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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关隘。人均收入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反映，但不是确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也不是判断一国发展状态的标准。只要按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起来，我国就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会持续提高，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无缝”过渡。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铁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关隘。先期发展起来的一些欧美国家，人均收入基本保持着自然上升的态势，中间虽有停滞或下滑，也不是发生在人均收入的某一特定阶段。这些国家发展中也多次出现危机，甚至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经济低潮，如横扫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大幅下降，1932年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美国仅为1929年的54%，德国为53%，法国为69%，人均收入随之大减，但无人称其为“陷阱”。之后，美国在1962年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1978年超过一万美元，1997年超过三万美元，保持累年持续增长的趋势。
英国经济发展可以说几经波折，但也没有所谓“陷阱”问题。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和完成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也是最大的商业大国、海运大国和世界金融中心。但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技术革命阶段，英国背上工业设备陈旧落后的包袱，在传统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和纺织上被美德超过，在新兴部门如内燃机、电力、化工和电器设备等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综合国力全面下降的转折点。战后很长时期，英国经济萎靡不振，工业总产值很少有年份能达到1913年水平，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美国纽约。1921年后由于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取得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经济复苏期。而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再次给英国经济以重大打击。到1932年，工业产值仅为危机前的82.5%。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37年的12.5%下降到1953年的8.3%。
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二位。但在50年代到80年代，英国经济增速在发达国家中是最慢的，特别受以滞胀为特征的“英国病”困扰，经济长期处于困难境地，经济总量先后被德国、日本、法国超过，一度还落后于意大利。直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经济发生新的转机，出现了连续9年持续增长的势头。1981至1989年间，GDP年均增长3.6%，1988年还达到增长4.5%的高水平。1997年工党大选获胜，布莱尔政府推行所谓“第三条道路”，但其经济政策基本沿袭撒切尔夫人的框架，经济继续平稳增长。经济增速维持在年均2.5%左右，通胀率控制在2.5%以内，失业率不高于5%，属于西方各国中经济状态最好国家。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英国打击极为沉重，迄今未能完全复苏，这也导致被认作“善于理财”的工党首相布朗下野。
英国经济如此起伏，但人均收入却未大起大落。从1970到2008年间，英国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上升的态势。1970至1979年，英国经济处境困难，人均收入却依然保持增长，1987年跨越一万美元，1996年跨越两万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显然不适用于先期发展的欧美等国家。从后期发展的国家看，“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并不明显。亚洲“四小龙”都跨过人均收入1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马来西亚、印尼等发展较好的东盟国家，中间虽有波动，但整体发展势头不错。看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当年几个拉美国家。由于受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增速放慢，但总体看前景依然看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谈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总之，世界上确实出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但这是否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铁定门坎或规律，恐怕还需要观察和研究。
人均收入不是确定国家发展状态的标志
人均收入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反映，但不是确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也难以仅凭人均收入水平来判断一国的发展状态。现在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有几类：一种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达到较高程度，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一种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但综合国力不突出，国际影响力有限，如欧洲一些国家；一种是依靠油气资源而富裕起来的国家，主要是中东一些国家；还有一种是人口少、地位特殊的国家，如列支敦士登、巴哈马。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收入的攀升相对难度较大。
世界人均收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1970年是782美元，1980年为2549美元，1990年为4079美元，2000年为5297美元，2010年则为9116美元。这是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的结果，却不是各国均衡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世界银行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基线为11906美元，跨进高收入的门槛显然增高。发展中国家大可不必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纠结，一切要顺乎自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不是考虑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确保持续性发展。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享有很多特殊优异条件，如发展空间大，竞争对手少，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占有殖民地），占有技术发展先机，基本没有种种规则的约束和限制等。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是本土的一百多倍，人口为本土的8.6倍，海外投资和贸易的市场都很广阔。这些国家间竞争很激烈，相互之间经常引发战争，但也就是十几个国家。英国发展有盛有衰，但能一直居于发达国家行列。二战后开始发展的国家，一般基础都较薄弱，大都经济结构不合理，且经济多不完全独立，同时要受到发达国家垄断的各种规则束缚。他们虽凭借某种相对比较优势或某种政策，取得一定时期的较快发展，但面临包括政治动荡在内的各种风险考验，难能维持长久增长。20世纪70年代那些拉美国家的遭遇，多属于这种情况。 