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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反贫困研究进行总结与述评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扶贫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试图寻找下一步更适合反贫困的研究方法，为下一步的贫困研究做准备，促进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2
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它的简单性，又有它的复杂性。贫困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而学者对贫困问题的不断讨论，又体现其复杂性。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大课题。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不同国家的贫困表现形式不同，对于反贫困的路径有着不同的选择。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國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底的2.5亿下降到2007年底的1479万人，低收入人口从2000年的6213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人[1]。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解决贫困问题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由于贫困问题的困扰，国内外学者对贫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总结与评述，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变化。
一、贫困的涵义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
对于贫困的定义，公认的是世界银行的表述：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的标准的能力；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还意味着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不良的健康状况等一系列问题[2]。贫困又有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一说，绝对贫困是不能维持基本需要，陷入极度困苦中：相对贫困指的是与一般水平相比，低于这个标准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中国的贫困是由不同的因素影响的，导致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从历史、农业、环境、人力、知识等方面讨论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并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描述。
（一）历史因素
康涛、陈裴[3]指出，旧中国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极度贫困的境界，虽然建国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始终无法摆脱贫困。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导致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生活艰难困苦的境地，在这基础上即使建国后大力发展反贫困工作，贫困的消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仍然留下了一大部分贫困的问题。所以，中国农村遗留下了贫困问题。
（二）农业因素
费孝通[4]提出了中国农民贫穷的原因是耕地少，对于耕地权的归属问题这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马国贤[5]等提出，相对贫困的根源是小生产下的过低的农业生产率，劳动力人口过剩和较低的教育水平，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贫困程度。对于农民来说，较少的耕地耕作的粮食作物可能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温饱问题，较少的粮食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导致他们出现了贫困问题。而过低的农业生产率，不足以支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贫困问题随之出现。
（三）地理环境因素
朱玲、汪三贵[6]认为，中国贫困是由地理条件、资源环境等不利条件造成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的出现。周毅[7]提出生态敏感地带贫困县占据一大部分，而土地、人口大部分在贫困县内。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问题。恶劣的环境同样不利于农村生产的进行；不利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人们之间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流。在一个偏僻，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地方，更容易导致贫困的产生。
（四）人力资本不足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李小云[8]提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教育来实现。康涛、陈裴提出农民知识的匮乏也是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农民知识的匮乏，阻碍了农民对新技术的学习和使用，一代一代传下去，大家都不学习和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三、从不同视角看中国的反贫困研究
中国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国的反贫困研究。由于反贫困的复杂性，本文在几个视角对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进行总结和述评：制度和文化视角、区域视角、个体发展视角、经济增长视角。
（一）制度和文化视角
贫困刚被纳入学术研究之初，就被认为形成机制是制度和文化因素引起的[9]。国内许多学者都将制度作为贫困因素之一，并将制度性贫困概括为制度缺陷造成的。赵曦、成卓指出，制度因素绝对是导致贫困发生率直线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制度供给少于制度需求时，贫困便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制度失灵时，人们的利益特别是穷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薄弱的规章制度无法让穷人取得基础的保障，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面前，穷人是脆弱的。由此可以看出，制度的加强是反贫困治理的关键环节。贫困文化论者认为，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国内学者指出贫困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密切联系。方清云提出将贫困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启发中国进行文化扶贫时重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等。 （二）区域视角
贫困的研究也被看成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区域发展也成为反贫困研究的一个方面。从宏观方面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国内的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关注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出现了新区域主义理论，即注重强调新产业空间开拓、地区合作强化、创新和学习氛围营造以及制度支持供给。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应注重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强区域的协同和经济合作，注重增强贫困人口的学习创新能力，以及注重构建地方发展的制度环境与设施等等。寻舸从区域学习机制等维度分析了区域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现状。区域贫困研究将区域间的差异集中在地理因素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差异，可用地理位置禀赋的不同来解释。
（三）个体发展视角
随着人类对贫困认识的不断加强，认为贫困从根本上表现为个人能力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个体视角的研究认为，致贫的根源在于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行为，并且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来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图登克珠、杨阿维、张建伟指出，农区致贫的机理主要集中在人口方面，贫困家庭人口多，文盲、半文盲居多，人力资本的投资利用率低下，且贫困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抛弃落后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亟待解决。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提出代际传递理论，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他们极易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并影响后代，使贫困文化代代相传。基于生命周期的反贫困研究，促进了扶贫政策的转型。
（四）经济增长视角
