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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上：不能总找客观原因
日常工作中，经常听到一些派出所民警在处理案件时抱怨“政策不好”“环境不利”“领导不关心”等因素，找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例如，近来我市入室盗窃案频发，少数办案民警接到入室盗窃类报警后，只是按照程序到现场进行登记、拍照并对嫌疑人进行简单询问，没有对现场进行认真勘查，没有广泛走访周围群众，后续也没有将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回告受害人，等等。但面对受害群众的询问时，办案民警的回答往往就是那么几句“现场证据条件不充足”“受害人被盗金额不构成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单位事情太多”等，实在有违公安机关的宗旨和职责。长此以往，将会造成老百姓不再相信公安机关的恶劣后果。
工作上：不能一味“抓大放小”
公安机关既要集中精力破大案要案，严打黑恶势力和严重暴力犯罪，又要破小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派出所来说，重视破小案更是应当应行的。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2014年7月，我还在枝江市公安局问安派出所工作，一天早晨，一位居民来我所报案称昨夜他家的鸡被盗十七只。通常在遇到这类案件时，大多数民警都会觉得：第一立案标准不够，第二社会影响性不大，第三派出所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能简单地做完受害人笔录、在平台上立案后就放在那了。但是我把前两个步骤做完后并没有甩手，而是跟随受害人到达案发现场。在勘查完现场后发现大门口有监控设备（案发现场在镇政府大院里的居民宿舍），我就带着受害人去查看监控视频。在视频里发现了嫌疑人，但是只看得到背影，而且时间是凌晨3点多，监控设备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分辨率也不是太高。我把视频拷贝回去后，自己在办公室里研究。这时我发现嫌疑人一共进出大院门两次，每一次出去都拿着一个蛇皮袋子，进来时蛇皮袋子不见了，且第一次出去和第二次进来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还发现嫌疑人穿的是一双拖鞋。把上面几种情况综合分析了一下，我假设嫌疑人有可能住得不是很远，就住在集镇上。我就把嫌疑人的背影打印出来，在集镇上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进行查问（修理摩托车点、早餐营业点、超市、药房）。花了一上午时间，有人认出嫌疑人，说长得很像，就住在集镇上。我就顺着线索继续走，确认了嫌疑人叫“李明”（化名），在集镇上的造纸厂上班，住在集镇“云长街”，房子为租赁，房东是集镇供销社退休员工。回到所里用公安网查询“李明”信息发现其为盗窃前科人员。我把手上的线索归拢。第二天早上趁“李明”上班之际，我和房东进入其住的位置，在房间厨房里发现有两个蛇皮袋子，在蛇皮袋子里还有鸡毛。在固定好证据后，晚上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协警三人到“李明”住的地方将“李明”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经询问，“李明”对前晚在镇政府宿舍里偷鸡一事供认不讳。最后嫌疑人因盗窃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虽然这不是一起案子，也没有给集镇治安带来改变，但是受害群众非常满意。
机制上：应当注重改革创新
现阶段派出所由于警力不足的缘故，一个民警常常要充当“刑事案件办理人”“治安案件办理人”“民事纠纷调解人”“大情报收集及录入人”等多重角色，所以在办案过程中，有些民警避重就轻，对于收集难度大的线索能放弃的就放弃、能不管的就不管。民警常常抱怨，不是不认真履职，而是杂事太多，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个案件上。想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改革创新警务机制着手：
一是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警务模式。积极探索建立“三队一室”（社区警务队、案件办理队、治安巡防队和信息研判室），实现专人专职，各负其责，使分工更具体，职责更明确，调动民警的工作热情，增强工作主动性。
二是装备和技术适当倾斜。现在派出所无论警力还是装备都严重不足，有些案件的线索本可以继续侦查，却因为欠缺侦查技术手段和警力的不足，导致侦查不能深入。比如一起系列盗窃案，在现场有指纹、鞋印等线索，基层派出所却没有采集这方面证据的设备和相关技术人员。这类案件往往立案后，就到此为止。公安机关应当给派出所配备相关技术勘查的装备，并让部分民警接受较为专业的现场提取、采集证据的学习培训，确保现场证据能第一时间纳入证据储备中。
三是减少非警务活动。派出所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安保、维稳工作，这些工作牵扯到了大部分警力。公安机关应该与相关部门（例如保安公司）协调合作，减少一些非警务活动，腾出警力尤其是基层警力，确保在发现违法犯罪时，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四是引入竞争与奖励机制。个别民警认为“不做事和做事待遇都是一个样”“做了事还容易出错”，选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方式来混日子。长期恶性循环下去，对派出所工作的正常进行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竞争、奖励机制，一方面形成“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推动民警不断自我提高，通过竞争的筛选，可以发现哪些人更能适应某项工作，从而优化配置，激发出工作的最大潜能;另一方面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使民警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提拔、评优时，要优先考虑有工作实绩的民警。这样才会让民警更加有动力和激情，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才能让派出所这个团队长期保持活力。
