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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魔马音乐节的舞台上，罗琦缓缓唱起《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与歌名对应，上千名歌迷在台下齐声高呼她的名字：“罗琦！罗琦！”
关于“罗琦”的大众记忆在一年多前渐次苏醒。2014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聚光灯照亮出场口罗琦的身影，500名大众评审面面相觑，“这是谁？”但随后，媒体以《摇滚皇后重生》的标题，集体回溯了这位“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的39年。
能记得的，是她金属感、能拔到高音G的好嗓子，是她作为指南针乐队主唱的黄金1994年，是她曾经的眼罩标志和放纵、堕落、放逐的前半生。
如果这是一个摇滚歌手的宿命，罗琦在承受了生命之重后，开始享受生命内敛的盛放。
少了一只眼睛的新面孔
罗琦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手绘包，几天后，它将成为送给贫困地区孩子的礼物。荣升为母亲，让她的视角温暖起来，身上满是阳光沉淀后的芬芳，再没有二十多年前桀骜冷漠的影子。“她回来了，但她不再是她。”歌迷们奔走相告。
27年前，13岁的罗琦辍了学，毫不留恋地抛下冷冰冰的家，像流浪的吉普赛人跟着一个个歌舞团走遍中国。3年后，她听到了邦·乔维的歌，“我想唱那样的歌。”她懵懵懂懂地想，只身来到北京。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给了她一次试唱的机会。罗琦把《我是一只小小鸟》飙到了F调，王晓京立刻签下了她。
这一年，中国摇滚乐元老、“指南针”乐队成立，尚未成年的罗琦成为主唱。那是巨星迭出的黄金年代，在一水儿男歌手里，罗琦是屈指可数能与他们并列的女歌手。
成名太快，出道太早，混乱的摇滚圈是口大染缸，把急于摆脱“孩子”身份的罗琦拉扯到危险边缘。她成天出入各种聚会，大口喝酒，大声划拳，一头染得如火的秀发在人群中尤为醒目。
青春是残酷的，很多年后当我们老去才醒悟。18岁时，她参加了朋友的生日宴会，酒精是魔鬼，挑拨出一场争斗。混战中，半截酒瓶刺透罗琦的双手，扎进左眼。
很多年后，好友洛兵回忆了那一幕：“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眼睛流出的血会在她身下汪成如此之多、如此浓厚的一盆，连急救床都快盛不下，都要溢出来，溢在地上。手术台上，她抽搐着喊着妈妈……妈妈……”
罗琦的18岁成人礼是失去一半光明。从病床上醒来，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我还能唱歌吗？”她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己的歌喉上。年少即看遍世间冷暖，她不想让人同情自己，不想当被动的弱者。
选择坚强所需要的坚强
痛苦是艺术的缪斯。在抢救罗琦的眼睛无果后，制作人王晓京不惜血本为指南针乐队打造了第一张专辑，颇有寓意的《选择坚强》。拿到专辑母带的那天，参与专辑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包括一贯克制的王晓京。封面上，罗琦眼罩纱布的坚毅形象似乎宣告着：劫难不过是一场噩梦，梦醒，她会继续上路。
《选择坚强》成为1994年度大陆、港台流行音乐十佳专辑之首，罗琦还被媒体评为“年度大陆最佳歌手”。但选择坚强和真正坚强的距离，比人们猜测的更远。仿佛印证了专辑的另一首主打歌《我没有远方》的预言，希望走得更远的罗琦离开了指南针乐队，但远方并没有在她眼前展开。
她受邀参加上海某电视台的晚会，报到时，一位副导演上下打量她一番，半是不屑半是不解地问助理：“怎么搞的？给我找了个瞎子？”更难听的话她也听过，“没事儿。”她满不在乎地转身离开，可享受过一夜成名的虚荣，此时她却做不到真不在乎了。1995年，她去了香港，沾染上毒品。毒品给她灵感，也慢性毒杀着她的事业。
1996年，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快乐极其》，反响平平。第二年7月，她在公共场合毒瘾发作，被送至戒毒所，成为中国首个被曝光的吸毒艺人。
1998年1月17日，罗琦完成了三首新歌的录制，第二天，她乘机去了德国。这不是一个足够宽容的时代，因毒品而声名狼藉的她必须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逃离瘾君子
