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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都具有很强的自白因素。传统的自白式解读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特点，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新兴文类的概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此种解读进行细化和深化。该文在当代情动研究相关理论的观照下，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厘清情绪和情动的区别和联系，从情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对疾病经历的情动反应，展示情动如何在文本内外把医生作家、病患、医疗际遇和读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个情动社群，从而体现文学的能动性和潜力。
〔关键词〕情动理论；医生书写；医疗际遇；情动物件；情动社群；疼痛叙事；艾滋病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86-08
2004年，人文医学学者特伦斯·侯尔特 （Terrence Holt）在一篇评论美国当代医生自传性书写的文章中指出，“考虑到当前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品】，似乎医学话语的主流模式都是自白式的 （the confessional）。”〔1〕侯尔特的这个解读到现在还有一定的意义。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都具有很强的忏悔因素。单单标题出现自白（confession）字样的就有不少，如著名医生作家理查德·谢尔泽（Richard Selzer）的《手术刀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Knife）〔2〕，外科医生保尔·路基尔利（Paul A. Ruggieri）的《一个外科医生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urgeon）。〔3〕谢尔泽坦言，“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骗子。最坏的事情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这才是最大的悲哀。”〔4〕这些医生作家通过书写大胆曝光种种医疗内幕，展示自己在医疗际遇（medical encounters）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其中不乏在死亡病痛面前的无助和恐惧，对医疗失误的坦诚和反思。充盈着其作品的一个常见主题便是医生主体如何接受医学话语强有力的规范又如何抵制其约束，并一步步走下神坛，以赤裸裸的人性去面对生死病痛。传统的自白式解读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特点，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新兴文类的概貌。〔5〕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此种解读进行细化和深化。传统医学话语重理性和客观，错综复杂的病痛经历往往被简化为一个个病例（medical cases）。人文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界对病痛经历感性一面的重视。医生书写可以看成是对这感性一面的个性化展示。当前的自白式解读捕捉到了冰山之尖，也即医生主体表达出来的情绪（emotion），而隐藏冰山之下的若隐若现、动态发展的情动（affect）Affect 这一词有多种译法。贺麟在《伦理学》（斯宾诺莎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中译为“情绪”和“情感。”姜宇辉在《德勒兹在万塞纳的斯宾诺莎课程》（德勒兹著，载《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汪民安和郭晓彦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22页）中译为“情动。”本人认为“情动”这一译法最能体现Affect 这一词关于情感表达的强度以及其动态流变的性质。关于情动的各种理论流派的综述和梳理，请见Clare Hemmings， “Invoking Affect，” Cultural Studies， 2005， 19（5），pp.548-567； Ruth Leys， “The Turn to Affect： A Critique，” Critical Inquiry， 2011， 37 （3），pp.434-472.则还没有进入人文医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在当代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相关理论的关照下，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厘清情绪与情动的区别和联系，从情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对疾病经历的情动反应（affective responses），展示情动如何在文本内外把医生作家、病患、医疗际遇和读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个情动社群（affective communities），从而体现文学的能动性和潜力。
一、何为情动？
情动作为当前一个跨学科话语的焦点，在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讨论，出现了派翠西亚·蒂奇内托·克拉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所称的情动转向 （affective turn）。〔6〕当代情动研究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斯宾诺莎认为，情动包含了主体影响/感应（affect）周边事物和被周边事物影响/感应（to be affected）的能力。〔7〕这是关于情动最经典的论述，也是当代情动研究的理论根源。在斯宾诺莎看来，情动既属于精神范畴也属于身体范畴，它与情绪有关联但不等同。德勒兹在此基础上重点强调了情动的身体体验强度（intensity），并指出其和传统意义上的情绪的不同。〔8〕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关于情动的论述被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创造性地应用在其著作 《虚拟的寓言》中。〔9〕总结这些学者关于情动的论述，可以认为情动“一般是指身体进行感应和被感应的能力，或者身体之行动、参与和衔接能力的增强和减弱。”〔10〕而情动性（affectivity）则是“潜在的身体回应——通常是超出意识范围的自主回应——的基础。”〔11〕换言之，情动是主体在其与周围事物的际遇中进行感应和被感应的潜能和趋向。这种潜能和趋向呈现为一个流变的强度范畴，通常超出意识范围，不能被意识捕捉到，也不能被现有语言或者文化的规范所识别。〔12〕情动是动态发展的，它能不断积累和强化，达到一定程度便转化为可被识别的情绪。正如马苏米指出的，情绪是语言和文化对某种经历体验的固化（the socio-linguistic fixing）和指认（recognized）。〔13〕情绪捕捉了游离状态中的情动反应，并通过现有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将之固化， 从而成为可被指认、可被叙说的对象。当代医生作家作品所展现的自白式基调便是多种复杂情绪，如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孤立感、无助、迷茫、内疚、羞愧等情绪的集中体现。而医生作家公开自白的动力和素材可归因于其日常行医中的情动反应的不断积累和强化。如外科医生陈葆琳（Pauline Chen）提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的，“让我惊讶的是，【写作的时候，语言思绪】如同从内心中一个【原本】锁着的数据库倾泻而出，经常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千言万语式的、釜底抽薪式的爆發。”〔14〕她所依赖的这个“数据库” 实际是由她日常行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情动反应慢慢积聚而成。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情动便满溢而出，跃然纸上，成为种种在现行语言和文化规范中可被指认的情绪。 但是，马苏米同时也指出，情动之固化为情绪并不意味着情动的消失。他写道，情绪是情动最强烈，也是最浓缩的表现，但始终有一些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种语言和文化规范影响下的捕捉。〔15〕所以就算当最强烈的情动被指认为情绪，某些情动因子还是能逃离这种捕捉和指认，从而继续处在动态流变状态中。医生作家在语言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下把医疗际遇中表现最强烈的因子呈现为情绪，这些情绪继而被读者所指认。但除此之外，医疗际遇中还涌动着多种难以指认、难以述说的情动因子。这些情动因子能超越时空和文本等种种限制，有效地把病患、医疗际遇、作者和读者串联起来，是作品的潜力和能动性所在。
