。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通过汽车可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老隆有良好的抗日民众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川年青人组织了许多抗日的民众组织，参加抗日战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龙川恢复了党组织，至1939年，党组织在龙川的永和、黄石、车田、铁场、贝岭等地相继成立了龙川抗日先锋队。另外，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后东特委)机关就设在老隆，在后东特委的领导下，龙川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热情高涨。驻老隆的后东特委可以大力协助大营救。
基于老隆所具备的地理、人文以及民众基础，廖承志、连贯等人决定以老隆为中转站，通过老隆转移文化名人至大后方。并作出具体部署：从惠、东、宝根据地到老隆段由前东特委负责护送；从老隆到韶关段(1线)由后东特委负责具体安排；老隆到梅州再到闽西南(2线)由潮梅特委负责护送；从韶关到桂林、武汉等地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负责落实；连贯负责指挥老隆的统筹安排。
二、连贯坐镇老隆部署大营救
1942年1月初，连贯奉命沿东江逆水而上前往老隆开展营救工作，并沿路考察转移路线。抵隆后随即与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以及龙川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研究部署老隆营救事宜，如文化名人在老隆食宿问题、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问题以及设计老隆转移路线等等。
尽管老隆当时地处粤北山区，是国统区，又是抗日大后方，但香港沦陷后，国民党当局为预防文化界激进人士经老隆撤离，特指示龙川加强戒备。一时间，老隆水陆交通戒备森严，关卡林立，军警密布，并以所谓“防止特务混入内地”为名，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加强审查港九回来的人员。为确保营救万无一失，连贯、后东特委以及龙川地方党组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开展系列营救措施。决定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老隆的中间势力，利用“白皮红心”的老隆上层人物关系以及利用国民党当局贪婪腐败之风等战略手段，配以民间和社会一切力量，使老隆时势尽在我方掌控之中，从而做到运筹帷幄整个大营救。
当时，老隆福建会馆旁边有一商行叫“义孚行”，沿东江边的河唇街有一商行叫“侨兴行”，两商行地处老隆繁华街道，在龙川有很高声望和地位，特别是“侨兴行”，其办事处和商号遍布粤、桂、湘等省，而且有自己的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梅县之间。两商行的老板不仅是兴梅人，还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白皮红心”的人。在后东特委和中共党员、老隆区长黄用舒的引荐下，连贯便以老乡的身份在“侨兴行”长期住下，两商行成为老隆大营救的办事处与联络点。同时，在商行不远处的旅馆里(谷行街)物色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食宿的地方，并商量好撤退的文化人士以香港逃难的股东家属的身份入住商行或旅馆。这样既可以掩人耳目，又不会让文化人士太劳累。
为进一步保障大营救安全顺利完成，连贯指示后东特委梁威林和龙川地方组织筹集资金，一是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购买了数百张“难民证”，以供文化界名人路途盘查和过关卡使用：二是准备贿赂关卡顽军之用。同时，连贯利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如李章达、许崇清等人协助 营救，还要求时任老隆区长兼电话所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用舒利用其特殊身份，与驻龙顽军和地方军警拉拢关系，疏通关卡，为抵隆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能安全出入旅馆以及转移韶关做好准备工作。
三、东西两线护送文化名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隆的一切营救工作部署好后，就待文化人前来了。
1942年春节刚过，廖承志率第一批文化人抵隆，在后东特委和连贯的具体指导和龙川地方党组织竭力协作下，第一批从惠州转移来的文化名人顺利入住老隆事先预备好的旅馆，稍作停留后又以“香港难民”身份乘坐“侨兴行”的汽车顺利转移到韶关。因为廖承志的身份特别，连贯找到黄用舒要求其以老隆区长名义给廖承志开具“通行证”，以方便廖前往韶关和在韶关开展营救工作，黄欣然同意。后来粤北省委被破坏，廖承志在韶关(乐昌)被捕，国民党在廖身上搜到盖有一区(老隆)公章和黄用舒签名的“通行证”，下令追究此事。此为后话。