“在德国，我有两个选择。”她对记者说，“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的过去。”在异国他乡，她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可以从头再来，但也可能堕落成最彻底的“瘾君子”。
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是贩毒者聚集地，虽然语言不通，但巡了一圈，罗琦就辨认出人群中的吸毒者与贩毒者——在柏林的第一天，她便站在悬崖边缘。
如果无人可依，她也许就被魔鬼诱惑过去。两个多月后，Jan出现了。
刚改行成为电影制作助理的Jan比罗琦大13岁，后者的朋克装扮与左眼上的纱布深深吸引了他：这是个坚强、有故事的女孩。
之后，他请罗琦吃饭、去酒吧，相识第3天晚上就求婚。在知道罗琦的吸毒史后，他更坚定了结婚的念头。“Jan觉得我是个病人，一个需要爱和帮助的人。”后来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罗琦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
这段跨国婚姻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审核流程，所有政府部门都判断两人是“假结婚”。新郎Jan被不同的工作人员反复询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要和一个中国女孩结婚？
4个月后，他们终于被告知婚姻登记成功。罗琦决定接受新的挑战：彻底戒毒，让婚姻没有遗憾。此时，她在德国没有医疗保险和足够的现金，只有坚定的戒毒态度。一位医生因此决定免费帮助她。
之后的日子，Jan每天早上为她准备一杯兑有美沙酮的水。美沙酮也是一种毒品，但可以替代海洛因，并通过缓慢的逐步减量摆脱对毒品的生理依赖。
罗琦急于求成，在适应一段时间后，她一次性大量递减了美沙酮的剂量，反倒激起毒瘾复发。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向丈夫求助，Jan如何带她去找医生。在路过动物园火车站时，她的焦距已经涣散，克制不住地四下搜寻贩毒者，试图冲过去。她还记得Jan用了多大的手劲紧紧抓住她，直到见到医生才松开。 一年半以后，罗琦起床后习惯性喝了一杯“戒毒水”，Jan笑着告诉她：“你知道吗，你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白开水了。”他们最后一次拜访了主治医生，三个人坐在那儿，有5分钟时间，大家谁也不说话。
新生的狂喜，无法用言语表达。
给我力量的人
罗琦无法忘记音乐。但要在德国唱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辗转通过多人介绍后，她于1999年加入了德国汉堡的一支乐队，“我甚至想过2000年带着他们一起回中国开演唱会。”她兴奋地想。
一切都越来越好，她还有了在德国的第一场演出，作为德国音乐制作人汉诺的朋友和嘉宾，在柏林爵士酒吧QUASIMODO里献唱，“我是现场唯一一个亚洲人。”她无比骄傲，这间酒吧也成为此后她的常驻演唱地。
但她还是想唱中文歌。2004年罗琦带着Jan回国，此时，她成为娱乐圈里的小众分子。
为了继续摇滚梦，回国当年的8月，罗琦便与“指南针乐队”重聚首， 2008年想要开拓新局面的她还组建了新的乐队“冷空气”。
正当她一心忙于事业时，母亲以一个女人的角度劝告她：“回归家庭才能守住这段来之不易的跨国婚姻。”她的实际行动却表明她依旧选择事业。或许正因为这份执拗， 渐行渐远的两个人2010年前后离婚。
只是对曾经高调的婚姻何时破裂，她从未对外提及。以致2013年12月19日，怀孕5个月的她站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关于她的过往辉煌渐次被媒体提起时，媒体依旧认为她的老公是Jan。而她讳莫如深的第二段感情，外界所知也只停留在：“我黑暗，他阳光，他给了我我没有的东西。”
孩子父亲是荷兰人，远在异国，孤身一人在舞台上迎战的罗琦从孩子那里获取足够的勇气：“他给了我安全感，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比赛间隙，她常常抚摸隆起的肚子，像是在与他聊天。关于怀孕了还要参加节目的决定，一度引起争议：“用气息唱歌，会不会影响到腹中的孩子？”