二、情动为何？
我们不妨将医生作家作品当成情动社群中起连接作用的一个节点，也即情动物件（affect object）。萨拉·阿米德 （Sara Ahmed） 在《快乐的承诺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一书中指出，“如果要把一个物件当成情动的或者能激发情感的，【我们】并不能简单关注该物件，同时还需要发掘此物件背后的东西，也即产生这些后果的条件。”〔16〕的确，医生作家的群体性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作家作品进入图书市场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已然成为一个群体事件，而医生书写也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文类。关于当代知名美国医生作家的介绍，详见孙杰娜《在边缘上写作——当代美国医生作家评介》，《外国文学动态》，2014年第2期，11-13页。
这个文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出自医学自身寻求发展的需要。关于美国医生作家群体性出现的原因，详见孙杰娜《论当代美国文学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医学与哲学》，2015年第9期，30-34页. 孙杰娜、朱宾忠《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年第6期，74-79页。当代人文医学学者纷纷把现代医学缺乏人文关怀的种种弊端指向医学训练过程的非人性化。〔17〕尸体的恐怖、伤口的血腥、病变的丑陋往往让常人退避三舍，但是传统制度化医学训练（institutionalized training）的目的之一便是把受训主体的自然情感搁置起来。通过漫长的培训过程，尤其是高强度的反复训练，最终“造就”一群群在生死病痛前面不改容，还能沉着应对的医生。医生作家陈葆琳在回忆其学生时代时指出，医学训练很多时候具有仪式化的特征，每个操作，如洗手、宣布死讯和各种手术等都有特定的步骤规范，务必严格执行。〔18〕这些规范化的操作，“通过多年的训练，就像刷牙一样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就算在极端条件下，如极度疲劳等，也能顺利完成。〔19〕而作为医学生的她也渴望这样的训练，她说， “我发现自己向往学习更多的操作——抽血、缝合伤口、插管——所有那些通过练习不但能达到完美，还能麻木我的本能反应的操作……正是那种和病人共有的脆弱感（vulnerability）让【学生时代的】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称职。 〔20〕在消费主义和技术化盛行的年代，医院提供的不是关怀，更多的是产品式医疗服务，因而效率显得格外重要。这些仪式化的操作把个体情感从工作中强行剥离出来，拉大了医生和病患的情感距离，抑制了其对死亡的恐惧，从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21〕医生职业身份的构建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长年累月、不断重复的仪式化过程慢慢形成。在此过程中，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通过主体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而得到内化，成为其职业身份的基础。关于医生职业身份的构建，跟朱迪斯·巴特勒操演观（performativity）关照下的性别身份构建可以联系起来，作者将著文另述。但是， 陈葆琳认为， “对【医学仪式化的】热衷使我们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如医患的情感体验。”〔22〕就像謝尔泽所说的，“外科医生对大脑的各个部件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知道病患的梦想和回忆。”〔23〕在获得知识，以及行使随之而来的知识权力的时候关于医疗情景下，知识权力的获得和行使的相关论述，详见孙杰娜、朱宾忠《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年第6期，75页。，医生失去了人性中发现温情、体验温情的天然能力。而医生书写正是为了寻找这失去的一部分。他们把医学目视（medical gaze）转向自身，通过文学的眼光审视在医学体制中机械性工作的自己，释放被习惯性搁置的情动反应，重新展现医疗际遇中触动心灵深处的种种瞬间。
疼痛作为人类最根本的体验之一，也是医疗际遇中常见的症状。现存的疼痛迫使病患求医，而求医过程中的种种技术化检查以及侵入性治疗都难免产生新的疼痛。医生既可能是疼痛的见证者、施加者，又可能是终结者。疼痛通常是情动产生的导火索，是软化医疗话语霸权苦心经营的职业硬壳的突破口。不少医生作家的作品都展示了医生见证病患忍受疼痛的心路历程，如医生诗人杰克·库里汉（Jack Coulehan）的诗作 《D 日，1994》（“D Day， 1994”）〔24〕，谢尔泽的短篇故事《怜悯之心》（“Mercy”）〔25〕和《浣熊》（“Raccoon”）〔26〕。而其中最让人震撼当属《浣熊》。虽然故事围绕疼痛展开，但并没有关于病患疼痛的煽情描写，所有的一切均通过一个医生的叙事视角展开。故事中，一位因为术后疼痛难忍的女患者把自己关在洗手间中，用剃刀刀片再次切开刀口，并用手在腹腔里寻找疼痛的根源。医生来不及制止，当他扶起女患者的时候，女患者的手握拳从腹腔中出来，随即 “一小段肠子也从中滑出，” 医生 “伸手去接住，以防止它继续滑出。”〔27〕掉出来的肠子还“在他的掌中颤动。”〔28〕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故事中的女患者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痛苦。医生看到“她在呜咽，但不是因为疼痛。她表现的是一种渴望（longing），”因为要不是前者的闯入，她很快便要找到她想找的东西。〔29〕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医生不得而知。血腥的场面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他接下来便紧急处理伤口：“我轻轻地把露出来的肠子放回腹腔。我把几个出血点夹住【止血】并缝合。我用了几码长的纱布包扎刀口， 并敷上消毒液。”〔30〕这一系列动词和短句把整个急救过程的有条不紊恰到好处地再现出来，有力地展示了医生面对突发血腥场面时的高效和镇定。 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也不能就此结束。医疗际遇之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血肉之躯间的亲近性（proximity）肯定会产生一系列情动反应。病人身上的伤口暂时处理好了，但是见证者心里的伤口还在流淌着鲜血。身体作为一个个体，其完整性的破坏，如伤口和手术等，必定会给身体主人带来痛楚（麻醉只是延迟和减弱疼痛）。一般情况下，我们见不到自己或者别人的内脏。谢尔泽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写道，“身体隐秘的内部构造犹如【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头一样，看一眼就能使冒昧越界之人变瞎。”〔31〕然而，医生因为其医学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权力，不但能见到别人的内脏，还能切除病变部位或替换坏死病变的器官等。但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也深知附着在其身上的上帝般的英雄光环只是外表，只是医学话语霸权支撑下的一个炫目的空壳。就如谢尔泽所说，就算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搅和了同胞的生活，自己所行的善与所做的恶相差无几，”医生“至少要继续假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死神不会降临，只要人们信任他的权威。