贫困问题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问题，围绕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贫困研究。林雪霏提出二战后，形成了“经济溢出”的反贫困视角，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源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以工业化和市场化推动经济增长是国家实现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有两方面，在短期来看，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拉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同样带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李万明、崔静、张建伦指出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是减少普遍贫困的主要推动力。经济的增长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助于改善贫困问题，对反贫困问题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相关政策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得到了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地区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仍有一部分地区相对落后，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国家进行了一系列举措。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着重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考虑贫困问题，从共同富裕角度理解反贫困的内涵。1978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奠定了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基础。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发布，开启了全国性扶贫行动的序幕。1986年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这一政策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使国家的扶贫战略转向开发式扶贫模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反贫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1994年国务院实行并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我国扶贫计划进入了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颁布，标志着扶贫开发工作进入解决和巩固温饱并重的新阶段。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结合当前实际，继承发扬前人的反贫困理论，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提出关注民生尤其是三农问题。2007年，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通过低保政策解决。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长期任务抓紧抓好。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人集体提出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扶贫战略。2013年中央颁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精准扶贫是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反贫困政策上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总结与评论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研究，有助于把握和认清反贫困研究的趋势和特点，通过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和讨论，为未来的反贫困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须知道，中国的反贫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复杂的贫困情况需要多方面共同治理，完善的制度体系对反贫困尤为重要。对于贫困与反贫困的问题，不能就贫困谈贫困，要从各方面来研究。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知道，反贫困的发展由制度创新来推动，充分体现了制度对反贫困的重要性。反贫困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一方面，也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多维度分析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8.
[3]马国贤等.后农业税时代的“三农”问题及涉农税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5-35.
[4]汪三贵.反贫困与政府干预[J].管理世界，1994（3）：16-19.
[5]寻舸.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机制[J].经济地理，2013（2）.
[6]赵娜.关于反贫困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综述——基于个体与结构的视角[J].知识经济，2012（11）.
[7]图登克珠，杨阿维，张建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西藏农牧区反贫困问题研究[J].西藏研究，2014，12（6）：29-35.
[8]陈银娥，高思.社会福利制度反贫困的新模式——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會科学版），2011（3）.
[9]陈标平，胡传明.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J].求实，2009（7）.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02
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它的简单性，又有它的复杂性。贫困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而学者对贫困问题的不断讨论，又体现其复杂性。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大课题。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不同国家的贫困表现形式不同，对于反贫困的路径有着不同的选择。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國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底的2.5亿下降到2007年底的1479万人，低收入人口从2000年的6213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人[1]。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解决贫困问题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由于贫困问题的困扰，国内外学者对贫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总结与评述，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变化。
一、贫困的涵义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
对于贫困的定义，公认的是世界银行的表述：贫困是缺乏达到最低生活的标准的能力；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还意味着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不良的健康状况等一系列问题[2]。贫困又有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一说，绝对贫困是不能维持基本需要，陷入极度困苦中：相对贫困指的是与一般水平相比，低于这个标准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中国的贫困是由不同的因素影响的，导致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从历史、农业、环境、人力、知识等方面讨论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并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与描述。
（一）历史因素
康涛、陈裴[3]指出，旧中国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极度贫困的境界，虽然建国后党和政府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始终无法摆脱贫困。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导致广大劳动人民处于生活艰难困苦的境地，在这基础上即使建国后大力发展反贫困工作，贫困的消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仍然留下了一大部分贫困的问题。所以，中国农村遗留下了贫困问题。
（二）农业因素
费孝通[4]提出了中国农民贫穷的原因是耕地少，对于耕地权的归属问题这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马国贤[5]等提出，相对贫困的根源是小生产下的过低的农业生产率，劳动力人口过剩和较低的教育水平，这些因素都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贫困程度。对于农民来说，较少的耕地耕作的粮食作物可能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温饱问题，较少的粮食也不足以支持他们换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导致他们出现了贫困问题。而过低的农业生产率，不足以支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贫困问题随之出现。
（三）地理环境因素
朱玲、汪三贵[6]认为，中国贫困是由地理条件、资源环境等不利条件造成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的出现。周毅[7]提出生态敏感地带贫困县占据一大部分，而土地、人口大部分在贫困县内。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同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问题。恶劣的环境同样不利于农村生产的进行；不利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人们之间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流。在一个偏僻，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的地方，更容易导致贫困的产生。
