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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大舅沈之瑜去世20周年。近几年,大舅母陈秋辉陆续整理出版大舅的著作、传记及亲朋好友、同事的回忆文章,从这些宝贵的文章资料和与舅母的交谈中,我了解和认识了大舅作为仁厚慈祥长辈的另外一面,即他在我国博物馆、文物考古事业上的卓越贡献,对革命理想、人生真谛的不倦追求,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大舅舅是我母亲茹志鹃及其他几位舅舅的革命领路人,母亲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参加新四军,并成长为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大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对他充满敬仰,深深怀念他老人家。
他找到了党的“一大”会址
大舅沈之瑜1940年入党,1949年随军渡江南下。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主管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1950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提出寻找党代会“一大”会址。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任务交给沈之瑜和杨重光(时任宣传部干部)。沈之瑜接任务后立刻到图书馆封存书里找来“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往矣集》,获得一条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为配合工作,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从监狱放出来协助寻找。但是杨记不清门牌号码,沈之瑜就带着她在贝勒路( 现黄陂南路)上慢慢地边走边看。由于30年前李家门前还是菜地,现在都已是成片房子,所以杨的记忆也模糊了。直到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内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石窟门,杨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哪一家仍决定不了。
这次寻找总算找到一点影子,“一大”会址从法租界缩小到黄陂南路又缩小到兴业路附近。后杨经过勘察,记忆逐渐清晰,确定是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上有“恒昌福面坊”的房子。于是,沈之瑜亲自去调查当地居民,得知,这几排房子1920年由陈姓所造并出租,后几易房客,其中有个姓李的先生,曾将两幢房子隔墙打通,后搬走。1924年起,房子先后住过房客,做过当铺,又改做面坊。那位李先生就是李书城即李汉俊的胞兄,当过孙中山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弟弟李汉俊留学回来就住在他家。由此肯定,周佛海文中所说“贝勒路李汉俊家”就是指兴业路(原望志路)106号108号,中共“一大”会址。与此同时找到的还有淮海路上老渔阳里最早的团中央活动机关所在地,和当时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将上述三处辟为纪念馆,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沈之瑜是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纪念馆的修复布展工作。
上海解放后,大舅还协助有关单位整理恢复孙中山故居,在鲁迅夫人许广平指导下,承担鲁迅纪念馆规划筹建及鲁迅墓迁葬工作。
情倾文博事业
1952年沈之瑜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化事业管理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副处长。这一年他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接收中国最早的两座博物院:震旦大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院。前者为1868年法国神父韩伯禄创建,后者原名“上海文理学会”,创建于1857年。这两馆均以动植物自然标本为主,接管后在两馆基础上筹建上海自然博物馆。
1958年沈之瑜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主持工作(当时市委的王一平兼任馆长)。在大舅主持博物馆工作的30多年中,几经政治运动,他带领同事们抢救出一批国家珍贵文物,在这点上,大舅认为陈毅市长是典范。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老总不但指挥作战,还下令在挖掘战壕时,如果发现任何文物都不能损坏,一律上缴。当“上博”筹备时,陈老总便将战地出土的共2800多件文物全部送给馆方。
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沪联合举办《晋唐宋元国宝书画展》,轰动全国,各地爱好者纷至沓来,笔者在博物馆前排了三个多小时队才入内。展览中有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玻璃柜前挤满参观者。这是一幅千百年来流传有序的稀世珍品,原先收藏在南唐、北宋、元、明等几朝宫殿内库,清初自大收藏家梁清标起流入民间,清末转到收藏家程定夷手里。解放后为上海静安区一收藏家收藏。此帖不知何人鉴定为赝品,文革抄家时辗转到市文物仓库,1969年市文物图书清理组接到上级清理文物的指示,好的上交国家博物馆,不够档次的处理给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取外汇。就在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复审时发现了这幅混杂在处理品中的珍品。上海博物馆文清小组书画鉴定专家万育仁看了,觉得它气息逼人,不像赝品,把它扣下。1975年,大舅复职工作,万育仁向他反映此事,他立即组织专家鉴定,并表示如本馆一时不能鉴定,派人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鉴定。于是随即派专人送鉴定大师谢稚柳家,谢仔细看了后,拍案叫好,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居然也有那么好的东西,那么我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都有了。”