但是当他的病患都离去了，他便把自己关在黑乎乎的办公室中，【为自己对其他生命的所作所为】吓出一身冷汗。”〔32〕的确，面对垂死的同胞、血淋淋的场景、失去亲人的悲伤等而不动恻隐之心，并非正常人所能。故事中的医生也不例外。在他简单处理伤口之后，女患者问他，“这很痛吧，不是吗？ … 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是我真的身体的话。那是会痛的。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33〕在医疗际遇中，医生往往扮演言说者和观察者的角色，而病患则处于被言说和被观察的地位。但是故事的结尾打破这个惯性思维。女患者的一番话彻底摧毁了医生好不容易伪装起来的从容和镇定。一眼识穿医生的故作镇定，女患者似乎感受到了医生的恻隐之心。她希望医生能为她填补关于疼痛的叙事空白，希望后者能用其“真的身体”去体会她无法言说、也無法被她自己所感知的痛。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诉求激起了医生迫切想知道女患者到底在搜寻什么东西的愿望。唯有知道她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背后的动因，才有理解的可能。苦苦思索之后，医生叙事者恍然大悟：“我突然知道是什么了，她正在找寻的东西深埋体内。那是她的痛。那个热得滋滋作响的痛点，她想把它取出、丢掉。”〔34〕女患者的行为让医生想起了浣熊的故事。据说当腿被捕兽器夹住时，浣熊便会不惜代价咬断腿以逃生。此时浣熊的故事照应了女患者的故事，并使医生受到影响。如克拉夫引用马苏米时所说的，“存在一种从意识体验到情动的回流，它被指示为情动，因而‘ 过去的行为和语境被保存和重复，自动地重新恢复活动但没有完成；开始但没有完成。’”〔35〕浣熊的故事属于过去的范畴，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被激活，形成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的各种力量和关系的综合，也即情动。此时的情动连接了过去语境中的浣熊、 当前故事中的医生、女患者以及后面两者之间的医疗际遇，从而形成一个情动社群（affect community）。不管愿意与否，医生已经成为其中一员。跟浣熊一样，女患者对生命的渴望融化了医生的超然之心，使后者感应到了她的痛，也感应到了生命的勇气。故作镇定的医生，最后被女患者的一句话彻底推垮。故事结尾，医生说等她冷静下来，再到手术室进一步处理刀口，女患者回答道，“我很冷静… 是你自己不冷静。”〔36〕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虽然谢尔泽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医生的惶恐不安已跃然纸上。
谢尔泽的书写在众多医生作家作品中独树一帜，不仅因为其语言功底以及独到的见解，更是离不开其作品文类的模糊性。正如大卫·莫里斯 （David Morris）在其评论谢尔泽的写作风格时所说的，其作品“通常游离于既定文学文类之间，…介于虚构叙事和自传之间。”〔37〕这种文学文类的不确定性给谢尔泽创造了灵活的叙事空间。他的书写通常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展开，既有自传的亲密感又有虚构叙事的普世性。《浣熊》的属实与否我们无法考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该故事的张力在于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故作淡定地描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诡异血腥的自残场面，不料最后被故事的女主人公一语点破心中的慌张和心虚。女患者对生命的渴望通过这种极端的、类似于动物求生本能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谢尔泽在《心灵的确切位置》一文中评论外科医生通过侵入式手段探寻人体奥妙的时候写道，“追求【真理】的道路不可能没有痛苦。谁能目睹这样苦难而不受感染呢？”〔38〕正是这种追求生命真理道路上偶遇的震撼瞬间让医生无法继续隐藏于职业外装之中，从而释放被搁置的情动反应。而书写则为表达这些情动反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
书写把强烈的情动因子通过语言和社会规范表达为情绪彰显于文本之中。情动的最强音被指认为情绪，但是还有残留。克拉夫指出，“情动构建了一种非线性的复杂性，而像情绪这样的意识状态的叙述就从中被扣除，但总有‘一个永远不会成为意识的自主残留。’”〔39〕这个自主残留便指向了更开放的未来，以及更多的可能性。情动“因其开放的中间性而延展，并成为身体处于永恒形成状态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身体一直在变化，变得跟当下不一样，尽管这个变化很微妙）。”〔40〕情动因际遇而产生，际遇主体间的各种力量关系激发并维持情动反应。情动并不被主体所占有，而是在际遇过程中在不同主体间跳跃，起到连接作用，并促成一个个情动群体的形成。但是这些群体的边界并不确定，而是具有开放性，能无限延展，能接纳新的主体的加入。萨拉·阿米德认为情动并不依附于某个主体之上，而是情感在不同主体中间流通变动所产生的一种动态效应。流通激活了主体的情动价值，并实现不断积累，情动也不断得到强化。详见Sarah Ahmed. Affective Economies，Social Text，2004， 22（2），pp.117-139.而这正是医生作家作品的能动性所在。
三、情动何能？
际遇使不同主体间的亲近性和互动性成为可能。而情动则是际遇主体在这种亲近性和互动性作用下，情感碰撞产生的各种力的关系的集合。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指出的“情动要求我们进入因果性的领域，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对因果性的复杂看法，因为情动同时属于因果关系的两端。换言之，它们既说明了我们感染/影响周边世界的力量，也说明了我们被周边世界所感染/影响的力量，还说明了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41〕情动反应中的双方通过亲近的际遇处于一种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中，既是周边事物的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周边事物产生变化的诱因，而同为结果和诱因构成了情动的张力和潜力。情动是主体受到周围事物，或者准确地说，情动物件的刺激而产生的身体心理的反应。而这种刺激——反应机制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存在，而是具有积极影响周围事物的能力。当代医生作家作品的群体性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特殊作家受到医疗际遇的影响，为其所震撼，并在总体来说对此种曝光行为的忍受度较高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医生作家的书写也有效地延伸了关怀的定义，使超越文本和时空限制的文学关怀成为可能。“文学关怀”（literary care）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人文医学学者卡特琳·德·莫尔 （Katrien De Moor）分析医生作家关于艾滋病的回忆录的文章中。德·莫尔指出，艾滋病医生近距离地见证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生活、特性、故事以及最终死亡，”而他们的书写通过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种亲密见证，并无限延续了关怀的过程。〔42〕她称之为文学关怀。 时至今日，艾滋病仍是一个恐怖的死亡使者。艾滋病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其致命性，首先在于其使人面目全非的病变过程： 失忆、失明、肺炎、肿瘤、皮肤溃烂、进食困难等等。除此之外，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其相关的社会想象和文化构建为病毒携带者带来了比疾病本身更恐怖的、杀伤力更强的社会污名（stigma）。关于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的社会想象和文化建构，详见孙杰娜《佛吉斯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4期，13-14页。