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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着眼于解决问题，追求新闻报道的立体与完整，寻求解决方案，倡导参与社会治理，诉诸积极情感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值得关注。文章对建设性新闻这一理念进行追根溯源，并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实践进行分析，从“预警与沟通”“引导与解读”“反思与守望”三个方面探索其舆论引导作用，进而探求建设性新闻在社会舆论引导方面的有效实践路径，为在社会结构与媒体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新闻媒体应该遵循怎样的报道理念去规范行业的健康发展，应如何重构新闻业发展蓝图，进一步重塑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舆论引导;新冠肺炎疫情;《三联生活周刊》
以强调积极性、参与性以及社会责任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其演进经历了新闻报道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所谓“冲突”，是指西方学界始终把冲突性置于新闻价值的重要地位，即致力于挖掘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要素并将其放大，故事是否具有“戏剧性”成为新闻编辑决定一篇稿件是否刊发的关键。所谓“融合”，是学界在充分认识到过度强调冲突性给新闻业带来的危害后，为调和报道的“不平衡性”所做的努力，也是对新闻公共性的反思。
基于此，建设性新闻以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发掘新闻事件中的积极意义，强化解决问题的报道导向[1]，注重记者的参与性，突出积极性和社会责任的报道形式，凸显了其舆论引导功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此类突发事件中及时跟进疫情动向、引导舆论走势的专业能力，体现了对新闻报道追求“建设性”的实践方向，是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参考范例。
文章通过梳理《三联生活周刊》于2020年1月22日到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相关报道，探讨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及其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
一、建设性新闻与媒体舆论引导
（一）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与核心理念
建设性新闻理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当时，新闻过度强调冲突性与戏剧性，公众对新闻的厌倦情绪高涨，对媒体处于低信任度。在此背景之下，西方记者兼学者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正式提出建设性新闻这一报道形式。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建设性新闻强调新闻不仅应提供准确和富有吸引力的报道，还鼓励记者打破传统职业角色的束缚，积极行动，为所报道的事件提供解困思路。建设性新闻的出现，调和了当时新闻报道所存在的不平衡状态，也为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面临重大考验的新闻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路径，以建构新框架和新秩序。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建设性新闻逐渐形成其自身的一套实践理念和路径。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大致可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重在解决问题，借鉴“解困新闻”理念。其认为新闻应该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新闻报道中传递正能量。二是既要立足当下，也要面向未来。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1H”的基础上，建设性新闻实践加入“现在怎样”（what how）这一元素，区别于调查性报道追溯过去发生了什么，其多从当下的形势来预判未来发展趋势。三是为多元声音提供空间。其力求在报道中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旨在调和事件双方之间的冲突。四是赋权于公众，通过多方互动与对话充分了解民意，其力图寻求共识与解决方案。五是其要在新闻报道中提供与事件相关的背景和语境，且尽量翔实。六是注重公众参与和协同。其吸纳“公民新闻”的理念，实现对公共领域和对社会共识的维护。
综上可知，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挖掘出问题可能的解决路径是建设性新闻最主要的特征。通过吸纳“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的相关理念，建设性新闻力求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社会发展进程，鼓励新闻从业者秉持“如何推动社会变好”的思路进行报道，将新闻的合法性从单纯呈现和对现实的批判转向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
但建设性新闻理念也应随着语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模式。还应该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依旧存在概念界定模糊、范畴认识不清的问题。同时，如何将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准则和传播规则更好地融入记者的采访实践中去，建立更加本土化和适应中国新闻语境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进一步发挥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新兴通信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进入公共传播时代，人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媒体”，成为大众传播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发声渠道的拓宽也带来了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传播技术的低门槛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传播的状况，公众不仅作为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多数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人人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容易导致信息冗余、信息质量下降以及虚假新闻的存在。观点泛濫易产生情绪先行和真相滞后的情况。在后真相时代，如何重新定义新闻，重构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格局，是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挑战。
