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国家而言，教育是千秋功业的基石。能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个人而言，高考被视为通往个人梦想的“天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
　　30年前，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抉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30年前，一场不同寻常的考试，改变了60多万人的命运轨迹，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情感，也让无数的故事在青纱帐、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诞生。
　　对于“新三届”的学生来说，那是令人难忘的时光，那是苍天给与的一次“恩惠”，那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奇迹。
　　30年，弹指飞间，但也白云苍狗似的变幻着。
　　30年中，国人的视线和精力从来没有离开过高考。30年的高考征程中，无数莘莘学子，为了挤过独木桥在“黑色的七月”厮杀拼搏。在这背后，更是一个个家庭的辛酸和努力。惊、奇、险、怪，无限世相风光，苦、辣、酸．甜，百种人生况味。
　　高考的改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高中毕业会考、“3 2”改革、保送生制度、高校收费、扩招、“3 x”改革、春季高考、自主招生、己占全国半数的省市自行命题、招生“阳光工程”、启动考试立法、网上录取、面试直录、今年开始在广东等四省试行新课改后的高考，等等。
　　2007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2007年，高考存废之争、“一考改多考”之争此起彼伏……
　　现在，2007年高考的序幕又已经拉开，一场拼搏即将来临。
　　为此，本刊推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专题。我们再提起1977年，再说起那场高考，也梳理了这30年的高考之路。这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更多的是为了记录历史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现实中的抉择变得更加理性。
　　
　　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伟大的抉择
　　
　　历史中，有些年头总是让人难忘，即使消逝已久。
　　比如，1977年。这一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一个伟大的历史抉择诞生了。
　　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就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其时“各自为政”较为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确立了高等教育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从此，高考这个词就一直伴随着国人，牵动着国人的视线和精力，虽然有“文革”的非常时期。
　　“文革”先是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而后，1971年恢复招生，但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该非常时期的产物。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一位明星式的“工农兵大学生”。
　　那时，注重搞民主评定，组织推荐，突出个人表现。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弊病就暴露无遗。当时，上大学的名额是少而又少，“推荐”完全看背景、门路、关系，无权无势无关系者很难被“推荐”，公平、公正已经远离了。最后，很多官子弟，关系户，很多文盲半文盲也乘机进入了大学的大门，上大学的人中基础知识参差不齐，甚至一些人还得从小学的知识补课。而另一方面，很多优秀的人才却进不了大学的门。其带给中国教育和社会的伤害至今仍让人“回味”、“把玩”。
　　自然规律，亘古运转，寒冬过后，春天来临。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让当年冬日那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有了可能。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1977年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的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邓小平亲自拟定的原则是：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
　　于是，1977年的冬天，570万年轻人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赶来，怀抱着梦想和奋发的意气。这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当时纸张缺乏，中央决定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来印高考试卷。国家几乎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这场考试。加上1978年夏天的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1160余万之多，成就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而当年的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
　　对当年的考生来说，这是他们人生经历中最具变革意义的挑战之一，许多知青人生的轨迹从此改变。许多知青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是“过来人”很难理解当年恢复高考给社会带来的那种兴奋和激动。国人的大学梦也在这次不同寻常的考试中得到了彻底而淋漓尽致的展现。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也令人回味无穷。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曾与张艺谋头对头地度过了四年青葱岁月；作家陈村那时绝对未料自己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人能够连跳N级跨入大学校门；现在已经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的画家罗中立回忆起当年备考的经过，觉得比当钳工高温送煤时还要辛苦；学者陈嘉映差点因为被怀疑“代考”而与北大失之交臂；诗人王家新是当年他所在地区的“状元”；法学教授贺卫方高考数学只得了4分……
　　不但如此，恢复高考，为人才公平竞争也垒起了一道槛，让国家和民族也重新焕发了生机。“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是受益者之一。恢复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恢复高考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曾动情地说。而且，拉长历史的镜头看，“新三届”的学生，弥补了国家10年的人才断层，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现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