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往往被认为生活作风有问题，如“非正常”性取向、滥交、吸毒等，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其实，这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对该病毒的恐惧，把病毒携带者妖魔化为一个个恐怖的他者，把得病原因归咎于一个个与自己关系不密切的因素，以此来划清自己与其界线。似乎只要生活作风正当，就不会染上该病。此种社会想象和文化建构使艾滋病毒携带者、死者乃至家属都背负着令人窒息的社会污名。艾滋病医生的书写正是从非医学的角度再现关于艾滋病的经历并剖析附着在该疾病上的各种意义对患病个体、所谓的“高危人群”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医生作家凯特·斯坎那尔（Kate Scannell）的《好医生死了——艾滋病重灾区行医有感》（Death of the Good Doctor： Lessons from the Heart of the AIDS Epidemic）、皮特·修林 （Peter Selwyn）的 《絕地重生——一位艾滋病医生的心灵历程》（Surviving the Fall： The Personal Journey of An AIDS Doctor）、亚伯拉罕· 佛吉斯 （Abraham Verghese）的《我的国家——艾滋病时代里一位医生、一座小城和小城人们的故事》（My Own Country： A Doctors Story of a Town and Its People in the Age of AIDS）等都是当代美国医生作家艾滋病叙事的重要文本。这些作品再现了作者在艾滋病病房内外见证病患如何在社会污名中，与一个致死性病毒的抗争，最后一个个面目全非地死去。
在这场夺去无数生命的世纪瘟疫中，医生作家从病人身上看到了医疗话语霸权对人身体的规训，也看到了人性的脆弱，了解到他们背后一个个让人心酸、心痛、心动的故事。这些病毒携带者中，有南方保守小城的白人男同性恋者，大都市里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标新立异的变性者，贫困潦倒的移民者，也有因求医输血意外染病者等等。因为与病患有着近距离的接触，医生作家看到的是在污名化的标签下有血有肉、有梦想有追求、有故事也有情感的个体。他们的书写是对艾滋病种种社会污名的反思和更正。如德·莫尔说的，医生作家这些悼念性质的文字“是对西门·怀特尼（Simon Watney）所称的由【不宽容的】道德环境所导致的‘记忆危机’（crisis of memory）的抵抗，无数正在忍受病毒侵袭或者已经死去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被认为是 ‘咎由自取’而被忽略。”〔43〕通过书写，医生作家把这些被多重边缘化的、不能为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把主流社会不愿面对而故意忽略的问题曝光出来，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群或者早已在污名中死去的人们。这些作家通过书写表达出来的文学关怀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异性恋者的霸权政治，促进了艾滋病的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进程，同时也引导艾滋病患者群体及所谓的“高危人群”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我增权益能（self-empowerment）。〔44〕
需要指出的是，德·莫尔所说的文学关怀主要指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死去的人们和家属的关怀。但我觉得这同时也是医生作家们在这场世纪瘟疫中的一种自我关怀。艾滋病医生表达的文学关怀是其与病患的近距离的医疗际遇以及情感交流互动的结果，是情动一个重要表现。作为情动物件的文学作品具有开放式的特点，它能跨越种种人为设定的藩篱，连接不同主体，从而形成一个个情动社群。这些个体的遭遇引发了医生作家的情动反应，他们纷纷在病患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如斯坎那尔便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 她感觉他们都是“献给一个野蛮医学仪式的祭品。”〔45〕艾滋病患者及他们家属的遭遇让修林想到自己幼年时父亲自杀所留下的阴影以及家人避而不谈的做法对他的影响。他认为艾滋病和自杀一样，不仅污名化了死者，也让生者带着“羞耻、耻辱和保持沉默的恐怕想法”活着。〔46〕讳莫如深并不代表不幸的不存在或者消失，它只能“加深生者的伤口： 从外面看来，一切正常，但是【暗地里】他们需要把发生过这些不幸的痕迹一一抹除掉，【从而】加深他们的孤立感。”〔47〕艾滋病患者的种种遭遇给予修林直面自己家族不光彩历史的勇气，为他创造了诉说的契机。而佛吉斯展现的是美国南方一个农业小镇如何受到艾滋病病毒的重创。他以一个外国医生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白人男同性恋患者在异性恋者的霸权政治中如何被边缘化和污名化。他的少数族裔身份影响了他与病患之间的医疗际遇，而后者反过来影响了他对自己族裔身份乃至职业身份的不断重构。详见孙杰娜《佛吉斯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4期，11-16页；Sun， Jiena. Home in the Making： The Foreign Doctor and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in Abraham Vergheses My Own Country，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2015， 17（3），pp.426-439.书写实际成了医生作家自我疗伤的手段。艾滋病叙事首先把医生作家、病患和医疗际遇中的种种情况联系起来，在情动的作用下，形成一个个情动社群。而当叙事公开发表并随即进入读者视野时，它便在不同程度上把读者也吸引到现存的情动社群中，导致现有情动社群的变化，或者产生新的社群，作品的影响力，即其情动价值也在不断增强。 四、情动何不能？
经过医生书写的创作和阅读产生的这些新的情动社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早已在过度技术化和商品化作用下消逝的人文关怀逐渐回归到医疗场景，也迫使人们面对一些之前不愿意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这些情动社群还处在不断壮大的状态中，影响力稳步提高。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其创作还是阅读，都已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一种大趋势。文学与医学的相关课程也已经是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常规课程。但是医生书写的发展并不能和人文关怀的回归或者彻底的医疗变革等划上等号。医生书写因情动而生，同时也是传递的情动的手段，一切围绕医疗际遇中的情动展开。如何把情动转化为行动是个棘手的问题。情动虽然有导致周围事物发生变化的能力，但是它飘忽不定，难以指认，难以表述，更难以控制，具有明显的偶然性。阿米德在强调情动的偶然性时指出，“物件的情动价值和我们如何认识这个物件之间的空隙揽括了一系列的情动因子。而这些情动因子则由我们用来填补这个空隙的诠释模式决定。”〔48〕每一种诠释方式都将带来一种独特的填补空白的办法，也必将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动连接。诠释方式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可控制性和偶然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或者最终保证——无论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美学的、教育性的，还是其他的——那些受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能产生一个确切实现了的，在某种意义上比 ‘现在’好的”新局面。〔49〕虽然欧美医学界总体上对医生作家的自白叙事是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度，但是也有不少人担心过分曝光行业内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信任危机、保密问题等。〔50〕这些顾虑不无道理。医生作家这个身份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医生，受到职业伦理道德的规范，需要为病人保守秘密；但是作为作家，则需要揭露秘密以吸引读者。要在这两个身份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创作出一批批具有吸引力又不违背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作品，并非易事。