（四）人力资本不足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李小云[8]提出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匮乏。人力资本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依靠教育来实现。康涛、陈裴提出农民知识的匮乏也是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农民知识的匮乏，阻碍了农民对新技术的学习和使用，一代一代传下去，大家都不学习和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发展，造成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三、从不同视角看中国的反贫困研究
中国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国的反贫困研究。由于反贫困的复杂性，本文在几个视角对中国的反贫困研究进行总结和述评：制度和文化视角、区域视角、个体发展视角、经济增长视角。
（一）制度和文化视角
贫困刚被纳入学术研究之初，就被认为形成机制是制度和文化因素引起的[9]。国内许多学者都将制度作为贫困因素之一，并将制度性贫困概括为制度缺陷造成的。赵曦、成卓指出，制度因素绝对是导致贫困发生率直线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制度供给少于制度需求时，贫困便会不可避免的发生，而制度失灵时，人们的利益特别是穷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薄弱的规章制度无法让穷人取得基础的保障，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面前，穷人是脆弱的。由此可以看出，制度的加强是反贫困治理的关键环节。贫困文化论者认为，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国内学者指出贫困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密切联系。方清云提出将贫困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启发中国进行文化扶贫时重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等。 （二）区域视角
贫困的研究也被看成是一个区域性问题，区域发展也成为反贫困研究的一个方面。从宏观方面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国内的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关注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随着研究的发展，出现了新区域主义理论，即注重强调新产业空间开拓、地区合作强化、创新和学习氛围营造以及制度支持供给。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应注重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强区域的协同和经济合作，注重增强贫困人口的学习创新能力，以及注重构建地方发展的制度环境与设施等等。寻舸从区域学习机制等维度分析了区域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现状。区域贫困研究将区域间的差异集中在地理因素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差异，可用地理位置禀赋的不同来解释。
（三）个体发展视角
随着人类对贫困认识的不断加强，认为贫困从根本上表现为个人能力和社会权利之间的不平衡。个体视角的研究认为，致贫的根源在于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行为，并且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来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图登克珠、杨阿维、张建伟指出，农区致贫的机理主要集中在人口方面，贫困家庭人口多，文盲、半文盲居多，人力资本的投资利用率低下，且贫困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并未抛弃落后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贫困问题长期存在，亟待解决。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提出代际传递理论，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他们极易形成一种“亚文化”传统，并影响后代，使贫困文化代代相传。基于生命周期的反贫困研究，促进了扶贫政策的转型。
（四）经济增长视角
贫困问题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问题，围绕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贫困研究。林雪霏提出二战后，形成了“经济溢出”的反贫困视角，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源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以工业化和市场化推动经济增长是国家实现反贫困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有两方面，在短期来看，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拉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同样带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李万明、崔静、张建伦指出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是减少普遍贫困的主要推动力。经济的增长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助于改善贫困问题，对反贫困问题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相关政策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得到了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地区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但仍有一部分地区相对落后，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国家进行了一系列举措。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着重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考虑贫困问题，从共同富裕角度理解反贫困的内涵。1978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奠定了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基础。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这一文件的发布，开启了全国性扶贫行动的序幕。1986年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这一政策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使国家的扶贫战略转向开发式扶贫模式。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反贫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1994年国务院实行并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标志着我国扶贫计划进入了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6年，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颁布，标志着扶贫开发工作进入解决和巩固温饱并重的新阶段。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结合当前实际，继承发扬前人的反贫困理论，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提出关注民生尤其是三农问题。2007年，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通过低保政策解决。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长期任务抓紧抓好。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人集体提出了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扶贫战略。2013年中央颁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精准扶贫是扶贫进行到新阶段后的新举措，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反贫困政策上做出了新的发展。
五、总结与评论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贫困研究，有助于把握和认清反贫困研究的趋势和特点，通过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和讨论，为未来的反贫困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须知道，中国的反贫困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复杂的贫困情况需要多方面共同治理，完善的制度体系对反贫困尤为重要。对于贫困与反贫困的问题，不能就贫困谈贫困，要从各方面来研究。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知道，反贫困的发展由制度创新来推动，充分体现了制度对反贫困的重要性。反贫困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一方面，也不能只局限于理论的研究，应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多维度分析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王亚玲.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对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8.
[3]马国贤等.后农业税时代的“三农”问题及涉农税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5-35.
[4]汪三贵.反贫困与政府干预[J].管理世界，1994（3）：16-19.
[5]寻舸.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开发机制[J].经济地理，2013（2）.
[6]赵娜.关于反贫困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综述——基于个体与结构的视角[J].知识经济，2012（11）.
[7]图登克珠，杨阿维，张建伟.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西藏农牧区反贫困问题研究[J].西藏研究，2014，12（6）：29-35.
[8]陈银娥，高思.社会福利制度反贫困的新模式——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會科学版），2011（3）.
[9]陈标平，胡传明.建国60年中国农村反贫困模式演进与基本经验[J].求实，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