近几十年，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利用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发挥各自的优势，较为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一些比较优势逐步消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确立，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高端市场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面临前有雄将后有追兵的严峻挑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改革谋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英国虽是发达国家，由于身背先行者的沉重包袱，20世纪70年代处于类似境地。英国因长期享有受其控制的殖民地市场、廉价原料来源和投资场所之便利，既不重视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未根据外界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研发方面投入不足，科技成果没能及早转化为生产力。随着非殖民化的发展，英国所享的垄断地位丧失，工业化时期建立的产业缺乏竞争能力，出口受阻，而老一套生产组织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活力，使其经济陷于多年徘徊。
号称“撒切尔主义”的改革政策主要有：第一，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减少公共开支，稳定货币币值和物价。同时，政府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刺激经济活力；第二，推行非国有化政策，把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股份全部或部分出售给个人或私人资本集团。另把原属地方政府的公房出售给个人，推动住房私有化；第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大力压缩和关闭传统的采煤、钢铁、造船、纺织等夕阳工业，推动发展大型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通信和医药等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促进科研和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新技术开发。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比例由1980年的2.2：40.2：57.6调整为1989年的1：31：68；第四，改革税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削减福利开支，刺激投资和国内消费；第五，削弱工会力量，约束工会活动，消除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障碍。布莱尔执政时着重强调社会公正，采取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资，降低税收和控制公共开支。
英国近30年基本遏制了相对衰落的颓势，避免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严重下衰，“撒切尔革命”在这方面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发展独特的优势
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汲取。但也要看到中国本身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一，中国是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发展的，已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建立了互依互存的关系，利害相关，彼此虽有竞争，更需合作。国际环境中机遇和挑战共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第二，中国是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全面而较雄厚，又面临工业化、城镇化等历史任务，内部需求大，发展空间广。第三，发展理念先进，从上到下改革意识强，较早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创新等的重要意义，并已采取一系列落实措施，陆续取得成效。第四，社会稳定有比较可靠的保障，经济发展不致遭到社会动乱的冲击。
当然还可以列出不少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以上四条。只要按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起来，我国就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会持续提高，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无缝”过渡。
责编/王坤娜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铁律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关隘。先期发展起来的一些欧美国家，人均收入基本保持着自然上升的态势，中间虽有停滞或下滑，也不是发生在人均收入的某一特定阶段。这些国家发展中也多次出现危机，甚至经历过较长时期的经济低潮，如横扫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的大危机，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大幅下降，1932年工业产值与1929年相比，美国仅为1929年的54%，德国为53%，法国为69%，人均收入随之大减，但无人称其为“陷阱”。之后，美国在1962年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1978年超过一万美元，1997年超过三万美元，保持累年持续增长的趋势。
英国经济发展可以说几经波折，但也没有所谓“陷阱”问题。19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开始和完成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也是最大的商业大国、海运大国和世界金融中心。但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技术革命阶段，英国背上工业设备陈旧落后的包袱，在传统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和纺织上被美德超过，在新兴部门如内燃机、电力、化工和电器设备等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综合国力全面下降的转折点。战后很长时期，英国经济萎靡不振，工业总产值很少有年份能达到1913年水平，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美国纽约。1921年后由于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取得较大发展，英国经济出现了一个经济复苏期。而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再次给英国经济以重大打击。到1932年，工业产值仅为危机前的82.5%。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由1937年的12.5%下降到1953年的8.3%。
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二位。但在50年代到80年代，英国经济增速在发达国家中是最慢的，特别受以滞胀为特征的“英国病”困扰，经济长期处于困难境地，经济总量先后被德国、日本、法国超过，一度还落后于意大利。直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经济发生新的转机，出现了连续9年持续增长的势头。1981至1989年间，GDP年均增长3.6%，1988年还达到增长4.5%的高水平。1997年工党大选获胜，布莱尔政府推行所谓“第三条道路”，但其经济政策基本沿袭撒切尔夫人的框架，经济继续平稳增长。经济增速维持在年均2.5%左右，通胀率控制在2.5%以内，失业率不高于5%，属于西方各国中经济状态最好国家。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英国打击极为沉重，迄今未能完全复苏，这也导致被认作“善于理财”的工党首相布朗下野。