具体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将此次由疫情引发的信息危机命名为“信息疫情”（infodemic），即“各种信息真假不一，从而导致人们无法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与权威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2]。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信息畅通时代，疫情初期其所引发的信息危机，增加了公众认知失衡风险，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值得人们反思。
建设性新闻则为新闻报道摆脱疫情中的信息传播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这一报道理念的出现也是新闻业对新环境的回应和适应。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完成从观望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以“平衡”的报道理念，在遵循客观性准则的基础上，其用探索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实践路径，有效引导了舆论场的对话秩序，突破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其强调媒体也可以“有态度”的建设性理念，成为疫情期间众多媒体进行建设性与参与性实践的理论依托。媒体利用陈述事实与解决问题的报道进行舆论引导，是对突发事件中两极分化舆论场秩序的及时纠偏，也是对公众进行理性对话的有效引导。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的舆论引导实践
建设性新闻的基本假设应该是在每位受众都有能力提供新闻的同时，专业媒体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从告知新闻事件重点转到帮助解决问题，形成更多的解决方案，并且应该组织各方力量一起采取行动，如此才是媒体在全民传播时代继续存在的价值，新闻业才可以造福社会[3]。在疫情期间众多媒体的报道中，《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实践值得学界与业界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利用多个媒体平台发布的多种形态及不同主题的报道产品，准确感知了疫情事态进展和受众需求，在及时提供有用信息的同时，充分引导了受众对各类社会议题的正向探讨，所体现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可为其他媒体提供借鉴。
（一）预警与沟通：拉响疫情警报，回应受众需求
疫情初期，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处于模糊阶段，对疫情情况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信息渴求。基于此，《三联生活周刊》积极调动所有可用的记者力量，发挥记者的采访能力，从三甲医院、二级定点医院以及患者等不同角度充分了解疫情状况，连续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武汉一线医生口述：疫情或将大爆发》《肺炎重症病人一床难求》的文章，让社会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疫情之下醫院内的真实现状和存在问题，也让受众充分认识到了疫情发展程度，为后续医院病床等资源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助力。
与此同时，《三联生活周刊》敏锐感知大众在突发事件中的担忧情绪和有可能引起的心理恐慌，在传递有关信息的同时，其以“参与者”身份帮助大众建立了理性认知。如其开展“三联在行动”的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媒体在资源匹配方面的优势，使医疗物资及时匹配捐献者和需求者的信息。同时，《三联生活周刊》也将相关报道及时呈现在微博平台上，与微博读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将微博读者留言与评论作为信息来源之一，并分配记者进行跟进与核实。
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强调媒体的积极参与，在尽可能提供翔实事件背景的前提下，形成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并提供多元声音。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及时发出信息预警，与受众进行有效沟通，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报道理念。
（二）引导与解读：聚焦主要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关于疫情，在媒体充分拉响警报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关注到疫情所引起的社会公众关切的重要问题，其相继发出了《口罩产能全球过半，为何还是“一罩难求”？》《疫情升级为突发卫生事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试剂盒困局：为何确诊这么难？》等文章，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保持每日3—4篇疫情报道的发稿率。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主要扮演的是发现问题和解析问题的角色，对公众的关注问题、医院物资紧缺问题等都进行了及时地反映，其呈现事实的同时，也理清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也非常关注疫情中的个体，报道了疫情期间病人、医护人员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合理诉求。如其报道了《我守护在武汉金银潭的重症病房》《武汉一线护士长：“我儿子才7岁，妈妈给他做个榜样”》等内容，通过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以及感性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一个个平凡个体为抗疫所做的努力与牺牲，彰显“小人物”的伟大。同样，《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也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赋权于民众”，倾听多元声音，避免二元对立话语冲突的理念，其报道立足于不同人物与官方、专家的对话和互动，积极在这之间达成共识，以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既有冲突的进一步扩大。
