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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八年腊月三十，城乡到处一派喜庆忙碌的景象，太阳也显得格外温暖。我和爱人早早地起床，从县城出发到继母居住的胡家营去过年。自从2007年父亲结了这个后妈之后，每年春节我们都去那里过年。父亲在哪家就在哪，况且父亲八十多岁了，还能与他一起过得了几个年呢？
我算了一下，今年是父亲在胡家营过的第十一个年了。因为每年过年时，天气都不凑光，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回老家的路有一段还是泥巴路，车子进不去。今年冬天，雪下得早，融化得也早，地面很干燥，因此，我之前就和父亲、妹妹商量，今年三十中午在胡家营团年后，下午让老爹也回老家再和姐姐们一家团个年，我们就只有姊妹三个，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还没在老家团过年呢！父亲听了我的提议后，高兴地像个孩子，边忙说：好畦，好畦！回去团年，回去团年！毕竟，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
下午一点多，我和妹夫两辆车载着两家人回到了石桩河村姐姐家中。姊妹三人中，姐姐在老家种田，妹妹在县城安家，我在单位上班。1981年农村分田到户时，父亲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教育上工作，姐姐初中毕业就回家劳动，我和妹妹都还在读书，家里缺劳力，就让姐姐在家招了上门女婿。姐夫是姨娘的孩子，算是近亲，是个远近闻名的勤快人，家里家外、田里山上，干活非常麻利，从来不知道累，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跳蚤”。在这个勤劳的姐夫的经营下，家里也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们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前坡井包上給老辈子烧纸钱，接他们回家过年，给他们送亮（蜡烛），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回来后全家总动员，忙着团年饭，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一家十二个人终于在一起团年了，这是在母亲去世十四年之后，全家人又这么齐全地在一起吃团年饭。席间父亲难得地高兴，从不喝酒的他主动要求酉、斗了一小口白酒，我们三代人也轮流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咂一口表示一下意思。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完饭后，电视上的春晚节目也快开始了，父亲看到快十二点时先睡了，要是在平时，他每天晚上九点准时上床，今天算是晚的了。姐姐怕他冷，就多给他盖了床毛毯，我们几个打牌打到十二点多，也散场了。姐姐安排我和父亲在一楼睡一床，方便父亲起夜。
我上床的时候，父亲已经睡着了。因为只有一床盖的被子，我要从父亲的脚头钻进被窝，虽然我十分小心，但还是弄醒了他。他主动把侧着的身子向旁边挪了挪，等我身体完全钻进去之后，也侧着身子睡下。他向北我向南，我们身子都弯曲着，我的双腿并着靠在他的后背上，他的双腿并着靠在我的后背上，他从被窝中伸出右手把我脚头的被子掖了又掖，防止冷风窜进来，我也把他的脚头的被子压了又压。睡在父亲焐热的被筒里，十分地惬意和温暖。也许是过年太兴奋了，一时睡不着，就想起了很多往事。
时间过的真快呀，一眨眼我也是五十翻关的人了，我有多少年没和父亲同床睡觉了？在心里默算了一下，我有三段与父亲同床的回忆：第一段是从我出生到三岁，因为年纪太小已没有太多的印象了;第二段是我十二岁那年，到镇上读五年级，再到读初中，父亲当时在镇上工作，又有了五年与父亲同床的经历;第三段是师范毕业回到母校任教，直到我结婚的前一年，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我又与父亲同吃同住了五年。算起来，我共有十三年与父亲同床的经历，别人还真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呢！结婚后到现在，没有与父亲同床睡觉已整整二十六年了，父亲的被窝还是这么温暖！
父亲是个苦命的人，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三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是老太爷和奶奶拉扯大的。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土地改革时，家里的房子被没收，分给贫下中农住，家产也被分了，全家人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被赶到偏远的山沟里，住在集体烧窑时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住了好几年，后来才回到老家借住在亲戚家里。家庭一无所有，导致父亲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八岁，还是大队里的一枝花，她不顾社会的舆论、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非常感动。他在写的自画像中写道：“五官一只眼（一只眼睛视力差），身材三条弯（驼背）;年龄大一轮，财产无瓦片;成份是地主，担心受批判;因为嫁了我，家庭受牵连;中农升地主，房屋兑了现;见人低一等，感情未改变;有人劝离婚，我愿她不愿;就是去讨饭，终身无怨言。”听父亲说起他们的爱情故事，真是好感人！