小结
但换个角度来看，或许情动的这种偶然性正是文学的潜力所在。它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条条框框，医生作家在这个创意空间里自由探索，欣赏人体的奥妙，感叹生命的脆弱，反思医学话语霸权规训下的各种身不由己，畅所欲言的同时，探索各种新的可能性。而在医生书写这个情动物件的连接下，原本受到层层隔阂的主体，如医生作家、病患和读者等，以医疗际遇为契机，在文本内外自由地结合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情动社群，希冀人性之光能照亮生死病痛之路。而这也是文学润物细无声式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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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潘纯琳）
〔关键词〕情动理论；医生书写；医疗际遇；情动物件；情动社群；疼痛叙事；艾滋病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86-08
2004年，人文医学学者特伦斯·侯尔特 （Terrence Holt）在一篇评论美国当代医生自传性书写的文章中指出，“考虑到当前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作品】，似乎医学话语的主流模式都是自白式的 （the confessional）。”〔1〕侯尔特的这个解读到现在还有一定的意义。当代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都具有很强的忏悔因素。单单标题出现自白（confession）字样的就有不少，如著名医生作家理查德·谢尔泽（Richard Selzer）的《手术刀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Knife）〔2〕，外科医生保尔·路基尔利（Paul A. Ruggieri）的《一个外科医生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Surgeon）。〔3〕谢尔泽坦言，“我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骗子。最坏的事情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这才是最大的悲哀。”〔4〕这些医生作家通过书写大胆曝光种种医疗内幕，展示自己在医疗际遇（medical encounters）中的种种心理活动，其中不乏在死亡病痛面前的无助和恐惧，对医疗失误的坦诚和反思。充盈着其作品的一个常见主题便是医生主体如何接受医学话语强有力的规范又如何抵制其约束，并一步步走下神坛，以赤裸裸的人性去面对生死病痛。传统的自白式解读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特点，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新兴文类的概貌。〔5〕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此种解读进行细化和深化。传统医学话语重理性和客观，错综复杂的病痛经历往往被简化为一个个病例（medical cases）。人文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界对病痛经历感性一面的重视。医生书写可以看成是对这感性一面的个性化展示。当前的自白式解读捕捉到了冰山之尖，也即医生主体表达出来的情绪（emotion），而隐藏冰山之下的若隐若现、动态发展的情动（affect）Affect 这一词有多种译法。贺麟在《伦理学》（斯宾诺莎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中译为“情绪”和“情感。”姜宇辉在《德勒兹在万塞纳的斯宾诺莎课程》（德勒兹著，载《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汪民安和郭晓彦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22页）中译为“情动。”本人认为“情动”这一译法最能体现Affect 这一词关于情感表达的强度以及其动态流变的性质。关于情动的各种理论流派的综述和梳理，请见Clare Hemmings， “Invoking Affect，” Cultural Studies， 2005， 19（5），pp.548-567； Ruth Leys， “The Turn to Affect： A Critique，” Critical Inquiry， 2011， 37 （3），pp.434-472.则还没有进入人文医学者的研究视野。本文在当代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相关理论的关照下，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厘清情绪与情动的区别和联系，从情动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分析当代美国医生书写中对疾病经历的情动反应（affective responses），展示情动如何在文本内外把医生作家、病患、医疗际遇和读者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个情动社群（affective communities），从而体现文学的能动性和潜力。
一、何为情动？
情动作为当前一个跨学科话语的焦点，在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讨论，出现了派翠西亚·蒂奇内托·克拉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所称的情动转向 （affective turn）。〔6〕当代情动研究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斯宾诺莎认为，情动包含了主体影响/感应（affect）周边事物和被周边事物影响/感应（to be affected）的能力。〔7〕这是关于情动最经典的论述，也是当代情动研究的理论根源。在斯宾诺莎看来，情动既属于精神范畴也属于身体范畴，它与情绪有关联但不等同。德勒兹在此基础上重点强调了情动的身体体验强度（intensity），并指出其和传统意义上的情绪的不同。〔8〕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关于情动的论述被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创造性地应用在其著作 《虚拟的寓言》中。〔9〕总结这些学者关于情动的论述，可以认为情动“一般是指身体进行感应和被感应的能力，或者身体之行动、参与和衔接能力的增强和减弱。”〔10〕而情动性（affectivity）则是“潜在的身体回应——通常是超出意识范围的自主回应——的基础。”〔11〕换言之，情动是主体在其与周围事物的际遇中进行感应和被感应的潜能和趋向。这种潜能和趋向呈现为一个流变的强度范畴，通常超出意识范围，不能被意识捕捉到，也不能被现有语言或者文化的规范所识别。〔12〕情动是动态发展的，它能不断积累和强化，达到一定程度便转化为可被识别的情绪。正如马苏米指出的，情绪是语言和文化对某种经历体验的固化（the socio-linguistic fixing）和指认（recognized）。〔13〕情绪捕捉了游离状态中的情动反应，并通过现有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将之固化， 从而成为可被指认、可被叙说的对象。当代医生作家作品所展现的自白式基调便是多种复杂情绪，如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孤立感、无助、迷茫、内疚、羞愧等情绪的集中体现。而医生作家公开自白的动力和素材可归因于其日常行医中的情动反应的不断积累和强化。如外科医生陈葆琳（Pauline Chen）提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的，“让我惊讶的是，【写作的时候，语言思绪】如同从内心中一个【原本】锁着的数据库倾泻而出，经常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千言万语式的、釜底抽薪式的爆發。”〔14〕她所依赖的这个“数据库” 实际是由她日常行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情动反应慢慢积聚而成。当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情动便满溢而出，跃然纸上，成为种种在现行语言和文化规范中可被指认的情绪。 但是，马苏米同时也指出，情动之固化为情绪并不意味着情动的消失。他写道，情绪是情动最强烈，也是最浓缩的表现，但始终有一些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这种语言和文化规范影响下的捕捉。〔15〕所以就算当最强烈的情动被指认为情绪，某些情动因子还是能逃离这种捕捉和指认，从而继续处在动态流变状态中。医生作家在语言和文化规范的作用下把医疗际遇中表现最强烈的因子呈现为情绪，这些情绪继而被读者所指认。但除此之外，医疗际遇中还涌动着多种难以指认、难以述说的情动因子。这些情动因子能超越时空和文本等种种限制，有效地把病患、医疗际遇、作者和读者串联起来，是作品的潜力和能动性所在。