罗琦以一位母亲的敏感回复：“我没察觉到，也没听医学上说有什么不好。”但她也做好了随时退赛的准备，节目录制到第六期，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与称赞时，罗琦宣布退赛。
作为母亲，她必须为爱做出选择。
她对“母亲”这个词的理解曾不似常人那样温暖。9岁时遭遇父母离婚，她跟着外婆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得到的仅仅是“能吃饱饭”。“我不爱跟人说话，上学的时候不苟言笑。其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内心是多么渴望温暖。”
爱的缺乏，让她极度没有安全感，有了那么一个冷漠与放纵的青春。所以当自己成为“母亲”后，她决定：无论如何，我要给他所有的温暖 。
静下来的母亲
2015年，罗琦开始她的全国巡回演唱会。素来不太擅长表达情感，即便在人生的首场演唱会上也只说了两句话。她唯一愿意倾力付出的是让儿子早早感受到爱。
早早出生后，她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分享了儿子的正面照。第一次推着早早出来晒太阳，录制把儿子逗得开怀大笑的小视频，欣喜于儿子第一次学走路的摇摇晃晃的小脚丫……她俨然成为狂热的晒娃一族。
但不循规蹈矩的性格，也免不了让她成为最随性的妈妈。
不少新手妈妈一开始容易手忙脚乱，担心不能给孩子最好的照顾，罗琦从不担心这点：“遇到不懂的就去谷歌呗。有时候我也想要不讲个故事吧？可平时话就少，抱着他都不知道说啥好。儿歌我也一首不会唱，都是随口哼唱一些旋律，宝贝，宝贝，他居然听得很开心。”采访中，罗琦难得笑出了声。
自己有过跌宕、残酷的经历，该如何面对儿子的成长？罗琦坦然回应：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每个人的路都要自己走。但她一定会试着以“朋友”身份和儿子聊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他感悟。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快乐。”
再次走红，她变了许多。接受采访、拍摄各类宣传照，曾是她最排斥的工作，如今在通告栏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无论多忙，罗琦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MOMA音乐节间隙，她带儿子参观了一场儿童画展。
那些童趣盎然的画前，她站在儿子背后，素着一张脸，披散着头发，笑得像个幸福的小女人。
关于“罗琦”的大众记忆在一年多前渐次苏醒。2014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聚光灯照亮出场口罗琦的身影，500名大众评审面面相觑，“这是谁？”但随后，媒体以《摇滚皇后重生》的标题，集体回溯了这位“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的39年。
能记得的，是她金属感、能拔到高音G的好嗓子，是她作为指南针乐队主唱的黄金1994年，是她曾经的眼罩标志和放纵、堕落、放逐的前半生。
如果这是一个摇滚歌手的宿命，罗琦在承受了生命之重后，开始享受生命内敛的盛放。
少了一只眼睛的新面孔
罗琦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手绘包，几天后，它将成为送给贫困地区孩子的礼物。荣升为母亲，让她的视角温暖起来，身上满是阳光沉淀后的芬芳，再没有二十多年前桀骜冷漠的影子。“她回来了，但她不再是她。”歌迷们奔走相告。
27年前，13岁的罗琦辍了学，毫不留恋地抛下冷冰冰的家，像流浪的吉普赛人跟着一个个歌舞团走遍中国。3年后，她听到了邦·乔维的歌，“我想唱那样的歌。”她懵懵懂懂地想，只身来到北京。
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经纪人王晓京给了她一次试唱的机会。罗琦把《我是一只小小鸟》飙到了F调，王晓京立刻签下了她。
这一年，中国摇滚乐元老、“指南针”乐队成立，尚未成年的罗琦成为主唱。那是巨星迭出的黄金年代，在一水儿男歌手里，罗琦是屈指可数能与他们并列的女歌手。
成名太快，出道太早，混乱的摇滚圈是口大染缸，把急于摆脱“孩子”身份的罗琦拉扯到危险边缘。她成天出入各种聚会，大口喝酒，大声划拳，一头染得如火的秀发在人群中尤为醒目。
青春是残酷的，很多年后当我们老去才醒悟。18岁时，她参加了朋友的生日宴会，酒精是魔鬼，挑拨出一场争斗。混战中，半截酒瓶刺透罗琦的双手，扎进左眼。