（三）反思与守望：总结抗疫经验，关注复工复产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复工复产问题被提上日程。《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及时跟进，总结了抗疫经验，探讨了疫情期间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真实地叙述很多行业陷入减速甚至停摆的困境，并提出有序控制大规模人员流动、防止疾病传播的有效策略。如其相继发布《复工复产，我们的另一个战场》《中小企业的复工之路》《返沪“囧途”》《北京防控，体系与细节》等文章。同时，《三联生活周刊》还关注疫情期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疫情期间，雾霾因何而起》这一文章中提到在外出减少、企业停产的当下，依旧出现重度雾霾的问题，并对雾霾防治方向是否需要调整进行了思考。《三联生活周刊》也在报道中传达了公众要学会与疫情相处的主题，当面对经济运行疲软、公众生活节奏被打乱的状况，疫情期间如何对公众进行心理疏导，让公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可能长期存在的这一事实等内容，建设性新闻成为《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的焦点。
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之下，其新闻报道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在对公众心理进行疏导的同时，其更关注到疫情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被其他媒体所忽略的环境问题。《三联生活周刊》以其务实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为其他媒体有关疫情的报道提供了新议题和新思路，也让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实践凸显了其舆论引导的功能，备受公众和其他媒体关注，为我国新闻业秩序的重构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结语
疫情期间，新闻媒体在类似突发事件中所诠释的角色，从来都应该是最及时与最可靠的，而同时其所存在的信息报道的不足，以及也可能会产生事实报道及引导的不平衡，这些都应该成为新闻业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所应该关切和改进的问题，并引以为鉴。
文章对建设性新闻这一报道方式进行追根溯源，在结合其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从预警与沟通、引导与解读、反思与守望三个方面，分析这一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实践及其建设性新闻所起到的舆论引导作用，进而讨论建设性新闻在我国新闻媒体实践中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在疫情期间体现了其该有的媒体责任和担当，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重要舆论引导作用。
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新闻的建设性。目前来看，建设性新闻在国内外媒体中的运用还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但通过《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实践，建设性新闻所体现的舆论引导作用得到很好的凸显。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业？这是很多学者一直在积极思考的问题。技术的迭代为媒体可供性的实现提供更多可能，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天秤不应该倾斜于前者，以理性积极的姿态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把握好媒体公共性的价值属性，在此基础上探索可操作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的报道理念，是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同时，建设性新闻也是新闻行业健康发展，重构新闻业发展蓝图，进一步重塑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关系的有效探索。
[参考文献]
[1]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09）：32-39，82.
[2]高慧敏.疫情信息传播中建设性新闻的可行性论证[J].当代传播，2020（03）：42-45，57.
[3]唐绪军.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新闻的建设性[J].当代传播，2020（02）：1.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舆论引导;新冠肺炎疫情;《三联生活周刊》
以强调积极性、参与性以及社会责任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其演进经历了新闻报道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所谓“冲突”，是指西方学界始终把冲突性置于新闻价值的重要地位，即致力于挖掘新闻事件中的冲突性要素并将其放大，故事是否具有“戏剧性”成为新闻编辑决定一篇稿件是否刊发的关键。所谓“融合”，是学界在充分认识到过度强调冲突性给新闻业带来的危害后，为调和报道的“不平衡性”所做的努力，也是对新闻公共性的反思。
基于此，建设性新闻以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发掘新闻事件中的积极意义，强化解决问题的报道导向[1]，注重记者的参与性，突出积极性和社会责任的报道形式，凸显了其舆论引导功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此类突发事件中及时跟进疫情动向、引导舆论走势的专业能力，体现了对新闻报道追求“建设性”的实践方向，是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参考范例。
文章通过梳理《三联生活周刊》于2020年1月22日到2020年2月29日期间的相关报道，探讨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及其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
一、建设性新闻与媒体舆论引导
（一）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与核心理念