英国经济如此起伏，但人均收入却未大起大落。从1970到2008年间，英国人均收入基本保持上升的态势。1970至1979年，英国经济处境困难，人均收入却依然保持增长，1987年跨越一万美元，1996年跨越两万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显然不适用于先期发展的欧美等国家。从后期发展的国家看，“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并不明显。亚洲“四小龙”都跨过人均收入1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马来西亚、印尼等发展较好的东盟国家，中间虽有波动，但整体发展势头不错。看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当年几个拉美国家。由于受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增速放慢，但总体看前景依然看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谈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总之，世界上确实出现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但这是否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铁定门坎或规律，恐怕还需要观察和研究。
人均收入不是确定国家发展状态的标志
人均收入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反映，但不是确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也难以仅凭人均收入水平来判断一国的发展状态。现在属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有几类：一种是发达国家，综合国力达到较高程度，如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一种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但综合国力不突出，国际影响力有限，如欧洲一些国家；一种是依靠油气资源而富裕起来的国家，主要是中东一些国家；还有一种是人口少、地位特殊的国家，如列支敦士登、巴哈马。一些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收入的攀升相对难度较大。
世界人均收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1970年是782美元，1980年为2549美元，1990年为4079美元，2000年为5297美元，2010年则为9116美元。这是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的结果，却不是各国均衡发展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世界银行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基线为11906美元，跨进高收入的门槛显然增高。发展中国家大可不必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纠结，一切要顺乎自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不是考虑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确保持续性发展。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享有很多特殊优异条件，如发展空间大，竞争对手少，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占有殖民地），占有技术发展先机，基本没有种种规则的约束和限制等。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是本土的一百多倍，人口为本土的8.6倍，海外投资和贸易的市场都很广阔。这些国家间竞争很激烈，相互之间经常引发战争，但也就是十几个国家。英国发展有盛有衰，但能一直居于发达国家行列。二战后开始发展的国家，一般基础都较薄弱，大都经济结构不合理，且经济多不完全独立，同时要受到发达国家垄断的各种规则束缚。他们虽凭借某种相对比较优势或某种政策，取得一定时期的较快发展，但面临包括政治动荡在内的各种风险考验，难能维持长久增长。20世纪70年代那些拉美国家的遭遇，多属于这种情况。 近几十年，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利用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发挥各自的优势，较为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一些比较优势逐步消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确立，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高端市场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面临前有雄将后有追兵的严峻挑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通过改革谋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英国虽是发达国家，由于身背先行者的沉重包袱，20世纪70年代处于类似境地。英国因长期享有受其控制的殖民地市场、廉价原料来源和投资场所之便利，既不重视产品的更新换代，也未根据外界变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研发方面投入不足，科技成果没能及早转化为生产力。随着非殖民化的发展，英国所享的垄断地位丧失，工业化时期建立的产业缺乏竞争能力，出口受阻，而老一套生产组织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活力，使其经济陷于多年徘徊。
号称“撒切尔主义”的改革政策主要有：第一，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政策，控制货币发行量，减少公共开支，稳定货币币值和物价。同时，政府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刺激经济活力；第二，推行非国有化政策，把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股份全部或部分出售给个人或私人资本集团。另把原属地方政府的公房出售给个人，推动住房私有化；第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大力压缩和关闭传统的采煤、钢铁、造船、纺织等夕阳工业，推动发展大型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通信和医药等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促进科研和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新技术开发。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比例由1980年的2.2：40.2：57.6调整为1989年的1：31：68；第四，改革税收，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削减福利开支，刺激投资和国内消费；第五，削弱工会力量，约束工会活动，消除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障碍。布莱尔执政时着重强调社会公正，采取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增加教育和科技投资，降低税收和控制公共开支。
英国近30年基本遏制了相对衰落的颓势，避免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严重下衰，“撒切尔革命”在这方面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发展独特的优势
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汲取。但也要看到中国本身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一，中国是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环境下发展的，已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建立了互依互存的关系，利害相关，彼此虽有竞争，更需合作。国际环境中机遇和挑战共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第二，中国是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全面而较雄厚，又面临工业化、城镇化等历史任务，内部需求大，发展空间广。第三，发展理念先进，从上到下改革意识强，较早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创新等的重要意义，并已采取一系列落实措施，陆续取得成效。第四，社会稳定有比较可靠的保障，经济发展不致遭到社会动乱的冲击。
当然还可以列出不少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以上四条。只要按照“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起来，我国就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会持续提高，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无缝”过渡。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