之后，陆续有转移而来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抵隆。这些人士多数是从惠州坐船沿东江而上，也有部份是从海丰经五华、兴宁辗转而来，在老隆稍事暂住后，根据各人实际情况，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乘坐“侨兴行”的汽车或是往韶关再往衡阳、桂林(西线)最后到达大后方，或是前往兴梅再往闽西南(东线)。其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以及柳亚子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儿等人撤离香港时所乘坐的机帆船被日军卸了发动机，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最后在海丰着陆。柳亚子父女和廖承志妻儿等人几经周折才抵达老隆，何香凝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在海丰接走。柳亚子当时是国民党匪特“就地格杀”人物，为安全起见，连贯等营救人员经柳亚子本人同意后，秘密护送到兴宁乡下一中共地下党员家里暂住，隐蔽一段时间后才接回老隆护送到韶关再到达桂林。
4月初，著名文化人茅盾、邹韬奋及其家眷抵达老隆，同船抵达的还有张铁生等人。因这批文化人人员较多，而且邹韬奋是国民党和日军都恨之入骨的爱国文化人士，惠卅『方面专门包租了一条船，从船长到水手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路护送至老隆。当国民党得知邹韬奋奔抵老隆的消息时，派出特务四处侦察，并在沿途各关卡张贴邹的像片，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连贯从龙川地下党组织里得到消息后，连夜找到邹韬奋，让他暂留广东隐蔽，邹韬奋表示服从党的安排。于是邹韬奋在潮梅特委交通员郑展的护送下，从老隆秘密来到位于梅县江头村的“侨兴行”经理陈炳传的家里隐蔽，一住就是四五个月。直至9月上旬，国民党当局探知邹在梅县山村，又派特务前去搜捕，地方党组织获悉后，立即组织转移。9月25日，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返回老隆，之后经后东特委缜密筹划，秘密护送到韶关再安全撤退到大后方。
从1942年春节后到9月底，历时半年多，后东特委和龙川党组织利用“侨兴行”的汽车，顺利通过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从老隆至韶关沿途设立的4个检查站，毫发无损地把“香港文化精英”全部送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老隆转移到韶关的文化界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眷共有300多人，其中包括：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柳亚子、张友渔、胡绳、张铁生、千家驹、廖沫沙、胡风、蔡楚生、丁聪、李伯球、海军少将陈策以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著名文化人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
一、确定老隆为中转站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滞留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艰难。12月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发来紧急电报，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营救滞留在港的各界人士和国际友人。
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立即开展营救工作。首先是联系那些滞留在港的著名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打通营救出港的通道。12月底，廖承志、连贯会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粱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等人研究部署营救方案。决定趁日军在香港立足未稳之际，分水陆两路同时出港，快速转移，并制定具体撤退香港线路：1，取道五邑，从香港以西的澳门、中山、台山、江门等地撤离；2，从九龙北上，走陆路抵港九游击区再到惠(阳)东(莞)宝(安)根据地；3，从香港坐船出海经大鹏湾撤离到惠阳、海陆丰根据地。并决定整个撤离出港行动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负责；廖承志、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人先行撤离出港，开辟内陆营救线路。