　　“那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经的77级考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考试发展史》中这么总结。“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如此等等评价，如潮地给与了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实际上，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恢复高考更是国家对公民享受教育权利的认可，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这也正如一位当年参加过高考的人士所说，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是非常艰难的，所需的魄力是巨大的，但其所带来的意 义也是深远的。
　　
　　1977年～1996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国家“拨乱反正”的政策也在逐步有序地落实，一股蓬勃的气息在国内弥漫。
　　当然，国家对高考的改革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探索、寻找一个更能适合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的考试制度。毕竟，在当年“德先生”、“赛先生”的洗礼下，国人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而“文革”带来的人才匮乏的伤痛也在切实地制约着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除了招生制度发生的根本转变，在会考制度和考试方法上的改革，也已逐渐呈现创新之势。1984年，上海开始着手进行高中会考制度的试点改革。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并于当年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 2共5门，上海则实行3 1方案。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43所高等学校进行招收保送生的试点。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应当说，在这个阶段里，国家对高考的改革主要是从试卷和教材入手。
　　但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上个世纪的80年代，作为有内涵的象征的知识也比较流行。知识的流行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高考。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这是“新三届”学生中最流行的口号。这也深深地影响了随后一个时代的人。
　　从此，高考成为了中国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毫无疑问，高考也在牵动着考生背后家里的每一个人。挤过了“独木桥”，这群“凤毛麟角”的年轻人进入了“象牙塔”，就铁定是“国家干部”，享受国家分配的权利，并有可能成为“社会栋梁”。一个名词也从此诞生了——“天之骄子”，大学生身上是布满了神秘而又神圣的光辉，考上大学成为成材、成功的标志。这个名词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期望心理，也是当时大学生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当然，这群大学生后来也确实成为了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与“天之骄子”孪生的词汇是“黑色七月”。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能进入“象牙塔”的名额十分有限，整个80年代的录取率都十分地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是对那个时代高考最形象而又无奈的描绘。千千万万的学子，10年的寒窗，就是为了七月的三天“厮杀”，没有“支援”，无法后退。高考的考场弥漫着一股歇斯底里的气息。而且，“七上梁山”、“八下水泊”的复读的故事也是那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传奇”。
　　“我想唱歌却不敢唱，小声哼哼却又东张西望……”这是那个年代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们心情的真实写照。一位80年代末期参加过高考的律师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们的天空是被高考的阴霾遮住了，没有了色彩，我们的生活也被高考的恐惧所充斥，没有了快乐。水木年华演唱组合中的缪杰，当年是从名牌高中参加高考，以优秀的成绩进入到名牌大学学习。他谈起当年的高考时说道，“没有什么比高考更狠的事儿了。从小到大，为了高考这个目标，我们牺牲了多少童年该有的自由与乐趣。当然，残酷的考试才能选拔出综合素质高的人，那些心理素质稍差的人，登时便将落于马下。”甚至在大学毕业以后“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还都没看呢。一急，就醒了。…黑色七月”恐惧的烙印是深刻地留在力量80时代参加高考的学子的心里，无论以后是否挤过“独木桥”。而对在桥上被挤掉入水中，或者自己改变路程的方向的人来说，更多的时候是被视为“失败者”，高考带给他们的更是一种承受不起的痛。曾有人写到，“三年前，黑色的七月让我一瞬间感到所有的梦想眼睁睁地离我远去，甚至来不及用自己的手指去触碰到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那年暑假在我的记忆中是黑色的。”
　　当然，“黑色七月”影响的不仅仅是考生，它更是牵动着数百万个考生背后的家人的每一根神经。为了挤过“独木桥”，每一年的七月都是“全民高考”。有资料显示，面对高考，感到“压力较大或很大”的考生有68％，而高三家长却超过80％。高考三天的考场外“陪考”的父母、家人的状态也许是这种高考压力的最好注脚。而在高考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各行各业更是把高考作为一次极好的商战契机，对高考的关注度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考生家庭。这些高考带来的社会焦虑更是为“黑色七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高考，争议着、继续着、改变着。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考试录取工作的探亲也从未停止过：如高中毕业会考、“3 2”改革、保送生制度、高校扩招、“3 x”改革、自主招生、已占全国半数的省市自行命题、招生“阳光工程”、启动考试立法、今年开始在广东等四省试行新课改后的高考等。
　　但毫无疑问，众多中国高教史上具有标志意义、备受好评也饱受争议的事件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
　　
　　1996年～2006年：分化的高考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后续几年中，高校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并轨源自于80年代中期的“双轨制”。1985年国家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高考，逐渐成为一条腿在计划的路上走，一条腿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但当时，人们期待和信任高考的程度还比较高，“双轨制”的招生制度在现实中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在实际运行“双轨制”的过程中，部分没有社会背景的考生，被有背景的考生从平价生挤压到高价生，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例如“走后门”出现了。但全面并轨后，中国的大学教育成本骤然增加，免费的午餐没有了，从此大学学费只涨不跌，成了家长的阵痛。今天，许多人都在批评教育产业化，批评猛涨的学费。