沈之瑜外表安静,内心执著,对人生意义有强烈追求。少年时,家庭困窘寄养亲戚家,为了学美术,他毅然辞去亲戚安排他的银行工作,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油画系,后又追求进步参加革命入了党。到博物馆工作后,他不顾工作忙碌,坚持实践自己“研究馆藏文物”的办馆方针,潜心美术史、青铜器和甲骨文研究。文革中被打倒靠边,他更是把时间心思用在甲骨文研究上。大舅母描述他,天天被斗得筋疲力尽回到家,摸出路上买的松筋油往身上擦一下,立刻又埋头书桌。沈之瑜生前著有青铜器、甲骨文、彩陶、艺术史等文章40多篇,2003年由舅母陈辉秋整理编撰出版《沈之瑜文博论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舅应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全国文博进修班学生讲授甲骨文,他编撰的《甲骨文讲疏》一书已出版。
沈之瑜的甲骨文研究成就中,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说,就是他写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补正》一文。上海博物馆收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两千多片原骨,是王国维在哈同爱丽园编的。70年代后期沈之瑜恢复工作,他与郭若愚先生一起对这批甲骨重新进行整理补正时,发现王国维在拓本中有许多疏漏,有的骨片拓了正面,忘了反面,有的臼甲文字也漏拓了。于是他与郭若愚先生一起作了60多处补正。《补正》一文发表后,引起美国华人学者严一萍先生的注意,原来《补正》一文还指出他撰写的《缀合》一文中有6片是错误的。
我记忆中的两个场景
我对大舅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妈妈带我去大舅家玩,他一家九口住培文公寓与人合厨房的两间屋,每次去,走廊总是弥漫着油烟气,孩子们在阳台和外屋间追跑笑闹,穿过人来人往人声嘈杂的外屋,推开里屋的门,大舅背对我们坐在书桌前,他转过头站起来,有点迷茫地看着我们,好像刚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他镜片后的目光特别沉静,看到这样的目光你不必担心任何外界因素会干扰他。大舅的书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写出来的。第二个场景是大舅带小四到家来玩。小四是他排行第四个孩子,有智障症,大舅最疼爱她,到哪都带着,一直到小四个头长到他肩膀上,还这样搀着。大舅坐在沙发上跟妈妈讲话,大概不满爸爸的注意力转移,小四就在他脚下地板上打滚、耍赖,用各种无礼动作干扰谈话,大舅没一点脾气,一次次把抓到脸上来的手握住,拍她的手背,柔声哄道:“不吵不吵,马上就好,好的好的,回家……”
我大舅有点忧郁。后来看巴金小说《家》,才觉得大舅很象觉新。象鲁迅文章《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中所说,他肩扛上代传承的重负,开启弟妹的未来,是大家庭的主心骨。性格坚强的母亲只有在大舅面前才显出依赖样,一口一个大哥。
我母亲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兄妹5个,外祖母早逝,外祖父在大舅13岁那年留下一纸债务清单,意即大舅是长子,父债自然子还,从此便音讯杳然。母亲兄妹由奶奶带大,奶奶死后,便分别寄养在亲戚朋友家。大舅从上海美专去浙江遂昌工作后,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便把在上海的母亲和舅舅带出来参加新四军。大舅沈之瑜原名茹笳,后因革命需要改名。□
他找到了党的“一大”会址
大舅沈之瑜1940年入党,1949年随军渡江南下。上海解放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主管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1950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提出寻找党代会“一大”会址。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将任务交给沈之瑜和杨重光(时任宣传部干部)。沈之瑜接任务后立刻到图书馆封存书里找来“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往矣集》,获得一条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为配合工作,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从监狱放出来协助寻找。但是杨记不清门牌号码,沈之瑜就带着她在贝勒路( 现黄陂南路)上慢慢地边走边看。由于30年前李家门前还是菜地,现在都已是成片房子,所以杨的记忆也模糊了。直到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内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石窟门,杨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哪一家仍决定不了。
这次寻找总算找到一点影子,“一大”会址从法租界缩小到黄陂南路又缩小到兴业路附近。后杨经过勘察,记忆逐渐清晰,确定是黄陂南路兴业路交叉口上有“恒昌福面坊”的房子。于是,沈之瑜亲自去调查当地居民,得知,这几排房子1920年由陈姓所造并出租,后几易房客,其中有个姓李的先生,曾将两幢房子隔墙打通,后搬走。1924年起,房子先后住过房客,做过当铺,又改做面坊。那位李先生就是李书城即李汉俊的胞兄,当过孙中山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弟弟李汉俊留学回来就住在他家。由此肯定,周佛海文中所说“贝勒路李汉俊家”就是指兴业路(原望志路)106号108号,中共“一大”会址。与此同时找到的还有淮海路上老渔阳里最早的团中央活动机关所在地,和当时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
1951年10月,上海市委通知,将上述三处辟为纪念馆,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沈之瑜是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纪念馆的修复布展工作。