3条线路中，l线和3线都是坐船从海上撤离，对于拖儿带女的名人们，行动相对方便，但日本巡逻艇经常在海上巡逻，沿途盘查过往船只，加上海盗也很猖獗，因此这两条线路并不十分安全。考虑到这些因素，从这两条线路转移的一般是国际和国内比较有影响的民主人士、电影戏剧界大红大紫的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他们很容易被人认出，即使被日军截获，鉴于国际影响也不会如何。如影视文化名人夏衍、范长江、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金仲华等，国民政府驻港代表、少将陈策，国民党元老邹鲁，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国民党南京市长马超俊夫人姐妹，何香凝、经普椿婆媳以及柳亚子父女等人都是从1、3线撤离。2线相对较长，路途艰辛，险阻重重，沿路虽有伪军的岗哨和日军的封锁，但容易隐蔽。走这条路虽然艰苦，一路跋山涉水，却相对安全。因此从这条路线上撤退的一般是进步的文化界精英，他们既遭日本法西斯的迫害，又为国民党所不容，茅盾、邹韬奋、廖沫沙、戈宝权、胡风、胡绳、袁水拍、张铁生、刘清扬、沈志远等人都是从这条路线撤离。
当时广州、东莞、惠州等一线城市已经沦陷。如何将撤离出来的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处于广东北面的大后方呢?沿北江或西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显然是最方便快捷的，但西江和北江都要经珠江过广州后才能抵达，通过沦陷区非常不安全，风险很高。当时以水路交通为主，亦相对方便安全些，对于有老有小的这批文化人，水路也没陆路劳顿，唯有选择东江了，但东江源头在江西南部，并不是转移的目的地，那么，在哪上岸转移至大后方呢?打开地图，处于东江上游的老隆跃入了他们的眼里。
老隆是广东省龙川县的重镇。龙川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居东江和韩江的上游，北接江西，南临珠江三角洲，东面是梅州、汕头等地，西出韶关。老隆镇位于龙川县境内的南部，处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枢纽地位。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陆路通过汽车可抵广州、韶关、梅州等地，是广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老隆有良好的抗日民众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龙川年青人组织了许多抗日的民众组织，参加抗日战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龙川恢复了党组织，至1939年，党组织在龙川的永和、黄石、车田、铁场、贝岭等地相继成立了龙川抗日先锋队。另外，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后东特委)机关就设在老隆，在后东特委的领导下，龙川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热情高涨。驻老隆的后东特委可以大力协助大营救。
基于老隆所具备的地理、人文以及民众基础，廖承志、连贯等人决定以老隆为中转站，通过老隆转移文化名人至大后方。并作出具体部署：从惠、东、宝根据地到老隆段由前东特委负责护送；从老隆到韶关段(1线)由后东特委负责具体安排；老隆到梅州再到闽西南(2线)由潮梅特委负责护送；从韶关到桂林、武汉等地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负责落实；连贯负责指挥老隆的统筹安排。
二、连贯坐镇老隆部署大营救
1942年1月初，连贯奉命沿东江逆水而上前往老隆开展营救工作，并沿路考察转移路线。抵隆后随即与后东特委书记梁威林以及龙川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研究部署老隆营救事宜，如文化名人在老隆食宿问题、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问题以及设计老隆转移路线等等。
尽管老隆当时地处粤北山区，是国统区，又是抗日大后方，但香港沦陷后，国民党当局为预防文化界激进人士经老隆撤离，特指示龙川加强戒备。一时间，老隆水陆交通戒备森严，关卡林立，军警密布，并以所谓“防止特务混入内地”为名，设立“港九难侨登记处”，加强审查港九回来的人员。为确保营救万无一失，连贯、后东特委以及龙川地方党组织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开展系列营救措施。决定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老隆的中间势力，利用“白皮红心”的老隆上层人物关系以及利用国民党当局贪婪腐败之风等战略手段，配以民间和社会一切力量，使老隆时势尽在我方掌控之中，从而做到运筹帷幄整个大营救。