　　随后衍发的大学扩招，更是中国高教史上受到好评、但也争议不断的制度。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从上一年度的108万人变为153.7万人。王先生是1999年参加高考并进入大学的学生。“我考大学那年，正赶 上扩招。我们年级里有5、600人，比上一年级多了近一半。98级的学生，宿舍里都能有空床放行李，有时旁边还能有个空房间。而我们的宿舍每个房间都住得满满的。”王先生的经历正是当年的大扩招的真实缩影。大学扩招后，当初许多高校并没有做好十分充分的准备，宿舍、教学设施，甚至食堂、教室都十分短缺，曾经有许多高校不得不就近租用相关的场地来满足大学生的需要。
　　高校大扩招，其实是中国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嬗变。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特别是消费市场一直呈现低迷状态，如何促进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是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教育消费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于是，高校扩招实行了，继而是加大了教育产业化的力度。1999年高校扩招，不仅仅在于增加招收几十万学生，据一位经济学家称，这次扩招将产生600亿的经济效益，其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对当时经济的发展。当然，此举也大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对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或许正是由于大扩招，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大学生。
　　只是，此举虽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但也引发了关于“教育质量下降，大学文凭是否贬值”的激烈争论；众多考生和家长对此举欢欣鼓舞后的不久，扩招带来的诸如就业和并轨带来的高涨的学费等等问题让他们又掉入了另一个“低谷”中。教育的高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张，使得教育机会大规模增加，而这又反过来需要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进一步丰富。1993年中国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将推迟到2010年实现。教育资源和社会配套资源的短缺，将反过来制约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这也正是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被国人现今批评的主要方面。
　　与此同时，这个时段也是中国考试经济空前发达的年代。要想在分化的高考中、在扩招的年代里脱颖而出，就必须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样，你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你才能在毕业后的求职中取胜。“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深入人心。于是，每一个阶段的教育当成整个人才成长培养流水线的一个环节，我们过多关注了这个环节的质量，而忽视了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小学分快慢班，初中生节假日也要上课、高中阶段更把音乐美术课取消，只学与考试科目有关的科目，大学校园也出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热、考证热。这样，两个词汇也就拉入了社会和教育者的视野，即“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把考试作为终极目的，是社会阶层和人才选拔的工具。教育的选拔功能在其中是唯一的，而人的发展是也只能是适应选择的手段，是选拔的“副产品”。有的网友甚至认为，“应试教育”让高考成为了“淘汰人”而不是“教育人”。而“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发展功能，是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垒面发展。一位教育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既定国策，虽然得到了中央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倡导，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但由于中国历史上科举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观念的误区、教育政策的偏差、学校治理的弊端，科举制的阴影仍然依附于现代教育大行其道，应试教育的流弊愈演愈烈。”因此，“素质教育喊得凶，应试教育抓得实”，这恐怕是目前许多学校的教育实情”。
　　而素质教育的成功，必须要有投入和政策的保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认为，如果今天的教育不能使许多学生和青少年获得健康的心理，那么今天的教育就会给明天的社会埋下很多危机。教育部长周济在访谈时也曾表示，目前尚未从整体上改变应试教育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依然很重，几经努力仍未能有效扭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从整体上说依然步履艰难、任重道远。
　　2005年，在教育部一项关于素质教育的课题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原因即在于：高考已经超出了考试本身的范围，社会不断变化的用人标准也在左右着家长的认识，这些都反过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全过程。这也正是国人“炮轰”高考制度的主要原因。因此，姜钢表示：“素质教育是一个整体，它应当包括教育、教学、考试和评价在内的所有内容。应该说，树立正确的考试观是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高考对于基础教育的评价和引导作用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所以，高考应当为推进素质教育引航，应当成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
　　同一时期，国家还对高考制度作出了相应的一些改革。1999年广东省又试行了“3 X”科目设置方案，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为必考科目，根据考生的报考学校要求再从其余六门科目中另选“x”科(因96.53％的考生将“X”选为一科，该方案几乎变成了“3 l”模式共4门)。此后，3 x在中国全面铺开。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高考由一年一次增加为一年两次。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了85％。
　　另外，自主招生也是国家为促进素质教育而对高考作出的一大努力。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扩大到了53所。被考生选择的高校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高校生源的构成更加多元和具体。考生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2003年，国家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赴港念大学，在2006年形成了一个小高峰。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系列高考单独命题的试点改革，2005年，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13个省、市(直辖)实行了高考单独命题。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高考作文，也是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形势。而2003年高考的提前到6月7日也使得高考也不再是一项“严酷”之事。