上海解放后,大舅还协助有关单位整理恢复孙中山故居,在鲁迅夫人许广平指导下,承担鲁迅纪念馆规划筹建及鲁迅墓迁葬工作。
情倾文博事业
1952年沈之瑜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化事业管理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副处长。这一年他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接收中国最早的两座博物院:震旦大学博物院和亚洲文会博物院。前者为1868年法国神父韩伯禄创建,后者原名“上海文理学会”,创建于1857年。这两馆均以动植物自然标本为主,接管后在两馆基础上筹建上海自然博物馆。
1958年沈之瑜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主持工作(当时市委的王一平兼任馆长)。在大舅主持博物馆工作的30多年中,几经政治运动,他带领同事们抢救出一批国家珍贵文物,在这点上,大舅认为陈毅市长是典范。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老总不但指挥作战,还下令在挖掘战壕时,如果发现任何文物都不能损坏,一律上缴。当“上博”筹备时,陈老总便将战地出土的共2800多件文物全部送给馆方。
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沪联合举办《晋唐宋元国宝书画展》,轰动全国,各地爱好者纷至沓来,笔者在博物馆前排了三个多小时队才入内。展览中有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玻璃柜前挤满参观者。这是一幅千百年来流传有序的稀世珍品,原先收藏在南唐、北宋、元、明等几朝宫殿内库,清初自大收藏家梁清标起流入民间,清末转到收藏家程定夷手里。解放后为上海静安区一收藏家收藏。此帖不知何人鉴定为赝品,文革抄家时辗转到市文物仓库,1969年市文物图书清理组接到上级清理文物的指示,好的上交国家博物馆,不够档次的处理给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取外汇。就在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复审时发现了这幅混杂在处理品中的珍品。上海博物馆文清小组书画鉴定专家万育仁看了,觉得它气息逼人,不像赝品,把它扣下。1975年,大舅复职工作,万育仁向他反映此事,他立即组织专家鉴定,并表示如本馆一时不能鉴定,派人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鉴定。于是随即派专人送鉴定大师谢稚柳家,谢仔细看了后,拍案叫好,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居然也有那么好的东西,那么我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都有了。”
沈之瑜外表安静,内心执著,对人生意义有强烈追求。少年时,家庭困窘寄养亲戚家,为了学美术,他毅然辞去亲戚安排他的银行工作,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油画系,后又追求进步参加革命入了党。到博物馆工作后,他不顾工作忙碌,坚持实践自己“研究馆藏文物”的办馆方针,潜心美术史、青铜器和甲骨文研究。文革中被打倒靠边,他更是把时间心思用在甲骨文研究上。大舅母描述他,天天被斗得筋疲力尽回到家,摸出路上买的松筋油往身上擦一下,立刻又埋头书桌。沈之瑜生前著有青铜器、甲骨文、彩陶、艺术史等文章40多篇,2003年由舅母陈辉秋整理编撰出版《沈之瑜文博论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舅应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全国文博进修班学生讲授甲骨文,他编撰的《甲骨文讲疏》一书已出版。
沈之瑜的甲骨文研究成就中,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说,就是他写的《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补正》一文。上海博物馆收藏《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两千多片原骨,是王国维在哈同爱丽园编的。70年代后期沈之瑜恢复工作,他与郭若愚先生一起对这批甲骨重新进行整理补正时,发现王国维在拓本中有许多疏漏,有的骨片拓了正面,忘了反面,有的臼甲文字也漏拓了。于是他与郭若愚先生一起作了60多处补正。《补正》一文发表后,引起美国华人学者严一萍先生的注意,原来《补正》一文还指出他撰写的《缀合》一文中有6片是错误的。
我记忆中的两个场景
我对大舅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妈妈带我去大舅家玩,他一家九口住培文公寓与人合厨房的两间屋,每次去,走廊总是弥漫着油烟气,孩子们在阳台和外屋间追跑笑闹,穿过人来人往人声嘈杂的外屋,推开里屋的门,大舅背对我们坐在书桌前,他转过头站起来,有点迷茫地看着我们,好像刚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他镜片后的目光特别沉静,看到这样的目光你不必担心任何外界因素会干扰他。大舅的书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写出来的。第二个场景是大舅带小四到家来玩。小四是他排行第四个孩子,有智障症,大舅最疼爱她,到哪都带着,一直到小四个头长到他肩膀上,还这样搀着。大舅坐在沙发上跟妈妈讲话,大概不满爸爸的注意力转移,小四就在他脚下地板上打滚、耍赖,用各种无礼动作干扰谈话,大舅没一点脾气,一次次把抓到脸上来的手握住,拍她的手背,柔声哄道:“不吵不吵,马上就好,好的好的,回家……”
我大舅有点忧郁。后来看巴金小说《家》,才觉得大舅很象觉新。象鲁迅文章《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中所说,他肩扛上代传承的重负,开启弟妹的未来,是大家庭的主心骨。性格坚强的母亲只有在大舅面前才显出依赖样,一口一个大哥。
我母亲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兄妹5个,外祖母早逝,外祖父在大舅13岁那年留下一纸债务清单,意即大舅是长子,父债自然子还,从此便音讯杳然。母亲兄妹由奶奶带大,奶奶死后,便分别寄养在亲戚朋友家。大舅从上海美专去浙江遂昌工作后,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便把在上海的母亲和舅舅带出来参加新四军。大舅沈之瑜原名茹笳,后因革命需要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