当时，老隆福建会馆旁边有一商行叫“义孚行”，沿东江边的河唇街有一商行叫“侨兴行”，两商行地处老隆繁华街道，在龙川有很高声望和地位，特别是“侨兴行”，其办事处和商号遍布粤、桂、湘等省，而且有自己的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梅县之间。两商行的老板不仅是兴梅人，还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白皮红心”的人。在后东特委和中共党员、老隆区长黄用舒的引荐下，连贯便以老乡的身份在“侨兴行”长期住下，两商行成为老隆大营救的办事处与联络点。同时，在商行不远处的旅馆里(谷行街)物色好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食宿的地方，并商量好撤退的文化人士以香港逃难的股东家属的身份入住商行或旅馆。这样既可以掩人耳目，又不会让文化人士太劳累。
为进一步保障大营救安全顺利完成，连贯指示后东特委梁威林和龙川地方组织筹集资金，一是从国民党“惠龙师管区司令部”购买了数百张“难民证”，以供文化界名人路途盘查和过关卡使用：二是准备贿赂关卡顽军之用。同时，连贯利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如李章达、许崇清等人协助 营救，还要求时任老隆区长兼电话所长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用舒利用其特殊身份，与驻龙顽军和地方军警拉拢关系，疏通关卡，为抵隆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能安全出入旅馆以及转移韶关做好准备工作。
三、东西两线护送文化名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隆的一切营救工作部署好后，就待文化人前来了。
1942年春节刚过，廖承志率第一批文化人抵隆，在后东特委和连贯的具体指导和龙川地方党组织竭力协作下，第一批从惠州转移来的文化名人顺利入住老隆事先预备好的旅馆，稍作停留后又以“香港难民”身份乘坐“侨兴行”的汽车顺利转移到韶关。因为廖承志的身份特别，连贯找到黄用舒要求其以老隆区长名义给廖承志开具“通行证”，以方便廖前往韶关和在韶关开展营救工作，黄欣然同意。后来粤北省委被破坏，廖承志在韶关(乐昌)被捕，国民党在廖身上搜到盖有一区(老隆)公章和黄用舒签名的“通行证”，下令追究此事。此为后话。
之后，陆续有转移而来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抵隆。这些人士多数是从惠州坐船沿东江而上，也有部份是从海丰经五华、兴宁辗转而来，在老隆稍事暂住后，根据各人实际情况，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乘坐“侨兴行”的汽车或是往韶关再往衡阳、桂林(西线)最后到达大后方，或是前往兴梅再往闽西南(东线)。其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以及柳亚子女儿柳无垢、廖承志妻儿等人撤离香港时所乘坐的机帆船被日军卸了发动机，在海上漂了七天七夜，最后在海丰着陆。柳亚子父女和廖承志妻儿等人几经周折才抵达老隆，何香凝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在海丰接走。柳亚子当时是国民党匪特“就地格杀”人物，为安全起见，连贯等营救人员经柳亚子本人同意后，秘密护送到兴宁乡下一中共地下党员家里暂住，隐蔽一段时间后才接回老隆护送到韶关再到达桂林。
4月初，著名文化人茅盾、邹韬奋及其家眷抵达老隆，同船抵达的还有张铁生等人。因这批文化人人员较多，而且邹韬奋是国民党和日军都恨之入骨的爱国文化人士，惠卅『方面专门包租了一条船，从船长到水手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一路护送至老隆。当国民党得知邹韬奋奔抵老隆的消息时，派出特务四处侦察，并在沿途各关卡张贴邹的像片，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连贯从龙川地下党组织里得到消息后，连夜找到邹韬奋，让他暂留广东隐蔽，邹韬奋表示服从党的安排。于是邹韬奋在潮梅特委交通员郑展的护送下，从老隆秘密来到位于梅县江头村的“侨兴行”经理陈炳传的家里隐蔽，一住就是四五个月。直至9月上旬，国民党当局探知邹在梅县山村，又派特务前去搜捕，地方党组织获悉后，立即组织转移。9月25日，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等人的护送下返回老隆，之后经后东特委缜密筹划，秘密护送到韶关再安全撤退到大后方。
从1942年春节后到9月底，历时半年多，后东特委和龙川党组织利用“侨兴行”的汽车，顺利通过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从老隆至韶关沿途设立的4个检查站，毫发无损地把“香港文化精英”全部送达目的地，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老隆转移到韶关的文化界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眷共有300多人，其中包括：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柳亚子、张友渔、胡绳、张铁生、千家驹、廖沫沙、胡风、蔡楚生、丁聪、李伯球、海军少将陈策以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著名文化人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