二、情动为何？
我们不妨将医生作家作品当成情动社群中起连接作用的一个节点，也即情动物件（affect object）。萨拉·阿米德 （Sara Ahmed） 在《快乐的承诺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一书中指出，“如果要把一个物件当成情动的或者能激发情感的，【我们】并不能简单关注该物件，同时还需要发掘此物件背后的东西，也即产生这些后果的条件。”〔16〕的确，医生作家的群体性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越来越多的医生作家作品进入图书市场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已然成为一个群体事件，而医生书写也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兴文类。关于当代知名美国医生作家的介绍，详见孙杰娜《在边缘上写作——当代美国医生作家评介》，《外国文学动态》，2014年第2期，11-13页。
这个文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出自医学自身寻求发展的需要。关于美国医生作家群体性出现的原因，详见孙杰娜《论当代美国文学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医学与哲学》，2015年第9期，30-34页. 孙杰娜、朱宾忠《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年第6期，74-79页。当代人文医学学者纷纷把现代医学缺乏人文关怀的种种弊端指向医学训练过程的非人性化。〔17〕尸体的恐怖、伤口的血腥、病变的丑陋往往让常人退避三舍，但是传统制度化医学训练（institutionalized training）的目的之一便是把受训主体的自然情感搁置起来。通过漫长的培训过程，尤其是高强度的反复训练，最终“造就”一群群在生死病痛前面不改容，还能沉着应对的医生。医生作家陈葆琳在回忆其学生时代时指出，医学训练很多时候具有仪式化的特征，每个操作，如洗手、宣布死讯和各种手术等都有特定的步骤规范，务必严格执行。〔18〕这些规范化的操作，“通过多年的训练，就像刷牙一样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就算在极端条件下，如极度疲劳等，也能顺利完成。〔19〕而作为医学生的她也渴望这样的训练，她说， “我发现自己向往学习更多的操作——抽血、缝合伤口、插管——所有那些通过练习不但能达到完美，还能麻木我的本能反应的操作……正是那种和病人共有的脆弱感（vulnerability）让【学生时代的】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称职。 〔20〕在消费主义和技术化盛行的年代，医院提供的不是关怀，更多的是产品式医疗服务，因而效率显得格外重要。这些仪式化的操作把个体情感从工作中强行剥离出来，拉大了医生和病患的情感距离，抑制了其对死亡的恐惧，从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21〕医生职业身份的构建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长年累月、不断重复的仪式化过程慢慢形成。在此过程中，医疗话语霸权的规训通过主体不断重复的身体实践而得到内化，成为其职业身份的基础。关于医生职业身份的构建，跟朱迪斯·巴特勒操演观（performativity）关照下的性别身份构建可以联系起来，作者将著文另述。但是， 陈葆琳认为， “对【医学仪式化的】热衷使我们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如医患的情感体验。”〔22〕就像謝尔泽所说的，“外科医生对大脑的各个部件了如指掌，但是他并不知道病患的梦想和回忆。”〔23〕在获得知识，以及行使随之而来的知识权力的时候关于医疗情景下，知识权力的获得和行使的相关论述，详见孙杰娜、朱宾忠《评当代美国医生书写的三种叙事类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年第6期，75页。，医生失去了人性中发现温情、体验温情的天然能力。而医生书写正是为了寻找这失去的一部分。他们把医学目视（medical gaze）转向自身，通过文学的眼光审视在医学体制中机械性工作的自己，释放被习惯性搁置的情动反应，重新展现医疗际遇中触动心灵深处的种种瞬间。
疼痛作为人类最根本的体验之一，也是医疗际遇中常见的症状。现存的疼痛迫使病患求医，而求医过程中的种种技术化检查以及侵入性治疗都难免产生新的疼痛。医生既可能是疼痛的见证者、施加者，又可能是终结者。疼痛通常是情动产生的导火索，是软化医疗话语霸权苦心经营的职业硬壳的突破口。不少医生作家的作品都展示了医生见证病患忍受疼痛的心路历程，如医生诗人杰克·库里汉（Jack Coulehan）的诗作 《D 日，1994》（“D Day， 1994”）〔24〕，谢尔泽的短篇故事《怜悯之心》（“Mercy”）〔25〕和《浣熊》（“Raccoon”）〔26〕。而其中最让人震撼当属《浣熊》。虽然故事围绕疼痛展开，但并没有关于病患疼痛的煽情描写，所有的一切均通过一个医生的叙事视角展开。故事中，一位因为术后疼痛难忍的女患者把自己关在洗手间中，用剃刀刀片再次切开刀口，并用手在腹腔里寻找疼痛的根源。医生来不及制止，当他扶起女患者的时候，女患者的手握拳从腹腔中出来，随即 “一小段肠子也从中滑出，” 医生 “伸手去接住，以防止它继续滑出。”〔27〕掉出来的肠子还“在他的掌中颤动。”〔28〕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故事中的女患者并没有显示出一丝痛苦。医生看到“她在呜咽，但不是因为疼痛。她表现的是一种渴望（longing），”因为要不是前者的闯入，她很快便要找到她想找的东西。〔29〕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医生不得而知。血腥的场面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他接下来便紧急处理伤口：“我轻轻地把露出来的肠子放回腹腔。我把几个出血点夹住【止血】并缝合。我用了几码长的纱布包扎刀口， 并敷上消毒液。”〔30〕这一系列动词和短句把整个急救过程的有条不紊恰到好处地再现出来，有力地展示了医生面对突发血腥场面时的高效和镇定。 但是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也不能就此结束。医疗际遇之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血肉之躯间的亲近性（proximity）肯定会产生一系列情动反应。病人身上的伤口暂时处理好了，但是见证者心里的伤口还在流淌着鲜血。身体作为一个个体，其完整性的破坏，如伤口和手术等，必定会给身体主人带来痛楚（麻醉只是延迟和减弱疼痛）。一般情况下，我们见不到自己或者别人的内脏。谢尔泽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写道，“身体隐秘的内部构造犹如【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头一样，看一眼就能使冒昧越界之人变瞎。”〔31〕然而，医生因为其医学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权力，不但能见到别人的内脏，还能切除病变部位或替换坏死病变的器官等。但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医生也深知附着在其身上的上帝般的英雄光环只是外表，只是医学话语霸权支撑下的一个炫目的空壳。就如谢尔泽所说，就算知道自己“只不过是搅和了同胞的生活，自己所行的善与所做的恶相差无几，”医生“至少要继续假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死神不会降临，只要人们信任他的权威。但是当他的病患都离去了，他便把自己关在黑乎乎的办公室中，【为自己对其他生命的所作所为】吓出一身冷汗。”〔32〕的确，面对垂死的同胞、血淋淋的场景、失去亲人的悲伤等而不动恻隐之心，并非正常人所能。故事中的医生也不例外。在他简单处理伤口之后，女患者问他，“这很痛吧，不是吗？ … 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是我真的身体的话。那是会痛的。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33〕在医疗际遇中，医生往往扮演言说者和观察者的角色，而病患则处于被言说和被观察的地位。