父母结婚时没有房子，姥爷姥姥就把他们家的房子让出两间给父母一家住。姥爷姥姥当时是中农出身，盖了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一间铺栅，父母一家就借住在两间厢房里，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因我母亲和出身地主的父亲结了婚，也被划为地主成份，工作队又把两间厢房没收了。父母只好转到我姥姥家的铺栅里，我就出生在这间屋子不足十平方米的寝室里，一家三口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间小小的斗室里留下了我幼时多少嬉戏打闹的场景？又给艰难岁月中的父母带来多少生活的希望？我不得而知。
一九七九年秋，我从村小学考到镇上的重点小学读五年级，在此之前，父亲已在镇上砖瓦厂上班，不久又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在李庙中学工作，我也在这所学校读初中，这样又有了第二次和父亲同床的机会了，虽然住的只是一个通间的土木结构宿舍，开始还住了两个教师，中间用本板隔了起来，但与其他同学相比，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是学校教职工的子女了，可以在教师食堂打饭、打开水，班上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只能一年四季在学生食堂吃包谷糊，夏天里玉米糁长虫了也还在吃，吃的菜是自己家里带来的淹菜，天气热的时候，发霉了也还要坚持吃，住的是集体宿舍，三四十人一大间，用木头搭的架子，每人上学时从家里带一米五长、半米宽的几块木板做床板。我虽说能在教师食堂吃，但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我星期天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回家，背个花背篓，把家里做的馍馍、玉米糁和炒菜背到学校，第一个星期先吃家里带来的馍和菜，第二个星期才到食堂打饭。赶上农忙季节，放星期时父亲和我早上五点多天没亮就起床，趁月亮步行二三十里回家割麦子或砍包谷。父母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长大以后能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成为国家干部，当公家人。
我算了一下，今年是父亲在胡家营过的第十一个年了。因为每年过年时，天气都不凑光，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回老家的路有一段还是泥巴路，车子进不去。今年冬天，雪下得早，融化得也早，地面很干燥，因此，我之前就和父亲、妹妹商量，今年三十中午在胡家营团年后，下午让老爹也回老家再和姐姐们一家团个年，我们就只有姊妹三个，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还没在老家团过年呢！父亲听了我的提议后，高兴地像个孩子，边忙说：好畦，好畦！回去团年，回去团年！毕竟，那里有他太多的回忆。
下午一点多，我和妹夫两辆车载着两家人回到了石桩河村姐姐家中。姊妹三人中，姐姐在老家种田，妹妹在县城安家，我在单位上班。1981年农村分田到户时，父亲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教育上工作，姐姐初中毕业就回家劳动，我和妹妹都还在读书，家里缺劳力，就让姐姐在家招了上门女婿。姐夫是姨娘的孩子，算是近亲，是个远近闻名的勤快人，家里家外、田里山上，干活非常麻利，从来不知道累，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跳蚤”。在这个勤劳的姐夫的经营下，家里也盖起了楼房，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们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前坡井包上給老辈子烧纸钱，接他们回家过年，给他们送亮（蜡烛），这是我们老家的习俗。回来后全家总动员，忙着团年饭，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一家十二个人终于在一起团年了，这是在母亲去世十四年之后，全家人又这么齐全地在一起吃团年饭。席间父亲难得地高兴，从不喝酒的他主动要求酉、斗了一小口白酒，我们三代人也轮流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咂一口表示一下意思。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完饭后，电视上的春晚节目也快开始了，父亲看到快十二点时先睡了，要是在平时，他每天晚上九点准时上床，今天算是晚的了。姐姐怕他冷，就多给他盖了床毛毯，我们几个打牌打到十二点多，也散场了。姐姐安排我和父亲在一楼睡一床，方便父亲起夜。