建设性新闻理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当时，新闻过度强调冲突性与戏剧性，公众对新闻的厌倦情绪高涨，对媒体处于低信任度。在此背景之下，西方记者兼学者海格拉普（Ulrich Haagerup）于2008年发表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正式提出建设性新闻这一报道形式。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建设性新闻强调新闻不仅应提供准确和富有吸引力的报道，还鼓励记者打破传统职业角色的束缚，积极行动，为所报道的事件提供解困思路。建设性新闻的出现，调和了当时新闻报道所存在的不平衡状态，也为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面临重大考验的新闻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路径，以建构新框架和新秩序。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建设性新闻逐渐形成其自身的一套实践理念和路径。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大致可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重在解决问题，借鉴“解困新闻”理念。其认为新闻应该在揭示问题的基础上，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新闻报道中传递正能量。二是既要立足当下，也要面向未来。在传统新闻报道的“5W+1H”的基础上，建设性新闻实践加入“现在怎样”（what how）这一元素，区别于调查性报道追溯过去发生了什么，其多从当下的形势来预判未来发展趋势。三是为多元声音提供空间。其力求在报道中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旨在调和事件双方之间的冲突。四是赋权于公众，通过多方互动与对话充分了解民意，其力图寻求共识与解决方案。五是其要在新闻报道中提供与事件相关的背景和语境，且尽量翔实。六是注重公众参与和协同。其吸纳“公民新闻”的理念，实现对公共领域和对社会共识的维护。
综上可知，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挖掘出问题可能的解决路径是建设性新闻最主要的特征。通过吸纳“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的相关理念，建设性新闻力求推动新闻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参与社会发展进程，鼓励新闻从业者秉持“如何推动社会变好”的思路进行报道，将新闻的合法性从单纯呈现和对现实的批判转向推动人类进步和发展。
但建设性新闻理念也应随着语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模式。还应该注意的是，目前，人们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依旧存在概念界定模糊、范畴认识不清的问题。同时，如何将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准则和传播规则更好地融入记者的采访实践中去，建立更加本土化和适应中国新闻语境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理念，进一步发挥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建设性新闻的舆论引导功能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新兴通信技术产品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进入公共传播时代，人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媒体”，成为大众传播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发声渠道的拓宽也带来了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传播技术的低门槛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传播的状况，公众不仅作为信息的消费者，也是多数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另一方面，人人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容易导致信息冗余、信息质量下降以及虚假新闻的存在。观点泛濫易产生情绪先行和真相滞后的情况。在后真相时代，如何重新定义新闻，重构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格局，是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挑战。
具体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将此次由疫情引发的信息危机命名为“信息疫情”（infodemic），即“各种信息真假不一，从而导致人们无法找到可靠的信息来源与权威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2]。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信息畅通时代，疫情初期其所引发的信息危机，增加了公众认知失衡风险，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值得人们反思。
建设性新闻则为新闻报道摆脱疫情中的信息传播困境提供了新思路，这一报道理念的出现也是新闻业对新环境的回应和适应。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完成从观望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以“平衡”的报道理念，在遵循客观性准则的基础上，其用探索建设性解决方案的实践路径，有效引导了舆论场的对话秩序，突破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其强调媒体也可以“有态度”的建设性理念，成为疫情期间众多媒体进行建设性与参与性实践的理论依托。媒体利用陈述事实与解决问题的报道进行舆论引导，是对突发事件中两极分化舆论场秩序的及时纠偏，也是对公众进行理性对话的有效引导。 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的舆论引导实践
建设性新闻的基本假设应该是在每位受众都有能力提供新闻的同时，专业媒体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从告知新闻事件重点转到帮助解决问题，形成更多的解决方案，并且应该组织各方力量一起采取行动，如此才是媒体在全民传播时代继续存在的价值，新闻业才可以造福社会[3]。在疫情期间众多媒体的报道中，《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实践值得学界与业界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利用多个媒体平台发布的多种形态及不同主题的报道产品，准确感知了疫情事态进展和受众需求，在及时提供有用信息的同时，充分引导了受众对各类社会议题的正向探讨，所体现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可为其他媒体提供借鉴。
（一）预警与沟通：拉响疫情警报，回应受众需求
疫情初期，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处于模糊阶段，对疫情情况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信息渴求。基于此，《三联生活周刊》积极调动所有可用的记者力量，发挥记者的采访能力，从三甲医院、二级定点医院以及患者等不同角度充分了解疫情状况，连续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武汉一线医生口述：疫情或将大爆发》《肺炎重症病人一床难求》的文章，让社会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疫情之下醫院内的真实现状和存在问题，也让受众充分认识到了疫情发展程度，为后续医院病床等资源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助力。