　　
　　2007年：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07年5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教育部、财政部、中央编办、人事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办法》明确，从200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起，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即在校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同时规定，部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年将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当这个庄严承诺作出时，温总理的报告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除此之外， 国家还宣布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和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
　　高校扩招后，学生人数大增、毛入学率快速提高，但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在高考这根指挥棒的指向下，教师的素质也是国人所诟病高考的重点所在。优秀教师的不足也是尊师重教的氛围日渐消散的原因之一。因此，对高考进入师范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是全面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保障。而且，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将有利于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能推动国家改革和发展事业。师范生的免费教育也是国家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因此，教育部长周济表示，“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如果能让最优秀的人才去当老师，我们才能够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们去培养。我们也希望这些教师将来能够有一段时间到西部、到农村服务，支援农村的教育，这是优秀教师成长的一条重要道路。”
　　高校扩招后，见涨的大学学费和教育支出的剧增带给贫困学生和家庭伤害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发展起点的相对公平。而这些都在严重地制约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是国家将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和贫困家庭倾斜，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的差距，让他们看到希望。我们相信，这也将带给一些挤过“独木桥”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十分实际而有效的帮助。对他们而言，高考的“七月”将不再是黑色的了，而是多姿多彩的天空。故而，身为人民教师的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听到这消息后，动情地说：这个新举措对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将使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上大学的孩子多了一个光明和轻松的选择，同时也会在社会上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高考制度的改革、完善来说，2007年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高考存废之争和“一考改多考”之争。压抑个人的专长和兴趣，限制学生个性的发展，不是教育人而是淘汰人；使素质教育变为应试教育，功利倾向严重；教育体制内在矛盾严重，等等，这是有些人归纳出来的有关高考的流弊。而对于教育产业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小升初的问题、择校费的问题、学术腐败、管理行政化、教授官员化……，也让人“寻根究底”到了高考身上。因此，有人认为“高考不改革，教育无宁日”；有人甚至提出“废除高考”。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他认为：“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则提出要让高考一年考七次。在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这些争论特别引人注目。
　　高考的种种流弊，有目共睹。它固有的束缚性和局限性也不能完全展现人才的全面，曾让很多人才被挡在大学的门槛外，让很多人高考失利后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对此，我们不可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还是最成功的、比较公平的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在没有找到更好、更公平的办法之前不能废除高考。高考有很多弊端，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好、更公平的办法之前废除高考危险更大。”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校毛入学率提高到22％，提前1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30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30年来，高考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实际上是相对开放，门槛最低、歧视也最少的选才制度，加上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核标准，在高考的制度平台上，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才选拔的相对公平，无数的贫寒子弟藉此获得了平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通道，实现了“鲤鱼跳龙门”式的社会身份转化。而且，现实中目前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当今社会中，国家的教育资源本就不是十分充分，而且普遍道德失范与公平缺失，随意取消能提供相对平等公正公开的平台的高考制度，也许将造成更为广阔的营私舞弊的空间。应当说，高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曾经的“老三届”、学者雷颐这样总结。
　　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把“孩子”和水一起泼掉。“目前主要改的还是改革考试内容、招生方式，使我们的孩子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发挥，同时能够使他们得到满意的结果。”教育部长周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