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到中国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词学,也就是词的批评,是从一种困惑的情形之中开始的。因为中国旧日的传统文学批评,总以为诗是“言志”的,“感天地,动鬼神”,有这样的功能和效用,至于文,我们说文章是“载道”的。可是我们中国早期的词,只是配合当时的流行歌曲来歌唱的歌词,既没有唁志”的功能,也没有“载道”的效用。而且最早期的被编辑在一起的词集《花间集》,其中所写的多半是美女和爱情,这在中国文学以言志和载道为价值衡量的传统之中,是不符合我们的价值标准的,所以人们对之常有一种困惑。中国最早的对词的认知和评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有逻辑性和理论系统的专书,它是从宋人的笔记之中开始的,我们从宋人的笔记就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困惑的情形,像魏泰的《东轩笔录》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王安石跟吕惠卿还有他的弟弟壬安国在一起谈话、当时王安石才做了宰相不久,他就问:“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他的意思是说作为宰相还可以作这种写美女和爱情的词吗?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北宋初期有一位宰相晏殊是常常写小词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晏欧词中的一位作者。我们从来人的笔记看见他们有这样的困惑,在这种困惑的情形之下,这些士大夫们一方面认为小词的写作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