与此同时，《三联生活周刊》敏锐感知大众在突发事件中的担忧情绪和有可能引起的心理恐慌，在传递有关信息的同时，其以“参与者”身份帮助大众建立了理性认知。如其开展“三联在行动”的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媒体在资源匹配方面的优势，使医疗物资及时匹配捐献者和需求者的信息。同时，《三联生活周刊》也将相关报道及时呈现在微博平台上，与微博读者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将微博读者留言与评论作为信息来源之一，并分配记者进行跟进与核实。
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强调媒体的积极参与，在尽可能提供翔实事件背景的前提下，形成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并提供多元声音。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及时发出信息预警，与受众进行有效沟通，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报道理念。
（二）引导与解读：聚焦主要议题，提供解决方案
关于疫情，在媒体充分拉响警报之后，《三联生活周刊》关注到疫情所引起的社会公众关切的重要问题，其相继发出了《口罩产能全球过半，为何还是“一罩难求”？》《疫情升级为突发卫生事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武汉医疗物资之困：我们能做什么？》《试剂盒困局：为何确诊这么难？》等文章，并在其微信公众号上保持每日3—4篇疫情报道的发稿率。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主要扮演的是发现问题和解析问题的角色，对公众的关注问题、医院物资紧缺问题等都进行了及时地反映，其呈现事实的同时，也理清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也非常关注疫情中的个体，报道了疫情期间病人、医护人员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合理诉求。如其报道了《我守护在武汉金银潭的重症病房》《武汉一线护士长：“我儿子才7岁，妈妈给他做个榜样”》等内容，通过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以及感性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一个个平凡个体为抗疫所做的努力与牺牲，彰显“小人物”的伟大。同样，《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也体现了建设性新闻“赋权于民众”，倾听多元声音，避免二元对立话语冲突的理念，其报道立足于不同人物与官方、专家的对话和互动，积极在这之间达成共识，以寻求解决方案，避免既有冲突的进一步扩大。
（三）反思与守望：总结抗疫经验，关注复工复产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复工复产问题被提上日程。《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及时跟进，总结了抗疫经验，探讨了疫情期间我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真实地叙述很多行业陷入减速甚至停摆的困境，并提出有序控制大规模人员流动、防止疾病传播的有效策略。如其相继发布《复工复产，我们的另一个战场》《中小企业的复工之路》《返沪“囧途”》《北京防控，体系与细节》等文章。同时，《三联生活周刊》还关注疫情期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疫情期间，雾霾因何而起》这一文章中提到在外出减少、企业停产的当下，依旧出现重度雾霾的问题，并对雾霾防治方向是否需要调整进行了思考。《三联生活周刊》也在报道中传达了公众要学会与疫情相处的主题，当面对经济运行疲软、公众生活节奏被打乱的状况，疫情期间如何对公众进行心理疏导，让公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可能长期存在的这一事实等内容，建设性新闻成为《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的焦点。
疫情期间，《三联生活周刊》在践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之下，其新闻报道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在对公众心理进行疏导的同时，其更关注到疫情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被其他媒体所忽略的环境问题。《三联生活周刊》以其务实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为其他媒体有关疫情的报道提供了新议题和新思路，也让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实践凸显了其舆论引导的功能，备受公众和其他媒体关注，为我国新闻业秩序的重构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结语
疫情期间，新闻媒体在类似突发事件中所诠释的角色，从来都应该是最及时与最可靠的，而同时其所存在的信息报道的不足，以及也可能会产生事实报道及引导的不平衡，这些都应该成为新闻业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所应该关切和改进的问题，并引以为鉴。
文章对建设性新闻这一报道方式进行追根溯源，在结合其核心理念的基础上，以《三联生活周刊》为例，从预警与沟通、引导与解读、反思与守望三个方面，分析这一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实践及其建设性新闻所起到的舆论引导作用，进而讨论建设性新闻在我国新闻媒体实践中应该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在疫情期间体现了其该有的媒体责任和担当，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发挥重要舆论引导作用。
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新闻的建设性。目前来看，建设性新闻在国内外媒体中的运用还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但通过《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实践，建设性新闻所体现的舆论引导作用得到很好的凸显。新媒体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业？这是很多学者一直在积极思考的问题。技术的迭代为媒体可供性的实现提供更多可能，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天秤不应该倾斜于前者，以理性积极的姿态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把握好媒体公共性的价值属性，在此基础上探索可操作性的切入点和分析框架的报道理念，是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同时，建设性新闻也是新闻行业健康发展，重构新闻业发展蓝图，进一步重塑新闻业与社群、个体之间关系的有效探索。
[参考文献]
[1]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09）：32-39，82.
[2]高慧敏.疫情信息传播中建设性新闻的可行性论证[J].当代传播，2020（03）：42-45，57.
[3]唐绪军.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新闻的建设性[J].当代传播，2020（02）：1.