但是故事的结尾打破这个惯性思维。女患者的一番话彻底摧毁了医生好不容易伪装起来的从容和镇定。一眼识穿医生的故作镇定，女患者似乎感受到了医生的恻隐之心。她希望医生能为她填补关于疼痛的叙事空白，希望后者能用其“真的身体”去体会她无法言说、也無法被她自己所感知的痛。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诉求激起了医生迫切想知道女患者到底在搜寻什么东西的愿望。唯有知道她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背后的动因，才有理解的可能。苦苦思索之后，医生叙事者恍然大悟：“我突然知道是什么了，她正在找寻的东西深埋体内。那是她的痛。那个热得滋滋作响的痛点，她想把它取出、丢掉。”〔34〕女患者的行为让医生想起了浣熊的故事。据说当腿被捕兽器夹住时，浣熊便会不惜代价咬断腿以逃生。此时浣熊的故事照应了女患者的故事，并使医生受到影响。如克拉夫引用马苏米时所说的，“存在一种从意识体验到情动的回流，它被指示为情动，因而‘ 过去的行为和语境被保存和重复，自动地重新恢复活动但没有完成；开始但没有完成。’”〔35〕浣熊的故事属于过去的范畴，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被激活，形成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的各种力量和关系的综合，也即情动。此时的情动连接了过去语境中的浣熊、 当前故事中的医生、女患者以及后面两者之间的医疗际遇，从而形成一个情动社群（affect community）。不管愿意与否，医生已经成为其中一员。跟浣熊一样，女患者对生命的渴望融化了医生的超然之心，使后者感应到了她的痛，也感应到了生命的勇气。故作镇定的医生，最后被女患者的一句话彻底推垮。故事结尾，医生说等她冷静下来，再到手术室进一步处理刀口，女患者回答道，“我很冷静… 是你自己不冷静。”〔36〕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虽然谢尔泽没有过多的描写，但医生的惶恐不安已跃然纸上。
谢尔泽的书写在众多医生作家作品中独树一帜，不仅因为其语言功底以及独到的见解，更是离不开其作品文类的模糊性。正如大卫·莫里斯 （David Morris）在其评论谢尔泽的写作风格时所说的，其作品“通常游离于既定文学文类之间，…介于虚构叙事和自传之间。”〔37〕这种文学文类的不确定性给谢尔泽创造了灵活的叙事空间。他的书写通常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展开，既有自传的亲密感又有虚构叙事的普世性。《浣熊》的属实与否我们无法考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该故事的张力在于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故作淡定地描述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诡异血腥的自残场面，不料最后被故事的女主人公一语点破心中的慌张和心虚。女患者对生命的渴望通过这种极端的、类似于动物求生本能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谢尔泽在《心灵的确切位置》一文中评论外科医生通过侵入式手段探寻人体奥妙的时候写道，“追求【真理】的道路不可能没有痛苦。谁能目睹这样苦难而不受感染呢？”〔38〕正是这种追求生命真理道路上偶遇的震撼瞬间让医生无法继续隐藏于职业外装之中，从而释放被搁置的情动反应。而书写则为表达这些情动反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
书写把强烈的情动因子通过语言和社会规范表达为情绪彰显于文本之中。情动的最强音被指认为情绪，但是还有残留。克拉夫指出，“情动构建了一种非线性的复杂性，而像情绪这样的意识状态的叙述就从中被扣除，但总有‘一个永远不会成为意识的自主残留。’”〔39〕这个自主残留便指向了更开放的未来，以及更多的可能性。情动“因其开放的中间性而延展，并成为身体处于永恒形成状态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身体一直在变化，变得跟当下不一样，尽管这个变化很微妙）。”〔40〕情动因际遇而产生，际遇主体间的各种力量关系激发并维持情动反应。情动并不被主体所占有，而是在际遇过程中在不同主体间跳跃，起到连接作用，并促成一个个情动群体的形成。但是这些群体的边界并不确定，而是具有开放性，能无限延展，能接纳新的主体的加入。萨拉·阿米德认为情动并不依附于某个主体之上，而是情感在不同主体中间流通变动所产生的一种动态效应。流通激活了主体的情动价值，并实现不断积累，情动也不断得到强化。详见Sarah Ahmed. Affective Economies，Social Text，2004， 22（2），pp.117-139.而这正是医生作家作品的能动性所在。
三、情动何能？
际遇使不同主体间的亲近性和互动性成为可能。而情动则是际遇主体在这种亲近性和互动性作用下，情感碰撞产生的各种力的关系的集合。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指出的“情动要求我们进入因果性的领域，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对因果性的复杂看法，因为情动同时属于因果关系的两端。换言之，它们既说明了我们感染/影响周边世界的力量，也说明了我们被周边世界所感染/影响的力量，还说明了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41〕情动反应中的双方通过亲近的际遇处于一种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中，既是周边事物的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周边事物产生变化的诱因，而同为结果和诱因构成了情动的张力和潜力。情动是主体受到周围事物，或者准确地说，情动物件的刺激而产生的身体心理的反应。而这种刺激——反应机制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存在，而是具有积极影响周围事物的能力。当代医生作家作品的群体性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特殊作家受到医疗际遇的影响，为其所震撼，并在总体来说对此种曝光行为的忍受度较高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医生作家的书写也有效地延伸了关怀的定义，使超越文本和时空限制的文学关怀成为可能。“文学关怀”（literary care）这个词首先出现在人文医学学者卡特琳·德·莫尔 （Katrien De Moor）分析医生作家关于艾滋病的回忆录的文章中。德·莫尔指出，艾滋病医生近距离地见证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生活、特性、故事以及最终死亡，”而他们的书写通过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种亲密见证，并无限延续了关怀的过程。〔42〕她称之为文学关怀。 时至今日，艾滋病仍是一个恐怖的死亡使者。艾滋病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其致命性，首先在于其使人面目全非的病变过程： 失忆、失明、肺炎、肿瘤、皮肤溃烂、进食困难等等。除此之外，因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其相关的社会想象和文化构建为病毒携带者带来了比疾病本身更恐怖的、杀伤力更强的社会污名（stigma）。关于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的社会想象和文化建构，详见孙杰娜《佛吉斯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4期，13-14页。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往往被认为生活作风有问题，如“非正常”性取向、滥交、吸毒等，是其咎由自取的结果。其实，这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对该病毒的恐惧，把病毒携带者妖魔化为一个个恐怖的他者，把得病原因归咎于一个个与自己关系不密切的因素，以此来划清自己与其界线。似乎只要生活作风正当，就不会染上该病。此种社会想象和文化建构使艾滋病毒携带者、死者乃至家属都背负着令人窒息的社会污名。艾滋病医生的书写正是从非医学的角度再现关于艾滋病的经历并剖析附着在该疾病上的各种意义对患病个体、所谓的“高危人群”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医生作家凯特·斯坎那尔（Kate Scannell）的《好医生死了——艾滋病重灾区行医有感》（Death of the Good Doctor： Lessons from the Heart of the AIDS Epidemic）、皮特·修林 （Peter Selwyn）的 《絕地重生——一位艾滋病医生的心灵历程》（Surviving the Fall： The Personal Journey of An AIDS Doctor）、亚伯拉罕· 佛吉斯 （Abraham Verghese）的《我的国家——艾滋病时代里一位医生、一座小城和小城人们的故事》（My Own Country： A Doctors Story of a Town and Its People in the Age of AIDS）等都是当代美国医生作家艾滋病叙事的重要文本。这些作品再现了作者在艾滋病病房内外见证病患如何在社会污名中，与一个致死性病毒的抗争，最后一个个面目全非地死去。
