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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之为问题,起于清帝国的危机,更起于王朝政治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危机,它在逻辑上未必完全包含在新文化运动之内。梁启超的“新民说”试图在调和儒家和西学的基础上,对民主问题(或民治问题、民权问题)有所回应。通过对梁启超与《新青年》真实而复杂历史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儒学的“新民”政治传统与《新青年》发皇的“庶民”或者人民政治传统达到一种既相互限制、又相互激发的思想可能性。同时,本文将适度展开新文化运动之前儒家之不同脉络对于“新民”解释的分歧,试图在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中,找到回应梁启超问题的契机,期待重新激活丰富的儒家政治学说传统,为人民政治传统再次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