我上床的时候，父亲已经睡着了。因为只有一床盖的被子，我要从父亲的脚头钻进被窝，虽然我十分小心，但还是弄醒了他。他主动把侧着的身子向旁边挪了挪，等我身体完全钻进去之后，也侧着身子睡下。他向北我向南，我们身子都弯曲着，我的双腿并着靠在他的后背上，他的双腿并着靠在我的后背上，他从被窝中伸出右手把我脚头的被子掖了又掖，防止冷风窜进来，我也把他的脚头的被子压了又压。睡在父亲焐热的被筒里，十分地惬意和温暖。也许是过年太兴奋了，一时睡不着，就想起了很多往事。
时间过的真快呀，一眨眼我也是五十翻关的人了，我有多少年没和父亲同床睡觉了？在心里默算了一下，我有三段与父亲同床的回忆：第一段是从我出生到三岁，因为年纪太小已没有太多的印象了;第二段是我十二岁那年，到镇上读五年级，再到读初中，父亲当时在镇上工作，又有了五年与父亲同床的经历;第三段是师范毕业回到母校任教，直到我结婚的前一年，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我又与父亲同吃同住了五年。算起来，我共有十三年与父亲同床的经历，别人还真没享受过这个待遇呢！结婚后到现在，没有与父亲同床睡觉已整整二十六年了，父亲的被窝还是这么温暖！
父亲是个苦命的人，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三岁时我爷爷就去世了，是老太爷和奶奶拉扯大的。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土地改革时，家里的房子被没收，分给贫下中农住，家产也被分了，全家人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被赶到偏远的山沟里，住在集体烧窑时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住了好几年，后来才回到老家借住在亲戚家里。家庭一无所有，导致父亲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八岁，还是大队里的一枝花，她不顾社会的舆论、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非常感动。他在写的自画像中写道：“五官一只眼（一只眼睛视力差），身材三条弯（驼背）;年龄大一轮，财产无瓦片;成份是地主，担心受批判;因为嫁了我，家庭受牵连;中农升地主，房屋兑了现;见人低一等，感情未改变;有人劝离婚，我愿她不愿;就是去讨饭，终身无怨言。”听父亲说起他们的爱情故事，真是好感人！
父母结婚时没有房子，姥爷姥姥就把他们家的房子让出两间给父母一家住。姥爷姥姥当时是中农出身，盖了三间正屋、两间厢房、一间铺栅，父母一家就借住在两间厢房里，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因我母亲和出身地主的父亲结了婚，也被划为地主成份，工作队又把两间厢房没收了。父母只好转到我姥姥家的铺栅里，我就出生在这间屋子不足十平方米的寝室里，一家三口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间小小的斗室里留下了我幼时多少嬉戏打闹的场景？又给艰难岁月中的父母带来多少生活的希望？我不得而知。
一九七九年秋，我从村小学考到镇上的重点小学读五年级，在此之前，父亲已在镇上砖瓦厂上班，不久又落实政策恢复公职，在李庙中学工作，我也在这所学校读初中，这样又有了第二次和父亲同床的机会了，虽然住的只是一个通间的土木结构宿舍，开始还住了两个教师，中间用本板隔了起来，但与其他同学相比，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是学校教职工的子女了，可以在教师食堂打饭、打开水，班上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他们只能一年四季在学生食堂吃包谷糊，夏天里玉米糁长虫了也还在吃，吃的菜是自己家里带来的淹菜，天气热的时候，发霉了也还要坚持吃，住的是集体宿舍，三四十人一大间，用木头搭的架子，每人上学时从家里带一米五长、半米宽的几块木板做床板。我虽说能在教师食堂吃，但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我星期天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回家，背个花背篓，把家里做的馍馍、玉米糁和炒菜背到学校，第一个星期先吃家里带来的馍和菜，第二个星期才到食堂打饭。赶上农忙季节，放星期时父亲和我早上五点多天没亮就起床，趁月亮步行二三十里回家割麦子或砍包谷。父母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长大以后能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成为国家干部，当公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