很多年后，好友洛兵回忆了那一幕：“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眼睛流出的血会在她身下汪成如此之多、如此浓厚的一盆，连急救床都快盛不下，都要溢出来，溢在地上。手术台上，她抽搐着喊着妈妈……妈妈……”
罗琦的18岁成人礼是失去一半光明。从病床上醒来，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我还能唱歌吗？”她拥有的一切都建立在自己的歌喉上。年少即看遍世间冷暖，她不想让人同情自己，不想当被动的弱者。
选择坚强所需要的坚强
痛苦是艺术的缪斯。在抢救罗琦的眼睛无果后，制作人王晓京不惜血本为指南针乐队打造了第一张专辑，颇有寓意的《选择坚强》。拿到专辑母带的那天，参与专辑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包括一贯克制的王晓京。封面上，罗琦眼罩纱布的坚毅形象似乎宣告着：劫难不过是一场噩梦，梦醒，她会继续上路。
《选择坚强》成为1994年度大陆、港台流行音乐十佳专辑之首，罗琦还被媒体评为“年度大陆最佳歌手”。但选择坚强和真正坚强的距离，比人们猜测的更远。仿佛印证了专辑的另一首主打歌《我没有远方》的预言，希望走得更远的罗琦离开了指南针乐队，但远方并没有在她眼前展开。
她受邀参加上海某电视台的晚会，报到时，一位副导演上下打量她一番，半是不屑半是不解地问助理：“怎么搞的？给我找了个瞎子？”更难听的话她也听过，“没事儿。”她满不在乎地转身离开，可享受过一夜成名的虚荣，此时她却做不到真不在乎了。1995年，她去了香港，沾染上毒品。毒品给她灵感，也慢性毒杀着她的事业。
1996年，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快乐极其》，反响平平。第二年7月，她在公共场合毒瘾发作，被送至戒毒所，成为中国首个被曝光的吸毒艺人。
1998年1月17日，罗琦完成了三首新歌的录制，第二天，她乘机去了德国。这不是一个足够宽容的时代，因毒品而声名狼藉的她必须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逃离瘾君子
“在德国，我有两个选择。”她对记者说，“没人认识你，没人知道你的过去。”在异国他乡，她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可以从头再来，但也可能堕落成最彻底的“瘾君子”。
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是贩毒者聚集地，虽然语言不通，但巡了一圈，罗琦就辨认出人群中的吸毒者与贩毒者——在柏林的第一天，她便站在悬崖边缘。
如果无人可依，她也许就被魔鬼诱惑过去。两个多月后，Jan出现了。
刚改行成为电影制作助理的Jan比罗琦大13岁，后者的朋克装扮与左眼上的纱布深深吸引了他：这是个坚强、有故事的女孩。
之后，他请罗琦吃饭、去酒吧，相识第3天晚上就求婚。在知道罗琦的吸毒史后，他更坚定了结婚的念头。“Jan觉得我是个病人，一个需要爱和帮助的人。”后来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罗琦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
这段跨国婚姻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审核流程，所有政府部门都判断两人是“假结婚”。新郎Jan被不同的工作人员反复询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要和一个中国女孩结婚？
4个月后，他们终于被告知婚姻登记成功。罗琦决定接受新的挑战：彻底戒毒，让婚姻没有遗憾。此时，她在德国没有医疗保险和足够的现金，只有坚定的戒毒态度。一位医生因此决定免费帮助她。
之后的日子，Jan每天早上为她准备一杯兑有美沙酮的水。美沙酮也是一种毒品，但可以替代海洛因，并通过缓慢的逐步减量摆脱对毒品的生理依赖。
罗琦急于求成，在适应一段时间后，她一次性大量递减了美沙酮的剂量，反倒激起毒瘾复发。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向丈夫求助，Jan如何带她去找医生。在路过动物园火车站时，她的焦距已经涣散，克制不住地四下搜寻贩毒者，试图冲过去。她还记得Jan用了多大的手劲紧紧抓住她，直到见到医生才松开。 一年半以后，罗琦起床后习惯性喝了一杯“戒毒水”，Jan笑着告诉她：“你知道吗，你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白开水了。”他们最后一次拜访了主治医生，三个人坐在那儿，有5分钟时间，大家谁也不说话。