在这场夺去无数生命的世纪瘟疫中，医生作家从病人身上看到了医疗话语霸权对人身体的规训，也看到了人性的脆弱，了解到他们背后一个个让人心酸、心痛、心动的故事。这些病毒携带者中，有南方保守小城的白人男同性恋者，大都市里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标新立异的变性者，贫困潦倒的移民者，也有因求医输血意外染病者等等。因为与病患有着近距离的接触，医生作家看到的是在污名化的标签下有血有肉、有梦想有追求、有故事也有情感的个体。他们的书写是对艾滋病种种社会污名的反思和更正。如德·莫尔说的，医生作家这些悼念性质的文字“是对西门·怀特尼（Simon Watney）所称的由【不宽容的】道德环境所导致的‘记忆危机’（crisis of memory）的抵抗，无数正在忍受病毒侵袭或者已经死去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被认为是 ‘咎由自取’而被忽略。”〔43〕通过书写，医生作家把这些被多重边缘化的、不能为自己言说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把主流社会不愿面对而故意忽略的问题曝光出来，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群或者早已在污名中死去的人们。这些作家通过书写表达出来的文学关怀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异性恋者的霸权政治，促进了艾滋病的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进程，同时也引导艾滋病患者群体及所谓的“高危人群”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我增权益能（self-empowerment）。〔44〕
需要指出的是，德·莫尔所说的文学关怀主要指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死去的人们和家属的关怀。但我觉得这同时也是医生作家们在这场世纪瘟疫中的一种自我关怀。艾滋病医生表达的文学关怀是其与病患的近距离的医疗际遇以及情感交流互动的结果，是情动一个重要表现。作为情动物件的文学作品具有开放式的特点，它能跨越种种人为设定的藩篱，连接不同主体，从而形成一个个情动社群。这些个体的遭遇引发了医生作家的情动反应，他们纷纷在病患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如斯坎那尔便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他们联系起来， 她感觉他们都是“献给一个野蛮医学仪式的祭品。”〔45〕艾滋病患者及他们家属的遭遇让修林想到自己幼年时父亲自杀所留下的阴影以及家人避而不谈的做法对他的影响。他认为艾滋病和自杀一样，不仅污名化了死者，也让生者带着“羞耻、耻辱和保持沉默的恐怕想法”活着。〔46〕讳莫如深并不代表不幸的不存在或者消失，它只能“加深生者的伤口： 从外面看来，一切正常，但是【暗地里】他们需要把发生过这些不幸的痕迹一一抹除掉，【从而】加深他们的孤立感。”〔47〕艾滋病患者的种种遭遇给予修林直面自己家族不光彩历史的勇气，为他创造了诉说的契机。而佛吉斯展现的是美国南方一个农业小镇如何受到艾滋病病毒的重创。他以一个外国医生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白人男同性恋患者在异性恋者的霸权政治中如何被边缘化和污名化。他的少数族裔身份影响了他与病患之间的医疗际遇，而后者反过来影响了他对自己族裔身份乃至职业身份的不断重构。详见孙杰娜《佛吉斯回忆录〈我的国家〉里的艾滋病叙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4期，11-16页；Sun， Jiena. Home in the Making： The Foreign Doctor and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in Abraham Vergheses My Own Country，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2015， 17（3），pp.426-439.书写实际成了医生作家自我疗伤的手段。艾滋病叙事首先把医生作家、病患和医疗际遇中的种种情况联系起来，在情动的作用下，形成一个个情动社群。而当叙事公开发表并随即进入读者视野时，它便在不同程度上把读者也吸引到现存的情动社群中，导致现有情动社群的变化，或者产生新的社群，作品的影响力，即其情动价值也在不断增强。 四、情动何不能？
经过医生书写的创作和阅读产生的这些新的情动社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早已在过度技术化和商品化作用下消逝的人文关怀逐渐回归到医疗场景，也迫使人们面对一些之前不愿意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这些情动社群还处在不断壮大的状态中，影响力稳步提高。美国医生书写，无论是其创作还是阅读，都已成了这个行业里的一种大趋势。文学与医学的相关课程也已经是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常规课程。但是医生书写的发展并不能和人文关怀的回归或者彻底的医疗变革等划上等号。医生书写因情动而生，同时也是传递的情动的手段，一切围绕医疗际遇中的情动展开。如何把情动转化为行动是个棘手的问题。情动虽然有导致周围事物发生变化的能力，但是它飘忽不定，难以指认，难以表述，更难以控制，具有明显的偶然性。阿米德在强调情动的偶然性时指出，“物件的情动价值和我们如何认识这个物件之间的空隙揽括了一系列的情动因子。而这些情动因子则由我们用来填补这个空隙的诠释模式决定。”〔48〕每一种诠释方式都将带来一种独特的填补空白的办法，也必将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动连接。诠释方式的多样性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可控制性和偶然性。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或者最终保证——无论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美学的、教育性的，还是其他的——那些受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能产生一个确切实现了的，在某种意义上比 ‘现在’好的”新局面。〔49〕虽然欧美医学界总体上对医生作家的自白叙事是抱着欣赏和支持的态度，但是也有不少人担心过分曝光行业内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信任危机、保密问题等。〔50〕这些顾虑不无道理。医生作家这个身份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医生，受到职业伦理道德的规范，需要为病人保守秘密；但是作为作家，则需要揭露秘密以吸引读者。要在这两个身份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创作出一批批具有吸引力又不违背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作品，并非易事。
小结
但换个角度来看，或许情动的这种偶然性正是文学的潜力所在。它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条条框框，医生作家在这个创意空间里自由探索，欣赏人体的奥妙，感叹生命的脆弱，反思医学话语霸权规训下的各种身不由己，畅所欲言的同时，探索各种新的可能性。而在医生书写这个情动物件的连接下，原本受到层层隔阂的主体，如医生作家、病患和读者等，以医疗际遇为契机，在文本内外自由地结合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情动社群，希冀人性之光能照亮生死病痛之路。而这也是文学润物细无声式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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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