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人类的极境，极境之中如何自处？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命题。如何选择？如何自处？当那些逝去的鲜花定格在史册中，当那些守候的身影埋没在硝烟里，战争的另一种姿态呈现在了你的面前。
　　守护是男人的职责，守候是女人的本能。无论何时，在人类硝烟四起的战场上，总有鲜花在骄傲地绽放。
　　从海伦到陈圆圆：
　　一场雄性荷尔蒙的悲剧
　　最初，女人总被战争绑架，她们无法选择，最终成为一个牺牲品。
　　因为和英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私奔，希腊王后海伦成为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西方文明史上最早也是最为著名的一场战争就这样被一个貌若天神的女子点燃了。由此也拉开了女人和战争的不解之缘。
　　为了一个女人而引发战争或者动乱的在中国也不是没有。远的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近的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中间还有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并且被一再的写进史书当中、搬上民间的戏曲舞台。中国人似乎是在有意识的提醒后来人：当心，红颜是祸水！
　　然而，西方似乎不然。当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美人海伦回到希腊，那些年老眼花的长老们竟然会说：“难怪我们的国家会为了她打了十年的战争，真是值得。”一个女人竟然能让这些七老八十的老男人们都甘于举全国之力进行这场十年的战争而毫不后悔，不能不说是中西方人种学和伦理学的巨大差异。
　　在某一点上，女人和战争是一样的，它们所激发的不过是男人们的雄性荷尔蒙而已。而由此把战争的罪过加到女人的头上，恐怕是男人对女人作出的最大的一个悲剧。
　　想想那些被斥为“红颜祸水”的妲己、褒姒、陈圆圆们会作如何的辩解。也许只有一句“我有何能，我亦何辜”的话吧？
　　当女人介入战争：
　　正义开始模糊
　　给战争定性是那些史论学家们乐此不疲的事情，但小心！女人们却往往有着改变战争的进程甚至性质的本事。这正是女人们的利害之处：你们男人捍卫的所谓真理、正义、道义在一个弱女子面前可以一下子就被彻底颠覆，就如同孟姜女面前的那条万里长城在她的泪水里轰然倒塌一样。
　　美国南北战争就是这样被两个小妇人轻易的改变了。她们其中的一个当然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美国总统林肯在接见斯托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而在87年后的1939年，电影荧幕上另外一个女人又一次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南北战争的看法。这个女人就是《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当我们随着郝思嘉的目光投射到广阔的庭院里满目的伤兵身上，当郝思嘉和白·瑞德一起从即将爆炸的火海中跳马越出的时候，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动摇。战争带走的是什么？是残酷的奴隶制度是黑人的眼泪还是一片骑士与棉花园的和平，古老的南部的最后的文化……
　　战争不相信眼泪，而文学却又往往是同情弱者的。因此，我们也许不应当再争论战争的意义和性质到底如何，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两个女人呈现给我们的关于战争的多义性，就像生活原本的多义性那样。
　　你永远无法知道你所作的是对还是错，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一直拥有着真理。也许所有的意义都在于父亲曾经对郝思嘉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唯有土地和明天同在！”
　　给予世界的温柔守候：活下去，重新回到母亲温柔的怀抱
　　一位老军官曾这样回忆：在一场大规模战斗爆发前的动员会上，首长讲完话后问：同志们有没有什么要求？一个战士大声的说：我就想看看那个随军女记者的乳房。
　　队伍一片喧闹，很多人开始起哄，首长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
　　可是很快，战士们安静下来，静的像是死了一样。那个站在队伍对面的女记者已经默默的脱去了她的上衣面对着他们，战士们的喧闹突然那么遥远。
　　首长，然后是战士们，默默的举起了右手，向她的完美和勇气行了标准的军礼。
　　在一切的战争中，贫穷中，苦难中，把对生命最诚挚的热爱和对灵冥最谦逊的敬畏展露的都是女人。有人说女人一旦摆脱了感情会变得很厉害。也有很多女人做了母亲之后都以家庭和孩子为天，这是天性使然，生命和生活是女人们的永恒主题。
　　没有什么信仰比生命和生活本身更大。人都有追求彼岸世界的倾向，此生有限，现实的桎梏常常腐蚀灵魂，于是我们有了理想有了宗教，那是支撑我们的脊梁骨。可在这踏踏实实的生活里，温暖的拥抱，鼓励的语言，可口的饭菜，噩梦惊醒后的抚慰，这一些才构成了我们对生活坚定的信念。
　　这是女人给予世界的温柔守候，侵略者可以夺走土地、劳力、资源，精神的家园永远夺不走。它伫立在彩虹桥之上，它更流淌在母亲甘甜的乳汁里。活下去，把歌声传唱，活下去，把图腾流传，活下去，让生命不息。再也没有什么死亡，我们不过是重新回到母亲温柔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