日常工作中，经常听到一些派出所民警在处理案件时抱怨“政策不好”“环境不利”“领导不关心”等因素，找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例如，近来我市入室盗窃案频发，少数办案民警接到入室盗窃类报警后，只是按照程序到现场进行登记、拍照并对嫌疑人进行简单询问，没有对现场进行认真勘查，没有广泛走访周围群众，后续也没有将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回告受害人，等等。但面对受害群众的询问时，办案民警的回答往往就是那么几句“现场证据条件不充足”“受害人被盗金额不构成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单位事情太多”等，实在有违公安机关的宗旨和职责。长此以往，将会造成老百姓不再相信公安机关的恶劣后果。
工作上：不能一味“抓大放小”
公安机关既要集中精力破大案要案，严打黑恶势力和严重暴力犯罪，又要破小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派出所来说，重视破小案更是应当应行的。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2014年7月，我还在枝江市公安局问安派出所工作，一天早晨，一位居民来我所报案称昨夜他家的鸡被盗十七只。通常在遇到这类案件时，大多数民警都会觉得：第一立案标准不够，第二社会影响性不大，第三派出所还有很多别的工作，可能简单地做完受害人笔录、在平台上立案后就放在那了。但是我把前两个步骤做完后并没有甩手，而是跟随受害人到达案发现场。在勘查完现场后发现大门口有监控设备（案发现场在镇政府大院里的居民宿舍），我就带着受害人去查看监控视频。在视频里发现了嫌疑人，但是只看得到背影，而且时间是凌晨3点多，监控设备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分辨率也不是太高。我把视频拷贝回去后，自己在办公室里研究。这时我发现嫌疑人一共进出大院门两次，每一次出去都拿着一个蛇皮袋子，进来时蛇皮袋子不见了，且第一次出去和第二次进来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还发现嫌疑人穿的是一双拖鞋。把上面几种情况综合分析了一下，我假设嫌疑人有可能住得不是很远，就住在集镇上。我就把嫌疑人的背影打印出来，在集镇上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进行查问（修理摩托车点、早餐营业点、超市、药房）。花了一上午时间，有人认出嫌疑人，说长得很像，就住在集镇上。我就顺着线索继续走，确认了嫌疑人叫“李明”（化名），在集镇上的造纸厂上班，住在集镇“云长街”，房子为租赁，房东是集镇供销社退休员工。回到所里用公安网查询“李明”信息发现其为盗窃前科人员。我把手上的线索归拢。第二天早上趁“李明”上班之际，我和房东进入其住的位置，在房间厨房里发现有两个蛇皮袋子，在蛇皮袋子里还有鸡毛。在固定好证据后，晚上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协警三人到“李明”住的地方将“李明”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经询问，“李明”对前晚在镇政府宿舍里偷鸡一事供认不讳。最后嫌疑人因盗窃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虽然这不是一起案子，也没有给集镇治安带来改变，但是受害群众非常满意。
机制上：应当注重改革创新
现阶段派出所由于警力不足的缘故，一个民警常常要充当“刑事案件办理人”“治安案件办理人”“民事纠纷调解人”“大情报收集及录入人”等多重角色，所以在办案过程中，有些民警避重就轻，对于收集难度大的线索能放弃的就放弃、能不管的就不管。民警常常抱怨，不是不认真履职，而是杂事太多，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个案件上。想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改革创新警务机制着手：
一是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警务模式。积极探索建立“三队一室”（社区警务队、案件办理队、治安巡防队和信息研判室），实现专人专职，各负其责，使分工更具体，职责更明确，调动民警的工作热情，增强工作主动性。
二是装备和技术适当倾斜。现在派出所无论警力还是装备都严重不足，有些案件的线索本可以继续侦查，却因为欠缺侦查技术手段和警力的不足，导致侦查不能深入。比如一起系列盗窃案，在现场有指纹、鞋印等线索，基层派出所却没有采集这方面证据的设备和相关技术人员。这类案件往往立案后，就到此为止。公安机关应当给派出所配备相关技术勘查的装备，并让部分民警接受较为专业的现场提取、采集证据的学习培训，确保现场证据能第一时间纳入证据储备中。
三是减少非警务活动。派出所除了日常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安保、维稳工作，这些工作牵扯到了大部分警力。公安机关应该与相关部门（例如保安公司）协调合作，减少一些非警务活动，腾出警力尤其是基层警力，确保在发现违法犯罪时，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四是引入竞争与奖励机制。个别民警认为“不做事和做事待遇都是一个样”“做了事还容易出错”，选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方式来混日子。长期恶性循环下去，对派出所工作的正常进行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竞争、奖励机制，一方面形成“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推动民警不断自我提高，通过竞争的筛选，可以发现哪些人更能适应某项工作，从而优化配置，激发出工作的最大潜能;另一方面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使民警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提拔、评优时，要优先考虑有工作实绩的民警。这样才会让民警更加有动力和激情，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才能让派出所这个团队长期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