新生的狂喜，无法用言语表达。
给我力量的人
罗琦无法忘记音乐。但要在德国唱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辗转通过多人介绍后，她于1999年加入了德国汉堡的一支乐队，“我甚至想过2000年带着他们一起回中国开演唱会。”她兴奋地想。
一切都越来越好，她还有了在德国的第一场演出，作为德国音乐制作人汉诺的朋友和嘉宾，在柏林爵士酒吧QUASIMODO里献唱，“我是现场唯一一个亚洲人。”她无比骄傲，这间酒吧也成为此后她的常驻演唱地。
但她还是想唱中文歌。2004年罗琦带着Jan回国，此时，她成为娱乐圈里的小众分子。
为了继续摇滚梦，回国当年的8月，罗琦便与“指南针乐队”重聚首， 2008年想要开拓新局面的她还组建了新的乐队“冷空气”。
正当她一心忙于事业时，母亲以一个女人的角度劝告她：“回归家庭才能守住这段来之不易的跨国婚姻。”她的实际行动却表明她依旧选择事业。或许正因为这份执拗， 渐行渐远的两个人2010年前后离婚。
只是对曾经高调的婚姻何时破裂，她从未对外提及。以致2013年12月19日，怀孕5个月的她站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关于她的过往辉煌渐次被媒体提起时，媒体依旧认为她的老公是Jan。而她讳莫如深的第二段感情，外界所知也只停留在：“我黑暗，他阳光，他给了我我没有的东西。”
孩子父亲是荷兰人，远在异国，孤身一人在舞台上迎战的罗琦从孩子那里获取足够的勇气：“他给了我安全感，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比赛间隙，她常常抚摸隆起的肚子，像是在与他聊天。关于怀孕了还要参加节目的决定，一度引起争议：“用气息唱歌，会不会影响到腹中的孩子？”
罗琦以一位母亲的敏感回复：“我没察觉到，也没听医学上说有什么不好。”但她也做好了随时退赛的准备，节目录制到第六期，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与称赞时，罗琦宣布退赛。
作为母亲，她必须为爱做出选择。
她对“母亲”这个词的理解曾不似常人那样温暖。9岁时遭遇父母离婚，她跟着外婆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得到的仅仅是“能吃饱饭”。“我不爱跟人说话，上学的时候不苟言笑。其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内心是多么渴望温暖。”
爱的缺乏，让她极度没有安全感，有了那么一个冷漠与放纵的青春。所以当自己成为“母亲”后，她决定：无论如何，我要给他所有的温暖 。
静下来的母亲
2015年，罗琦开始她的全国巡回演唱会。素来不太擅长表达情感，即便在人生的首场演唱会上也只说了两句话。她唯一愿意倾力付出的是让儿子早早感受到爱。
早早出生后，她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分享了儿子的正面照。第一次推着早早出来晒太阳，录制把儿子逗得开怀大笑的小视频，欣喜于儿子第一次学走路的摇摇晃晃的小脚丫……她俨然成为狂热的晒娃一族。
但不循规蹈矩的性格，也免不了让她成为最随性的妈妈。
不少新手妈妈一开始容易手忙脚乱，担心不能给孩子最好的照顾，罗琦从不担心这点：“遇到不懂的就去谷歌呗。有时候我也想要不讲个故事吧？可平时话就少，抱着他都不知道说啥好。儿歌我也一首不会唱，都是随口哼唱一些旋律，宝贝，宝贝，他居然听得很开心。”采访中，罗琦难得笑出了声。
自己有过跌宕、残酷的经历，该如何面对儿子的成长？罗琦坦然回应：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每个人的路都要自己走。但她一定会试着以“朋友”身份和儿子聊自己的一些经历，让他感悟。
“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健康快乐。”
再次走红，她变了许多。接受采访、拍摄各类宣传照，曾是她最排斥的工作，如今在通告栏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无论多忙，罗琦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MOMA音乐节间隙，她带儿子参观了一场儿童画展。
那些童趣盎然的画前，她站在儿子背后，素着一张脸，披散着头发，笑得像个幸福的小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